重新思考城市:“城市研究”的概念、方法与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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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主义是一种生活方式。” 1938年,路易斯·沃斯(Louis Wirth)在做出如此论断时大概不会想到,时隔近一个世纪之后,他的声音依然飘荡在很多城市的上空,不断告诉人们要通过城市规模、城市密度和城市的异质性来把握城市带来的崭新的生活体验和社会状态。当然,在不同的语境中,人们对待城市规模和城市密度的态度迥异:有些地方在礼赞这些城市要素,另一些地方则开始摆脱它们,力图以一种降低密度和控制规模的姿态打造别样的城市景象。

但是,无论语境和姿态如何不同,城市始终镶嵌于经济全球化进程和民族-国家政治叙事的中心环节,不仅有力地主宰着特定的经济结构,也紧密关联着不同版本的现代性想象。在诸如“全球城市”和“一线城市”这样的话语层出不穷之际,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乃至人生际遇也越来越裹挟在针对城市的话语和政策体系之中。有的人因此“逃离北上广”,有的人成为纷至沓来的“抢人大战”的目标,还有一些则瞄准了作为潜力股的“新一线城市”,在成都、杭州或合肥这样的地方开启自己的事业与生活。当将近三分之二的中国人落脚于城市之中时,我们又猛然发现曾经的“乡愁”开始变得模糊,而“回不去的故乡”成了我们新的乡愁。

面对这一巨变的城市图景和一系列与之关联的社会变迁进程,人们对城市议题的兴趣也与日俱增。除了建筑学与城市规划,还有诸多学科涉足其中,共同为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些城市现象贡献自己的力量。比如,城市地理学的研究为我们揭示了城市空间结构的变迁过程和机制,城市社会学则深入探讨了城市化的一系列关键时刻如何嵌入又再造了绵延的社会结构和互动关系,城市政治学开始思考这样的巨变在权力关系和治理机制等方面的投影,而城市经济学延续对集聚经济的关切,跨越时空呼应着沃斯有关城市规模和密度的讨论。

所有这些学科都有力地增进了我们对变迁中的城市空间与社会的认识,但也面临着一系列共性的问题。首先,这些学科都有着自己各自的知识背景和学科传统,它们对待城市议题的方式首先需要服从于既定的学科范式。因此,这里生成的很多针对城市现象的讨论常有一种把城市视为背景、对象或容器——而非主体和主题——的倾向。同时,不同学科脉络的讨论常有不同的侧重点,它们也许偶有交错和对话,但并不总能共同推进对多维度城市现象的共时性探讨,这让我们难以从统合的视角去把握城市变迁的多重面向。不仅如此,这些学科的很多讨论还在本体论层面缺失了一个关键的反思环节:当我们谈论“城市”时,到底在关切什么?在不少现有探索中,论者常常不假思索地接受“城市”的行政区划设定,简单地把区划边界作为城市的边界,而忽视了跨越边界的城市过程和多样的城乡关联。

有鉴于此,我们需要更加深入地把握其他可能有助于我们理解城市和城市生活的思想与理论资源。在社会科学众多细分领域中,城市研究(Urban Studies)是一个重要的门类,其与上述各专门学科都有着紧密的联系,并在博采众长的同时又对自身的问题意识和研究路径有着清晰的界定。面对不断演化的城市现象,城市研究者也在积极探索新的理论和认识论工具,以期真正将城市本身作为研究的主题,更加深入和批判性地探询城市过程自身内蕴的脉络、谱系与逻辑。本文立足于对近年来学科演化轨迹的梳理,从城市研究的本体论、认识论和理论脉络三个维度切入,邀请读者通过如下三个问题重新思考当下的城市经验:到底何谓“城市”?我们如何才能把握多重的城市经验?城市空间变迁背后的逻辑又当如何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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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城市”?城市研究的本体论反思

城市是一个动态的时空与社会过程,而非静态的有界空间。大卫·哈维对这个观点的论证主要立足于他发展了的辩证法框架(Harvey, 1996)。在他看来,现实中的过程比其产物更为重要。在我们的观察中,任何产物都只是演进过程中的一个横截面、恒存(permanence)或者瞬间,这个过程本身是永无止息的。如果把这个产物(比如某个特定节点的城市景象)当成一个静态的、一成不变的实体,那么就会忽略绵延和变迁的过程本身,并因此与真实的城市状况和城市进程失之交臂。对此,亨利·列斐伏尔也做了非常有洞见的论述。在《城市革命》(The Urban Revolution)一书中,他区分了 city 和 urban,用前者来表征诸多专门化的学科作为对象进行论述的固定和有边界的实体(“城市聚落”),而用后者来提醒我们当下正在全球尺度上演化的城市进程(“城市社会”)。换言之,列斐伏尔所界定的“城市”(urban)是无边、弥漫和全球性的过程,是充分承载了当下具有宰制性社会关系的时空景观,也是我们理解全球和全局性变迁的最重要的切入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城市是一个纯形式(pure form),一个促成了相遇、集合和共时性的地方。这个形式没有任何特定的内容,但却是吸引力和生活的中心。它是一个抽象物,但不是形而上意义的抽象,而是一个具体的抽象——它的样子是由与之关联的社会实践加以塑造的。(Lefebvre, 2003: 118-119)

因应列斐伏尔的这一分析视角,城市研究者不断推进在城市本体论层面所做的探索,力图更好地把握城市这个“具体的抽象”。在对巴西圣保罗一处临时性的居所开展的分析中,柯林·麦克法兰(Colin McFarlane)注意到,我们要更加关注类似这样的城市元素是如何从“日常生活之海”中逐步构建起来的。(McFarlane, 2011a)在他看来,城市在本体论的意义上可以被视为一种不断进行的“聚集”(gathering)过程——正是在收集、合成、排列和再利用的微观实践中,我们方能切实把握城市空间内蕴的过程性、关系性和生成性(becoming)。这样的分析进而邀请我们去探索如何能够从德勒兹意义上的“组合”(assemblage)视角重新理解城市。在麦克法兰的论述中,组合视角既是一种思考的路径,也清晰地表征着城市进程的内在属性,因为它在时间性的维度关联着城市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它能有助于我们理解如下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多种零碎的事物为什么以及如何累积在一起,并使特定形式的城市主义成为现实?

透过组合视角,我们不仅能充分把握差异、多元和不平等的城市主义得以生成的具体语境、过程和机制,而且可以进一步探索城市进程中社会要素与物质元素的相互作用机制,重塑城市研究中对能动性和批判的构想方式,并为更具寰宇性的别样的城市想象奠定基础。(McFarlane, 2011b)当然,在批判城市研究的视野之下,组合视角对物的能动性的关注需要与“更广泛的整体性”(尤其是政治经济结构等“语境之语境”)衔接起来,以更好地剖析城市空间变迁过程中嵌入的社会力量及其演进动态 。在这个意义上,虽然德勒兹在针对组合的论述中主要聚焦流动性、不可预测性和物质本身内蕴的活力,但是城市研究中对组合视角的调用更为关注这些纷繁的物质对象如何能够有助于界定我们思考城市问题的语境,从而推进对这些问题的理解与解决。

在诸多亟需理解的城市语境中,来自边缘的声音日益占据中心位置。在当下常见的解读中,城市边缘(比如城乡结合部或“城中村”)常常被视为“尚未(足够)城市化”的地方,或被贴上“脏乱差”的标签——并因此成为被整顿和改造的对象——最终目的则是促成这样的地方实现所谓“全面城市化”。但从本体论的维度来看,城市边缘的意义远不止于城市空间外扩的前沿地带这么简单,它们在形态上也许是外在于常见的城市想象的“他者”,内里却蕴含着成为城市(the city yet to come)的过程本身。

围绕着内与外交织的辩证法,我们得以在这种边缘化的城市性中更加鲜明地窥见形塑城市空间、城市社会与城市进程的诸多力量与机制。只是,对于城市边缘的学术探讨常常被一种霸权性的学术话语所笼罩:过往的一系列文献都倾向于用植根于英美城市经验的“郊区”(suburb)来命名全球各地彼此迥异的城市边缘,而无视这些不同的边缘在本地语言中的称谓所呈现出来的丰富的历史和地理语境。(Zhao, 2020)北京的城乡结合部、珠三角城市的城中村、印尼爪哇岛的desakota、巴西的favela,以及遍布全球南方国家的所谓slums ,这些不同的词汇表征着差异化的城市经验,也在提醒我们进一步探询语言中所蕴含的城市本体论议题,而这方面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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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认识论:如何把握多重城市经验?

认识论的主要关切是如何确认特定的知识为“真”,因此对于各个学科来说都是构建自身知识体系的重要基础。过去20年间,城市研究在认识论方面的一个重要进展是比较城市主义(comparative urbanism)的兴起。在后殖民主义等相关理论资源的启发下,城市研究开始反思既有理论图景在地理维度的缺陷——欧美中心主义,并逐步把其他地方的经验观察纳入知识体系构建的过程之中,力图借助比较研究等方式更好地把握多重城市经验。这一文献脉络摆脱了用一小撮英美城市构建起来的大量所谓“城市理论”,把目光聚焦在传统理论无暇关照、甚至在地图上隐身的“寻常城市”(ordinary cities)身上。虽然这些寻常城市汇聚了全球南方的多数城市人口,但在传统的城市知识体系中却缺乏话语权,不得不削足适履地屈从于来自纽约、伦敦、芝加哥或洛杉矶发出的“理论”声音——比如文章开头提到的沃斯。

在发表于2002年的一篇开创性论文中,詹妮弗·鲁宾逊(Jennifer Robinson)明确为这些寻常城市发声,呼吁那些沉溺于所谓“世界城市”(world cities)或“全球城市”话语的人们拓宽视野,去直面这个充满了(寻常)城市的世界(a world of cities)。随后,她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理论框架,并在2006年出版的《寻常城市》一书中系统总结了自己的核心关切:

我将着重关注针对城市生活的比较研究可能为构造这些别样的城市研究策略带来何种新的潜力。在这一探索过程中,真正重要的是去探寻处理不同城市之差异的有效路径,而非简单地把一些城市贴上“现代性”的标签,而把其他城市留在所谓“传统”的境地。同理,我们也不应当直接把其中一些视为更加“发达”的城市,并将它们放置在城市序列的更高等级之中。与这些惯常的思路相反,后殖民城市研究的路径要求我们勉力探索从看似迥异的城市生活和城市经验中互相学习的潜力。(Robinson, 2006: 41)

比较城市研究的路径摆脱了线性和目的论的时间观,深入反思了这类观点背后隐藏的殖民式和新帝国式的权力关系,超越了传统-现代二元论,采用一种更加寰宇主义的视角,把不同国家、地方和城市的迥异经验放置于研究图景之中。在具体的比较研究实践中,我们一方面可以通过溯源(genetic)的方式追踪特定的城市结果是如何涌现的,又关联着其他何种现象和过程;另一方面也可以采用生成(generative)的路径,把不同案例内蕴的奇异性(singularities)纳入对话之中,通过比较来识别关联,并获得构建新的理论的契机。(Robinson, 2022)但无论采用何种策略,都需要遵循差异性、关联性和可修订性的原则,拒绝简单套用任何宣称具有“普适性”的理论。

面对比较城市主义的挑战,那些依然秉持欧美中心主义的城市“理论”的拥趸们也开始了他们的反击。以艾伦·斯科特(Allen Scott)和迈克尔·斯托珀尔(Michael Storper)为代表的一众学者声称,“这些浮在表面的经验性的差异,不过是普适理论在不同地方的变种而已,不能简单地通过差异来反驳理论本身的正当性”。(Scott & Storper, 2015)在他们看来,城市研究应当聚焦所有城市的共性、普遍规律和内在逻辑,否则讨论将既不清晰也不合法。更具体地看,他们认为古往今来的城市发展都受到两个定律的主宰:第一,经济集聚是城市化和城市发展最根本的黏合剂;第二,集聚的空间表征是特定的城市土地联结机制(urban land nexus),以尽量同时满足所有经济参与者对邻近性的偏好和对负外部性的区位的规避。这样的观点并非孤例,在其他城市经济学家的写作中也常常得到呼应和支持,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当属爱德华·格莱泽(Edward Glaeser)所著《城市的胜利》。

安娜亚·罗伊(Ananya Roy)在回应文章中对此做了非常精准和犀利的反驳。(Roy, 2016)她回忆起自己曾经如何力图借助上述分析视角去重新理解家乡加尔各答,最终却发现既没有办法在那里的贫民窟里面找到“集聚经济”的痕迹,也没有办法在土地产权属性并不明晰的地方去识别一个加尔各答版本的城市土地联结机制。相反,加尔各答的城市生活和城市进程密集地镶嵌在各种类型的非正规经济、就业和聚落之中。如果说城市经济学家意图维护的理论是一种“世界文学”,那么我们面临的挑战就是如何去处理真实存在的社会、经济、空间特征与宣称具有普适性的“世界文学”之间的张力。而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剖析这种视角背后存在的认识论预设:倾向于把不同地方的历史差异矮化为经验变异,同时把全球性的现象等价于所谓“普适性”。在罗伊看来,隐身于这些预设背后的是一套理论的自负,它植根于欧洲中心主义、经济学帝国主义和空间原教旨主义,认为只有特定的城市经验才能生成理论,宣称城市发展必须仰仗城市经济的增长,同时用本质主义的视角简单化理解空间现象。

比较城市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把历史和地理差异放置在前台,去认真地理解每一个城市与地方,关心它们本地的历史和地理状况,从而借助新的观察和比较去构造别样的理论可能性。当然,关注在地状况和时空差异并不代表着对理论的拒斥,这也是城市政治经济等领域的研究者对比较城市主义的常见误解。杰米·派克(Jamie Peck)就曾评述道,有一些比较城市研究变成了“仅仅在表面发现差异的研究”,虽然促成了对既定理论的反思,却无法进一步在理论层面提出替代性方案。(Peck, 2015)尤其是,当我们面对诸多超越了国家和城市边界的进程与力量时,如何把握这些流动又彼此关联的过程和图景?但事实上,比较城市主义并没有忽视这些过程和图景。相反,这一文献脉络十分关注把具有差异性的案例放置在关联的图景里面,从而通过对一个或若干案例的剖析去揭示上述流动和关联着的城市进程。在最近的一系列讨论中,越来越多的学者逐渐意识到,要从比较研究的视角实现城市理论的重构,需要我们超越和扩容既有的城市语汇,因为常用词语常常局限着理论的表述方式和分析视角,无法满足我们从迥异的城市经验中互相学习的要求。语言由此亦构成城市研究认识论的一个分析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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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转型的政治经济分析

在城市研究领域,政治经济批判是最有影响力的理论分析路径之一。在20世纪60至70年代,哈维和列斐伏尔等批判城市学者开始关注城市空间与资本积累之间日益密切的关联。他们分别借助资本循环和空间生产等分析框架,力图把握这一关联的内在机制与逻辑。在他们看来,城市之所以会发生剧烈的空间转型,是因为资本积累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当资本在传统工业部门遇到过度积累时,它们便不再把重心放在对特定商品的生产上,而是移向对城市空间和建成环境的生产,这就是从初始循环(primary circuit)转向辅助循环(secondary circuit)的过程。

与这一变化相伴而生的是另外一重政治经济结构的转型:新自由主义的兴起。随着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的爆发和随后漫长的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二战后西方国家广泛实施的福利制度难以为继,不得不开始探索替代性的制度方案。之后,撒切尔夫人和里根上台,英国和美国不约而同地把市场交换的伦理信念设定为一种新的常识,认为稳固的私有产权和自由市场才能增进人类的幸福,国家只需创造和维持与之相适应的制度框架,并通过大规模私有化、减税、削减福利开支和放松管制等方式加以实践。这一新的政治经济安排也彻底改写了城市的空间和社会面貌。随着相关实践的推进,尤其是哈维称之为“城市企业主义”(Harvey, 1989)的诸种策略被广泛推行,作为外部强制力的城市间竞争不断强化,城市空间的奇观化和城市政策的投机性也逐渐蔓延开来。在各种滨水空间开发、城市更新案例以及通过公私合营(PPP)推动的城市基础设施项目中,城市逐渐通过“士绅化”等机制被打造成上述辅助循环的有效场所,居于其间的普通人则不得不忍受高涨的房价、社会的极化、居住的分隔乃至强制迁移。(Lees, et al., 2016)

新自由主义的思维和举措随着相关国际机构不断宣扬的“最佳实践”而流转到世界各地,成为具有深远影响力的城市制度框架。但是,这种全球性现象并不能直接等同于一种普适性的分析视角,因为作为动态治理技术的新自由主义必须与其他相关的制度安排 “共栖”,这受制于各地不同的历史和地理状况,所以其遍在性是复杂和异质的。(Ong, 2006)比如,在中国过去40余年的城市巨变中,城市空间转型的政治经济机制可以理解为一种国家主导的、基于土地的和城市导向的资本积累过程,国家始终在扮演关键性的角色,并保持着一种中心性的位置,这与上述英美城市经验截然不同。当然,这种总体性的差异并不妨碍特定的城市企业主义元素在我们周遭落地。在城市之间针对资源、资本的零和博弈中,在不断升级和奇观化的城市建成环境里,在走向临时化和碎片化的经济与产业结构中,我们都能识别出相应的政治经济安排的影子。

城市政治经济分析并不总是宏大叙事,我们同样可以借助其透视城市变迁与转型的微观案例。比如,位于城市边缘地带的各种各样的村落在过去十数年间快速消失,让位于不断涌现的新的城市形态——高密度住宅区、商业综合体、轨道交通等基础设施等。如果我们深入这些村落内部,去了解正在发生的社会-空间巨变的细节,就会意识到这些村民不能被简单地贴上“拆二代”或“钉子户”的标签,也不能被简化为一夜暴富的城市化大赢家。他们自然有着自己的关切、诉求和地方感,但是在城市到来的时刻,他们也确实没有别的选择。如果我们把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与宏大的城市化进程对照起来看,会发现通过政府提出的安置方案融入城市生活方式是他们唯一的出路。在这个意义上,城市主义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且是他们唯一的生活方式,沃斯的话只对了一半。这样的局面镶嵌在了以上讨论的国家主导的、基于土地和城市导向的政治经济结构之中,因此可以构成我们进一步思考的起点:比起生活方式,“城市主义”是否更应当被视为一种特定类型的国家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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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城市研究的本体论设定、认识论框架和理论路径都是多元和充满辩论的领域,但这些纷繁的声音在共同提醒着我们:城市议题自身总是充满了复杂性,不能简单地遵从同一个理论、同样的原理或同一种声音。当我们再度审视类似“何谓城市”这样的问题时,不妨尝试与列斐伏尔或麦克法兰的视角做进一步对话:如果我们把城市视作一种动态变迁过程中的“具体的抽象物”,如果我们采用了组合的分析路径,是否以及如何能够更好地界定和理解我们所关注的城市进程?在这样的尝试中,我们还需要牢记比较城市主义的提醒,把目光更多地投向本地和历史的境况,而非来自特定城市的特定理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握在迥异的城市生活和城市经验中互相学习的潜力,一方面发出“寻常城市”的声音,另一方面拓展城市研究的可能性。与此同时,我们的研究还必须密切关注城市变迁内蕴的不平衡的权力关系和利益格局,充分注视其中牵连着的普通人及其日常生活,思考对于他们来说更为合理和公平的城市进程会是什么样子,又能如何得到推进。对城市变迁之逻辑的理解,和对城市公平与正义的追寻,都应当是城市研究的题中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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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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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P RGS-IBG 2023: Comparative moments in urban research: Building methodology from now and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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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ow is a call for papers for the RGS-IBG Annual Conference in London, August 29th – September 1st, 2023. We look forward to hearing from you if you’d be interested in engaging with discussions on this topic!

Comparative moments in urban research: Building methodology from now and here

Organisers: Julie Ren (University of Zurich) and Yimin Zhao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 University of Zurich)

Ongoing debates on comparative urbanism have continued to grapple with the multiplicity of both experiences and conceptualisations (Robinson, 2022; Roy, 2016; cf. Rudolph and Storper, 2023). For the sake of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there is a necessity to move beyond “case-study singularity” (Peck, 2015) or reductive exceptionalism (Ren, 2021). Recognising the individual character of the urban while also embracing a dialogical theory-culture, requires better specifying the now and here when we are engaging with the project of “thinking cities through elsewhere.” Instead of seeing our field sites as spatial containers for social research, we explore the possibility of taking these sites as “moments” that are shaped by flows, processes, things and encounters at global, local and bodily levels (Appadurai, 1988; Gupta and Ferguson, 1997; Haraway, 1991; Massey, 2005; Smith and Katz, 1993; Zhao, 2017). To what extent can such moments reshape the way scholars approach comparative urban research?

For instance, research conducted in languages different than the language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evoke questions about the nature of flows and encounters as it pertains to translation. The stability of language connected to place offers a vantage point from which to ask whether research is translatable to each other (Apter 2013; Jazeel 2019; Zhao 2020). Whether or not this is immediately the case, is it possible to pave the way for such translations, to encourage linguistic hospitalities or to learn from translation “failures” to better frame a now and here that would be open to dialogue? Indeed, more explicitly considering the significance of positionality, partial perspectives and situated knowledges may prove indispensable for analyses of both now and here and elsewhere, at the heart of a more global urban studies.

Following Jenny Robinson’s (2022: 6) call for “building methodology from the spatiality of the urban,” we invite theoretical, methodological and empirical reflections on comparative moments in urban research. We seek papers that offer approaches researching different places, especially approaches that work with the translation of “theory built elsewhere” (Bhan, 2019: 641) and that participate in generative naming processes of “other” urban spatialities (Zhao 2020). How do researchers grapple with perennial issues of context, history and language anew? How shall we further interrogate the grounds for site selection as it pertains to both places and the revisability of concepts? How might these justifications in turn shed new light on the issue of translatability and commensurability?

If you are interested to engage with these questions, please send abstracts (max. 250 words) with name, email, affiliation by 1 March 2023 to both Julie Ren (julie.ren@uzh.ch) and Yimin Zhao (yimin.zhao@geo.uzh.ch).

References

Appadurai, A. (1988). “Introduction: Place and Voice in Anthropological Theory.” Cultural Anthropology 3(1): 16–20.

Apter, E. (2013). Against World Literature: On the Politics of Untranslatability.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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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pta, A., & Ferguson, J. (Eds.). (1997). Anthropological locations: Boundaries and grounds of a field scienc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Haraway, D. (1991). Situated Knowledges: 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 and the privilege of partial perspective. In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pp. 183-201). New York: Routledge.

Jazeel, T. (2019). Singularity. A manifesto for incomparable geographies. Singapore Journal of Tropical Geography, 40(1), 5-21.

Massey, D. (2005). For space. London: Sage.

Peck, J. (2015). Cities beyond compare? Regional Studies, 49(1), 160-182.

Randolph, G. F., & Storper, M. (2023). Is urbanisation in the Global South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Comparative global urban analysis for the 21st century. Urban Studies, 60(1),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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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y, A. (2016). Who’s afraid of postcolonial theo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40(1), 200-209.

Smith, N., & Katz, C. (1993). Grounding metaphor: Towards a spatialized politics. In M. Keith & S. Pile (Eds.), Place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pp. 66-81).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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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公园相遇?我们如何在公共空间中体认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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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2022年4至5月,泰康空间举办了以“空间:具身性与公共性”为主题的三场论坛,围绕具身性的存在与公共性的渴望两条线索,邀请参与者从建筑、社会、艺术等角度来分享各自对房间、疾病和广场等空间形态的多维度思考。本文根据作者于第三场论坛上的发言记录整理而成。


空间性:重思“公共空间”

社会科学研究经常会把公共空间和公共领域做等价替换,以下几个词常常交替出现:比如 “public realm”、“public sphere”,以及 “public space”。阿伦特在《人的境况》里提醒道:当我们讨论广场(agora),以一种公共性的切入点去思考广场问题的时候,我们真正关切的并不是广场自身这种物质空间的表征,而是在它之上承载着的那些人类的集体行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的过程。换句话说,让广场得以成为广场的,是寄居于其间的那种政治的呈现。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去把广场的印象本身视作是公共空间,可能在逻辑上就会有一种断裂。

哈贝马斯讨论公共领域常用的是“public sphere”。他关心的重点是我们如何能够让一群持有不同意见的人,通过理性的辩论达成共识。所以在这样的公共领域的论述之中,居于中心地位的,不是某个特定的场所或者空间的物质形态,而是这个交流和达成共识的过程。居于公共领域中心性的是交流,这是他最重要的一个提醒。所以在他关于这些交流的中心性、关于理性辩论的写作里边,咖啡馆就成了一个很重要的意象,因为咖啡馆表征着的就是持有不同观点的人们,在里边闲聊的地方——这就是能够观察到理性辩论的最直观的场所。

Café in Paris. Source: http://www.gafei.com

在地理学家Kurt Iveson看来,在这些常见的关于公共空间的讨论中,我们的进入路径是一种地形化的、地形学的(topographical)视角:当我们讨论到公共空间的时候,脑海中立刻冒出来的那些像街道、广场、公园这样的意象,它们像一个个静态的容器,我们通过去观察、剖析这样的容器,来考察在这个容器里面所发生的行动,以及通过这样的行动所生成、所塑造的各种行动者。

但Iveson提醒我们,地形学的视角容易把公共空间之公共性的三个维度混淆在一起:即我们讨论的是行动得以可能空间的语境,还是行动本身,还是行动者自身的主体性?这是地形学的视角可能会有的一个短板,因此他建议我们尝试使用一个更加过程性的视角来把握公共空间的可能性。

如果我们接续阿伦特的对公共领域的界定,把政治呈现视作是公共领域的公共性的本质,那我们就需要在一个过程性的分析框架里边去关注政治呈现空间的过程,关注在这样的政治呈现的过程背后,所凝结着的各种各样物质的结构,所纠缠着的各种各样的多重位置本身。比如说阿伦特自己在讨论希腊人出征海外的时候,她提了一句话叫:“Wherever you go, you will be a polis”(不管你去哪里,你们这群人就成了一个城邦)。这就是这种政治呈现的一个空间过程。他们的城邦不需要非得跟雅典的广场建立起物质、物理意义上的关系,它是一个过程性的存在。

在更深入地探讨这样政治呈现的空间过程的时候,还有必要再增加一个差异化的维度。当我们去关注政治呈现背后的各种物质结构和多重的位置,当我们不断探索这种多重性和它们的交缠交织,归根结底是因为它们引申着、关联着各种各样的差异。当我们在公共空间进行观察、讨论,我们其实首先能够感知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不同的行动主体之间的差异。而公共空间的动态变迁,之所以让人觉得它很有活力,正在于它很多时候能够让不同主体之间的差异得到磋商和共存,能够让不同主体之间的差异在这里边形成对话的可能。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我们就需要在公共领域的空间性的讨论中,摆脱地形学的限制,更加关注过程、关注差异。法国哲学家让-吕克·南希曾经说过:“我们”这个概念,其实就是在不同的主体跟陌生人在公共空间里边相遇、与他们共存的时候才可能出现的一个概念。“我们”这个概念得以出现有两个前提,一个前提是发现了差异——别人跟我不一样,另外一个前提是体认这种差异是可以共存的,这样才会从“我”变成“我们”。

所以在他的这种分析进路里边,“我们”这个词应该被视为一种发生学的概念(happening),这种发生学的本质是对他者的包容,是让各种各样的异质主体、异质元素聚拢在一起。所以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接受他的这个观点的话,可以说公共空间是让“我们”这个概念得以成立、让社会得以成立的前提。只有在公共空间里边,这些差异才能进行磋商,“我们”才能形成。

与南希的这种对“我们”、对主体性的界定形成呼应的,是列斐伏尔对城市的界定。列斐伏尔在《城市革命》里面做了一个很著名的区分:“the city” 和 “the urban” 这两个词是不同的。“city” 是我们惯常理解的那种像空间容器一般存在的那种东西,它是有界的实体,是城市规划师、建筑师、城市设计者们每天工作的对象。但 “the urban” 不一样,它是一个不断变化着的过程。因为它的这种变动不居的特点,在列斐伏尔非常理论化和浪漫的笔触里边,他最终把城市 “the urban” 视作了一个纯的形式。

这样的纯的形式里边,并不包含任何特定的内容,但却同时包含了所有内容。因为它促成了相遇,促成了集合,促成了共时性。在这样的相遇、集合和共时性的可能性不断得到放大时,它便构成了我们所有人日常生活中的新领域的中心,所以 “the urban” 是一个抽象(abstraction),但它又是一个具体的抽象(concrete abstraction),因为它的形式具体在每一个历史的瞬间以什么样的方式展现出来,取决于在那个历史瞬间生活着的人们彼此是如何互动的。他们的行为、他们的互动,造就了每一个历史瞬间城市的外在表现。

日常性:北京的城乡结合部

我们可以在北京找到很好的例子。最近这几年,北京给人一种特别不欢迎人的感觉,但在上一次奥运会前的那些年则与之相反。当北京的大街小巷都在唱遍那首《北京欢迎你》的时候,它所体现的就是一种会在促成相遇、集合和共时性方面发挥很重要效力的这种纯形式的形态。《北京欢迎你》这样的语调,当它变成一种共识的时候,它就真的会让北京变成一个具有包容性的、社会性的地方,能够吸引来自外国、来自外地的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异质性的主体在这里相遇,遵循着他们各自不同的日常生活的节律,同时又按照自己在新的空间、新的时间里面相遇的需求,去改变和调和他们彼此的差异。

如果我们再进一步的去细化,对这种持有开放和包容心态的北京做分析的话,城乡结合部是一个比老城区更合适的切入点。因为那些聚拢在北京的异质的主体,他们大部分人落脚的地方往往在结合部,而不是在中心地带。

北京的城乡结合部,其实是一个历史的产物。上世纪50年代,北京的规划师开始去构想自己现代意义上的第一版总体规划,这版规划当时深受苏联规划理念的影响。苏联的规划师带来了例如组团式的城市布局形态:我们的城市一方面要足够得大,但是又不能太大,在这种有限的空间格局里面,又需要去安排特定的用来承载工业企业生产的场所和位置。所以北京当时就划定了北到清河,南到大红门,东到定福庄,西到石景山这样一个城市空间的范畴。

在城市中心地区之外,比如清河、酒仙桥、定福庄、南苑、丰台、石景山等地,是当时规划的工业组团。工业组团自然会产生污染,所以就会在市中心地区和工业组团之间规划一个绿化隔离带,也就是图上看到的绿色板块。在1950到1970年代这一时期,绿化隔离带基本上并没有变成真正的绿化隔离带应有的样子(比如伦敦,或者莫斯科郊外的那种场景)。我们的绿化隔离带只是画在了图纸上,现实之中依然是农民在种他们的庄稼,只是我们可能要求在这些绿化隔离带里面的农民尽可能多地去种蔬菜,从而供给城市的需求。这是绿化隔离带在计划经济时代真实的样子——图纸上是绿的,但现实之中是菜地。

但是1980年代之后,随着各种各样的人口管控政策的放宽,大量的外来人口涌向了包括北京在内的各大城市。当这些人涌到北京的时候,他们很快就会发现,自己真正能够便利地、以很低的成本落脚的地方,往往就是在城市乡村之间的这个结合部地带,也就是那张地图中的绿化隔离带地区。因为那里原来的传统农村区域都没有被改变,农民们自己的房子和宅基地都还在,所以他们很容易地就能够从农民手里租到房子。并且绿化隔离带很多涉及到的村庄里其实曾经也安排了大大小小的国有企业,其中一些经营不善,逐渐也开始把厂房转租出去。

所以在上世纪80到90年代,这些村子就出现了所谓的人口倒挂的现象——本地人与外来人口的比例达到了1:10,这是在北京的城乡结合部的村子里边经常看到的现象。在这个转化的空间形态里边,城乡结合部因为非常容易进入以及相对比较松散的管控的特征,变成了一个让各种各样的多元的异质的主体能够聚拢在一起的一个空间。可以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城乡结合部在80年代之后慢慢变成了一种特定性质的公共空间。

因为大量的人口涌入以及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供给不足,很多城乡结合部的建成环境确实开始变得污浊不堪,于是我们耳熟能详的那种污名化的标签——“脏乱差”——就贴到了这么一个个村子上。它立刻给政府的介入提供了一种话语的前提和基础,于是各种各样的现代主义的城市规划的话语就会被调用,这些村子就会被拆迁,然后代之以各种各样的新的建成环境。不管是高密度的公寓楼房,还是低密度的别墅小区,曾经作为公共空间,屹立在这片土地上的那些聚落,那些城乡结合部的村落,消失了。

正是在这样的空间的污名化的过程里面,在这样的政策的大规模的推进的过程之中,公共空间在城乡结合部变成了一种不可能的存在。项飙和张鹂都关注过的浙江村的拆迁,是一个非常著名的瞬间。张鹂在她的《城市里的陌生人》一开篇就跟大家勾勒了一个曾经承载了无限的繁荣的私有经济和生机勃勃的外地人社区,是如何一夜之间被推平、变成遍地狼藉的。再比如在2017、2018年的时候,在北京的疏解整治促提升的政策框架里面,我们同样看到了特定的人群,因为特定的机缘,一夜之间流离失所。

城中村拆迁,来源:赵益民摄,2015年7月

政治性:在公园中相遇?

当我们面对拆迁的故事唏嘘不已的时候,最近这几年同步还会观察到别的一些故事在北京的城乡结合部里发生——各种各样的公园,像雨后春笋一般的崛起了。北京但凡被冠以郊野公园、森林公园或湿地公园的这些地方,基本上都是过去十年间建立起来,或者完善成为公园的形态,比如东小口森林公园、孙河郊野公园、黑桥公园、温榆河公园等。当大家在这样的公园里去跑步或野餐时,我想肯定会油然而生一种感情——一种对新兴的公园和绿色公共空间的欣喜之情,觉得北京这座城市的治理似乎越来越向好,能够给自己的日常生活增添更多亮丽的色彩。

温榆河公园,来源:赵益民摄,2022年4月

某种意义上,你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公共空间的形态,它让人们的相聚变得可能。但是我想追问的一点是,是什么样的人在这里的相聚变得可能?大概是像在座的、能够参与今天讲座的各位,或者是收入很稳定、每周有固定的双休、不用担心被裁员、不用担心朝不保夕——这样的人,这样的主体,才可能会有闲情逸致去这样的公园里享受生活。刚才在2017年的那些流离失所的主体,他们大概率不会出现在这里。

而且更重要的是,在这些公园的背后,其实是一种叫“留白增绿”的政策指引。“增绿”我们都知道是什么意思,那什么是“留白”呢,就是刚刚拆迁的那个过程。“留白增绿”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当我们欣喜地发现越来越多的绿色空间出现的时候,其实意味着曾经作为公共空间,让不同的主体能够共存、能够相遇的那些城乡结合部的村落的消失。这种新的公共空间的可能性,是以那样的公共空间的不可能性为前提的。这就是公共空间的政治性。

如果说公共空间作为一个概念,它的起点是要去不断地审视差异与相遇的可能性,那我的分享是想提醒大家去再多走一步,更好的去把握住公共空间背后,让它同时变得可能以及不可能的东西。公共空间的空间性到底是什么,它的日常性是如何体现在人们日常的交错、相遇和共时性之中,以及最终它的政治性如何在不断被塑造和重塑。这些问题都很重要,我们如果要更好、更全面地审视公共空间的话,就需要抓住类似这样的反思维度。

城市政治的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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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长的三月终于要结束了。这一整个月我几乎没有时间做任何别的事情,所有精力都用在了一门新课的备课和授课上。这门课本身不是新开的课,但是之前讲的话题已经重复了几遍,讲起来已经没有太多兴趣和激情,于是我今年(突发奇想地)完全改变了授课的结构和话题,开始聚焦一些我自己新近开始感兴趣的方向——虽然有趣,但也造就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忙碌。

这门课的名字叫 Urban governance: Global and comparative reflections. 从这个标题大概可以看出两个要点:首先,课程内容需要和城市治理问题挂钩(这一点不是我自己的决定……);其次,我想让这门讨论城市治理问题的课更多一些全球的视角、比较的方法和批判的内涵(在这一点上我大概还有一些发言权)。

遵循这两个要点,我在今年的授课中将视角转向了基础设施的政治这一问题,尝试着从这个角度出发,与有关政治物质性(political materiality)、事物的治理(the government of things)等方面的文献进行对话,并在此基础上回到城市政治讨论的终极关切——社会与空间正义问题上。

课上具体讨论的问题包括(但不限于):我们如何通过重构城市研究的“理论地理”,并由此在认识论层面重新理解“城市治理”一词的内涵?我们如何能在讨论中部署比较城市主义的分析框架,并在面向中国/来自中国的讨论和反思中为此框架做出进一步的贡献?我们如何能与城市研究文献中有关事物的治理和(不)正义的城市化的论述脉络展开新的对话?尤其是,基础设施能如何为我们关于城市政治和城市治理的讨论提供新的视角?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将本课程分为两个部分:在第一讲介绍讨论主题和分析框架之后,第 2至 4 讲着重阐述和评估“事物的治理”问题,重点关注城市基础设施、物质性的政治和城市生态的政治学等议题。在此基础上,第5至6讲将重点转移到了“(不)正义的城市化”,通过与城市权利、政治街道、“人作为基础设施”以及社区治理术等文献进行对话,将有关“事物的治理”的讨论重新放回到城市政治与正义的脉络之中。课程还包括了和期末研讨两个环节,以期促进更进一步的讨论和分享。

下面附上各讲的主题和阅读文献列表,供大家参考,同时也非常欢迎提出建议帮助我进一步修改和完善!


Lecture 1: Introduction – Dislocating urban governance

Key readings:

Lindell, I. (2008). The multiple sites of urban governance: insights from an African city. Urban Studies, 45(9), 1879-1901.

McCann, E. (2017). Governing urbanism: Urban governance studies 1.0, 2.0 and beyond. Urban Studies, 54(2), 312-326.

Wu, F., & Zhang, F. (2022). Rethinking China’s urban governance: The role of the state in neighbourhoods, cities and regions.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DOI: 10.1177/03091325211062171.

Recommended readings:

Lake, R. W. (2017). Big Data, urban governance, and the ontological politics of hyperindividualism. Big Data & Society, 4(1), 2053951716682537.

Lemke, T. (2012). Foucault, governmentality, and critique.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Jessop, B. (1995). The regulation approach, governance and post-Fordism: alternative perspectives on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Economy and Society, 24(3), 307-333.

Robinson, J. (2016). Thinking cities through elsewhere: Comparative tactics for a more global urban studies.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40(1), 3-29.

Swyngedouw, E. (2005). “Governance innovation and the citizen: the Janus face of governance-beyond-the-state.” Urban Studies, 42(11), 1991-2006.

Lecture 2: The material politics of urban infrastructures

Key readings:

Larkin, B. (2013). The politics and poetics of infrastructure.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42, 327-343.

Lieto, L. (2017). How material objects become urban things?. City, 21(5), 568-579.

Recommended readings:

Anand, N., Gupta, A., & Appel, H. (Eds.). (2018). The promise of infrastructure.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Read the Introduction and Chapters 1, 2, 6)

Furlong, K. (2021). Geographies of infrastructure III: Infrastruc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DOI: 10.1177/03091325211033652.

Lemke, T. (2021). The government of things: Foucault and the new materialisms. New York: NYU Press. (Read the Introduction)

McFarlane, C., & Rutherford, J. (2008). Political infrastructures: Governing and experiencing the fabric of the c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32(2), 363-374.

Silver, J. (2014). Incremental infrastructures: Material improvisation and social collaboration across post-colonial Accra. Urban Geography, 35(6), 788-804.

Star, S. L. (1999). The ethnography of infrastructure.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43(3), 377-391.

Lecture 3: Political materialities – Water, electricity, road and waste

Key readings:

Anand, N. (2015). Leaky states: Water audits, ignorance, and the politics of infrastructure. Public Culture, 27(2), 305-330.

Chu, J. Y. (2014). When infrastructures attack: The workings of disrepair in China. American Ethnologist, 41(2), 351-367.

Fredericks, R. (2014). Vital infrastructures of trash in Dakar. Comparative Studies of South Asia, Africa and the Middle East, 34(3), 532-548.

Knox, H. (2017). Affective infrastructures and the political imagination. Public Culture, 29(2), 363-384.

Pilo’, F. (2017). A socio‐technical perspective to the right to the city: Regularizing electricity access in Rio de Janeiro’s Favela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41(3), 396-413.

Recommended readings:

Amin, A. (2014). Lively infrastructure.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31(7-8), 137-161.

Fredericks, R. (2018). Garbarge Citizenship: Vital Infrastructures of Labor in Dakar, Senegal.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Graham, S., & McFarlane, C. (Eds.). (2014). Infrastructural lives: Urban infrastructure in context.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Read the Introduction)

Gupta, A. (2015). An anthropology of electricity from the global south. Cultural Anthropology, 30(4), 555-568.

Harvey, P., & Knox, H. (2015). Roads: An anthropology of infrastructure and expertis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Knowles, C. (2017). Untangling translocal urban textures of trash: plastics and plasticity in Addis Ababa. Social Anthropology, 25(3), 288-300.

McFarlane, C., Silver, J., & Truelove, Y. (2017). Cities within cities: intra-urban comparison of infrastructure in Mumbai, Delhi and Cape Town. Urban Geography, 38(9), 1393-1417.

Truelove, Y., & Ruszczyk, H. A. (2022). Bodies as urban infrastructure: Gender, intimate infrastructures and slow infrastructural violence. Political geography, 92, 102492.

Zhao, Y. (2020). Folding Beijing in Houchangcun Road, or, the topology of power density. Urban Geography, 41(10), 1247-1259.

Lecture 4: Urban Political Ecology

Key readings:

Gandy, M. (2021). Urban political ecology: A critical reconfiguration.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DOI: 10.1177/03091325211040553.

Heynen, N., Kaika, M., & Swyngedouw, E. (Eds.). (2006). In the nature of cities: Urban political ecology and the politics of urban metabolis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Read Chapters 1, 2 and 4)

Swyngedouw, E. (2006). Circulations and metabolisms: (hybrid) natures and (cyborg) cities. Science as Culture, 15(2), 105-121.

Recommended readings:

Braun, B., & Castree, N. (1998). Remaking reality: Nature at the Milleniu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Read Chapters 1 and 2)

Doshi, S. (2019). Greening displacements, displacing green: Environmental subjectivity, slum clearance, and the embodied political ecologies of dispossession in Mumbai.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43(1), 112-132.

Escobar, A. (1999). After nature: Steps to an antiessentialist political ecology. Current Anthropology, 40(1), 1-30.

Gibas, P., & Boumová, I. (2020). The urbanization of nature in a (post) socialist metropolis: An urban political ecology of allotment garden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44(1), 18-37.

Nelson, S. H., & Bigger, P. (2021). Infrastructural nature.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DOI: 10.1177/0309132521993916.

Tzaninis, Y., Mandler, T., Kaika, M., & Keil, R. (2021). Moving urban political ecology beyond the ‘urbanization of nature’.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45(2), 229-252.

Lecture 5: Social justice and urban citizenship

Key readings:

Group 1: The right to the city

Harvey, D. (2008). The right to the city. New Left Review(53), 23-40.

Lefebvre, H. (1996). Writings on cities. Oxford: Blackwell. (Ch.14, pp.147-159)

Marcuse, P. (2009). From critical urban theory to the right to the city. City, 13(2-3), 185-197.

Group 2: The political street

Bayat, A. (2012). Politics in the city-inside-out. City & Society, 24(2), 110-128.

Holston, J. (2009). Insurgent citizenship in an era of global urban peripheries. City & Society, 21(2), 245-267.

Simone, A. (2004). People as infrastructure: Intersecting fragments in Johannesburg. Public Culture, 16(3), 407-429.

Recommended readings:

Anjaria, J. S. (2009). Guardians of the Bourgeois City: Citizenship, Public Space, and Middle–Class Activism in Mumbai. City & Community, 8(4), 391-406.

Appadurai, A., & Holston, J. (1996). Cities and citizenship. Public Culture, 8(2), 187-204.

Butcher, S. (2021). Differentiated citizenship: The everyday politics of the urban poor in Kathmandu, Nepa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45(6), 948-963

Chatterjee, P. (2004). The politics of the governed: Reflections on popular politics in most of the worl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Read Chapters 2 and 3)

Fainstein, S. S. (2010). The just cit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Gillespie, J., & Nguyen, Q. H. (2019). Between authoritarian governance and urban citizenship: Tree-felling protests in Hanoi. Urban Studies, 56(5), 977-991.

Holston, J. (2008). Insurgent citizenship: Disjunctions of Democracy and Modernity in Brazil.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Lemanski, C. (2020). Infrastructural citizenship: The everyday citizenships of adapting and/or destroying public infrastructure in Cape Town, South Africa.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45(3), 589-605.

McElroy, E. (2020). Digital nomads in siliconising Cluj: Material and allegorical double dispossession. Urban Studies, 57(15), 3078-3094.

Lecture 6: Urban neighbourhoods and governmentality

Key readings:

Foucault, M. (2000). “Governmentality.” In C. Gordon (Ed.), The Essential Works of Foucault 1954-1984 Vol III: Power (pp. 201-222). London: Penguin Books.

Tomba, L. (2014). The government next door: Neighborhood Politics in Urban China.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Vanolo, A. (2014). Smartmentality: The smart city as disciplinary strategy. Urban Studies, 51(5), 883-898.

Recommended readings:

Evans, H. (2020). Beijing from Below: Stories of Marginal Lives in the Capital’s Center.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Huang, G., Xue, D., & Wang, Y. (2019). Governmentality and spatial strategies: Towards formalization of street vendors in Guangzhou,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43(3), 442-459.

Leszczynski, A. (2016). Speculative futures: Cities, data, and governance beyond smart urbanism.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Economy and Space, 48(9), 1691-1708.

Rose, N. (1999). Powers of freedom: Reframing political thou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ead Introduction & Chapters 1 and 5).

Wan, X. (2015). Governmentalities in everyday practices: The dynamic of urban neighbourhood governance in China. Urban Studies, 53(11), 2330-2346.

Lecture 7: Field trip

Lecture 8: Concluding workshop

大卫·哈维的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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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is, 16 Jul 2018 (photo by Yimin Zhao)

巴黎是一种观念。

如果说,雨果在遥远的海岛上如此追忆的时候,所表达的主要是一种怀旧和乡愁,那么大卫·哈维则把这个观念变得更加理论化和可操作化。或者,更确切地说,他把巴黎变成了一种方法。

在一篇最新发表的论文中,哈维对自己的学术生涯做了明白晓畅的反思。他坦承道:

在阅读了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法兰西内战》之后,我开始关切1848年革命和1871年公社之间的巴黎。我尤其对圣心大教堂的建筑和象征意义特别着迷,并开始将其作为令人愉快的副业进行研究。因此,在我逐步推进马克思研究的同时,之前所设想的针对城市化的历史地理研究也逐渐落脚在了第二帝国时期的巴黎。最终,巴黎项目变成了一种爱的劳动 (a labour of love),当周遭一切都变得糟糕的时候,它成为了我远离世界的喘息机会。

Harvey, 2021: p.4

正是在这一探索的延伸处,哈维明确界定了他的研究兴趣的内核所在:“对1848 年至 1871 年间巴黎的城市巨变进行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视角下的探询,并由此出发重新定向和推进马克思对资本运动规律的理论探索“ (p.4)。这一关切构成了他全部学术著作的核心推动力,也成为他选择自己最重要著作的准绳——在哈维自己看来,能够代表他的研究的两部著作分别是出版于1982年的 Limits to Capital 和出版于2003年的 Paris, Capital of Modernity(初稿是1985年出版的 Consciousness and the Urban Experience)。

这一选择着实有点出乎读者如我的意料。在我自己的阅读经验中,这两本书都没有被视作核心的理论文本,更多的时候是被当作某些著作的前传,或者某些理论的经验注脚。从中文世界的接受度来看,这两本书的影响力也明显逊色于《新自由主义简史》和之后的一些新书,甚至不及他作于1969年的那本计量革命时代的标志性作品——《地理学中的解释》。所以,巴黎到底发生了什么?

谈到巴黎,我们常会想到波德莱尔,想起本雅明,遇见海明威那个“流动盛宴”的比喻,以及前些年伍迪·艾伦的午夜故事。我们也许听说过哈维对巴黎所做的讨论,但是此前可能并没有真的意识到,第二帝国时期的巴黎才是哈维追思和写作的中心地带。在他尝试着理解马克思并与之对话的时候,他发现与马克思同时代的巴黎才是展开对话的最好舞台,那里的肮脏、混乱、暴动、革命和随之而来的城市空间改造,是践行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这一分析工具的“试金石”。

在这样一个黑暗而黄金的时代里,哈维与巴黎相遇,并确立了自己此后的研究道路——“如同在一条幽深的隧道中行走,瞬间点燃旋又熄灭的火光,突如其来地照亮了整个背景,似真似幻。”

哈维与马克思和巴黎的相遇,需要巴尔的摩作为中介。

作为剑桥出身的地理学家,哈维成长于那时候盛行的区域-历史研究传统之中,并在1960年代随着整个学科走上了计量革命的道路。他在1969年出版了计量革命时代的一部标志性作品——《地理学中的解释》,同年从 Bristol 跳槽到了 Johns Hopkins。

在最新的这篇论文里,哈维半开玩笑地说道:从英国移居美国的学者往往都会经历一次政治立场的演进,要么走向“极左”,要么变得“极右”。他自己在巴尔的摩观察到的种族问题、住房问题,亲身经历的民权运动,以及为了分析住房市场失灵而尝试着使用的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分析框架,逐渐促使他反思之前秉持的实证主义立场和视角。由此,哈维开始拒绝事实与价值、主体与对象、事物与认知、公共与私人之间的二分,并继而摒弃了实证主义对“科学”的狭隘定义。

但是,哈维并不认为自己的计量方法著作和社会正义探询之间存在认识论意义上的断裂。这一点倒是颠覆了我们读者之前的惯常解读。时至今日,他依然相信,《地理学中的解释》(1969)中对“科学方法”的探索和《社会正义与城市》(1973)中对社会关系、伦理和意义系统的探索,同时构成了讨论城市议题的两种不同视角,它们彼此相互补充,也许存在张力,但并非互相排斥。

话虽如此,哈维自己此后再也没有回到计量革命时代的方法论框架之中,而是逐渐走向了马克思主义知识体系,并着手在其间探索新的认识论工具。

在哈维到达巴尔的摩的那几年,美国地理学界的批判潮流也开始逐渐兴起,这首先体现在1960年代后期创刊的 Antipode 杂志,随后又在1971年的AAG年会上的激进地理学者论坛中得到放大。哈维置身其间,也开始从批判理论传统中寻找新的资源。当时给予了他智识启发的学者有很多,我们中国读者比较熟悉的可能有地理学家 Brian Berry, Torsten Hagerstrand, Alan Pred,规划理论家John Friedmann 和 Jane Jacobs,以及区域科学开创者Walter Isard。

那时的哈维也已经读到了列斐伏尔的两本著作:La Revolution Urbaine (1970) 和 La Pensee Marxiste et la Ville (1972),但是列氏最著名的《空间的生产》(1974)当时尚未出版,也因此并未影响哈维在1973年著作中的论述。换句话说,当哈维在这本书中强调绝对空间、相对空间和关系性空间的辩证统一时,列斐伏尔关于空间实践、空间表征和表征空间的三元论(spatial triad)观点尚未面世,这两种空间概念框架事实上是分别独立被提出来的。

哈维在最新的追忆中披露,当时促使他形成这一框架的思想资源很多来自地理学之外。这其中包括了哲学家 Ernst Cassirer, Susan Langer 和 Jean Piaget,也有不少社会和文化人类学家的身影,比如 Irving Hallowell。

在这一智识的旅程中,也许最让人吃惊的一点是哈维直到35岁才真正“遇见”马克思——开始阅读《资本论》。那是1970年,在《社会正义与城市》出版三年前。这让我想起阿尔都塞在自传《来日方长》中的一句话:“我是在1964-1965学年,就是最终产生了《阅读<资本论>》的研讨班那一年才读《资本论》的。” 两位马克思主义者与马克思的相遇似乎都不是注定的、正统的或者教条的,他们都是在探索和解答自己困惑的道路上与之不期而遇,并在不断地搏斗中加深了自己对马克思的认识,并最终加深了整个思想脉络对现实的把握力度。

在哈维看来,马克思带给他的最重要启示就是:针对城市化和不均衡地理发展的空间性的讨论,离不开对形塑了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过程的把握,空间性的变迁背后是被资本主义改写了的社会关系 (p.3)。为此我们需要进一步探究资本循环、积累与城市化和空间生产之间的关系。只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固定资本的循环问题论述并不清晰,尤其是生息资本的流动与土地市场(包括土地投机)之间的关系在理论上还没有得到清晰的说明,而这就成了哈维在 Limits to Capital (1982) 中想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哈维的野心不仅在于要解决马克思遗留的理论问题,还在于他想用马克思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为此,他开始了长达四十余年、每年至少一轮的《资本论》(第一卷)教学,主要目的则是为了让自己不断浸入(immersing)马克思的思考和论述过程之中,从而真正把握辩证法这一认识论工具,而不是将之简化为黑格尔版本的抽象的唯心主义教条。

除了马克思之外,哈维也在不断扩展自己对话的对象,借助别的理论资源来夯实乃至重塑辩证法的实践路径。他接受了 Bertell Ollman 针对辩证法的关系性视角,并由此进一步扩展到了怀特海的过程哲学,甚至把 David Bohm 的量子理论和 Levins & Lewontin 的“辩证生物学”也纳入到自己的理论资源之中。伴随着视野的如此扩展,对马克思方法的把握得以从机械和教条的路径中解脱出来,哈维也逐渐实现了他的上述理论雄心:

Limits (1982) 一书超越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标准表述,将固定资本、金融和信贷、生息资本的流通、地租和房地产市场问题与自然和空间的生产结合在了一起。 它还强调了加速周转时间和逐步“通过时间消灭空间”在资本循环和积累理论中的重要性。

Harvey, 2021: p.4

沿着这个路径接着往下走,哈维开始形成他命名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添加了地理/空间的维度。这不仅包括了前述的固定资本、地租和空间生产问题的讨论,也随着环境议题的不断涌现而把自然的生产及其新陈代谢机制纳入了进来,最终在 Justice, Nature and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 (1996) 成为讨论的一个重要环节。

在哈维不断推进和马克思进行对话的过程中,巴黎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1975至1976年,哈维利用学术年假前往巴黎。他本以为在那里能够“匍匐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伟大阐释者们的脚边“ (p.3),从而更好地把握相关理论的意蕴。但是现实却狠狠教训了他。哈维发现,迎接他的是自己薄弱的法语能力、法共的教条主义(禁止党员与来自北美的学者交谈)以及高卢式的左翼傲慢的集合——这些“伟大的阐释者们”认为所有北美来的人都是政治上的无知者,他们甚至连什么是阶级都不太可能弄明白 (pp.3-4)。

其中当然有例外,比如 Manuel Castells 就热情地招待了哈维,并让他一直感念(虽然哈维不认同 Castells 后来宣称的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决裂)。当他在巴黎的知识圈遇冷的时候,那里的夏日阳光和美丽的图书馆接纳了他:“我喜欢在巴黎度过夏天,在巴黎市历史图书馆 (Biblioteque Historique de la Ville de Paris) 那令人惊叹的美丽环境中阅读各种记录和文件。” (p.4) 由此,哈维最终还是在巴黎抓住了开头提到的那个研究兴趣内核——让第二帝国的巴黎与马克思的理论对话,从而产生能够烛照我们当下的政治经济理论脉络。

哈维在巴黎的遭遇不是孤例,他此后在巴尔的摩和纽约也在不断遇见类似的情形。他曾于1987至1993年间被聘为牛津大学麦金德讲座教授,并于1993年结束在牛津的合同回到霍普金斯大学。那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苏东剧变让哈维在霍普金斯的大多数同事对他的马克思研究嗤之以鼻,认为这一研究方向已经近乎一种时代错乱 (p.5)。他的《资本论》研读班门可罗雀,身体也在那一时期出现了问题,并在1996年不得不做了一次心脏搭桥手术。在政治的、智识的、职业的和身体的多重压力之下,他逼自己写出来了Justice, Nature and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 (1996) 这本书,这本没有(没法)结尾的书。

在我自己看来,这本书才是哈维的集大成之作。他在这本书里进一步扩展了辩证法的理论内涵,借助更多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资源完善了空间和地方的概念体系,还结合当时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讨论,把环境和自然纳入到了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分析框架之中。哈维自己也非常看重这本书(虽然并没有认为它是最重要的两本之一),所以非常失望于批判学者对这本书的忽视和否定。他认为这一结局的部分原因在于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们不能接受他关于资本的主导逻辑会和环境问题并行不悖的观点:

即使面对它所产生的最可怕和最不受欢迎的环境变革形式,资本仍可以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和一种积累方式继续盛行。

Harvey, 2021: p.7

2001年,哈维终于离开了工作了数十年的霍普金斯,一个变得越来越“有毒”的学术环境,跟随他之前的学生 Neil Smith 来到了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院 (CUNY Graduate School)。有趣的是,他在这里就职于人类学系而非地理系,因为那儿的地理学家们同样也不关心或欢迎他所从事的这一类地理学——哪怕哈维那时候已经荣获了美国地理学会杰出贡献奖(1980)、英国皇家地理学会金奖(赞助人勋章)(1995)、世界地理学界最高奖 Vautrin Lud Prize(1995)等一系列荣誉,并当选为英国学术院院士(1998)。

好在,CUNY的其他同事对他的事业都很是支持。在纽约的这二十年依然是哈维的高产期——甚至可以说他变得更加高产。他在这里延续了1990年代开始启动的 “马克思项目” (the Marx Project),并同时通过通俗和学理两种方式进行分析和阐释。这其中的通俗著作以《新帝国主义》(2003) 和《新自由主义简史》(2005) 为代表,学理著作则包括 The Enigma of Capital (2010)、Seventeen Contradictions and the End of Capitalism(2014) 和最近的 Marx, Capital and the Madness of Economic Reason (2017)。他还在学生的帮助下建立了个人网站,把《资本论》研读课的视频放了上去,后来又在 Verso 出版社的邀请下把讲义集结成册出版并畅销一时。

当下这个时代肯定不是哈维心目中的黄金时代。他在最近这些年的写作中进一步坚定了自己的反资本主义 (anti-capitalist) 立场,认为这个词比起其他很多同源的词语都更好,因为它的否定性把所有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受到了负面影响、被剥夺、被排斥、被异化的人群都纳入了进来,最终也许就能推动一种更加包容、反本质主义的政治项目的实现。

但就像第二帝国的巴黎一样,这其实也许正是哈维的黄金时代。他的周遭和远方发生的所有问题塑造了他的写作,邀请他与包括马克思在内的理论家对话,并由此开启了一段漫长而又充满活力的理论创造的旅程。如同马克思笔下的巴黎,哈维笔下的当代世界也不仅仅是经验再现,更是理论介入的起点。他的论述彻底改写了当代的社会理论地景,让所有有志于社会正义问题的研究者都多了若干可以对话的理论框架。

也许《资本论》应该倒着读,第三卷里的启发可能会比第一卷更大。也许哈维所设想的“反资本主义”几乎无法在近期变成现实,因为政治的计算和算计大概并不只是理性的抉择。也许城市变迁的过程不仅仅只有一个结构或逻辑,它所造就的诸多碎片也可能组合成为别的故事。也许当今空间和地方的形塑和再造已经出现了其他不同的轨迹,需要我们寻找新的分析工具和视角,就像当初的哈维面对马克思理论和现实的脱节时所做的那样…… 当所有这些呼喊汇聚在一起,我们依然还得从大卫·哈维出发,因为他的理论框架构成了我们的起点,不管是作为分析的基础,还是作为反思的对象。

大卫·哈维的黄金时代是我们的起点,虽然几乎可以肯定这不会是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