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品的能动性如何描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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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品生活》

《废品生活》对于所有热爱城市的人来说都是一本必读之作。我们太习惯于听从一些关于城市的宏大叙事,比如所谓 “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 ,却很少将目光投向我们的周遭,观察构成了我们在城市生活的诸多元素。在 “垃圾分类” 即将落地北京的时刻,我们与其热烈地拥护城市治理的一个新面貌,不如停下来反思片刻:自己真的理解垃圾/废品之于这座城市意味着什么、承载着什么吗?

胡嘉明和张劼颖合著的这本书从废品的文化意义、社会性和物质性入手,意图通过描写拾废品人和收废品人与垃圾之间的互动来进一步呈现以废品为中心的另一种城市主体性和社会网络。结合最近学界热议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NT),他们还希冀将《废品生活》中传递的信息综合起来,构成我们理解城市化和城市变迁的 “一个重要的分析范畴”(第17页),而不是简单地停留在我们耳熟能详的“最大受害者”叙事之中。

全书的框架简洁明了,分别从非正规经济的日常面向(第一部分)、被构建的邻里和乡愁(第二部分)和城市化过程中的 “废品空间”(第三部分)等分析视角切入,分类讲述了十多个以废品为生者的故事。

在非正规经济经济的范畴里,我们可以通过他们的创业史和生活史来了解行业概况、运作系统以及获利的秘诀,并以此来厘清而非拒斥非正规性在社会经济过程中的意义。在社会交往的视角之中,我们能在他们的故事里读到很多非常有趣的临时组装家庭的故事,以及在这些短暂的栖居里被一以贯之地构建起来的乡愁。最后,在空间的维度,这所有的故事都发生在所谓 “城乡接合部” 之中,以一种压缩和断裂的方式和其他很多同时发生的城市故事并置在一起,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城市前沿。

这样的案例组合方式自然有其价值所在,它可以方便作者把田野观察和分析框架流畅地嫁接在一起,也能帮助读者直观把握废品生活的核心面向和维度。但是我觉得这样的编排方式也有一些值得商榷之处,其中最为直接的一点就是田野笔记(原料)和学术著作(成品)之间的间隙如何跨越的问题,这也正是短评中不少读者提到的“写得浅”的问题。

这里所谓的间隙,并不是说一定要用理论的宏大框架碾碎和重构故事细节,而是说读者们可能会期待作者把故事的内在脉络梳理和呈现得更加清晰,而不是简单地把故事主体 “如实直书” 而已。在书的不同部分,有一些共同的主题萦绕在很多故事之上,然而作者的笔触受限于既定的框架(三个部分),没有能够进一步揭示与分析不同故事中所共享的这些主题。

从我自己的理解来看,有两个主题特别值得做进一步探讨。而在此基础上,还有若干方法论的议题可以做进一步思考和反思。

第一个主题是朝不保夕的 “自由” 。在第一部分中,作为 “城市采矿人” 的王大哥将自己定位为一种低端的 “企业家” ,虽然收入并不十分丰厚,但是却能主宰自己的工作节奏和时间。这样的生活方式和时间性与在厂子里打工的时候截然不同。在第二部分对拾荒群体的刻画里,“自由” 这个词再次出现,比如程大叔将每天赚的钱拿在手里解读为一种寓意着安全感的 “自由”。这里的 “自由” 又多了一重内涵,也给我们提供了又一个透视废品生活和生活者的分析视角。

作者并非忽视了这个维度,他们在别的地方评述道:“他们的 ‘自由’ 其实是没有假期、没有保险、没有任何保障的……也可以说,是以一份没有社会认可的工作换得的” (第88页)。但是我觉得对这种 “自由” 话语的分析不应该止步于此,我们如果真的意图描绘废品的能动性的话,收废品人所言的这种 “自由” 就构成了一个绝佳的切入点和进入路径。当然,我们也能在这里把作者没有关注但事实上同样重要的政治经济过程接入到叙述之中,从而更加全面地理解这样的废品生活之缘起、之多重效果。

第二个主题是 “老家” 和乡愁的构建。这同样是一个贯穿了全文很多故事的主题,从开头马大姐的看法到后面的小玲和程大叔,作者敏锐地捕捉到了他们的生活里不可或缺的一个 “他者” ——老家。这是一个与当下的 “临时” 生活相对立的存在。作为一种精神寄托,“老家” 可以被具象地凝结在村上新建的楼房,或者在县城里新买的电梯房,但是却与拾废品人的日常生活(当下和此刻)交集甚少。在这种被构建的乡愁里,进入城市而不可停留的命运被转译为自身 “永远是农民” 的身份认同之中,这一身份认同相应地被空间化为对纯洁、美好的 “老家” 的重新发明,以便固着自身的社会网络和 “面子”。

作者在书中对 “老家” 这个议题做了比较好的反思(集中在96至97页),但是这些反思被局限在社群性的构建这一叙述脉络里,仅仅被视作废品故事的主体在社会化过程中的一个侧面。在我看来,这里所呈现的 “老家” 话语突出地构成了理解废品生活(乃至更为宽广的城市生活)的一个坚实基础。它表达出了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独特风格——一个在城市前沿和农村前沿同步推进的社会-空间变迁。这两个前沿的并存在废品生活中尤其鲜明,因为这些主体的特定社会位置决定了他们对自身身份的低认同和对替代性选项的渴望,于是才会把面子寄托在家乡的房子(电梯房)和随礼(社会关系)上,而非当下的冷水村。

而冷水村正是这本书的主角,也是作者在第三部分着力刻画的 “城乡接合部” 空间的一个典型代表。如果只是想从直观的维度把握这样一种城市前沿的样貌,那么书中的信息已经足够丰富;但是如果要把针对此类空间的讨论推向深入,那么还存在着一个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方法论议题:我们是否可以通过人物故事本身刻画空间?作者在书中坦诚,第三部分中 “几个故事的主人公不一定是收废品人,但他们是这个独特的非城非乡空间的实践者、行动者” (第171页)。

借助黑车司机宋师傅、装修工袁大哥和不愿透露姓名的老乡大姐的故事,作者在这里很好地呈现了一个典型的城市边缘的社会和空间形态。这样的形态是立体的,充满了不同的梦想、不同的记忆、不同的营生和社会关系网络。但是从一个更加关注空间问题的研究者的角度来反思,我觉得这里用人物描写空间的尝试依然有一定的局限。面对不断变迁的城市进程和其中不断转型的日常生活,我们如何能更好地描写和分析空间这个维度?空间和日常生活之间的更加合适接口可以在哪里找到?我们的立足点又应当如何放置?这些问题依然需要我们在以后的研究中做进一步探讨。

与之相关,但是相对来说更加宏大的另一个方法论议题是:行动者网络理论(ANT)到底在何种程度上帮助我们重新理解了垃圾的能动性以及由垃圾塑造的废品生活的样子?这是作者在导言中着重提出的一个理论和分析框架。他们借助 Latour (2005),认为真正的社会分析必须同时关注人和物,将两者的地位统一用 actant 来标示,从而更好地分析人与物之网络的构建过程和社会文化意义。

但是,在书中三个部分的分析过程之中,这一分析框架虽然时常出现于故事结尾处的述评之中,却并没有能真正扮演核心的 “分析” 框架之角色。我这里的疑问与其说是质疑分析框架和废品生活之间的脱节,不如说是在追问 ANT 的分析限度:在一个不允许(或者说轻视)国家、权力和资本在场的制度分析框架里,我们最终收获的是一个崭新的分析视角、范畴和可能性,还是一个与现实渐行渐远因而缺乏解释力的扁平本体论 (flat ontology)?

在新自由主义与时间性之间,进一步思考反资本主义政治

在连续两个月跟踪疫情之后,大卫·哈维终于写出了自己题为《2019冠状病毒时期的反资本主义政治》的评论。这篇评论视野开阔,善用修辞,文法优雅,是哈维一贯的写作风格。文章不仅把他立足于阅读《资本论》的唯物主义立场表达得淋漓尽致,在内容上也凝练地融合了《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新自由主义简史》的核心观点,帮读者很好地厘清了疫情产生的社会-自然语境以及正在导致的政治和经济后果。尤其是,对新自由主义重塑我们这个世界的深度、广度和后果,这篇评论更是明白晓畅地揭示了出来,不仅有深刻的体察、深切的关怀,而且也有恰到好处的反讽。

但是,文中部分话语是否有值得推敲之处呢?

比如,在批判新自由主义的社会构造的同时,哈维不无赞许地评价了中国、韩国、新加坡等国家——这些他认为 “最不新自由主义的国家”(the least neoliberal countries)——在应对疫情时的经验。虽然有诸如 “严苛”、“侵犯性” 和 “威权” 这样的字眼,他还是惊叹于中国能够做到把疫情控制在湖北尤其是武汉。然而,身在此地的我们深切地知道这些措施(可以说是雷霆手段)对于很多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应当继续追问:东亚国家和地区应对疫情的方式是更多地受制于特定的文化结构、政权属性和合法性来源呢,还是因为它们 “最不新自由主义” 呢?更进一步看,这些 “最不新自由主义” 的国家在多大程度上是与 “新自由主义” 无涉的?这些问题的答案都不是自明的,仍然需要我们立足于现实观察做更加细致的讨论。

 

哈维的辩证法

哈维的文章开篇从两个模型谈起。第一个是政治经济讨论中耳熟能详的资本主义经济运作模型(资本循环、积累和矛盾);第二个则是在波兰尼框架下的引申:资本的运作事实上嵌入在更为广阔的社会构造(social formations)之中,并与诸如文化、知识、宗教和自然等议题广泛联结。在他自己看来,这第二个模型才能够恰如其分地揭示全球资本主义是如何一步步把自己改造成为一种新的社会构造的。

在哈维看来,这一社会构造形成过程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是新自由主义。首先,无论自然还是社会都被卷入到新自由主义的崛起进程之中。环境状况虽然有自己的演进轨迹,但是其演变方向和外部作用力受制于资本的力量,并因此导致包括全球气候变化在内的大量非预期后果——在这个意义上,并不存在真正的“自然灾害”,所有的灾害都或多或少属于上述由资本扩张引致的“非预期后果”,这一论断甚至包括了我们正在面对的2019冠状病毒。

其次,这个具有宰制性的政治经济模态导致包括医疗系统在内的公共资源严重不足,因而无法面对这一波全球大流行的疫情。国家和地方政府无法迅速调集充足的资源加以应对,而包括制药巨头在内的资本家们更为关注的是利润而不是预防,所以他严辞批评道:“我们病得越重,他们就越能挣钱。”哈维在这里以一个拟人化的手法宣称:“2019冠状病毒疫情是大自然的复仇。它所报复的是过去四十年间不受管制的新自由主义对大自然的粗暴虐待和剥削”。

在这一社会构造越来越依赖虚拟资本(货币和债务扩张)和消费主义的时刻,疫情爆发了。在危机时刻,哈维建议我们每个人都重新反思自己的处境。过去数十年的政治经济结构已经把大多数劳动力培养成了优秀的“新自由主义主体”——面对艰难境地时会指责自己或者上帝,但决不敢把矛头指向资本主义。而现实中,全球资本主义这一社会构造已经走向了最终也是最大的讽刺:为了摆脱当下的僵局,川普很可能将不得不在“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旗号下推行比桑德斯所设想的更为激进的社会主义政策。

在哈维久负盛名的辩证法框架中,全球(空间)与地方一直是一对关键性的概念。但是在分析疫情的过程中,他好像暂时地把这样一对辩证概念放在了一边,转而被两个片面的视角所取代:一方面他视 “新自由主义” 为一种新的全球社会构造的核心机制,因而无远弗届;另一方面他又暂时远离这样的设定,来寻找 “最不新自由主义” 的国家及其经验,作为自己反思和批判的旁证与立足点,并为此忽略很多关键性的 “本地知识”。

事实上,在 “本地知识” 与 “全球野心” 之间,哈维的辩证法被特定的时髦术语绑缚了手脚。这不仅无法帮助他在细节处厘清全球疫情大爆发正在和将要导致的政治和经济转型,而且也无助于我们探索整体性的反资本主义政治图景。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分别从 “新自由主义” 概念的斑驳形态和东亚国家的政权结构及其合法性来源两个方面做进一步阐释。

 

新自由主义的斑驳形态

新自由主义一词的当代内涵植根于1970年代末以降的政治经济结构转型,关于这一点,学界的讨论已经汗牛充栋,哈维自己所著《新自由主义简史》 (2005) 对此亦有十分细致的描述。在批判地理学和城市研究领域,作为分析性概念的 “新自由主义” 的流行大概可以追溯到学术刊物 Antipode 在2002年出版的一期特辑 (Volume 34, Issue 3),主题是 “新自由主义的空间”。

在这一期杂志中,研究者们提醒我们重点关注“真实存在的新自由主义” (the actually existing neoliberalism; Brenner and Theodore 2002),也就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工程所赖以发挥作用的具体语境 (contextual embeddedness), 并呼吁大家将焦点更多地投向新自由主义进程的历史和地理机制,从而在宏观的政治经济结构和网络之下,更好地探察植根于本地的 “local neoliberalisms” (Jamie and Tickell 2002)——后者往往在形态和具体作用机制上表现得更加多样 (variable),并因此被赋予了复数形态。

沿着这个脉络继续发展,后续的研究进一步揭示出如下事实:作为一种动态治理技术的新自由主义很少能独自发挥作用,它必须与其他相关的制度安排 “共栖” (cohabit)。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新自由主义可以被视作一种寄生性的政治实践形态,它在世界政治经济图景中的遍在性是复杂和异质的,而非一种固定模板的普遍复刻 (Peck 2010: 31)。

当然,对 “新自由主义” 的概念化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课题,不同的学者往往秉持着迥异的立场和观点,哪怕在左翼群体内部,针对这个概念的理解也存在着很多个方向。当Peck努力提醒我们关注新自由主义进程的复杂性和异质性时,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流派则把重心放在了这个进程的广度和深度上,认为作为霸权性的意识形态构造的新自由主义需要从整体上加以把握。用哈维 (2009) 的话来做注解的话,这一霸权性意识形态不仅指称我们耳熟能详的市场至上制度安排,而且也直接指向了特定的阶级关系形态、剥夺式积累、不平等的再分配方式和国家与资本权力的勾连。

正是从这样的视角出发,哈维的分析走向了前文所描述的两个片面后果:一方面宣称此一政治经济模态的全球性,另一方面试图在边缘地带探索其替代性方案。但是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如果新自由主义果真是一种寄生性的政治实践形态,如果它能够穿透种种宏大的结构和制度安排,在很多个平常的时刻成为细致而微的治理技术,那么我们是否还有可能以国家为单位区分 “最新自由主义” 和 “最不新自由主义” 的国度呢?

“作为例外的新自由主义”构成了我们讨论这一概念斑驳形态的另一个切入点。借助福柯、阿甘本、德勒兹等理论资源,王爱华 (Aihwa Ong) 建议我们把新自由主义视作一个小写的词语 (small n-),从而更好地从微观层面揭示它在重构治理与被治理、权力与知识、主权与领土性等关系时的具体路径和政治后果 (Ong 2006)。也正是在这样的框架中,哈维在前述评论中重点提及的亚洲国家及其发展模式被放置在了理论探索的前沿地带。

小写的新自由主义是通过一系列 “例外” 安排而在亚洲(尤其是东亚)国家获得举足轻重地位的。比如,借助特定的 “从属技术” (technologies of subjection),人口便可以按照给定的经济结构优化目标进行分类重组。在变迁的政府与公民关系中,不仅公民权的内涵和外延发生了改变,而且基于特定考量而吸引一些人口、排斥另一些人口的做法也获得了其制度基础。

再比如,新自由主义治理体系调用了新的 “区划” 技术,通过特定的区划设定(比如 “经济特区” )来部分改写国家层面的制度安排,松动了传统意义上主权-领土结构所具有的政治单维性 (political singularity),建构起王爱华所称的 “渐进主权” (graduated sovereignty, 也即国家在特定地方放松管制,以符合国际资本的需求,并赋予后者针对这些地方及其公民的宰制权力),从而为特定的资本领土化进程和劳工结构转型提供符合新自由主义理性计算的制度框架。

王爱华在论述过程中对诸多宏大理论持比较怀疑的态度,而哈维的新自由主义概念构成了一个直接的靶子。在她看来,哈维在写作《新自由主义简史》时之所以会遇见中国这个 “奇怪案例” (“the strange case of China”),主要原因正在于他不假思索地把国家视作一种具有政治单维性的实体,并沿着这个方向逐步走向了以 “新自由主义国家” (the neoliberal state) 为中心、但事实上问题重重的民族-国家类型学。

针对王爱华的反思,Peck一方面接受了前者对新自由主义所做的福柯式的定位(“一种动态的治理技术”),而在另一方面又强调了 “例外论” 可能会面临的理论乃至政治困境。在他看来,新自由主义与威权主义的联结并不是例外性的,从智利到新加坡的案例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在讨论新自由主义的全球进程时,一个更为有效的立场是对不同的形态一视同仁——无论它是 “具有中国特色” 还是 “具有美国特色” ——因为事实上并不存在一个规范的 (normal) 新自由主义形态,它在各地的具体表达也决不是某种规范形态的变种,这就是他所强调的概念的复杂性和异质性。

在上述讨论的基础上,我们也许可以得到一个初步的结论:讨论新自由主义时,为了保证这样的分析概念真正获取效力,我们应当聚焦于它发挥作用的微观机制而非宏观模态,更不应将之视为一个整体性的政治经济结构。换句话说,新自由主义理性与政权的属性之间并不存在固有的或规范性的联结。

不管是在民主还是威权体制之中,我们都能看见新自由主义的影子——它常常化身为细致而微的治理技术和政治实践形态,通过这样的方式寄居于更为宏大的政治经济架构之中,并不断形塑着我们的日常生活。最终,正是这样的日常和微观机制成为新自由主义全球性影响力的根基所在。

 

“发展型新自由主义”及其合法性

明了“新自由主义” 概念的斑驳形态之后,我们便可以着手讨论本文关切的第二个问题:东亚国家的政权结构及其合法性来源。

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有关东亚/东南亚发展型国家 (the developmental states) 和国家引导的发展主义 (the state-led developmentalism) 的讨论长期吸引着学者们的兴趣。从这些概念的名字就可以看出,主导所谓 “亚洲奇迹” 的核心主体是国家而非新自由主义模型中的市场力量。但是发展型国家及其发展轨迹并不是铁板一块,它也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维度展现出迥异的面貌,并由此构成了新自由主义治理技术所赖以寄居的政治经济基础和制度可能性。

如果仔细考察亚洲发展型政体自1990年代以来的政策议程,我们可以立刻认识到,它们在近二三十年日益关切全球竞争力 (global competitiveness)、城市企业化 (urban entrepreneurialism) 和私人金融策略 (private financial initiatives) 等议题,而不再如经济起飞时那样更关注集权性的决策体系和均衡的区域与城市发展政策。在这一变迁背后所隐藏的,正是新自由主义和发展主义这两种充满意识形态意味的政治工程的相遇 (Park et al. 2012)。

事实上,这两个貌似沿不同轨迹发展的政治工程 (plan-rational vs. market-rational) 拥有相当多的相似点:它们都强调经济表现、资本循环,偏好符合市场需求的国家干预,遵循一定的实用主义观念,而这些要素的叠加和融合迅速超越了设想中的意识形态分歧,促成了政策的选择性调用。此间发生的日本经济泡沫破裂、东亚地区民主化运动以及亚洲金融危机和其后由世界银行和IMF主导的结构调整方案等,则从外部施加了相应的推力,引致了亚洲发展型国家的转型,最终塑造了 “发展型新自由主义” (developmental neoliberalism) (Hill et al. 2012: 14-17)。

在韩国,发展型新自由主义在应对这次疫情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根据有关新闻报道,韩国从一月份就开始建设规模化的2019冠状病毒疫情检测系统,虽由政府牵头,但是具体执行则主要依靠大型私人医疗机构,以及由学术界衍生出来的诊断试剂制造企业。是这些非国家行动者为后来备受赞扬的广覆盖、高效率的疫情检测提供了坚实的支撑。面对医疗资源不足甚至开始发生挤兑的境况时,包括三星、LG在内的大型企业纷纷贡献自己的房产以备政府收治病人(类似于中国的 “方舱医院”),这进一步透露出韩国应对疫情的机制与逻辑。

有学者在评价亚洲发展型国家的时候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当发展成为国家合法性的最重要源泉时,发展工程本身也就拥有了自己的生命,在发展-合法性之间建立起来的联结则进一步保障了发展型政权及其行动者的安全境遇(Castells 1992)。上面提到的三星、LG等大型企业事实上就是韩国国家发展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过去数十年的政治经济转型中极大地受惠于发展型新自由主义政策。

在疫情爆发的困局中,不仅发展进程本身受制于疫情的严重威胁,而且政权的合法性来源也开始受制于政府控制疫情的能力和速度,所以它们立刻响应国家发展工程的重心迁移(从 “发展” 到控制疫情),通过一种顺应时势的方式继续维系着国家发展工程的生命,同时也保持着各个行动者在其中一直扮演的角色。在这样的新局面中,发展型国家的性质和新自由主义的治理技术都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只有发展的对象和目标暂时从资本积累转变为疫情防控而已。

 

发展型国家的时间性

与以往数十年的发展工程一样,速度和时间在这个进程里具有相当的政治显著性。在东亚/东南亚的时空视阈里,发展(经济腾飞)的标志是短时间内的经济快速增长,是用数十年乃至十数年走完西方国家上百年的经济增长历程。这样的时间性认知不仅构成了发展型国家的普遍国民心态,也随即成为政权合法性来源的内在组成部分。在疫情爆发的局面之下,当传统视角的发展过程受到重创,这一源于经济增长的时间性认知就会立刻转型成为快速控制和消灭疫情的时间性要求,以便为重启经济增长奠定社会的和公共卫生的基础。

在最近发表的一篇学术论文中,我与合作者借助 “预期的人类学” (an anthropology of anticipation) 分析视角,把类似这样的政治机制命名为 “时间式的治理形态” (the temporal mode of governance; 参见Shin, Zhao and Koh 2020)。我们的核心论点是,这种对速度的集体性追求往往无视(甚至碾压)生活于其间的个体命运,通过选择性的治理(和不治理)来实现既定的 “预期” 目标和被承诺的 “未来”——然而在这样的目标和 “未来” 被不断制造的时刻,个体层面的正义却常常付之阙如;也正是在这样的时刻,哈维在他的评论中述及的 “新自由主义的主体” 得以被大批量制造。

在这个时间性的进程里,我们对 “未来” 的预期某种程度上成为王爱华所指称的 “伦理体制” (the ethical regime) 的一部分:特定的伦理目标(比如对美好生活的特定预期)引导个体按照相应的价值观念去重塑自己的生活方式,而这一安排在集体的意义上则构成了 “想象的共同体” 的重要支撑 (Ong 2006: 22)。具体到东亚来看,不仅是韩国,中国也正经历着类似的时间治理形态。在疫情之前,时常让舆论哗然的 “996福报” (资本家宣称,能够每周六天从早九点工作到晚九点是一种福气而不是厄运)和外卖小哥伤亡事件(因为要分秒必争而不得不置安全于不顾)就是上述 “伦理体制” 和 “新自由主义主体” 的鲜明例子。

当疫情到来时,我们也看到一个特定的集体性的时间性 “预期” ——在给定的时间里控制疫情——被立刻转译为每个人的个体责任:在疫情爆发之时严禁外出(甚至一度要求轻症患者也呆在家中),同时在非疫情地区也进行了大规模隔离;而在疫情稍有缓解时就立刻鼓励复工复产并派员督查,出台的具体纾难解困对策却很少能够顾及规模以下的企业尤其是个体户。类似这样的举措除了经济上的考量之外,更多地受制于年初既定的经济增长目标和更加宏伟的意识形态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却没有充分考虑到正在全球蔓延的疫情所具有的不断增强的流动性。

在发展型的速度、新自由主义的主体和(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能动性的病毒之间,我们能清晰地看到哈维在他的评论里所没能抓住的东亚故事的另一面:一个全能、高效但却韧性不足的社会-政治集合体。

东亚国家能够有效控制疫情并非因为它们是 “最不新自由主义” 的国家,而是因为时间和速度在它们的发展型新自由主义政体中扮演重要角色。在思考反资本主义政治时,我们应该避免以民族-国家为单位进行特定的类型学建构;相反,真正值得做的是去辨识特定的治理技术在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里发挥作用的具体机制,以及全球性进程(乃至 “结构” )在不同地方所具有的多样、复杂和异质的面貌。

也只有在这些认识的基础上,我们才能真正界定清楚一个个 “无远弗届” 的机制与进程,并进而思考它们的可能的替代方案。在我看来,这些全球性的替代方案需要我们首先借助普遍-特殊之辩证的烛照来理解每一地方,而不是去搜寻特定的 “例外”。

  

参考文献

Antipode. (2002). Special issue: From the “New Localism” to the Spaces of Neoliberalism. Antipode, 34(3), 341-624.

Brenner, N., & Theodore, N. (2002). Cities and the geographies of “actually existing neoliberalism”. Antipode, 34(3), 349-379.

Castells, M. (1992). Four Asian tigers with a dragon head: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state, economy, and society in the Asian Pacific Rim. In R. P. Appelbaum & J. Henderson (Eds.), States and development in the Asian Pacific Rim (Vol. 2, pp. 33-70). London: Sage.

Harvey, D. (2005).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arvey, D. (2009, 13 March). Is this really the end of neoliberalism? CounterpPunch, 2009. Retrieved from https://www.counterpunch.org/2009/03/13/is-this-really-the-end-of-neoliberalism/

Harvey, D. (2020, 20 March). Anti-Capitalist Politics in the Time of COVID-19. Jacobin, 2020(March). Retrieved from https://jacobinmag.com/2020/03/david-harvey-coronavirus-political-economy-disruptions

Hill, R. C., Park, B.-G., & Saito, A. (2012). Introduction: Locating Neoliberalism in East Asia. In B.-G. Park, R. C. Hill, & A. Saito (Eds.), Locating neoliberalism in East Asia: Neoliberalizing spaces in developmental states (pp. 1-26). Oxford: Wiley-Blackwell.

Ong, A. (2006). Neoliberalism as exception: Mutations in citizenship and sovereignty.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Park, B.-G., Hill, R. C., & Saito, A. (Eds.). (2012). Locating neoliberalism in East Asia: Neoliberalizing spaces in developmental states. Oxford: Wiley-Blackwell.

Peck, J. (2010). Constructions of neoliberal reas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eck, J., & Tickell, A. (2002). Neoliberalizing space. Antipode, 34(3), 380-404.

Shin, H. B., Zhao, Y., & Koh, S. Y. (2020). Whither progressive urban futures?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the politics of temporality in Asia. CITY: analysis of urban trends, culture, theory, policy, action. doi:10.1080/13604813.2020.1739925

 

(感谢端传媒的约稿,让我有机会在上一篇文章的基础上进一步与哈维的评论对话。本文首发于端,详情可参见: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00406-opinion-neo-liberalism-harvey-response/)

哈维的反资本主义政治

 

在连续数月跟踪疫情之后,David Harvey 终于写出了自己题为《疫情时期的反资本主义政治》的评论。这篇评论视野开阔,见解深刻,善用修辞,文法优雅,是哈维一贯的写作风格。从内容上看,评论融合了《正义、自然与差异的地理学》和《新自由主义简史》的核心观点,帮读者很好地厘清了疫情产生的社会-自然语境以及正在导致的政治和经济后果。

文章开篇从两个模型谈起。第一个是政治经济讨论中耳熟能详的资本主义经济运作模型(资本循环、积累和矛盾),第二个则是在波兰尼框架下的引申:资本的运作事实上嵌入在更为广阔的社会构造(social formations)之中,并与诸如文化、知识、宗教和自然等议题广泛联结。在他自己看来,这第二个模型才能够恰如其分地揭示全球资本主义是如何一步步把自己改造成为一种新的社会构造的。

哈维宣称,这一社会构造形成过程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是新自由主义。首先,无论自然还是社会都被卷入到新自由主义的崛起进程之中。环境状况虽然有自己的演进轨迹,但是其演变方向和外部作用力受制于资本的力量,并因此导致包括全球气候变化在内的大量非预期后果——在这个意义上,并不存在真正的“自然灾害”,所有的灾害都或多或少属于上述由资本扩张引致的“非预期后果”。

这一论断甚至包括了我们正在面对的COVID-19病毒:它的全球蔓延建立在过去数十年的快速全球化进程基础上,而其受影响最大的区域和人口也早就被霸权性的经济模型所预先决定。具体来说,工作在抗击疫情前线的人们(护理人员、物流配送、快递外卖等等)都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别和种族特征,他们常常是没有选择:要么到一线增加感染概率(但是保住基本收入),要么辞职不干收入归零。对于这些人来说,“在家工作”更像是一种奢望和特权。

其次,这个具有宰制性的政治经济模态导致包括医疗系统在内的公共资源严重不足,因而无法面对这一波全球大流行的疫情。国家和地方政府无法迅速调集充足的资源加以应对,而包括制药巨头在内的资本家们更为关注的是利润而不是预防,所以他严辞批评道:“the sicker we are, the more they earn.” 哈维在这里以一个拟人化的手法宣称:“COVID-19是大自然的复仇。它所报复的是过去四十年间不受管制的新自由主义对大自然的粗暴虐待和剥削”。

在这一社会构造越来越依赖虚拟资本(货币和债务扩张)和消费主义的时刻,疫情爆发了。哈维说,接下来的关键是要观察疫情将会持续多久,因为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商品贬值往往不是因为无法售卖,而是无法及时售卖。但不管怎样,我们已经开始观察到疫情带来的严重经济后果。首当其冲的是需求,因为全球生产链条和价值链条的中断,接下来企业可能会越来越多地转向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非劳动力密集型作业方式,这将造成大规模失业和终端产品需求的骤降,最终引发一场经济衰退。

不仅如此,过去数十年间支撑着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消费主义——受到了更为严重的冲击。当消费者的信心不足时,在哈维看来,唯一能够拯救经济的就是把整个美国经济“社会主义化”(socializing)。正是在此语境下,前一个月还创下历史新高的美股在三月中旬时已经跌去了近1/3。

在危机时刻,哈维建议我们每个人都重新反思自己的处境。过去数十年的政治经济结构已经把大多数劳动力培养成了优秀的“新自由主义主体”——面对艰难境地时会指责自己或者上帝,但决不敢把矛头指向资本主义。事实上,全球资本主义这一社会构造已经走向了最终也是最大的讽刺:川普很可能将不得不在“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旗号下推行比桑德斯所设想的更为激进的社会主义政策,以摆脱当下的僵局。而面对这一局面,哈维最后反讽道:

All those Republicans who so viscerally opposed the 2008 bailout will have to eat crow or defy Donald Trump. The latter, if he is wise, will cancel the elections on an emergency basis and declare the origin of an imperial presidency to save capital and the world from “riot and revolution.”

如开头所说,这篇评论行文流畅、逻辑鲜明,不仅把他立足于阅读《资本论》的唯物主义立场表达得淋漓尽致,而且十分注意以辩证的眼光分析问题(比如自然与社会之间的关联)。尤其是对新自由主义重塑我们这个世界的深度、广度和后果,这篇评论更是明白晓畅地揭示了出来,不仅有深刻的体察、深切的关怀,而且也有恰到好处的反讽。

但是这样的话语本身是否有自己的问题呢?在批判新自由主义的社会构造的同时,哈维不无赞许地评价了中国、韩国、新加坡等国家——这些“最不新自由主义的国家”(the least neoliberal countries)——在应对疫情时的经验。虽然有诸如“严苛”、“侵犯性”和“威权”这样的字眼,他还是惊叹于中国能够做到把疫情控制在湖北尤其是武汉。

身在此地的我们深切地知道这些措施(雷霆手段)对于很多人来说意味着什么。但是哈维论述中更严重的问题在于,这些东亚国家和地区应对疫情的方式是更多地受制于文化结构、政权属性和合法性来源呢,还是因为它们“最不新自由主义”呢(这个论断本身当然也值得打上一个问号)?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质疑:这样的雷霆手段是否真的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全球性的和蔓延中的疫情?如果不能的话,我们还能承受多久或者多少次这样的手段?

在哈维的辩证法中,全球与地方一直是一对关键性的概念,否则他也不会一度十分执着于所谓 Militant Particularism 的意义及其限度问题。但是在分析疫情的过程中,他好像暂时地把这样一对辩证概念放在了一边,转而被两个片面的视角所取代:一方面,他宣称“新自由主义”是一种新的全球社会构造的核心机制,因而无远弗届;另一方面,他又试图抛开这样的设定来寻找一些“最不新自由主义”的国家及其经验,作为自己反思和批判的旁证与立足点,并为此忽略很多关键性的“本地知识”。

疫情是一面镜子,照出来很多我们平常会忽略或者习以为常的问题。在这样的反思的基础上,我们确实需要思考未来应该向何处去。但是这样的思考进程不能简化成为若干个buzzword。新自由主义很好用,但是它没有办法解释全球资本主义这一社会构造的所有方面和全部机制(这一点可以参考 Chakrabarty 的 History 1 and 2);同样,我们在思考未来出路和其他选项的时候,也不能假装大象并不存在于某些特定房间里。

古罗马的无产者

近日读到 James Ferguson 新作 “Proletarian Politics Today: On the Perils and Possibilities of Historical Analogy.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2019; 61(1):4–22. 有一些感想,在这里聊记几笔以备忘。

Ferguson在文章里的核心观点是,我们的讨论难逃形形色色的历史类比(historical analogy),但是使用这些类比和比喻需要谨慎,尤其要小心探索类比的界限。界限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我们常常无视概念生成的具体历史语境,把抽象概念的内涵限定得过死,同时又把类比的外延扩得过大,最终迷失在语言的泥淖之中。

这篇文章所要反思的对象,就是19世纪以来占据政治语汇中心的 proletariat/proletarian 概念,用以反思的资源则分列历史两端:古罗马的无产者群体和当代南非正在兴起的无产者。用 Ferguson 自己的话来说,他正是要借助一种时代错乱(anachronism)的策略来把 proletariat 概念从马克思的构建里解放出来,从而助其在新时代获得新生,并获得更加宽广的类比可能性。

Proletariat 一词之所以在19世纪暴得大名,主要得益于马克思所做的概念纯化和创新。依据当时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为 proletariat 一词赋予了新的、具有内在一致性的内涵,用来指称道德正直的雇佣工人反抗者群体,同时把工人群体中存在的异质和不雅的特征摘了出来,附加在“流氓无产者”一词之上——后者也常常在马恩的笔下与“社会渣滓/寄生虫”一类的说法互换,但却与作为革*命先锋队的工人阶级无涉。

这个概念纯化的操作在过去一个多世纪深刻影响了左翼政治想象和议程,但是 Ferguson 对此表达了异议:因为概念的纯化,proletariat 严重脱离了当代全球南方城市人口的生存现状。这些人群常常通过具有“流氓无产者”属性的生存策略来维持自己非正规(informal)和毫无章法的(improvised)生活状态。这一当代图景与其说跟19世纪的伦敦或曼彻斯特相似,不如说更接近于古罗马无产者的生存模式,这便是 Ferguson 进一步论述(和理论实验)的起点。

Ferguson 在文中做的主要工作,就是为读者呈现古罗马无产者的真实生活,以及这种生活状态背后的政治经济基础及其当代相似性。与马克思纯化之后的概念不同,古罗马的无产者主要由两个要素加以界定:第一,缺乏财产(propertyless);第二,拥有公民权(citizenship)。他们可以不是雇佣工人,也常常与道德正直无涉。事实上,他们在整个社会中扮演的角色相当清晰:追随统帅和制造恐慌(offer a following and instill fear)。这些占据总人口超过30%的群体本身构成了统治和殖民的基础,也是帝国军队的主要来源,但他们时刻处于大规模失业和朝不保夕的生存状态之中,哪怕受雇者们也多为自我雇佣,颇类似于当今南方国家的“非正规经济”。

国家在维持这些无产者生存方面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具体的举措包括大范围、有组织的粮食发放、谷物价格管制和家庭津贴(为有孩子的家庭直接发放现金)等。并且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福利措施并非针对穷人(the poor),而是面向全体人民(the people)——这正是哈特和奈格里在《帝国》一书提及的“帝国权利”(imperial right; 2000: 10),也是罗马皇帝向人民昭示自己“善举”(euergetism)的重要途径。

上述这些举措在现在的南非也有类似的表现。同样拥有30-40%的失业人口,同样是充满了短期的和朝不保夕的雇佣关系,同样是把政治经济建立在剥削另一种属的基础之上(在古罗马是奴隶,在当代社会是机器),同样是一个需要笼络追随者的政权向无产者直接发放社会补贴以换取支持、降低风险。这些安排离现代福利国家的形象很远,而与古罗马皇帝更近。用 Ferguson 的话总结来说:

… in both cases, relations of clientelism and dependence have been crucial to sustaining the livelihoods of the propertyless, in a social structure of extreme inequality. (2019: 14)

无论是古罗马还是当代南非,在政治图景中具有显著地位的并非十九世纪经马克思改造了的 proletariat 形象,而是一种特定类型的无产者及其所拥有的平民公民权(plebeian citizenship)。两个案例之中,城市的演进都不是因为工业化的推动,而更多地来源于附庸于政治权力的分配和再分配机制。在面对这样的历史类比之时,我们是否可能摆脱马克思的设定,甚至摆脱资本主义这个前置词语,真正直面当代社会境况中的非资本主义(也常常意味着更加残酷)生产模式和关系?

事实上,南方非正规经济和城市非正规群体中的大多数,是不属于真正的“雇佣劳动者”范畴的,我们何以通过十九世纪以降的概念体系来强行把他们放回到固化的阶级概念之中?面对日益严峻的“无工资生活”(wageless life),我们需要新的概念和思路来探寻无产者政治可能的演进方向,而不是回到历史的故纸堆中去。在这样的时刻,“被统治的政治”(politics of the governed)需要找到新的切入点进行质询和改造,而历史类比(比如来自古罗马的启示)也许可以发挥意想不到的作用——这一切,都需要我们发展历史的、理论的和类比的想象力。

从片面的客观到“片面”的语境:社科方法的认识论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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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量方法与质性方法之间的论争早已经连篇累牍,但是最终似乎两个阵营的人都没有办法说服对方——甚至撇开说服不谈,连(同情之)理解都是困难的。这样的争论依然在持续,尤其在中国社会科学界,对特定类型“科学”的追寻和对质性研究的误解并肩出现,虽引起了一波又一波方法之争的波浪,却并没有真的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什么是真实、什么是经验研究、什么是合理的方法。在我看来,这样的争论之所以陷入到一种“内卷化”的境地,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论争双方都只是就方法论方法,没能从方法的泥淖里抽离出来,也不能很好地反思不同方法背后的认识论张力。在这一讲中,我想后退一步,借着对认识论层面的反思来重新梳理两种方法之争,同时也想借此拂去一些贴在质性方法上的污名——如果有人想继续辩称只有定量方法才科学,那不妨先思考一下,到底什么是“科学”。

知识的性质是什么?什么知识是真实有效的?这样的问题构成了认识论的起点。在柏拉图那里,知识的定义是“被证实的真实的信念”。但是,什么样的知识可以宣称自己是被证实的真实的信念?关于这个问题,西方哲学有长时间的争论,这造就的一个重要区分发生在理念论和经验论之间。简单来说,理念论者认为知识本质上是先验 (a priori) 的,也就是通过逻辑推理便可以判定何种知识、信息、概念为真,不需要基于经验性的观察和分析。比如在现实世界中,并不存在标准的圆,那是人们在脑中构想出来的一个概念,而类似这样的几何知识便先验地出现了。经验论者对此持反对态度:他们坚信所有知识都是后验 (a posteriori) 的,也就是说,所有的知识都必须经过人们的经验观察来加以验证,如果不能在经验观察中进行验证,那么这样的知识就一定不是真的。

从根本上来说,所有的社会科学研究都应当是经验的 (empirical),但却未必是经验主义/经验论的 (empiricist)。针对这个区分,我们可以借助逻辑实证主义的案例进行更详细的说明。逻辑实证主义 (logical positivism) 是经验主义的一个极端状态,他们的一个著名论断是,任何不可验证的陈述都既非真、也非假,而是没有实在意义,只有能够验证的陈述才是有意义的。进而,逻辑实证主义者希望运用数理逻辑的形式化方法,建立一个严格的科学语言,以准确地表现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逻辑构造。维也纳学派是逻辑实证主义的摇篮,他们的大规模集体活动从1924年开始,其实在1930年代后期就停止了。虽然如此,这一流派的认识论观点在二战之后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应用,并在整个社会科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费格尔是维也纳学派的一位活跃人物,他在1969年的一篇回顾性文字里曾经这么总结道:在“可证实性原则”中,“作为事实上有意义论断的区别性标志的不是可证实性,而是原则上可检验性。我们使用这个标准来摒斥任何超验的-形而上学命题。我们以此来继续和加强已经成为经验主义传统特征的对绝对的东西(诸如实体、空间、时间、生命力、灵魂、神等)的批判。” (费格尔:《维也纳学派在美国》) 这里其实透露出两条重要信息,能够让我们更好地理解逻辑实证主义在二战之后的重大影响力。第一,逻辑实证主义所坚持的 “可检验性” 事实上是康德呼唤人们敢于动用自己的理智的一个当代回声,这在所谓晚期现代性(high modernism)的时代给予了人们进一步的鼓励:在充分相信人的理智的基础上,社会科学的每个门类都开始追逐他们各自的普世的规律,希冀用一种定律去解释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现象。第二,逻辑实证主义的检验过程回绝了任何形而上的要素,因而特别符合冷战时代的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要求,在这种意义上,“实证科学”成为一种“去政治性”的存在,所以受到了特别的鼓励。

因为这样的背景,逻辑实证主义所提倡的认识论逐渐渗透到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很多学科的“计量革命”都发生在上世纪50到70年代也就变得容易理解了。这一认识论对社会科学的具体实践提出了三个宰制性的要求:第一,认为自然科学及其实验逻辑是社会科学必须效仿的对象,如果没有遵从这个逻辑,那么就不够科学;第二,认为社会科学的最终目的是寻找普世的规律;第三,认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是客观、标准化和可重复的经验观察。在方法上,因为可检验性原则拒斥了超验的和形而上命题,所以主要关心是否能够检验(证实或者证伪)特定对象——假设是什么,自变量、因变量怎么构建,等等——而在事实上放弃了“理论”追求,这是逻辑实证主义的认识论带给我们的一些直接结果。

在实证主义如日中天的时候,人类学家的不满与日俱增,因为他们是首当其冲被上述认识论影响的人。那个时代的人类学家还在专心研究“原始部落”,在“村庄认识论” (village epistemology) 的引导下待上很长一段时间;他们的研究对象不可量化、不可重复、不可复制,因此就在实证主义的话语中变得“不科学”。为了应对这个危机,不少人类学家开始另辟蹊径,尝试着从19世纪的生物学理论寻找科学资源。与20世纪早期的物理学进展不同(后者是逻辑实证主义的一个科学资源),这些生物学理论强调人类行为与这些行为所处的社会和文化语境息息相关——我们的动机、信念、规则、话语直接影响我们的行动,这是生物学家的研究给人类学家带来的启发。

根据Hammersley和Atkinson (2007) 的综述,在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人类学家援引了更多的理论资源来重构自己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主要来自解释主义的理论脉络)。第一个资源是现象学——简单来说,它研究的不是现象本身,而是现象在人意识中的投射,人们在脑海中怎么再现现象、产生什么样的意识结构;在某种意义上,现象即本质,在其背后没有更加本质化的存在,这是现象学人类学的基本观点。第二个资源是诠释学——它关注的是文本,通过文本揣测和思考在这个文本背后的作者意图,然后把文本和作者意图放在生产它的语境中去进一步考察。第三个资源是符号互动论,它所针对的是实验科学中惯常坚持的刺激-反射模式。后者认为,针对实验对象给予刺激会产生对应的反应特征,所有实验对象会共享同一的刺激反应结构,所以做实验的时候不需要关注每个对象的个体差异。但是符号互动论不同意这一观点,他们认为人们发生互动的环境和过程会影响互动产生的结果,这些结果是多样化和有差异的,而不是遵循着同一的结构。

这三种解释主义的脉络能够很好地帮助我们反思逻辑实证主义带来的思维误区。其中最为严重、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个误区,是认为人类社会遵循着类似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我们不妨退一步来反思,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真的具有同一性吗?人之为人,我们所拥有的类属性 (species being),跟昆虫、鸟或者火星上的石头是不一样的,这中间的差距不应该被断然地忽视。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性,有我们的(“主观”的)思考能力,我们的欲望和梦想,施加在我们之上的价值和规范,这些东西都会影响到我们的行动,我们因此不像自然界的动物或者行星、陨石那样遵循一定的“客观”规律。基于这样的反思,我们可以说社会科学应当正视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差异,去关注无法精确量化的社会现实,并且把主观因素纳入研究范畴之中,要尊重特殊性,而不是花费大气力去揭示所谓普世或一般规律。

但是人类学家们在那个时候遵从的“自然主义”进路也有着自己的问题。初看起来,他们的研究方法确实尊重社会世界的内在特征。他们将研究融入其“自然状态”,忠实再现发生的事情、事情发生的情境,再现研究对象的观点尤其是他们对自己和他人行为的评判。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尝试打造的 “人类学意义上的陌生人” (anthropological strangers) 确实有可能更好地帮助理解“他者”。但是这些预设路径背后存在一些未被言明的误区,并招致了来自哲学诠释学和后结构主义的批评。在哲学诠释学看来,当我们尝试着去理解的时候,这个“理解”的过程不可避免地反映了研究者的预设和偏见,这进一步反映了他们的身份、社会地位和价值观,而我们不能否认它们的存在。之前的自然主义假装研究者不在场,但研究者事实上一直在场。

后结构主义的介入为进一步反思人类学“自然主义”提供了更加深刻的理论资源。比如,当我们借助德里达的解构论反思“自然主义”预设时,很容易便会发现,人类学家事实上无法从观察中获知他们所关切的那种“意义”,因为意义并非稳固和一成不变的。意义一直在变,并且“意义”是通过人类学家之手写出来的,那么便可以操纵,当人类学家写下来这些意义的时候,它就已经跟现实开始脱节了。借助福柯,我们可以更进一步去批判这些人类学家生产出来的知识本身。他的那对最著名的词语——知识/权力——深刻地揭示了学术话语(知识)的构建是如何同步造就特定的权力体系的,针对疯癫的知识带来了精神病学权威,那么针对原始部落人群的知识呢?在这样的揭示之中,“自然主义”的基本论断就不再成立了。事实上,包括人类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知识常常会进一步导致特定的“真理体制” (regimes of truth) 却并不自知。在规划城市蓝图的时候,在设计(统一的)街道招牌的时候,在审视城市天际线的时候,知识都在发生着权力化的变异:被构造出来的特定知识被宣称为“真理”,因此是唯一正确的,所有不符合这一设定的思路和实存就是要被消灭的“残存”。

从实证主义到自然主义,似乎社会科学研究呈现出了两幅截然不同的场景。但事实上,不管是自然主义还是实证主义,它们共享的认识论基础其实是相似的:社会现象成为外在于研究者存在的“客体”,因此开展研究需要关照某种“客观性”。在这样的设定里,研究者在研究演进的过程中似乎并不在场,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影响也要尽可能消除殆尽。在实证主义方法中,被强调的是数据要标准化,研究者被视为一个处理数据标准化的“机器”,他/她的情感和价值观都不能在场或显白呈现;在自然主义的取向里面,研究者则是文化体验的容器,他/她在动用自己的身体经验来感知“他者”的“文化”,然后把这个所谓的“文化”忠实地、精确地再现出来,通过一本民族志来告诉那些没有亲身经历的人这个社会的模样。不管是哪种设定,事实上都存在着严重的“主客二分”的认识论局限。当然,1970年代以来的人类学讨论早已超越了“自然主义”的思维方式。在经历了“写文化”等范式转移之后,现在的人类学研究不仅充分认识到了“主客二分”的局限,而且在承认研究者主体性的同时,探索出了多样的方法在研究者和“他者”的世界间建立关联。

在前面的讨论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梳理出三个有助于更好地开展社会科学研究的认识论建议。首先,研究者是这个社会世界的一部分,所以也就是我们自己研究过程的一部分。换句话说,我们不可能自外于我们的研究,或者在这个过程中尝试着去模糊自己与他者之间的界限。我们的身体经验往往是构造研究场所、研究对象的重要(有时候甚至是唯一)方式,很多种相遇都是研究者和研究对象共同创造的,是在偶然性的场域发生的,因而无法预先设定。其次,研究者的立场受限于我们自身的社会状况,包括我们所习得的社会价值和研究预设,这些立场和预设都需要大胆承认、仔细反思,如此方才能更好地理解自己的研究脉络和展开过程,以及可能的挑战及其应对。第三,研究者进行观察、生产知识的过程会造成相应的社会后果,我们不能假装后果不存在,不能假装自己的研究是价值中立地发生在真空之中的,因而不会对任何人造成影响。

有了这些认识论反思,我们便可以回头重新思考种种方法论争论了。也许最为重要的一个体察就是:如果真的关注普通人及其日常生活,那么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其实很难做到客观、标准化,我们的研究地点和研究对象也从来不存在自己的“自然状态”。在很多次访谈和观察之后,我慢慢意识到,只有在特定的情境里面,受访者才有可能跟我讲述那个特定的故事。这样的情境是只有通过我和对方的特定的相遇方式才构建出来的,而相遇一定是偶然的。就如同我们自己一样,我们的“研究对象”也拥有多重身份,有自己的思想、感觉、记忆、梦想、生活方式。如果真的想了解他们的故事,想通过他们的故事来呈现社会过程的一个切面,进而跟已有的文献进行学理上的对话,那我们就要努力追求一种“主体间的真理”。也就是说,我们的研究(访谈和观察)只有在两个主体之间偶然发生互动时才可能发生,我们从对方那里听到的故事和信息虽然是有选择性的,但同时也是自洽的,这些话语有自己的语境和逻辑,而我们的任务则是去进一步探索形塑话语的社会、文化、经济、政治过程和关系。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更需要承认的是知识永远都是片面的,有着自己的发生语境。

秉持实证主义观念的定量方法使用者常常会质疑:质性研究不可重复,不可验证,也不“客观”,你们凭什么说自己是科学的?知识的有效性问题是认识论的中心问题,因此也是质性研究方法一直关切的问题。只是,不同的认识论路径中存在着不同的有效性判别方法。当我们承认知识必然内蕴的片面性和语境化时,便不应该再按照实证主义的要求(比如研究者的不在场、可重复性、样本代表性等)来主导我们对知识的探寻和验证。相反,质性研究方法强调从理论和经验两个层面另辟蹊径来验证知识的有效性。首先,质性研究应当是从理论出发的,我们去研究什么地方、什么对象,这种“取样”的过程取决于我们研究的理论预设,我们不仅不应尝试掩盖这样的预设,反而应当让其站到最前台;在此基础上,我们在整个研究过程中要十分关注“理论饱和”(theoretical saturation)的状态,时刻观察获取的信息是否充盈到可以和理论对话的水平。其次,如同所有好的经验研究一样,质性方法同样讲究多重信源的交叉验证(triangulation),而不是偏听偏信任何一方的一家之言,并将之作为事情的全貌。如此,我们方才可以说自己在尝试着以一种更加客观——同时也更加片面——的方式与这个混沌的世界相遇,并努力地去理解和解释它。

在此基础上,我建议把焦点从方法论争中抽离出来,站在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整合框架来重新思考我们进入社会世界的路径。本体论解决的是这个世界的本原和基础的问题,认识论讨论我们应该如何认识这个世界、关于世界的何种知识是有效的,而方法论主要关注我们应当采用何种方式来研究这个世界。定量和质性方法的争论同时关涉到这三个层次。在本体论层面,定量研究相信社会世界外在于研究者,而质性研究强调我们研究者也是社会的组成部分,并且这个社会是不断演化的,是通过我们的行动和关系得以构建的。在认识论层面,定量论者认为验证知识的核心法则是保持距离和客观性,而质性研究方法中不断发展的自反性、主体性等问题的讨论,则为我们呈现了另一幅完全不同的图景——知识在本质上是不可能如同定量论者希求的那样“客观”的,因为我们内在于研究之中,我们的主体性影响着我们研究对象所反馈给我们的信息。定量和质性方法在本体论和认识论层面的巨大差异在各种方法论纷争中很少被人提起,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围绕研究方法和技术细节的大量成效不彰的“口水战”,最终造就的也只是再三反复的定量与质性之间已然“内卷化”了的争论。

 

阅读材料

Hammersley, M., & Atkinson, P. (2007). Ethnography: Principles in practic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Crang, M., & Cook, I. (2007). Doing ethnographies. London: Sage

 

(感谢魏航整理录音,感谢林叶对初稿提出的宝贵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