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ce as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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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first “academic” article, one that reflects upon my own field experience in Beijing’s green belts, has recently been published in the City journal.

This paper has plenty of meanings for me. It is the very first chapter that was finished all through my thesis. I can still remember the readings I did for this paper, and the drafts I wrote and then scratched – all happened at the moment when the deadline of my thesis was approaching yet I was still in the middle of nowhere. It was also a revised version of the paper that won the third place in the student paper competition of China Geography Specialty Group at this year’s (2017) AAG Annual Meeting.

But most importantly, it shows the reflections I had after doing two spells of fieldwork by myself. Its starting point is a puzzle I had when in the field and its concluding remarks are at best an invitation for further discussions and debates on how to do fieldwork on the urban frontier with our bodily space-time. These works should be further developed, and I hope this paper could contribute some empirical observations that have not been registered in the literature before.

Below is the abstract of this paper, and the full access can be found at http://www.tandfonline.com/doi/full/10.1080/13604813.2017.1353342. Please feel free to contact me at y.zhao25#lse.ac.uk (replace # by @); all comments and suggestions are warmly welcome.

 

Abstract

Great urban transformations are diffusing across the global South, removing the original landscape of urban margins to make of them a new urban frontier. These processes raise questions of both validity and legitimacy for ethnographic practice, requiring critical reflection on both spatiality and method in fieldwork at the urban margins. This paper draws on fieldwork experience in Beijing’s green belts, which could also be labelled the city’s urban margin or frontier, to reflect on the space-time of encounter in the field. I aim to demonstrate how space foregrounds not only our bodily experiences but also ethnographic investigations of the daily life, and hence becomes a method. Beijing’s green belts symbolise a historical–geographical conjuncture (a moment) emerging in its urban metamorphosis. Traditional endeavours (immanent in various spatial metaphors) to identify field sites as reified entities are invalidated over the course of the space-time encounter, requiring a relational spatial ontology to register such dynamics. The use in fieldwork of DiDi Hitch, a mobile app for taxi-hailing and hitchhiking, reveals the spatiotemporal construction of self–other relations needing recognition via the dialectics of the encounter. In this relational framework, an encounter is never a priori but a negotiation of a here and now between different trajectories and stories as individuals are thrown together in socially constructed space and time.

 

Keywords

urban ethnography, spatial ontology, spatial metaphors, the dialectics of the encounter, DiDi Hitch,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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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跳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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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纽约的 Penn Station 坐上火车的时候,我并不知道接下需要在 Jamaica 站跳下火车,才能赶上回伦敦的飞机。

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在103街的西安名吃 (Xi’an Famous Food) 门口,我跟两位从波士顿远道而来的朋友接上了头。他们盯着纽约的街道,目不转睛,连连称奇,说仿佛像是入了戏——跳进了以前看过的那许多电影里。我只好赶紧提醒这两位意大利和巴西友人:快吃吧,肉夹馍该凉了。

打包了一盒臊子面,一盒羊肉泡,一盒炒凉皮之后,我们浩浩荡荡地开向中央公园。在还没有到公园大门的时候他们就惊呆了(比两年前的我提前了二十米)。这自然是他们第一次到纽约来,于是第二次来的我便当仁不让地当起了导游,把当时的游记又添油加醋地讲解了一番。

很快大家就把彼此弄得疲惫不堪,唯有西安名吃可以解忧。

我们在草坪上的一片树荫里落了脚,酒足(划掉)饭饱之后开始四处张望远处的高楼以及近处的人群——晒太阳的年轻人,四处奔跑的孩子,脚步沉重的游客,步履不停的慢跑者。这些又一次勾起了我两年前的回忆,关于生活空间的思考,以及中央公园本身的可爱。

如果抛开当天是周一这个因素不谈的话,这一切是多么祥和自然。但是很不幸,那一天是周一。于是我们都开始纳闷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出现在公园里,在这样一个被资本主义侵蚀得无孔不入的城市。批判精神没有敌得过瞌睡虫。刚写几张明信片,我就加入了他们,昏昏睡去。

 

2017.04 NYC - Central Park

The Central Park at NYC

 

中午的小憩永远都是珍贵而值得回味的,因为没睡够。但是时钟已经走向了四点,离我的航班起飞还有三个多小时。这个安排真是太贴切了,我心里窃喜:无论是去机场还是过安检都不用太着急,这时间绰绰有余。

我们不疾不徐地走到公园外边队伍巨长(但并不好喝)的星巴克,想用咖啡让自己清醒一下。接着我去取了行李,跟两位友人告别,开启了前往 Penn Station 的煤矿工程车(aka. 纽约地铁1号线)之旅。

到此为止的旅途都很顺利。我走出地铁站,走进火车站,走向售票机。从这里出发去肯尼迪机场的最快路线是坐长岛小火车到 Jamaica 站,然后换乘机场轻轨。第二次走这条路线的我对这一切都已胸有成竹。熟练地选择了目的地之后,我用钱包里仅剩的10.25美元付了款,然后踌躇满志地走向了站台旁边的显示屏,看最近的一列车几点开。

时空的分叉是从这里开始的。有备而来的我早一天就已经查好前往 Jamaica 的各路火车及其名称和颜色,用 Google Maps 截好图存在了手机里。掏出手机一对照,最近的这列车好像一分钟之后就要开,我于是奋不顾身地抓起箱子跑向相对应的站台,然后在关门之前的那一刹那跳上了车。

安置好行李之后,气喘吁吁的我开心地拿起手机跟两位朋友汇报进度,然后遥祝他们晚上找到好吃的餐馆。我把车票和收据从钱包里取出,放进了衬衫的口袋里,这样就不会太耽误列车员检票的功夫了。然后我抬头看了看车厢的显示屏。报站换了又换,但我并不担心:肯定是系统出了故障,跟我没关系。做好了这一切工作,我才终于有功夫去观察车厢里的人。

他们大多数都是上班族,垂头顿首的疲态完全不似我刚刚在中央公园遇见的那群人。点亮屏幕,戴上耳机,他们终于能钻回自己的那个跟职场无关的小世界里去。偶尔有几个人也在四处张望的话,可能会和我的眼神交错——我便能发现他们看见我的行李时流露出的好奇的表情。但我没去细想。事后来看,细想也没用。

这时候火车已经钻出了地面。太阳的位置还相当高,完全没有让位给沉沉暮霭的意思。火车的报站声也响了起来,下一站将会是一个叫做 Syosset 的地方。管它呢,我心想,只要赶紧到 Jamaica 就好,这样的小站快点过去吧。在这分叉了的时空里,我完全没有意识到将要发生的那场相遇。

列车员马上就要来到我所在的车厢检票了。我摸一摸衬衫的口袋,把那几张纸按顺序给叠起来,就等着递出去的动作了。在这一流畅的动作完成的那一刹那,列车员的表情还没有出现异样。但是情况很快就发生了变化。

她推了推眼镜,正色跟我说:“我们不停 Jamaica,下一站到 Syosset.”

我有点着急了,但还没有失去理智:“那这两个地方远吗?我是说从 Syosset 回到 Jamaica。”

“很远,很远。”

“大概有多远?”

“三十英里吧。你恐怕得先坐过去,然后再坐这列车回来了。因为这是今天唯一一列从 Syosset 开回纽约的车,我们七点半从那边出发。”

七点半也是飞机起飞的时间。我的大脑飞速旋转,却又一片空白。是不是可以在 Syosset 下车之后 Uber 回机场?但是晚高峰时间真不比火车快多少。

那么改签呢?我拿出手机,打开 British Airways 的 APP,开始查询改签的选项。页面加载了好几次才蹦到航班选择页,而其中最便宜的那班也得再花384镑。真是被自己坑得猝不及防啊——这个往返航班总共也才420镑而已。

这并不是我第一次坐错火车。上一次是在伦敦,为了去 Greenwich 的朋友家喝酒,我一不小心坐去了海边。

当时我们准时来到站台上等车,但一向以准时著称的英国铁路系统出现了晚点。站台显示屏上打出了该站台将要出发的两列车的信息,其中第二列是会到 Greenwich 的郊区小火车,而且出发时间就是我们抬头看显示屏的时间——但是因为晚点,此时在站台上停靠的其实是第一列车。

为了赶上这趟车,时间已经不允许大脑的进一步运转了。于是我们跳了上去,惊讶于它的速度,然后当窗外风光越来越田园的时候,我们才意识到,糟了,坐错了车。景色真的很不错。那是我第一次发现英国的原野也可以色彩斑斓,而非绿草茵茵。事后回想起来,很多次我都遗憾当时没记下来那片地方的名字,以至于没办法再去回访。

看了一个多小时的 Kent 郡田园风光之后,又经过一座相当壮阔的大桥,火车才终于停靠在伦敦之后的第一个车站。没有办法,只好走向对面的站台,等待下一班回伦敦的火车。而且很不幸,很快开来的这班车是列站站都停的慢车。

最后,当我们终于到达伦敦东南郊不远的 Greenwich 时,时间已经快到晚上十点,而 Kent 郡的土地倒是横穿了两遍。

在我的脑海里浮现这些伦敦记忆的时候,手机上改签机票的进度也丝毫没有落后。这时候我已经填写好了所有的付款信息,勾选了 Terms and conditions,就等着最后按下那个确认键了。

这时候列车已经接近 Jamaica 站。要是能在这儿停该多好啊,我心想。这样我就可以从容地换乘机场轻轨,然后托运行李,安检,登机。说不定还能有时间在候机的时候发几封邮件呢。但这一切都只是可是。从驾驶室朝我走来的列车员似乎也同意的结论。

但就在这时,我感觉到列车在减速。列车员朝我招招手,说你赶紧收拾好行李,一会儿跳车吧。

我一时间怔住了。跳车?怎么个跳法?难道车真的会停?那车门会打开吗?

说时迟,那时快。列车员大姐从工具包里摸出来一把车迷们都很熟悉的三角钥匙。在列车停稳在站台之后,她迅速把我喊到身边,然后用三角钥匙打开我们所在的这个车门,冲我喊:

“Jump! Jump! Otherwise, you cannot catch up with your flight.”

我拎着箱子,快步走到刚打开的车门,踉踉跄跄地跳了出去。车门随即锁上了,列车也立刻重新启动,继续开往 Syosset。

分叉的时空在这里又汇合了。我依然还记得怎么去换乘,怎么过闸机,在哪个站台等待前往 Terminal 7 的轻轨,如此种种。但是跳车之后那长长的瞬间,我的脑海里只盘旋着一句话:好人一生平安。

这次在波士顿开会的时候,有一位观众在我的 presentation 结尾问了这么一个问题:你谈了这么多关于田野、关于相遇 (encounter) 的故事,那你觉得 encounter 会给你们双方带去什么改变的可能吗?这次跳车的故事其实能丰富对这个提问的回应,因为这也是一个关于相遇的故事。

我不知道这次相遇改变了列车员什么,也没有机会再去问。大概对她来说,只是又遇见一个智商感人的乘客吧,或许还能增进一些她对自己工作的荣誉感——毕竟帮助了一个即将误了飞机的人。但是从我自己的角度去观察,这次相遇着实改变了我很多。

我不会再去把纽约的上班族跟资本主义螺丝钉画上等号,他们也都有着自己的情感和生活轨迹,也在各种各样的关系里生产自己的生活空间。我也不会把美国与排外画上等号,不会把被殴打的华裔乘客给上升到“美国人”对外国人的全方位歧视。甚至我不会再把列车员这个职业和面无表情、按章办事画上等号,在需要的时候,我相信他们也会考虑人的需求。

我甚至改变了自己对纽约的印象。两年前的游记里,我倾向于把中央公园和纽约做工整的切割。当我讨论中央公园与关系性时空、日常生活的联结时,其实已经预设了大纽约别的地方甚至不存在这样关联的可能。但是并不是这样,在皇后区,在 Jamaica,在列车这种流动着的空间里,关系性、人情味和日常生活的种种可能都无处不在。

这让我想到了列斐伏尔,想到了他对城市的重新定义。在他看来,urban 这个存在本身充其量只是一种纯形式 (pure form)。形式所包含的内容并不来自 form 自身,而是来自人与人之间的相遇,来自相遇所造就的种种关系。社会关系构成社会空间,社会空间征用了城市的样子(形态),所以城市这种形态从来不是固定和真实的,而是相对、流动甚或偶然的,是在不停走向真实 (becoming real) 的。

会场上的那位观众大概不会遇到这篇豆瓣日志吧。就让我把跳车的故事留在这里,以备日后相遇的时候作为又一则相遇的案例:

“The swerve has created a new world urban order, the plane of immanence for new encounters, for a newer aleatory materialism of bodies encountering other bodies in public. Things here encounter each other within and through urban space…” (Merrifield, 2013. The politics of the encounter. Page 57-58)

不在海边的曼彻斯特

 

今年的奥斯卡典礼像电影一样精彩纷呈,最吸引眼球的片子最后并非大赢家——这倒让我松了一口气。并非所有电影都是热闹喧嚣的,而有时这种并不热闹喧嚣的制作,反而更能让人眼前一亮,比如斩获了最佳男主角和最佳原创剧本的电影 Manchester by the Sea(《海边的曼彻斯特》)。

初看起来,曼彻斯特这个地名,在电影语言里显得并不那么重要。小城里那些痛苦的回忆、柔软的人心、微妙的关系,才是真正打动人心的内容。这种痛苦、苍凉和不复往昔的情绪,并不只限于那个时间和那个地点,并不只限于 Lee 的遭遇。在电影的结尾,重新张起的船帆成为显示乐观情绪的重要意象,仿佛是在为必将过去、即将过去、已经过去的风暴鼓与呼。但是在别处,在痛苦和苍凉的情绪聚集着的很多别的地方,这种乐观情绪却了无踪影。

有的风暴从未过去,或者并未以我们以为的那种方式过去。

就让我们暂时转移视线,去看一看大西洋对面的那座曼彻斯特吧,一座已经在(后工业化的)时间的长河里被冲刷得完全不像曾经的样子的城市。在某种意义上,这座曼彻斯特也是一座悲凉之城,这里的不复往昔,比起海边的曼彻斯特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如果更深入地去探索历史的尘埃,我们能看到的故事远远不止这些……

 

恩格斯的曼彻斯特

就在电影开始在英国上映的档口,不少勤劳勇敢的曼彻斯特人民跟着自己的好奇心开始搜索:海边的曼彻斯特在哪里?答案让他们大吃一惊(不妨从英式幽默的视角看待这一反应):原来还有别的曼彻斯特!他们竟然还拿了奥斯卡!天理何在!

英国的这座曼彻斯特并不靠海,却曾经是世界远洋运输的中心。在十九世纪蒸蒸日上的工业时代,曼彻斯特通过世界上第一条铁路和不远处海边的利物浦连为一体,共同构筑起了英国工业大发展的地理基石。

Figure 1

1830年代的曼彻斯特火车站(现为科学与工业博物馆)

 

日不落帝国的海外扩张和工业发展,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不同形态。通过远洋运输,殖民地的原材料(比如印度的棉花)被运输回英国本土,然后在工业中心加工成最终产品,再输送到世界市场——19到20世纪中国市场上充斥的各种「洋」字开头产品,就是这么突然冒出来的。就棉纺织业而言,利物浦、曼彻斯特和其所处的兰开夏郡,在当时已经成为全球生产链的核心环节。

从1842年秋到1844年夏,被父亲派去曼彻斯特做生意的恩格斯,对这座城市和它的人民做了二十一个月的田野调查。他的方法,类似当下一些在华南工厂做田野的人类学家。而他当时也和一个「厂妹」走到了一起,这个爱尔兰姑娘对他深入观察爱尔兰苦工群体帮助颇多。

当恩格斯从德国抵达不列颠的时候,首先吸引他的注意力的就是城市,是城市空间的漫无边际的扩张,和到处杂乱地安插着的「贫民窟」。这种场景在在曼彻斯特尤为典型:雄伟壮丽的河景街景和肮脏拥挤的工人阶级蜗居处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这立刻促使恩格斯得出了他关于「社会战争」的论断:「社会战争,一切人反对一切人(All against all)的战争已经在这里公开宣告开始……每一个人都把别人仅仅看做可以利用的东西;每一个人都在剥削别人,结果强者把弱者踏在脚下,一小撮强者即资本家握有一切,而大批弱者即穷人却只能勉强活命」(《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大城市》)。

在每一个大城市里,都有一个或者几个挤满了工人的贫民窟——「英国一切城市中的这些贫民窟大体上都是一样的;这是城市中最糟糕的地区的最糟糕的房屋,最常见的是一排排的两层或一层的砖房,几乎总是排列得乱七八糟,有许多还有住人的地下室」

为什么会这样?恩格斯立刻把矛头指向了工业时代:

「要知道,一切最使我们厌恶和愤怒的东西在这里都是最近的产物,工业时代的产物……只是工业才在这些老房子之间的每一小片空地上盖起房子,来安置它从农业区和爱尔兰吸引来的大批的人……才可能把他赶进对其他任何人都是太坏的住所,而这种住所工人得花自己的血汗钱来享用,直到它最后完全倒塌为止;所有这些都只是工业造成的,而如果没有这些工人,没有工人的贫困和被奴役,工业是不可能存在的。」

 

19世纪的反城市乌托邦

在1872年,当恩格斯又一次动笔讨论城市,写下《论住宅问题》的时候,先前的结论得到进一步推进。

不同于当时流行的蒲鲁东主义者要求废除住宅租赁制度,把承租人变成分期付款的房主的论调,恩格斯强调:大城市的房屋短缺问题并非最主要的社会矛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是核心。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工业生产,大量工人才被引诱到城市里,城市空间才会过度膨胀,住房才会短缺,城乡矛盾才会被推向极致。在他看来,通过社会革命改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是最根本的问题,而住房短缺一类的次生问题,最终只能通过改变生产方式才能实现。

早先在曼彻斯特观察到的城市贫民及其生存环境,给了恩格斯极大震撼,以至于他在城市空间和资本主义的罪恶之间画上了等号,并且把城市与乡村的对立视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运转的基础之一。它可以,也必须被社会革命消灭。

正是在这里,恩格斯的思路最终与空想社会主义者(比如傅立叶)合流。他宣称要「使人口尽可能地平均分布于全国」,「使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发生密切的内部联系,并使交通工具随着由此产生的需要扩充起来」。长期观察伦敦和曼彻斯特等大城市,尤其是观察其中的贫民窟,最终把恩格斯变成了一个反城市主义者(anti-urbanist)。

陷入了乌托邦思路不能自拔的恩格斯,在之后不久的《反杜林论》中,进一步把这一观念「发扬光大」:消灭资本主义劳动分工,就是要消灭城乡分工这一前提,而消灭城乡分工,必须通过人口在全国尺度上的均匀分布来实现——城市将会消失,城市必须消失……这一宣言,将很快回响在20世纪的欧亚大陆:经由恩格斯的乌托邦,19世纪的曼彻斯特在历史中投下了远比它自身厚重的阴影。

这道阴影,顺着20世纪社会主义的线索来到北京。

 

反城市乌托邦的北京实践

我们把目光转向1950年代的北京。苏联、东欧、中国等国一直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视作自己的核心政纲。于是,恩格斯对城乡对立的乌托邦式思考,也随着这一「主义」进入官方意识形态,并且很快变成了政策与实践。在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年代,尤其是1957年之后,消灭三大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被提上了议事日程,随着「大跃进」的种种政策一起遍地开花。就是在此时,对「城乡差别」的认识和处理给北京带去了影响深远的空间效果,并一直持续到今天。

 

Figure 2

1958年北京市总体规划

 

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之后,北京市立刻响应毛泽东 的号召,修改了三个月前刚刚由苏联专家绘制的城市总体规划。在当年9月递交中央的报告里,北京市委如此表达自己的决心:「城市的发展究竟是要有利于巩固工农之间、城乡之间、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还是要有利于逐步消灭工农之间、城乡之间、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这是规划工作者走资本主义的城市建设道路,还是走共产主义城市道路的尖鋭问题……」(北京市档案馆,卷宗1-5-253)。

为了促进工农结合和城乡结合,并顺应当时正蓬勃发展的「人民公社」,北京市委向中央保证:今后的工业将主要安排在远郊区的人民公社里;这些人民公社将和新划定的四十多个卫星城(包括南口、昌平、顺义、门头沟、长辛店、房山、良乡、通州等)紧密联系,共同形成新的环绕市区的子母城体系。与此同时,市区将被分割成一个个的小「集团」,集团之间由成片的绿地分割;在市区六百多平方公里的地面上,还要大量安排小面积丰产农田,从而使市区也成为城市和农村的结合体。在这样的基础上,「分散组团式」的布局形态最终被确定下来,并被视为消灭三大差别、迈向共产主义的一个重要条件。

 

乌托邦北京的当代幽灵

你亲眼目睹了北京这座城市摊了几十年「大饼」,沿着一圈圈环路扩展,也许会问:这个分散组团式布局,现在早该不存在了吧? 。

然而,这一布局形态不仅没有被取消(它依然是2004年北京市总体规划的指导思路),而且构成了现在北京市兴建通州副中心和疏解人口的合法性来源——「北京城里这么拥挤,为什么不疏散一点人口出去?说好的卫星城呢?」生气的上峰如此责问市里的有司。接下来的故事,我们都已经很清楚了:通州这个曾经画在纸上(但一直没怎么好好建设)的卫星城,一夜之间变成了北京城市副中心,甚而成为京津冀一体化的前沿。

上述政策链条里存在很多问题。比如说,「分散组团式」布局本身是否曾合理过?现在是否依然合理?规划图纸本身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社会问题?又比如,北京到底有多「拥挤」? 「合理的城市规模」这样的思维本身是否有问题?所谓的疏解人口、控制规模,与现在高涨的房价是否有关系?恩格斯的乌托邦投下的阴影为什么竟会在房价高涨的时代产生更大的影响力?再比如,北京市为什么会吸引越来越多的人挤破头涌入?是因为大家喜欢这里,还是因为这里充满了别的什么东西,一些因为政治经济原因只存在于北京而在别处无法获取的东西?

即便城市真的有「承载力」限制(这是存疑的),即便北京真的有了所谓「过载」(这也是存疑的),我们是否没有别的方案,而只能以现在这种种非人的手段去「疏解人口」? ——吃不了早餐买不了菜的人不计其数,孩子上不了学的人更是数不胜数,而在最近的新闻里,高房价也被有司说成是控制人口和产业升级的利器。这会不会导致(或者说,它本身是否已经成为)一种新的形式的「社会战争」,就像我们最近已经在五环外的[皮村][1]看到的那样?为了理解今日的北京,我们需要回到曼彻斯特,回到1840年代的那座世界工业中心。因为在那里,此时此刻在北京的空间故事早已上演:阶级的空间隔离,政府的清理掩盖,投机的地主(「种房子」的京郊农民),日渐高企的房价房租……

但无论是悲剧还是闹剧,做决策的人永远不需要承担他们所做决策的后果。市长的交椅换了又换,曾经的军令状已没人再提。在上峰一次又一次的视察之后,真正的空间问题(和解决方案)已经没有人会去严肃讨论和反思。仿佛只要顺从上意,我们现在在城市里看到的这些苦难自然会走向皆大欢喜的结局。最后,大家都成了活在历史的阴影里而不自知的人,甚至以为自己的行动必然会带来理想的结局——在这一点上,倒是达到了和恩格斯差不多水平的乌托邦状态。

对乌托邦的否定在当今的曼彻斯特体现得也相当明显,虽然是以一种完全未曾预料到的面貌呈现出来的。随着世界工业体系的转型和经济重心的转移,曼彻斯特的地位早已不复当年。在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座城市的人口甚至比不上一百年前的水平。如今走在通往城南的主干道Oxford Road上,人气的冷清甚至会让人怀疑这里是否曾繁华过。如果不是路边张贴的历史图片的话,根本没有别的迹象可以供人去凭吊过往。而当年恩格斯观察的很多贫民窟,现在也都已经被改建得面目全非了——大多都成了那种宁静清新、田园牧歌的样子。

 

Figure 3

Didsbury Village 的联排别墅

 

 

乌托邦之后,空间作为方法

即便如此,城市依然在那里,城市并没有被取消。城市空间的这些变化当然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型」和「升级」,也不意味着社会公正和天下大同的实现。但是这些变化和恩格斯的观察之间的距离值得我们深思。若当初那些让人走向反城市主义的因素已然消失或变形为别的样子,我们该如何去重新解读城市和城市空间?

尤其是在中国,当我们不幸正处在一个土地财政肆虐的时代——从1999至2016年,地方政府卖地收入累计收入超过[三十万亿][2]——当我们每个人都在为高涨的房价而焦虑,恐怕住房问题,早已超过城乡对立而成为主要矛盾了吧。更为吊诡的是,在这里,阶级隔离、清理掩盖、投资投机正是顺着恩格斯当年取消城乡差别的话语推进的。这是历史的狡计,却是我们的生活。

正因为此,我们亟需发现或建立新的认识城市的方式,一个不同于恩格斯的方式。城市空间也许容纳了很多不义与罪恶,但这并不意味着城市本身等于不义与罪恶。恰恰相反,任何意图成功的反抗努力,都必须首先认识到城市空间蕴含的政治势能,并且学会正确地引导和凝聚这些势能,而不是要一劳永逸地取消城市的存在。

在地理学家Doreen Massey看来,调动这种政治势能,正是使[空间成为方法][3]的题中之义。空间并不是空的,它不是一个客体或容器,它具有自己的关系性乃至能动性——这是恩格斯在他的「自然辩证法」里完全忽略了的东西。

当然,恩格斯并非没有可取之处:在他批判蒲鲁东主义者的时候,特地强调说,住宅问题引起这些人的注意,是因为这个问题不仅影响到了工人阶级,而且影响到了小资产阶级。那么今日的北京呢?当高房价让人怨声载道的时候,当皮村拆迁引得关注工人命运的人(这也是学界的一股新潮流)痛心不已的时候,当豆瓣书店和三里屯酒吧纷纷被砌到墙里面的时候,是谁在说话?又是谁被取消了发声的权利?大家可还记得七年前被拆迁的唐家岭?可还记得三年前被拆的147家早市(和里面被驱逐的数以万计的小摊贩)?可还记得两年前被拆的昌平北四村?事实上,住在北京五环和六环之间的那将近五百万外来人口永远也上不了头条——除非他们的故事和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兴趣挂上了钩。若要使空间成为方法,首先就要使这种挂钩成为常态,而不是变成展览「六环比五环多一环」那样的小清新趣味。

恩格斯看到了开头,却并没有猜对结尾。川流不息的日常生活,最终破灭了他的乌托邦迷思,留下的是他的反思意愿和批判精神——当然,后者在当下这个时代依然可贵,尤其可贵。

这便是那座不在海边的那座曼彻斯特城,给我们上的一堂历史课。

 

 

Figure 4

Didsbury Village 傍晚街景

 

(本文发表于端传媒-观点栏目)

AAG 2017: China as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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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er sessions in 2017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Geographers (Boston, MA, 5-9 April 2017)

 

Organisers

Yimin Zhao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Yueming Zhang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Yang Yang (University of Colorado – Boulder)

Sponsorship

Asian Geography Specialty Group, China Specialty Group, Cultural Geography Specialty Group, Urban Geography Specialty Group

Session introduction

In 1989, Mizoguchi Yuzo published China as Method and called for reversing Eurocentric theory and epistemological framework (Mizoguchi 2011 [1989]). For Mizoguchi, the end of conceiving China “should be the ‘study of China’ that transcends China” (cf. Chen 2010, 252). In other words, China is a method when understanding the world is the purpose – and in this multiplied “world”, as Chen Kuan-Hsing reminds us (ibid., 253), both China and Europe are elements. It is here that we can see some affinities between Mizoguchi’s position and recently rising comparative urbanism to study the world of cities (Robinson, 2006).

Mizoguchi’s proposition has methodological significances for it helps replace the vertical principle of history (which is teleological and dominated by Eurocentric theories) by a horizontal view of space-time where different elements are juxtaposed. Seeing in this way, claims of universalisation should be questioned, and investigations on the dynamic space-time are urgently needed. Some endeavours can be witnessed in the literature, such as Wang Hui’s (2011) discussion on “trans-systemic society” and “trans-societal system,” yet more efforts are required to rethink how and to what extent China can be a method to understand the world. This critical reflection on seeing China as a methodology approach can be potentially productive in geographical inquiries on/in/related to China.

In this session, we aim at continuing the proposition put forward by Mizoguchi almost three decades ago and focus on how the “study of China” may yield methodological and/or epistemological implications for not only studying China but also geographical inquiries in general. “China” is more than a field site, especially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where “the spectre of global China” (Lee, 2014) can be seen everywhere. Hence, we invit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contributions that concern methodological and epistemological implications of the “study of China,” with “China” being broadly defined a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hopefully transcended at the end.

Potential topics include, but are not limited to:

  • What do China and the study of China mean in nowadays geographical research?
  • How can China be studied more than a subject, but as an entity, relation, process, nexus…?
  • What and how are theories used in and/or built from the study of China? What are the theoretical potentials and challenges in the study of China?
  • What kind of implications can be drawn from studies in/on China for broader concerns in fieldwork methods?
  • Where and how to locate China in comparative studies?

 

Paper Session I

Chair: Yueming Zhang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UK)

Discussant: Jennifer Robinson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UK)

(Extra)ordinary Beijing: On urban ontologies and artistic practice

  • Julie Ren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UK)
  • Murray Mckenzie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UK)

Space as a method: Field sites and encounters in Beijing’s green belts

  • Yimin Zhao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UK)

Provincialising the West, de-parochialising China: Some reflections from China’s urban centres and ethnic peripheries

  • Junxi Qia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K)

China in the African imaginary and the problems of solidarity

  • Xiaoran Hu (Queen Mary University of London, UK)

Paper Session II

Chair: Yimin Zhao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UK)

Discussant: Max D. Woodworth (Ohio State University, US)

From Xinjiang to Addis Ababa: Encountering China at its “periphery” and “frontier”

  • Ding Fei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US)

Displaying connections between Chinese and global Muslim communities through fashions in transnational urban space in the Hui Quarter in Xi’an

  • Yang Yang (University of Colorado – Boulder, US)

Of “other” people: The exotic landscape of Chinese diasporas (and its rejection) in Boston

  • Jing Luo (Tsinghua University, China)

Not “China as Methods” but “Chinese dialectics” as a methodology: The tongbian approach

  • Wing-shing Tang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HK)

 

References

Chen, K.-H., 2010. Asia as Method: Toward Deimperialization.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Lee, C. K., 2014. The spectre of global China. New Left Review (89):29-65.

Mizoguchi, Y., 2011 [1989]. China as Method [Zuowei fangfade zhongguo].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Robinson, J., 2006. Ordinary cities: Between modernity and development. Routledge.

Wang, H., 2011. Trans-systemic Society and Regional Perspective in Chinese Studies. boundary 2, 38(1):165-201.

世界城市里的异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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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伦敦住了这么久,每次我想吃烤肉的时候,都会去东边的 Aldgate(印巴人聚居区,拥有英国最大的清真寺)。那儿有两家店,烤肉做得都很不错,但风格迥异。

其中一家是个叫“老地方”的中国餐馆,主打东北菜,小鸡炖蘑菇曾经做得很地道。每次去,我都会不由自主地点上几个羊肉串儿,再叫一瓶青岛,仿佛还能重温一点当年在北京“撸串”的幸福时光。有一阵子他们突然停止了烤串生意,理由很搞笑,说是在英国找不到合适的木炭了。

这家餐馆的英文名是 My Old Place。 翻译很巧妙,每次我都会用这个名字引诱办公室的各国同学去吃加了很多辣椒的东北菜。我会着重跟他们强调:咱去 My old place 吃点中国菜吧!然后他们就莫名其妙地看着我点上诸如麻辣鸭舌的菜,再把一整盘菜和辣椒全部狼吞虎咽掉。

另外一家把我迷得神魂颠倒的吃肉的地儿,叫拉合尔烤肉坊 (Lahore Kebab House)。拉合尔就是著名电影《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里的那个地方,巴基斯坦第二大城市,玄奘曾在7世纪初到访过。

一开始,我并不知道这家店,也并不想知道 Aldgate 地区其他任何餐馆。我初来乍到,本能地保持着对陌生人和陌生空间的提防,同时,中国留学生之中还流行着种种传言,如印巴餐馆卫生状况糟糕。诸如此类的话语,都退却了我的好奇心。

当我那关系很好又在土耳其呆过很久的意大利哥们提议,去这家店考察一下巴基斯坦烤肉的时候,我内心是拒绝的。但在他们连拉带拽之下,我终于还是硬着头皮走了进去,看着满屋子嘈杂的人群,恐慌。我坐定之后发现,屋子里坐的一多半都是白人,不过老板和服务员确实还是南亚人的面孔。打开菜单,照例是看不懂的,于是就照猫画虎,跟那个意大利哥们点了个一样的菜。

我记得那是一道咖喱烤羊肉,放在一个直径比饭盒稍大的铁锅里,服务员上菜就是把一个个这样的铁锅端到我们面前,然后提醒我们小心别烫着。里面肉很多,浸在咖喱汁里,差不多占满了整半锅,而且毫不含糊,见不到中餐里常见的那些伎俩:没有土豆、没有胡萝卜、没有豆芽,真的全都是肉。肉食动物如我见到这样的场景立刻就按捺不住,更不用提锅里飘出来的香气有多诱人,于是就着旁边的馕(编按:中西亚地区常见的面饼),狼吞虎咽起来。

经此一役,我便时不时地喊上同学们去“拉合尔”饕餮一番。巴基斯坦人多信仰伊斯兰教,所以餐馆不卖酒——但不禁止喝酒。于是每次我们过去的时候,都会先在旁边的小店里买上些 cider,买上些 ale,口味重的同学就买 guinness,然后浩浩荡荡拎进去,实现酒和肉的完美融合。一番酒足饭饱之后,如果恰好遇到英超联赛,我们就围坐在电视机边,听德国、巴西和意大利人调侃英国同学——和他支持的球队。

 

Kebab 打开的社会历史视野

久而久之,我想吃肉的时候反而有些举棋不定了:到底是老地方的烤串呢,还是拉合尔的 kebab?本来,在我还只迷恋前者的时候,总觉得那里才是自己的主场。因为语言熟悉、菜单熟悉,我不仅重新找回了空间上的归属感,还能在饭桌上决断一群人的口腹之欲如何得以实现。

但我对拉合尔的好感也随着去的次数而直线上升:那儿的肉不仅好吃,而且便宜——那半锅才只卖七八块钱。更关键的是——去得越来越多,我对菜单也越来越熟悉,以至于到后来,我真的说不清老地方和拉合尔到底哪个才是我的“老地方”。

Aldgate 在我心中的定义也因此改变了。在我还只愿意吃中餐的时候,时常会对满街的南亚移民心生恐慌:我不知道(也不愿意知道)他们为什么来伦敦,在这里做什么,又如何维持生计。

但是跟拉合尔熟悉起来之后,我慢慢明白他们落脚英国的殖民起源:在两次世界大战前后,先是大量南亚次大陆的专业人士(比如医生、教师等)开始移入,然后是更多的普通人随着解殖浪潮涌向伦敦。战后的英国劳动力严重匮乏,正是这些南亚移民在各个领域填补了社会的需求。

我也明白了,他们可以在这里扎根,可以把自己的过去和未来、故土和当下齐整地拼接。据不完全统计,现在在英国有超过150万南亚移民,其中约三分之一生活在伦敦。这些移民不仅能过好自己的生活,还能继续做出好吃的烤肉,也许比在他们自己家乡的更好吃。

比如 Chicken Tikka Masala,一道被英国人奉为经典的印度菜(有人甚至宣称这才应被称为英国国菜),据说就起源于格拉斯哥的南亚移民社区,而非来自印度本土。

 

南亚移民比较危险?

只是很可惜,在伦敦的很多中国人,却依然无视或蔑视这样的地方、这样的人群,而不以为耻。就像当初的我一样,很多人只看到街上四五个南亚孩子跟着妈妈慢慢行走,只看见伦敦人选出了一个巴基斯坦穆斯林做市长,便立刻武断地下判决:什么白左圣母,什么伦敦斯坦,什么绿教蔓延……

如果真跟他们辩论,很多新的说辞又会冒出来。如这次国航事件一样,很多人会拿犯罪率的地理分布说事,说越是移民聚居区犯罪率越高。但他们却对事实不管不顾。殊不知,根据数据,伦敦犯罪率最高的地方,恰恰是定居移民最少的市中心地带:西敏市(City of Westminster)。

即便是面对数据地图,还有人会继续辩称,犯罪主体的身份并不明确,也会辩称在郊区(移民聚居区)同样有几个街区犯罪率较高。

但他们不能不面对的事实是:东部高犯罪率的地方,同时也是公共开支最匮乏的地方,是社会福利缺失最严重的地方,而不只是移民人口最密集的地方。相关性和因果性的界限,真的模糊到可以如此轻易地跨越吗?更进一步追问:犯罪的社会和政治经济根源,为何就这么轻易地被种族话语掩盖?

种族歧视的路径还可以延伸下去。除了攻击移民的犯罪问题,还有人会把他们的宗教信仰也囊括进来,在宗教信仰和恐怖袭击之间,嫁接上一劳永逸的关联。在他们看来,上个月在大英博物馆旁边发生的持刀伤人案还不够严重,没法支撑他们的观点,于是2005年7月7日那一系列爆炸案又被提起。

 

作为“世界城市”的伦敦

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这些国人都忽视了时任伦敦市长 Ken Livingstone 在袭击发生后的一席话

(This attack) was aimed at ordinary, working-class Londoners, black and white, Muslim and Christian, Hindu and Jew, young and old. It was an indiscriminate attempt to slaughter, irrespective of any considerations for age, for class, for religion, or whatever…

Even after your (the terrorists’) cowardly attack, you will see that people from the rest of Britain, people from around the world will arrive in London to become Londoners and to fulfil their dreams and achieve their potential…

They choose to come to London, as so many have come before because they come to be free, they come to live the life they choose, they come to be able to be themselves… Whatever you do, however many you kill, you will fail.

这篇演说展现的,不是政治正确,也不是老政客的口吐莲花,而是一个有判断力的人理应认同的观察:恐怖分子的袭击,可以指向任何一个个体,这也正是他们被称为恐怖分子的原因。如果因此去煽动任何种族或宗教的仇恨,那么结果必然是掉进恐怖分子们期待的陷阱。

我们每一个人,都只是想过好自己的生活。因此我们离别故土,飘洋过海,在种种艰辛里尝试着探索。在各自的旅程里,无论是南亚人、黑人、中国人,还是意大利人、德国人、南美人,大家纷纷来到伦敦。我们愿意选择伦敦落脚,自然是伦敦的幸运,因为这充分地展现出它的吸引力和包容度。但更关键的是不同人群之间的互动——是我们的互动,在塑造着今日的伦敦。

当地理学家 Doreen Massey 说伦敦是一座“世界城市”的时候,她所指的不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伦敦;相反,她真正想强调的正是这种日常的相遇:四面八方、不同种族、不同宗教的人相聚于此,逐渐信任彼此,共同改变伦敦的时空。这样的伦敦不再只是一座局限于本地的城市,它成了全球网络、关系、感情的联结点,并因此为更加开放和乐观的未来奠定了时空和社会基础。

 

司空见惯的“地图炮”

种族歧视的目光和心理,给这样的相遇可能性投下了浓重的阴影。前几日,在中国国际航空飞往伦敦的班机上,随机附赠的旅行指南指名道姓地提道:“到伦敦旅行很安全,但有些印巴聚集区和黑人聚集区相对较乱。夜晚最好不要单独出行,女士应该尽量结伴而行。”

如果你在伦敦的华人圈子里稍微呆过,大概会立刻点评道:这样的认知在国人心里很普遍,国航傻就傻在说话太直白,要是再委婉点多好。

但是,让我们扪心自问:这真的就只是委婉不委婉的问题吗?在英华人常常不以为意的这些歧视,只有在他者的质疑里才能暴露出真面目。

有人会说我们已经受够了政治正确。但事实上,我们的政治正确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地图炮”式的地域歧视,大家早已司空见惯了吧?当一群又一群人攻击河南人、新疆人、东北人、外地人的时候,各位有没有加进去添把火?空间化了的族群歧视太深入骨髓,反倒已经被很多人视作稀松平常。不要谈什么反思,哪怕是正视自己和他人的目光,都根本不存在。

在这些语言里,无论是攻击方还是被攻击方都没有想过:这样基于籍贯和出生地的身份标签,何以就能概括那些地方和其间所有人的特质呢?当我们每个人都在极力向他人宣称自己的独特性时,为何就能对别人同样具有的独特性视而不见?

 

族群歧视问题

来到伦敦的很多中国人,自然而然延续了这种传统,开始把世界各地的人群简单归类,然后再把这些人分成三六九等。他们会挤破头去接近和模仿被贴上“先进”和“高等”标签的人群,然后尽全力避免跟“低等”人群有任何接触。

在日常行为里,中国人深藏于潜意识里的这些歧视,早已屡见不鲜。我们常常会对住在东区的朋友说:“晚上早点回家,那里印巴人太多”。我们会努力把自己的活动范围局限于泰晤士河北岸,因为南岸 “黑人太多”。我们中的很多人,大概早已忘记自己也曾属于“黄祸”,也曾是种族主义的直接受害者。

当年的种族主义者开始承认错误并承担责任(许多“政治正确”正是源于此),为何受害者却摇身一变成了施害者?真是一种吊诡的境遇。

当我们企图用标签简化他人的时候,不妨再多想想,既然人生活在社会中,那么与他人接近和交流,就是人之为人的重要条件。我自己无法确认“我”的外部边界,“你”也一样,“我”和“你”的身份认同是在交往的过程中相互认定的。在我们彼此接近之前,彼此的身份都不存在,存在的只是种种虚幻,或者说虚妄的话语。在接近的过程里,我们意识到并承认彼此的差异,探索可能的相似或连结点,逐渐确认彼此在对方生活里的位置。这样的定位过程,才应该是“identity”一词真正的内涵。

拉合尔烤肉界定了我和 Aldgate 之间的关系,界定了那些拉合尔人在我生活里的位置。因此我不再惧怕那个地方和那个人群,我敬佩他们安家落户站稳脚跟的能力,我欣赏他们做出来的,美味的旁遮普风味羊肉,我相信他们和我一样在追求自己的美好生活。我会常常跟来伦敦旅游的朋友推荐 Aldgate,推荐去尝尝拉合尔烤肉——我的老地方。

如果你也在伦敦,不如撕掉标签,放下成见,去尝尝他们那里的美味吧。

(本文最初以“老地方和拉合尔”为标题发表于豆瓣,修改后转载于端传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