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公园相遇?我们如何在公共空间中体认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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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2022年4至5月,泰康空间举办了以“空间:具身性与公共性”为主题的三场论坛,围绕具身性的存在与公共性的渴望两条线索,邀请参与者从建筑、社会、艺术等角度来分享各自对房间、疾病和广场等空间形态的多维度思考。本文根据作者于第三场论坛上的发言记录整理而成。


空间性:重思“公共空间”

社会科学研究经常会把公共空间和公共领域做等价替换,以下几个词常常交替出现:比如 “public realm”、“public sphere”,以及 “public space”。阿伦特在《人的境况》里提醒道:当我们讨论广场(agora),以一种公共性的切入点去思考广场问题的时候,我们真正关切的并不是广场自身这种物质空间的表征,而是在它之上承载着的那些人类的集体行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的过程。换句话说,让广场得以成为广场的,是寄居于其间的那种政治的呈现。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去把广场的印象本身视作是公共空间,可能在逻辑上就会有一种断裂。

哈贝马斯讨论公共领域常用的是“public sphere”。他关心的重点是我们如何能够让一群持有不同意见的人,通过理性的辩论达成共识。所以在这样的公共领域的论述之中,居于中心地位的,不是某个特定的场所或者空间的物质形态,而是这个交流和达成共识的过程。居于公共领域中心性的是交流,这是他最重要的一个提醒。所以在他关于这些交流的中心性、关于理性辩论的写作里边,咖啡馆就成了一个很重要的意象,因为咖啡馆表征着的就是持有不同观点的人们,在里边闲聊的地方——这就是能够观察到理性辩论的最直观的场所。

Café in Paris. Source: http://www.gafei.com

在地理学家Kurt Iveson看来,在这些常见的关于公共空间的讨论中,我们的进入路径是一种地形化的、地形学的(topographical)视角:当我们讨论到公共空间的时候,脑海中立刻冒出来的那些像街道、广场、公园这样的意象,它们像一个个静态的容器,我们通过去观察、剖析这样的容器,来考察在这个容器里面所发生的行动,以及通过这样的行动所生成、所塑造的各种行动者。

但Iveson提醒我们,地形学的视角容易把公共空间之公共性的三个维度混淆在一起:即我们讨论的是行动得以可能空间的语境,还是行动本身,还是行动者自身的主体性?这是地形学的视角可能会有的一个短板,因此他建议我们尝试使用一个更加过程性的视角来把握公共空间的可能性。

如果我们接续阿伦特的对公共领域的界定,把政治呈现视作是公共领域的公共性的本质,那我们就需要在一个过程性的分析框架里边去关注政治呈现空间的过程,关注在这样的政治呈现的过程背后,所凝结着的各种各样物质的结构,所纠缠着的各种各样的多重位置本身。比如说阿伦特自己在讨论希腊人出征海外的时候,她提了一句话叫:“Wherever you go, you will be a polis”(不管你去哪里,你们这群人就成了一个城邦)。这就是这种政治呈现的一个空间过程。他们的城邦不需要非得跟雅典的广场建立起物质、物理意义上的关系,它是一个过程性的存在。

在更深入地探讨这样政治呈现的空间过程的时候,还有必要再增加一个差异化的维度。当我们去关注政治呈现背后的各种物质结构和多重的位置,当我们不断探索这种多重性和它们的交缠交织,归根结底是因为它们引申着、关联着各种各样的差异。当我们在公共空间进行观察、讨论,我们其实首先能够感知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不同的行动主体之间的差异。而公共空间的动态变迁,之所以让人觉得它很有活力,正在于它很多时候能够让不同主体之间的差异得到磋商和共存,能够让不同主体之间的差异在这里边形成对话的可能。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我们就需要在公共领域的空间性的讨论中,摆脱地形学的限制,更加关注过程、关注差异。法国哲学家让-吕克·南希曾经说过:“我们”这个概念,其实就是在不同的主体跟陌生人在公共空间里边相遇、与他们共存的时候才可能出现的一个概念。“我们”这个概念得以出现有两个前提,一个前提是发现了差异——别人跟我不一样,另外一个前提是体认这种差异是可以共存的,这样才会从“我”变成“我们”。

所以在他的这种分析进路里边,“我们”这个词应该被视为一种发生学的概念(happening),这种发生学的本质是对他者的包容,是让各种各样的异质主体、异质元素聚拢在一起。所以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接受他的这个观点的话,可以说公共空间是让“我们”这个概念得以成立、让社会得以成立的前提。只有在公共空间里边,这些差异才能进行磋商,“我们”才能形成。

与南希的这种对“我们”、对主体性的界定形成呼应的,是列斐伏尔对城市的界定。列斐伏尔在《城市革命》里面做了一个很著名的区分:“the city” 和 “the urban” 这两个词是不同的。“city” 是我们惯常理解的那种像空间容器一般存在的那种东西,它是有界的实体,是城市规划师、建筑师、城市设计者们每天工作的对象。但 “the urban” 不一样,它是一个不断变化着的过程。因为它的这种变动不居的特点,在列斐伏尔非常理论化和浪漫的笔触里边,他最终把城市 “the urban” 视作了一个纯的形式。

这样的纯的形式里边,并不包含任何特定的内容,但却同时包含了所有内容。因为它促成了相遇,促成了集合,促成了共时性。在这样的相遇、集合和共时性的可能性不断得到放大时,它便构成了我们所有人日常生活中的新领域的中心,所以 “the urban” 是一个抽象(abstraction),但它又是一个具体的抽象(concrete abstraction),因为它的形式具体在每一个历史的瞬间以什么样的方式展现出来,取决于在那个历史瞬间生活着的人们彼此是如何互动的。他们的行为、他们的互动,造就了每一个历史瞬间城市的外在表现。

日常性:北京的城乡结合部

我们可以在北京找到很好的例子。最近这几年,北京给人一种特别不欢迎人的感觉,但在上一次奥运会前的那些年则与之相反。当北京的大街小巷都在唱遍那首《北京欢迎你》的时候,它所体现的就是一种会在促成相遇、集合和共时性方面发挥很重要效力的这种纯形式的形态。《北京欢迎你》这样的语调,当它变成一种共识的时候,它就真的会让北京变成一个具有包容性的、社会性的地方,能够吸引来自外国、来自外地的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异质性的主体在这里相遇,遵循着他们各自不同的日常生活的节律,同时又按照自己在新的空间、新的时间里面相遇的需求,去改变和调和他们彼此的差异。

如果我们再进一步的去细化,对这种持有开放和包容心态的北京做分析的话,城乡结合部是一个比老城区更合适的切入点。因为那些聚拢在北京的异质的主体,他们大部分人落脚的地方往往在结合部,而不是在中心地带。

北京的城乡结合部,其实是一个历史的产物。上世纪50年代,北京的规划师开始去构想自己现代意义上的第一版总体规划,这版规划当时深受苏联规划理念的影响。苏联的规划师带来了例如组团式的城市布局形态:我们的城市一方面要足够得大,但是又不能太大,在这种有限的空间格局里面,又需要去安排特定的用来承载工业企业生产的场所和位置。所以北京当时就划定了北到清河,南到大红门,东到定福庄,西到石景山这样一个城市空间的范畴。

在城市中心地区之外,比如清河、酒仙桥、定福庄、南苑、丰台、石景山等地,是当时规划的工业组团。工业组团自然会产生污染,所以就会在市中心地区和工业组团之间规划一个绿化隔离带,也就是图上看到的绿色板块。在1950到1970年代这一时期,绿化隔离带基本上并没有变成真正的绿化隔离带应有的样子(比如伦敦,或者莫斯科郊外的那种场景)。我们的绿化隔离带只是画在了图纸上,现实之中依然是农民在种他们的庄稼,只是我们可能要求在这些绿化隔离带里面的农民尽可能多地去种蔬菜,从而供给城市的需求。这是绿化隔离带在计划经济时代真实的样子——图纸上是绿的,但现实之中是菜地。

但是1980年代之后,随着各种各样的人口管控政策的放宽,大量的外来人口涌向了包括北京在内的各大城市。当这些人涌到北京的时候,他们很快就会发现,自己真正能够便利地、以很低的成本落脚的地方,往往就是在城市乡村之间的这个结合部地带,也就是那张地图中的绿化隔离带地区。因为那里原来的传统农村区域都没有被改变,农民们自己的房子和宅基地都还在,所以他们很容易地就能够从农民手里租到房子。并且绿化隔离带很多涉及到的村庄里其实曾经也安排了大大小小的国有企业,其中一些经营不善,逐渐也开始把厂房转租出去。

所以在上世纪80到90年代,这些村子就出现了所谓的人口倒挂的现象——本地人与外来人口的比例达到了1:10,这是在北京的城乡结合部的村子里边经常看到的现象。在这个转化的空间形态里边,城乡结合部因为非常容易进入以及相对比较松散的管控的特征,变成了一个让各种各样的多元的异质的主体能够聚拢在一起的一个空间。可以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城乡结合部在80年代之后慢慢变成了一种特定性质的公共空间。

因为大量的人口涌入以及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供给不足,很多城乡结合部的建成环境确实开始变得污浊不堪,于是我们耳熟能详的那种污名化的标签——“脏乱差”——就贴到了这么一个个村子上。它立刻给政府的介入提供了一种话语的前提和基础,于是各种各样的现代主义的城市规划的话语就会被调用,这些村子就会被拆迁,然后代之以各种各样的新的建成环境。不管是高密度的公寓楼房,还是低密度的别墅小区,曾经作为公共空间,屹立在这片土地上的那些聚落,那些城乡结合部的村落,消失了。

正是在这样的空间的污名化的过程里面,在这样的政策的大规模的推进的过程之中,公共空间在城乡结合部变成了一种不可能的存在。项飙和张鹂都关注过的浙江村的拆迁,是一个非常著名的瞬间。张鹂在她的《城市里的陌生人》一开篇就跟大家勾勒了一个曾经承载了无限的繁荣的私有经济和生机勃勃的外地人社区,是如何一夜之间被推平、变成遍地狼藉的。再比如在2017、2018年的时候,在北京的疏解整治促提升的政策框架里面,我们同样看到了特定的人群,因为特定的机缘,一夜之间流离失所。

城中村拆迁,来源:赵益民摄,2015年7月

政治性:在公园中相遇?

当我们面对拆迁的故事唏嘘不已的时候,最近这几年同步还会观察到别的一些故事在北京的城乡结合部里发生——各种各样的公园,像雨后春笋一般的崛起了。北京但凡被冠以郊野公园、森林公园或湿地公园的这些地方,基本上都是过去十年间建立起来,或者完善成为公园的形态,比如东小口森林公园、孙河郊野公园、黑桥公园、温榆河公园等。当大家在这样的公园里去跑步或野餐时,我想肯定会油然而生一种感情——一种对新兴的公园和绿色公共空间的欣喜之情,觉得北京这座城市的治理似乎越来越向好,能够给自己的日常生活增添更多亮丽的色彩。

温榆河公园,来源:赵益民摄,2022年4月

某种意义上,你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公共空间的形态,它让人们的相聚变得可能。但是我想追问的一点是,是什么样的人在这里的相聚变得可能?大概是像在座的、能够参与今天讲座的各位,或者是收入很稳定、每周有固定的双休、不用担心被裁员、不用担心朝不保夕——这样的人,这样的主体,才可能会有闲情逸致去这样的公园里享受生活。刚才在2017年的那些流离失所的主体,他们大概率不会出现在这里。

而且更重要的是,在这些公园的背后,其实是一种叫“留白增绿”的政策指引。“增绿”我们都知道是什么意思,那什么是“留白”呢,就是刚刚拆迁的那个过程。“留白增绿”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当我们欣喜地发现越来越多的绿色空间出现的时候,其实意味着曾经作为公共空间,让不同的主体能够共存、能够相遇的那些城乡结合部的村落的消失。这种新的公共空间的可能性,是以那样的公共空间的不可能性为前提的。这就是公共空间的政治性。

如果说公共空间作为一个概念,它的起点是要去不断地审视差异与相遇的可能性,那我的分享是想提醒大家去再多走一步,更好的去把握住公共空间背后,让它同时变得可能以及不可能的东西。公共空间的空间性到底是什么,它的日常性是如何体现在人们日常的交错、相遇和共时性之中,以及最终它的政治性如何在不断被塑造和重塑。这些问题都很重要,我们如果要更好、更全面地审视公共空间的话,就需要抓住类似这样的反思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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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政治的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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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长的三月终于要结束了。这一整个月我几乎没有时间做任何别的事情,所有精力都用在了一门新课的备课和授课上。这门课本身不是新开的课,但是之前讲的话题已经重复了几遍,讲起来已经没有太多兴趣和激情,于是我今年(突发奇想地)完全改变了授课的结构和话题,开始聚焦一些我自己新近开始感兴趣的方向——虽然有趣,但也造就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忙碌。

这门课的名字叫 Urban governance: Global and comparative reflections. 从这个标题大概可以看出两个要点:首先,课程内容需要和城市治理问题挂钩(这一点不是我自己的决定……);其次,我想让这门讨论城市治理问题的课更多一些全球的视角、比较的方法和批判的内涵(在这一点上我大概还有一些发言权)。

遵循这两个要点,我在今年的授课中将视角转向了基础设施的政治这一问题,尝试着从这个角度出发,与有关政治物质性(political materiality)、事物的治理(the government of things)等方面的文献进行对话,并在此基础上回到城市政治讨论的终极关切——社会与空间正义问题上。

课上具体讨论的问题包括(但不限于):我们如何通过重构城市研究的“理论地理”,并由此在认识论层面重新理解“城市治理”一词的内涵?我们如何能在讨论中部署比较城市主义的分析框架,并在面向中国/来自中国的讨论和反思中为此框架做出进一步的贡献?我们如何能与城市研究文献中有关事物的治理和(不)正义的城市化的论述脉络展开新的对话?尤其是,基础设施能如何为我们关于城市政治和城市治理的讨论提供新的视角?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将本课程分为两个部分:在第一讲介绍讨论主题和分析框架之后,第 2至 4 讲着重阐述和评估“事物的治理”问题,重点关注城市基础设施、物质性的政治和城市生态的政治学等议题。在此基础上,第5至6讲将重点转移到了“(不)正义的城市化”,通过与城市权利、政治街道、“人作为基础设施”以及社区治理术等文献进行对话,将有关“事物的治理”的讨论重新放回到城市政治与正义的脉络之中。课程还包括了和期末研讨两个环节,以期促进更进一步的讨论和分享。

下面附上各讲的主题和阅读文献列表,供大家参考,同时也非常欢迎提出建议帮助我进一步修改和完善!


Lecture 1: Introduction – Dislocating urban governance

Key readings:

Lindell, I. (2008). The multiple sites of urban governance: insights from an African city. Urban Studies, 45(9), 1879-1901.

McCann, E. (2017). Governing urbanism: Urban governance studies 1.0, 2.0 and beyond. Urban Studies, 54(2), 312-326.

Wu, F., & Zhang, F. (2022). Rethinking China’s urban governance: The role of the state in neighbourhoods, cities and regions.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DOI: 10.1177/03091325211062171.

Recommended readings:

Lake, R. W. (2017). Big Data, urban governance, and the ontological politics of hyperindividualism. Big Data & Society, 4(1), 2053951716682537.

Lemke, T. (2012). Foucault, governmentality, and critique.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Jessop, B. (1995). The regulation approach, governance and post-Fordism: alternative perspectives on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Economy and Society, 24(3), 307-333.

Robinson, J. (2016). Thinking cities through elsewhere: Comparative tactics for a more global urban studies.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40(1), 3-29.

Swyngedouw, E. (2005). “Governance innovation and the citizen: the Janus face of governance-beyond-the-state.” Urban Studies, 42(11), 1991-2006.

Lecture 2: The material politics of urban infrastructures

Key readings:

Larkin, B. (2013). The politics and poetics of infrastructure.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42, 327-343.

Lieto, L. (2017). How material objects become urban things?. City, 21(5), 568-579.

Recommended readings:

Anand, N., Gupta, A., & Appel, H. (Eds.). (2018). The promise of infrastructure.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Read the Introduction and Chapters 1, 2, 6)

Furlong, K. (2021). Geographies of infrastructure III: Infrastruc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DOI: 10.1177/03091325211033652.

Lemke, T. (2021). The government of things: Foucault and the new materialisms. New York: NYU Press. (Read the Introduction)

McFarlane, C., & Rutherford, J. (2008). Political infrastructures: Governing and experiencing the fabric of the c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32(2), 363-374.

Silver, J. (2014). Incremental infrastructures: Material improvisation and social collaboration across post-colonial Accra. Urban Geography, 35(6), 788-804.

Star, S. L. (1999). The ethnography of infrastructure.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43(3), 377-391.

Lecture 3: Political materialities – Water, electricity, road and waste

Key readings:

Anand, N. (2015). Leaky states: Water audits, ignorance, and the politics of infrastructure. Public Culture, 27(2), 305-330.

Chu, J. Y. (2014). When infrastructures attack: The workings of disrepair in China. American Ethnologist, 41(2), 351-367.

Fredericks, R. (2014). Vital infrastructures of trash in Dakar. Comparative Studies of South Asia, Africa and the Middle East, 34(3), 532-548.

Knox, H. (2017). Affective infrastructures and the political imagination. Public Culture, 29(2), 363-384.

Pilo’, F. (2017). A socio‐technical perspective to the right to the city: Regularizing electricity access in Rio de Janeiro’s Favela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41(3), 396-413.

Recommended readings:

Amin, A. (2014). Lively infrastructure.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31(7-8), 137-161.

Fredericks, R. (2018). Garbarge Citizenship: Vital Infrastructures of Labor in Dakar, Senegal.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Graham, S., & McFarlane, C. (Eds.). (2014). Infrastructural lives: Urban infrastructure in context.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Read the Introduction)

Gupta, A. (2015). An anthropology of electricity from the global south. Cultural Anthropology, 30(4), 555-568.

Harvey, P., & Knox, H. (2015). Roads: An anthropology of infrastructure and expertis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Knowles, C. (2017). Untangling translocal urban textures of trash: plastics and plasticity in Addis Ababa. Social Anthropology, 25(3), 288-300.

McFarlane, C., Silver, J., & Truelove, Y. (2017). Cities within cities: intra-urban comparison of infrastructure in Mumbai, Delhi and Cape Town. Urban Geography, 38(9), 1393-1417.

Truelove, Y., & Ruszczyk, H. A. (2022). Bodies as urban infrastructure: Gender, intimate infrastructures and slow infrastructural violence. Political geography, 92, 102492.

Zhao, Y. (2020). Folding Beijing in Houchangcun Road, or, the topology of power density. Urban Geography, 41(10), 1247-1259.

Lecture 4: Urban Political Ecology

Key readings:

Gandy, M. (2021). Urban political ecology: A critical reconfiguration.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DOI: 10.1177/03091325211040553.

Heynen, N., Kaika, M., & Swyngedouw, E. (Eds.). (2006). In the nature of cities: Urban political ecology and the politics of urban metabolis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Read Chapters 1, 2 and 4)

Swyngedouw, E. (2006). Circulations and metabolisms: (hybrid) natures and (cyborg) cities. Science as Culture, 15(2), 105-121.

Recommended readings:

Braun, B., & Castree, N. (1998). Remaking reality: Nature at the Milleniu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Read Chapters 1 and 2)

Doshi, S. (2019). Greening displacements, displacing green: Environmental subjectivity, slum clearance, and the embodied political ecologies of dispossession in Mumbai.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43(1), 112-132.

Escobar, A. (1999). After nature: Steps to an antiessentialist political ecology. Current Anthropology, 40(1), 1-30.

Gibas, P., & Boumová, I. (2020). The urbanization of nature in a (post) socialist metropolis: An urban political ecology of allotment garden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44(1), 18-37.

Nelson, S. H., & Bigger, P. (2021). Infrastructural nature.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DOI: 10.1177/0309132521993916.

Tzaninis, Y., Mandler, T., Kaika, M., & Keil, R. (2021). Moving urban political ecology beyond the ‘urbanization of nature’.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45(2), 229-252.

Lecture 5: Social justice and urban citizenship

Key readings:

Group 1: The right to the city

Harvey, D. (2008). The right to the city. New Left Review(53), 23-40.

Lefebvre, H. (1996). Writings on cities. Oxford: Blackwell. (Ch.14, pp.147-159)

Marcuse, P. (2009). From critical urban theory to the right to the city. City, 13(2-3), 185-197.

Group 2: The political street

Bayat, A. (2012). Politics in the city-inside-out. City & Society, 24(2), 110-128.

Holston, J. (2009). Insurgent citizenship in an era of global urban peripheries. City & Society, 21(2), 245-267.

Simone, A. (2004). People as infrastructure: Intersecting fragments in Johannesburg. Public Culture, 16(3), 407-429.

Recommended readings:

Anjaria, J. S. (2009). Guardians of the Bourgeois City: Citizenship, Public Space, and Middle–Class Activism in Mumbai. City & Community, 8(4), 391-406.

Appadurai, A., & Holston, J. (1996). Cities and citizenship. Public Culture, 8(2), 187-204.

Butcher, S. (2021). Differentiated citizenship: The everyday politics of the urban poor in Kathmandu, Nepa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45(6), 948-963

Chatterjee, P. (2004). The politics of the governed: Reflections on popular politics in most of the worl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Read Chapters 2 and 3)

Fainstein, S. S. (2010). The just cit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Gillespie, J., & Nguyen, Q. H. (2019). Between authoritarian governance and urban citizenship: Tree-felling protests in Hanoi. Urban Studies, 56(5), 977-991.

Holston, J. (2008). Insurgent citizenship: Disjunctions of Democracy and Modernity in Brazil.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Lemanski, C. (2020). Infrastructural citizenship: The everyday citizenships of adapting and/or destroying public infrastructure in Cape Town, South Africa.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45(3), 589-605.

McElroy, E. (2020). Digital nomads in siliconising Cluj: Material and allegorical double dispossession. Urban Studies, 57(15), 3078-3094.

Lecture 6: Urban neighbourhoods and governmentality

Key readings:

Foucault, M. (2000). “Governmentality.” In C. Gordon (Ed.), The Essential Works of Foucault 1954-1984 Vol III: Power (pp. 201-222). London: Penguin Books.

Tomba, L. (2014). The government next door: Neighborhood Politics in Urban China.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Vanolo, A. (2014). Smartmentality: The smart city as disciplinary strategy. Urban Studies, 51(5), 883-898.

Recommended readings:

Evans, H. (2020). Beijing from Below: Stories of Marginal Lives in the Capital’s Center.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Huang, G., Xue, D., & Wang, Y. (2019). Governmentality and spatial strategies: Towards formalization of street vendors in Guangzhou,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43(3), 442-459.

Leszczynski, A. (2016). Speculative futures: Cities, data, and governance beyond smart urbanism.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Economy and Space, 48(9), 1691-1708.

Rose, N. (1999). Powers of freedom: Reframing political thou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ead Introduction & Chapters 1 and 5).

Wan, X. (2015). Governmentalities in everyday practices: The dynamic of urban neighbourhood governance in China. Urban Studies, 53(11), 2330-2346.

Lecture 7: Field trip

Lecture 8: Concluding workshop

大卫·哈维的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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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is, 16 Jul 2018 (photo by Yimin Zhao)

巴黎是一种观念。

如果说,雨果在遥远的海岛上如此追忆的时候,所表达的主要是一种怀旧和乡愁,那么大卫·哈维则把这个观念变得更加理论化和可操作化。或者,更确切地说,他把巴黎变成了一种方法。

在一篇最新发表的论文中,哈维对自己的学术生涯做了明白晓畅的反思。他坦承道:

在阅读了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法兰西内战》之后,我开始关切1848年革命和1871年公社之间的巴黎。我尤其对圣心大教堂的建筑和象征意义特别着迷,并开始将其作为令人愉快的副业进行研究。因此,在我逐步推进马克思研究的同时,之前所设想的针对城市化的历史地理研究也逐渐落脚在了第二帝国时期的巴黎。最终,巴黎项目变成了一种爱的劳动 (a labour of love),当周遭一切都变得糟糕的时候,它成为了我远离世界的喘息机会。

Harvey, 2021: p.4

正是在这一探索的延伸处,哈维明确界定了他的研究兴趣的内核所在:“对1848 年至 1871 年间巴黎的城市巨变进行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视角下的探询,并由此出发重新定向和推进马克思对资本运动规律的理论探索“ (p.4)。这一关切构成了他全部学术著作的核心推动力,也成为他选择自己最重要著作的准绳——在哈维自己看来,能够代表他的研究的两部著作分别是出版于1982年的 Limits to Capital 和出版于2003年的 Paris, Capital of Modernity(初稿是1985年出版的 Consciousness and the Urban Experience)。

这一选择着实有点出乎读者如我的意料。在我自己的阅读经验中,这两本书都没有被视作核心的理论文本,更多的时候是被当作某些著作的前传,或者某些理论的经验注脚。从中文世界的接受度来看,这两本书的影响力也明显逊色于《新自由主义简史》和之后的一些新书,甚至不及他作于1969年的那本计量革命时代的标志性作品——《地理学中的解释》。所以,巴黎到底发生了什么?

谈到巴黎,我们常会想到波德莱尔,想起本雅明,遇见海明威那个“流动盛宴”的比喻,以及前些年伍迪·艾伦的午夜故事。我们也许听说过哈维对巴黎所做的讨论,但是此前可能并没有真的意识到,第二帝国时期的巴黎才是哈维追思和写作的中心地带。在他尝试着理解马克思并与之对话的时候,他发现与马克思同时代的巴黎才是展开对话的最好舞台,那里的肮脏、混乱、暴动、革命和随之而来的城市空间改造,是践行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这一分析工具的“试金石”。

在这样一个黑暗而黄金的时代里,哈维与巴黎相遇,并确立了自己此后的研究道路——“如同在一条幽深的隧道中行走,瞬间点燃旋又熄灭的火光,突如其来地照亮了整个背景,似真似幻。”

哈维与马克思和巴黎的相遇,需要巴尔的摩作为中介。

作为剑桥出身的地理学家,哈维成长于那时候盛行的区域-历史研究传统之中,并在1960年代随着整个学科走上了计量革命的道路。他在1969年出版了计量革命时代的一部标志性作品——《地理学中的解释》,同年从 Bristol 跳槽到了 Johns Hopkins。

在最新的这篇论文里,哈维半开玩笑地说道:从英国移居美国的学者往往都会经历一次政治立场的演进,要么走向“极左”,要么变得“极右”。他自己在巴尔的摩观察到的种族问题、住房问题,亲身经历的民权运动,以及为了分析住房市场失灵而尝试着使用的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分析框架,逐渐促使他反思之前秉持的实证主义立场和视角。由此,哈维开始拒绝事实与价值、主体与对象、事物与认知、公共与私人之间的二分,并继而摒弃了实证主义对“科学”的狭隘定义。

但是,哈维并不认为自己的计量方法著作和社会正义探询之间存在认识论意义上的断裂。这一点倒是颠覆了我们读者之前的惯常解读。时至今日,他依然相信,《地理学中的解释》(1969)中对“科学方法”的探索和《社会正义与城市》(1973)中对社会关系、伦理和意义系统的探索,同时构成了讨论城市议题的两种不同视角,它们彼此相互补充,也许存在张力,但并非互相排斥。

话虽如此,哈维自己此后再也没有回到计量革命时代的方法论框架之中,而是逐渐走向了马克思主义知识体系,并着手在其间探索新的认识论工具。

在哈维到达巴尔的摩的那几年,美国地理学界的批判潮流也开始逐渐兴起,这首先体现在1960年代后期创刊的 Antipode 杂志,随后又在1971年的AAG年会上的激进地理学者论坛中得到放大。哈维置身其间,也开始从批判理论传统中寻找新的资源。当时给予了他智识启发的学者有很多,我们中国读者比较熟悉的可能有地理学家 Brian Berry, Torsten Hagerstrand, Alan Pred,规划理论家John Friedmann 和 Jane Jacobs,以及区域科学开创者Walter Isard。

那时的哈维也已经读到了列斐伏尔的两本著作:La Revolution Urbaine (1970) 和 La Pensee Marxiste et la Ville (1972),但是列氏最著名的《空间的生产》(1974)当时尚未出版,也因此并未影响哈维在1973年著作中的论述。换句话说,当哈维在这本书中强调绝对空间、相对空间和关系性空间的辩证统一时,列斐伏尔关于空间实践、空间表征和表征空间的三元论(spatial triad)观点尚未面世,这两种空间概念框架事实上是分别独立被提出来的。

哈维在最新的追忆中披露,当时促使他形成这一框架的思想资源很多来自地理学之外。这其中包括了哲学家 Ernst Cassirer, Susan Langer 和 Jean Piaget,也有不少社会和文化人类学家的身影,比如 Irving Hallowell。

在这一智识的旅程中,也许最让人吃惊的一点是哈维直到35岁才真正“遇见”马克思——开始阅读《资本论》。那是1970年,在《社会正义与城市》出版三年前。这让我想起阿尔都塞在自传《来日方长》中的一句话:“我是在1964-1965学年,就是最终产生了《阅读<资本论>》的研讨班那一年才读《资本论》的。” 两位马克思主义者与马克思的相遇似乎都不是注定的、正统的或者教条的,他们都是在探索和解答自己困惑的道路上与之不期而遇,并在不断地搏斗中加深了自己对马克思的认识,并最终加深了整个思想脉络对现实的把握力度。

在哈维看来,马克思带给他的最重要启示就是:针对城市化和不均衡地理发展的空间性的讨论,离不开对形塑了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过程的把握,空间性的变迁背后是被资本主义改写了的社会关系 (p.3)。为此我们需要进一步探究资本循环、积累与城市化和空间生产之间的关系。只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固定资本的循环问题论述并不清晰,尤其是生息资本的流动与土地市场(包括土地投机)之间的关系在理论上还没有得到清晰的说明,而这就成了哈维在 Limits to Capital (1982) 中想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哈维的野心不仅在于要解决马克思遗留的理论问题,还在于他想用马克思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为此,他开始了长达四十余年、每年至少一轮的《资本论》(第一卷)教学,主要目的则是为了让自己不断浸入(immersing)马克思的思考和论述过程之中,从而真正把握辩证法这一认识论工具,而不是将之简化为黑格尔版本的抽象的唯心主义教条。

除了马克思之外,哈维也在不断扩展自己对话的对象,借助别的理论资源来夯实乃至重塑辩证法的实践路径。他接受了 Bertell Ollman 针对辩证法的关系性视角,并由此进一步扩展到了怀特海的过程哲学,甚至把 David Bohm 的量子理论和 Levins & Lewontin 的“辩证生物学”也纳入到自己的理论资源之中。伴随着视野的如此扩展,对马克思方法的把握得以从机械和教条的路径中解脱出来,哈维也逐渐实现了他的上述理论雄心:

Limits (1982) 一书超越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标准表述,将固定资本、金融和信贷、生息资本的流通、地租和房地产市场问题与自然和空间的生产结合在了一起。 它还强调了加速周转时间和逐步“通过时间消灭空间”在资本循环和积累理论中的重要性。

Harvey, 2021: p.4

沿着这个路径接着往下走,哈维开始形成他命名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添加了地理/空间的维度。这不仅包括了前述的固定资本、地租和空间生产问题的讨论,也随着环境议题的不断涌现而把自然的生产及其新陈代谢机制纳入了进来,最终在 Justice, Nature and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 (1996) 成为讨论的一个重要环节。

在哈维不断推进和马克思进行对话的过程中,巴黎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1975至1976年,哈维利用学术年假前往巴黎。他本以为在那里能够“匍匐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伟大阐释者们的脚边“ (p.3),从而更好地把握相关理论的意蕴。但是现实却狠狠教训了他。哈维发现,迎接他的是自己薄弱的法语能力、法共的教条主义(禁止党员与来自北美的学者交谈)以及高卢式的左翼傲慢的集合——这些“伟大的阐释者们”认为所有北美来的人都是政治上的无知者,他们甚至连什么是阶级都不太可能弄明白 (pp.3-4)。

其中当然有例外,比如 Manuel Castells 就热情地招待了哈维,并让他一直感念(虽然哈维不认同 Castells 后来宣称的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决裂)。当他在巴黎的知识圈遇冷的时候,那里的夏日阳光和美丽的图书馆接纳了他:“我喜欢在巴黎度过夏天,在巴黎市历史图书馆 (Biblioteque Historique de la Ville de Paris) 那令人惊叹的美丽环境中阅读各种记录和文件。” (p.4) 由此,哈维最终还是在巴黎抓住了开头提到的那个研究兴趣内核——让第二帝国的巴黎与马克思的理论对话,从而产生能够烛照我们当下的政治经济理论脉络。

哈维在巴黎的遭遇不是孤例,他此后在巴尔的摩和纽约也在不断遇见类似的情形。他曾于1987至1993年间被聘为牛津大学麦金德讲座教授,并于1993年结束在牛津的合同回到霍普金斯大学。那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苏东剧变让哈维在霍普金斯的大多数同事对他的马克思研究嗤之以鼻,认为这一研究方向已经近乎一种时代错乱 (p.5)。他的《资本论》研读班门可罗雀,身体也在那一时期出现了问题,并在1996年不得不做了一次心脏搭桥手术。在政治的、智识的、职业的和身体的多重压力之下,他逼自己写出来了Justice, Nature and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 (1996) 这本书,这本没有(没法)结尾的书。

在我自己看来,这本书才是哈维的集大成之作。他在这本书里进一步扩展了辩证法的理论内涵,借助更多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资源完善了空间和地方的概念体系,还结合当时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讨论,把环境和自然纳入到了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分析框架之中。哈维自己也非常看重这本书(虽然并没有认为它是最重要的两本之一),所以非常失望于批判学者对这本书的忽视和否定。他认为这一结局的部分原因在于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们不能接受他关于资本的主导逻辑会和环境问题并行不悖的观点:

即使面对它所产生的最可怕和最不受欢迎的环境变革形式,资本仍可以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和一种积累方式继续盛行。

Harvey, 2021: p.7

2001年,哈维终于离开了工作了数十年的霍普金斯,一个变得越来越“有毒”的学术环境,跟随他之前的学生 Neil Smith 来到了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院 (CUNY Graduate School)。有趣的是,他在这里就职于人类学系而非地理系,因为那儿的地理学家们同样也不关心或欢迎他所从事的这一类地理学——哪怕哈维那时候已经荣获了美国地理学会杰出贡献奖(1980)、英国皇家地理学会金奖(赞助人勋章)(1995)、世界地理学界最高奖 Vautrin Lud Prize(1995)等一系列荣誉,并当选为英国学术院院士(1998)。

好在,CUNY的其他同事对他的事业都很是支持。在纽约的这二十年依然是哈维的高产期——甚至可以说他变得更加高产。他在这里延续了1990年代开始启动的 “马克思项目” (the Marx Project),并同时通过通俗和学理两种方式进行分析和阐释。这其中的通俗著作以《新帝国主义》(2003) 和《新自由主义简史》(2005) 为代表,学理著作则包括 The Enigma of Capital (2010)、Seventeen Contradictions and the End of Capitalism(2014) 和最近的 Marx, Capital and the Madness of Economic Reason (2017)。他还在学生的帮助下建立了个人网站,把《资本论》研读课的视频放了上去,后来又在 Verso 出版社的邀请下把讲义集结成册出版并畅销一时。

当下这个时代肯定不是哈维心目中的黄金时代。他在最近这些年的写作中进一步坚定了自己的反资本主义 (anti-capitalist) 立场,认为这个词比起其他很多同源的词语都更好,因为它的否定性把所有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受到了负面影响、被剥夺、被排斥、被异化的人群都纳入了进来,最终也许就能推动一种更加包容、反本质主义的政治项目的实现。

但就像第二帝国的巴黎一样,这其实也许正是哈维的黄金时代。他的周遭和远方发生的所有问题塑造了他的写作,邀请他与包括马克思在内的理论家对话,并由此开启了一段漫长而又充满活力的理论创造的旅程。如同马克思笔下的巴黎,哈维笔下的当代世界也不仅仅是经验再现,更是理论介入的起点。他的论述彻底改写了当代的社会理论地景,让所有有志于社会正义问题的研究者都多了若干可以对话的理论框架。

也许《资本论》应该倒着读,第三卷里的启发可能会比第一卷更大。也许哈维所设想的“反资本主义”几乎无法在近期变成现实,因为政治的计算和算计大概并不只是理性的抉择。也许城市变迁的过程不仅仅只有一个结构或逻辑,它所造就的诸多碎片也可能组合成为别的故事。也许当今空间和地方的形塑和再造已经出现了其他不同的轨迹,需要我们寻找新的分析工具和视角,就像当初的哈维面对马克思理论和现实的脱节时所做的那样…… 当所有这些呼喊汇聚在一起,我们依然还得从大卫·哈维出发,因为他的理论框架构成了我们的起点,不管是作为分析的基础,还是作为反思的对象。

大卫·哈维的黄金时代是我们的起点,虽然几乎可以肯定这不会是归宿。

The metropolitan scale as a political are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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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oliberalism has completely reshaped our cities and their governance, both in the global north and south. With upward and downward forces, we are shown a new scalar pattern wher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national scale is decreased while regions at supra- and sub-national levels become more critical. In this process, cities and their governance are influenced together by global forces and increasing local/ regional autonomy. Geographically, the emergence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ssues beyond the city scale/ boundary induces more attention paid to metropolitan development and governance. This is the context where this book has been focusing on and trying to further investigate with cases from eight “metropolitan” areas in both the north and the south. Instead of delving into the geographical inquiry of scale theories per se, this book shifts the focus to the policy processes that are at the core of urban politics and governance yet “require political action beyond the urban scale” (p.214). The contributors make it clear that the metropolitan region/ scale is not a consolidated policy object. Instead, it is a dynamic and ongoing arena that enables contestations and cooperation at both institutional and strategic fronts. By utilizing theoretical resources from geography and related disciplines, this book highlights the spatial dimensions and dynamics of urban policies for a more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overall policy process.

The book adopts a “problematizing” approach that does not take the metropolitan scale as an a priori political entity. It is the process through which such a scale is being constructed or contested that is worth further reflection. With this recognition, the book makes two critical contributions to our understandings of urban and metropolitan governance. First, this spatial problematizing forces us to look into what is going on empirically, instead of following “the normative assumptions of ‘public choice’ and reform-oriented ‘metropolitan consolidation’ models” (p.4). In this way, we are better equipped to examine the concrete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the metropolitan scale, as a policy project, is actually constitutive of the making and shaping of those policies. Second, this book also offers a set of empirically grounded reflections on the nature of the scale. In contrast to a hierarchical view that we often rely on (i.e., national-regional-urban), this book reminds us to attend more to the relational nature of scales, where economic choices and strategic concerns play crucial roles in consolidating political processes and outcomes that might induce a scale. The scale, in this sense, is better conceptualized as “the emergence and contingent stability of new spatial configurations of governance and regulation” (p.11). In other words, the metropolitan scale is in many cases being contested and not yet “material” as we would imagine. To make the empirical analyses possible, this book innovatively takes an approach of what it labels “heuristic analysis,” where the focus is being put on “the way materiality is subsumed in discursive practices” (p.15).

The eight cases are organized in an alphabetical way in the main body of the book. Together they constitute a globally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metropolitan scales. They all put their focus on the ways in which the metropolitan regions at issue have been rendered into policy spaces – with what institutional, organizational, or discursive actions and from/between whom. In particular, the empirical analyses are by and large developed with three keywords: the role of the state, the role of big firms, and the actually-existing rescaling dynamics. In Berlin (Chapter 2), for example, it turns out that its historical and institutional conditions prevent a territorial merger at the metropolitan scale; but at the same time, “a range of flexible and ad-hoc modes of inter-institutional cooperation” (p.52) is enabled regionally. Delhi witnesses a similar pattern where the political rescaling is absent in the process of spatial rescaling (Chapter 3). While certain policies in transportation and industrial zones do contribute to the integration of metropolitan space and economy, there is however no “parallel construction of a political entity” (p.83). This is further echoed by the experiences of New York (Chapter 5), where a historical analysis of several inter-state transportation projects (from the birth of the Port Authority of NY and NJ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to its recent failure in developing the Access to the Region’s Core project, among other cases) recognizes that “regional scale governance may be happening (functionally and discursively) albeit in the absence of institutional or structural rescaling” (p.109).

While the metropolitan region is mainly discursive in New York or Delhi, it plays a more concrete role in Istanbul and Paris. In Istanbul (Chapter 4), neoliberal concerns of improving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have been translated into local practices of New Public Management principles. In line with such principles, partnership-based developmental initiatives are consistently promoted by the metropolitan government – yet they are mostly rent-oriented. In Paris (Chapter 6), on the other hand, the metropolitan scale has long been a focal point of struggles in both national and local politics. Globalization and decentralization turn out to be two main forces that are shaping local political arenas. Together with a series of local and national elections, these forces become fundamental in driving certain players to produce diverse visions of the metropolitan scale. The consistent contestations among the central state, the regional authority, the municipality, the local authorities and business associations in turn lead to the failure in building up a territorial leadership at the metropolitan level. These two forces are also critical in producing the extended metropolis in Shenzhen (Chapter 9), where the local state (i.e., the Shenzhen Municipal Government) took advantage of the centrally orchestrated policy frameworks and formulated their own spatial policies to accommodate the growing “world factory.” The private sector, especially tech giants, also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stimulating this process of outward expansion. But the metropolitan scale again retreats into the discursive arena in both Rio de Janeiro (Chapter 7) and Rome (Chapter 8), though for very different reasons. Entrepreneurial governance becomes a predominant policy framework in Rio, which only strategically highlights the municipality of Rio while sidelines the metropolitan issue in the agenda of public policies (p.152). In a different vein, the local economic structure and the strong municipal power can partly explain why metropolitan rescaling is rendered impossible in/beyond Rome.

This book presents an insightful analytical framework together with a rich set of empirical case studies on metropolitan/regional scales. Moving back and forth between the local mechanisms and global forces, the book shows vividly how and how far the changing global and local political economy has been spatially manifested through new configurations of governance and regulation, where both the (central and local) state and the private sector have their own, and often contested, roles. While the re-conceptualization of scale and the collective activity of variation-findings in comparative studies are just starting, and there are still more works to be done to further develop these lines of inquiry, this book is in general a timely interrogation on the actually-existing process of producing metropolitan space/scale. It is an informative reading not just for urban geographers and planners, but also for political scientists, economists, public policy researchers, and other social scientists who are interested in the interplay between space and politics. Besides experts, this book is also suitable as reading materials for courses on urban politics, urban geography, urban planning, and urban political economy.

For citation: Yimin Zhao (2021) “Constructing metropolitan space: Actors, policies and processes of rescaling in world metropolises,” by Jill Simone Gross, Enrico Gualini, and Lin Ye (eds.), Journal of Urban Affairs, DOI: 10.1080/07352166.2020.1868918

「结合部」城市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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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北京有郊区吗?为什么我们目力所及之处常常被称为「城乡结合部」?在郊区和结合部之间,城市研究在语言层面暴露出了一个认识论误区:不假思索地用特定概念笼罩一切类似现象/区域,从而把不可化约的异质性摒弃在理论视野之外。本文整理自作者于2020年10月23日在“城市边缘的命名”研讨会上的发言,尝试着跳脱出这样一种语言等价的陷阱,邀请大家一起去探索真实存在的城市边缘,以及这个边缘的变迁如何折射出过去数十年城市空间和生活演进的特定模式。


北京有郊区吗?这个问题的答案似乎不言自明。

虽然我们早已不觉得海淀和朝阳是“郊区”,但是北京的城市建设领域长期把二环之外的其他所有地方指称为“郊区”,其中近郊区包括了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其他地区则为远郊区。

在城市化进程尚未加速的时代,这样的分类法主宰了北京城市建设的空间框架。1980年代之后,当流动人口涌入和旧城改造导致的人口大规模外迁同时发生,这样的框架立刻让不少学者去思考:北京是否出现了类似美国那样的“郊区化”进程?但是当时的人们很少去反思:北京的“郊区”和英美城市语境中的“郊区”是同一个词吗?

“郊”本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中文词汇,按照《说文》的解释,它意指国都城墙之外约百里的范围。但是与之对照,英美语境中的suburb/suburbia却全然没有这样的政治空间意涵,而更多地指代二战后在城市既有建成区之外发展起来的低密度、小汽车主导的中产社区,很多时候还附带着指涉特定的建成环境特色(独栋或联排别墅)和种族特征(白人中产阶级)。

当我们用美式郊区的概念讨论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时候,很多本地和历史的状况也就被抛弃在研究的视野之外。在这个看似合理的语言等价之间,我们事实上是在按照一种特定的时间观(强调郊区化代表着城市化的新阶段)来抹杀本地生成的空间特征——在北京的空间框架中,“郊”明显延续的是其古意,而与中产阶级社区没有任何干系。

这一语言等价与现实发生矛盾的最直接体现就是:为什么在我们目力所及的城市边缘地带,它们通常的名字叫“城乡结合部”,而非“郊区”?

「六环比五环多一环」文献展,作者拍摄于2015年7月23日

这是我2015年参观「六环比五环多一环」展览时拍的一张照片。大家看到这些照片,想法可能各异。但我猜想主流的观感可能有两种:一种是觉得城乡结合部这些地方、这些人并不入流、不够 “高端”,认为应该将这种 “脏乱差” 的现象彻底清除;另一种想法可能会更温情脉脉一些,会更加关注在这里生活的人们,他们的经历和命运。

如果较真地加以统计,或许持前一种观感的人会占据更大的比例。对于城市发展的决策者以及很多普通市民来说,「城乡结合部 = 脏乱差」的等式几乎是恒常成立的。但我今天想在这个等式上打个问号,邀请大家一起去反思:这个等式一向如此吗?它又是如何起源的?在这个过程中,从其命名切入,我们能看到哪些更为深远的政治动态和政治经济逻辑?

为了探索这个问题的答案,我开始翻检相关档案,最后在一位规划师的回忆录中找到了一点端倪。

1967年7月,曾在北京城市规划部门负责总体规划编制的陈干,在造反派的要求上写下了一份检讨材料,反思其直接参与的总体规划编制历程。在这份反思材料中,陈干首次提及 “城乡结合部” 一词:

如何对待旧城有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对待近郊,即城乡结合部的问题。这个地区除了存在一般旧城居民都存在的问题之外,还存在城乡、工农之间的诸多矛盾。如何处理这类矛盾,向来有两种立场:一种是大城市主义,让农村屈从城市;另一种是城乡结合、工农结合……我估计,这个问题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会一直困扰我们。因为我们的农村既广大又落后,随着城市建设的不断发展,在基本上解决城乡、工农矛盾之前,它都是我们必须处理的重要课题之一。

陈干的预言十分准确。半个世纪后,在当下的北京,城乡结合部的政治和空间重要性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得到进一步突出。在某种意义上,它可以说是当前北京规划和建设领域最重要的问题域,也是最具挑战的领域。

在北京城市规划设计院的网站上,有下面这一则对城乡结合部的新界定,这也代表了我们这个时代城市规划界的一个广泛共识:

结合部处于人口、土地、经济、环境等要素城乡转换的交界面,是城乡流动的集中区和凸显区,这里充满着城乡发展的现实性、戏剧性和复杂性,也成为城市研究的热点、焦点和难点。

这里对结合部的界定,以及其后提出的建设实情和规划研究,最终的价值取向都落脚于如何实现结合部的完全城市化。

可以看出,此时城市规划者的预设已经不同于1960年代。如今已经不太会有人再去讨论如何解决、调和并最终消弭城乡矛盾和工农矛盾——“消灭三大差别” 的梦想早已消失在历史的云烟之中。在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领域,如今的诉求是去实现这种“半城半农”、“非城非农”地带的完全城市化。

我想请大家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在1960年代陈干的探索和2010年代的新视角之间,长达50年的时间里,“城乡结合部” 是如何从一个中性的、用来描述城市与乡村交界地带的词语,变成一个带有特定价值预设的规划术语的呢?在我看来,这个规划术语的成立有赖于一种特定的城乡结合部意象:结合部 = 脏乱差。

拆迁中的北四村,作者拍摄于2017年12月7日

这张图或许能提供一个很好的索引,它是人们脑海中典型的 “脏乱差” 的城乡结合部印象。如果要追溯这种空间场景的起源,可能需要回到1980年代。

随着人口流动政策逐渐放松,大批外来人口涌入大城市。而在北京,他们发现能够有较低成本落脚的地方,往往就是陈干在写作中所定义的那个“城乡结合地带”。在那里,农民们有许多宅基地可以用来 “种房子”,自建房让出租房屋的供给相对宽裕,房租也相对低廉。同时政府的管控手段在这里也没有在中心城区那般严苛和深入。

而随着人口的大规模涌入,城乡交界地带的空间和社会意象也慢慢发生改变。在规划师口中有一个常用的词,叫“人口倒挂”。它是指在地处城乡结合部的村落中,新增的外来人口数量几倍甚至十倍于本地村民的数量。原来的小村庄可能仅有两三千人,却在很短的时间内增长到两三万。

这一新的场景也构成中国城市人类学探索的新契机。针对北京的同一个村子—— “浙江村”,有两位杰出的人类学家在1990年代后期完成了他们各自的代表作,一本是项飙的《跨越边界的社区》,另外一本是张鹂的《城市里的陌生人》。

他们的关注点主要在于这些流动人口在落脚到城乡结合部这样的社区后,日常生活如何展开、社会网络如何生成和发展、权力关系如何演进。但我今天想讨论的重点不在于流动人口这个群体,我想请大家进一步去思考这个空间本身的变迁。

张鹂在《城市里的陌生人》开篇第一段里写道:

1995年12月初,北京。天刚落雪,气温已降至零下十摄氏度。冬日严寒之中,居住在南郊的大约九万名来自乡村地区的外地人正经历着生命中一次剧烈动荡。他们之中大多数人都是来自浙江温州的小企业主与商人。此时,在政府部门针对“流动人口”的专项治理行动的压力之下,他们被迫一夜间离弃城市中的家园。四十八个大规模居住区被拆毁,黄色的推土机所过之处,满布碎砖断瓦。一个曾经拥有繁荣的私有经济、生机勃勃的外地人社区一夜之间遍地狼藉。

读完这段话,大家或许都能立刻构想出那个画面吧:在1995年的冬天北京南郊的大红门地带,当时正在发生的空间变形过程具体是什么样子。我们其实也可以更进一步,把 “1995” 这个数字换成 “2017”。同样是在秋冬季节更替之际,同样是在北京南郊,同样是在政府部门针对流动人口的专项治理行动压力下,同样有那么一群人,被迫离开城市中的家园。

北京半截塔,图片来源:nytimes.com

这是拍摄于2017年11月底的一张照片。它同样生动地描绘了最近这次清理整顿所带来的空间和社会后果。而面对这种不断往复循环的”清理整顿”,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样的因素和原因,导致我们的城市政策与城乡结合部的空间之间,总是发生这种大规模的激烈碰撞?

有一种比较直接的解读方式,就是尝试着将两种来自不同方向的逻辑综合在一起看,考察它们彼此之间的互动与冲突。其中,第一个逻辑植根于一种自上而下的、对北京城市发展远景的宏伟展望,而第二个逻辑则蕴含着一种污名化的视角,在话语层面塑造了我们几乎习以为常的那个城乡结合部意象。

自1980年代以来,北京的总体规划对这座城市的定位总是与一种“国际化城市” 的想象紧密关联。这里我引用了两个具有代表性的版本:1993年版的总规在开篇讨论城市远景构想时写道,「至21世纪中叶,将北京建设为具有一流水平的现代化国际城市」。在2017年即最新这一版北京总规中,这一目标进一步被表述为「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

无论是哪个版本,大家都可以从中发现一个逻辑上非常自然的结局 —— “城乡结合部” 这样的地方,在这种远景展望中是没有立足之地的。为什么呢?因为结合部的社会和空间状况被另一种逻辑主宰着,这个逻辑受制于一个 “污名化” 的视角,而无法相容于第一种逻辑之中。

刚才已经提及,在1980年代大量外来人口涌入之后,许多村子出现 “人口倒挂” 的现象,村民们依靠盖房子——也即所谓的 “瓦片经济” ——来获取更高的收入。虽然人口激增,但村落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并没有跟上,这种供给的不足自然而然引致了一些可以想见的直接后果,比如垃圾问题、治安问题……而这就逐步演变成我们耳熟能详的 “脏乱差” 的形容。

解决这样的问题其实并非没有办法,只需要相应地补上设施和服务的短板即可,但可能我们政策的优先项不在于此,因而对结合部 “脏乱差” 的刻板印象不断固化。当这种刻板印象愈来愈具有影响力,甚至让整个城市的人都 “耳熟能详” 时,很多政治与经济关切也就随之而来。

考虑到治安问题、社会稳定、土地资源的稀缺,同时面对城市不断发展、向外蔓延、“摊大饼”的过程,城乡结合部就在空间上成为城市进程的前沿地带——虽然它所容纳的人群不符合城市发展的愿景,但是空间本身却成了一个香饽饽。

在政治与经济关切介入之后,紧跟着发生的就是对现代主义规划话语的进一步调用,这就包括总体规划中提到的 “国际一流”、“现代城市”、“和谐宜居” 以及其他诸多更为细节的空间刻画。

而结合部日益成为这种现代主义空间想象的反义词,“清理整顿” 的政策目标就此逐渐形成并清晰,而对于居住其中的流动人口而言,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一步步向外迁移。

如果大家对 “浙江村” 比较熟悉的话,可能还会记得它位于三环与四环之间。但是根据2015年的统计数据,北京市外来人口的居住集中地区已经在五环和六环之间了,总人数则高达358.6万,占北京所有常住外来人口的50%左右。可见,随着北京 “摊大饼” 式的扩张与发展,其结合部的位置也在不断地向外流动。

也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之中,那首曾经很火的《五环之歌》才会在2015年前后被大家戏谑地传唱,五环和六环之间才会吸引到如此多的关注,以至于有一群艺术家在此进行了长达一年的实地调研和观察,并最终形成了开头提到的那个「六环比五环多一环」文献展。

那么原先曾经被界定为结合部的地方呢?当曾经居于其间的人群不断向外迁移,那些曾经的结合部空间变成了什么样子?它们的土地被导向了什么新的用途?

如果有心的话,你大概会发现,这些地方现在已经以一种新的方式长满了房子——或者是密度相对较高的高层住宅,或者是低密度的 “高尚” 社区。在经历了土地财政和房地产开发两个相互关联的步骤之后,这些地方终于被规划师们按照想象的“城市”面貌重新塑造了出来。

北京某别墅区,作者拍摄于2014年12月17日

我们回到开头的问题:北京有郊区吗?

如果一位来自域外的城市研究者首次到访北京,面对类似图中这样的景象时,他/她大概会立刻生成出来一种乡愁:看,低密度的独栋住宅!多么典型的 “郊区”!他/她也许还会更进一步,用郊区和郊区化来讨论北京的城市变迁进程如何融入到了所谓 “国际主流”。

但是且慢,类似这样的别墅区在北京是例外而非普遍存在。它是我刚才描述的那历时三十多年的城市过程中生成的一个空间产品。这个产品的生成建立在城乡结合部的长期变迁历程基础上,建基于对城市人口和空间的大规模重新排序的政策进程之中,关联着北京城市变迁的社会基础设施、政治动态和政治经济逻辑。

只有把这里面发生的所有故事叠加在一起,我们才可能真正讲述明白:北京的城市边缘到底是什么。

在这个意义上,“结合部” 是对北京城市边缘/前沿更合适的界定。在这个名称下潜伏的线索和脉络,让我们得以更加深入地解释北京和中国其他很多城市在过去数十年城市进程的真实样貌,得以理解我们自己置身其中的城市生活为何是按照眼下的这种方式展开。

如果你依然坚持要用 “郊区” 这个词,那么这个多维的故事便会陷入单一的刻板印象之中。

确实有人这么做,比如一位叫 Friederike Fleischer 的人类学者。她在21世纪初曾在望京地区开展过田野调查——彼时此处只是一个刚刚被拆迁的结合部地带,市政府计划在此开发北京第一个中产阶级社区。Fleischer 在田野中也常常见到许多正在施工的高层住宅,虽然不同于惯常的低密度想象,但是她没有进一步追问空间何以如此变化,而是方便快捷地沿用了 Suburban Beijing 的语汇。

只是,我很好奇,如果 Fleischer 现在重访望京,当她看见 Zaha Hadid 设计的地标建筑「望京SOHO」,以及覆盖整个区域的大量高密度住宅区,还有工作和居住于此的超过50万人口,她会依然觉得 “郊区” 是一个描述望京的合适词语吗?

来源:bj-office.com.cn

城市边缘的命名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和认识论问题,我们的探索现在才刚刚开始,更多工作仍然需要继续深入推进。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真正做到「立足世界,理解城乡结合部」。


注:本文的更正式版本于近日在 Cambridge Journal of Regions, Economy and Society 发表,下载链接: https://academic.oup.com/cjres/advance-article/doi/10.1093/cjres/rsaa032/5992706. 引用格式:Zhao, Y. (2020). Jiehebu or suburb? Towards a translational turn in urban studies. Cambridge Journal of Regions, Economy and Society. doi:10.1093/cjres/rsaa0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