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手空间:否思《基多宣言》

Tags

, , , ,

Title: “Secondhand Space – Unthinking the Quito Papers.” Published by Dushu Journal (读书杂志), Issue 12 (December), 2017 (in Chinese)

 

理查德·桑内特(Richard Sennett)和萨斯基亚·萨森(Saskia Sassen)对于国内学界来说都不是陌生的名字。无论是前者的《公共人的衰落》和《肉体与石头》,还是后者的《全球城市》都在城市研究者的必读书单上。最近他们又一次在国内的知识界尤其是城市研究和城市规划的圈子里流行起来。以《基多宣言》(The Quito Papers)为标题,他们的新剧目在安第斯山上的厄瓜多尔首都基多首演之后不久便来到了北京,并开启了新一轮对城市空间和城市生活的讨论。

这是一场相当及时的讨论。不用提日益增长、早已超过50%的城市化率,也不用提数亿涌向城市的流动人口,我们只需要在日常的每个角落里稍加留心,便可以意识到城市议题早已主宰了我们的生活。我们有一二三四线城市,也便有了“逃离北上广”。我们有日益富丽堂皇的世界城市、国际一流宜居之都,也有不断扩张、不断吸引媒体注意力的“城乡结合部”。我们有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也有越来越多“假装在生活”的人。产业升级和城市环境整治的浪潮亦使我们越来越难见到街头小店,越来越难买到早餐。

在整个社会的城市转型之中,我们的确有必要思考、反思乃至否思以往的城市理论,去观察和分析它们与当下城市状况之间的沟壑,从而提出新的问题,研究新的答案。在这一层意义上,桑内特、萨森和他们的《基多宣言》是值得关注的。他们以柯布西耶及其现代主义规划理念为反思对象,继承和发展城市理论批评者简·雅各布斯以降的种种新城市主义思路,力图唤起大家对城市之共时的复杂性(complex in a synchronous way)、未完成性(incomplete)和多孔性(porous)的认识,重新构想一种新的体验和塑造城市的方式,倡导从封闭的城市走向开放的城市(the open city)。

这些想法看上去都很美妙,似乎真的能帮助我们从高楼林立的城市森林里解脱出来,重新发现干净、安全、有效又多元的城市生活。桑内特、萨森和他们的联合国人居署的合作者们也对此充满信心,于是才会在二〇一六年秋天于基多召开的联合国住房与可持续城市发展大会上(又称“人居三”大会,Habitat III)力推《新城市章程》(The New Urban Agenda)(一份基于《基多宣言》编制而成的政策文本)。这个章程最终获得通过,成为接下来二十年指导全球城市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但是,看上去美妙的前景也许并不如这些文件所承诺的那么牢固。与其不加反思地盲从这种种宣言和章程,不如往后退一步,换一个新的角度去审视它们,去探寻它们雄心之下可能隐藏的困境与危险。这篇文章的目的就在于抛砖引玉,以批判性的态度重读《基多宣言》,从而将其可能内蕴的理论困境和认识论陷阱展现出来,以期推动学界对城市空间、城市形态、城市生活的思考和反思。

 

现代主义及其不满

《基多宣言》的理论起点是《雅典宪章》。一九三三年夏,国际现代建筑协会第四次会议在一艘从马赛开往雅典的邮轮上召开。这次会议标志着以勒·柯布西耶为首的一群建筑师开始理论化他们对“功能性城市”(the functional city)的构想,并最终定型于柯布西耶在一九四三年出版的《雅典宪章》(Athens Charter)中。在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雅典宪章》被奉为城市建设的圭臬而广为流传,并直接塑造了今日千篇一律的城市景观:高楼、广场、绿地、大马路,还有“小汽车主义”。

柯布西耶的立场有其时代背景。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早期,随着大工业的急速发展,城市空间也日益变得拥挤、杂乱,并严重影响到市民的生活质量。建筑师们所谓“功能性城市”的提法,其实关切的正是工业时代的城市形态问题。通过确认居住、工作、游憩和交通四大功能,他们也在事实上确认了城市形态的从属地位:形态本身需要加以改进,以便服务经济发展和相应的生活需求。

这一功能主义的思路从根本上限制了柯布西耶们的解决方案。为了解决脏乱差和拥挤问题,他们大力提倡新建高楼、开辟绿地、拓宽马路、功能分区。最终,他们面对的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被进一步放大。高楼和绿地并没有增进人们的生活质量,而是加剧了社会分隔,恶化了大都会的精神生活,甚至造就了诸如巴黎郊区“邮政编码种族主义”这样的严重后果。功能分区和快速路也同样没有对拥挤问题有丝毫帮助,对于这一点,每天早晚高峰时堵在北京东三环或者上海内环高架路上的人一定有切身感受。针对这些现代主义的观念,桑内特的评论堪称犀利:柯布西耶的宪章是一个乌托邦,“一个错误的乌托邦”。

简·雅各布斯是较早对柯布西耶说不的人。在现代主义的建筑和城市规划如日中天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她写作《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宣扬街道活力和多元,强调邻里和生活经验的重要,抵抗纽约的城市更新(urban renewal)和大拆大建,保卫她住的格林尼治村(Greenwich Village)。在这些努力之后,人们逐渐地认识到柯布西耶路径存在的问题,开始接受雅各布斯的批评。如此变化最终促成了八十年代以降“新城市主义”(the new urbanism)的兴起,以及美国城市规划设计界的范式转型。

在萨森看来,雅各布斯的城市观需要放到一个更大的框架里去理解,这个框架的核心是城市在整个经济中扮演的角色。这就需要提及雅氏的另外一本书,《城市经济》(The Economy of Cities)。书中观点可以作如下概括:正是城市的琐碎日常中所隐藏的多元和杂乱,才保证了城市内部劳动分工的演进,在种种不经意间促成新的经济活动的诞生。劳动分工和多样化带来新的商品和服务,从而使城市和经济保持着强大的发展动力。但是,在街道邻里消失的时刻,在日常生活痕迹被抹去的瞬间,这些动力便也会随之消失。

在这里,雅各布斯与柯布西耶彻底分道扬镳。如果说《死与生》更多地是在城市形态上与柯布西耶和现代主义进行对话,那么《城市经济》则将这一对话和反思推进到了城市属性和内容的层面。建筑师们始终只关心形式问题(urban form),强调通过改进了的设计手段将城市空间变成一个更好的容器,去承载整个经济与社会。但是雅各布斯变换了方法论,不再仅仅将城市视为容器,而是将焦点转移到城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拥有的能动性(agency)。

承认城市空间的能动性也是《基多宣言》的作者们共享的理论基础。桑内特发展了雅各布斯的观点,通过“共时的复杂性”强调城市中各种原本不相及的事情会同时出现并交错,“未完成性”关注开放的未来和无穷的可能性,“多孔性”则意在呼吁陌生人的相遇对城市活力至关重要,我们不能秉持某种封闭刻板的边界观,而是要把高墙(boundary)变成前沿(border)。与此类似,萨森也将城市定义为一个复杂且未完成的系统。在这样的空间里,普通市民可以营造他们的历史和文化,其间蕴含的动态和多元属性无法被任何掌权者完全控制——这便是城市的多样性所具有的政治意涵。

 

新自由主义的街道

雅各布斯常常因为这些关于空间能动性的观点而被贴上“城市无政府主义者”(urban anarchist)的标签。对此,桑内特正确地反思道:雅各布斯的“无政府主义”更接近于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的保守主义立场,而非埃玛·戈尔德曼(Emma Goldman)所宣扬的那种激进无政府主义。在雅各布斯那里,空间的能动性只可能立足于某种自发性之上:拥挤的人群以一种非正式的方式聚集在一起,共同生活,相互竞争与合作;由此产生的复杂性、多样性乃至不和谐终将遵循某种类似于自然界的规律重塑社会和空间形态。问题于是在这里冒了出来:城市空间和社会在多大程度上遵循着自然界的规律?

桑内特将上述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论调归结为雅各布斯对某种“进化论城市时间”(evolutionary urban time)的推崇。但是在我看来,这样的反思远远不够,我们必须从空间本身入手去推进批评。事实上,雅各布斯的空间观与海德格尔的地方观具有相当程度的亲和性,并因此而共享着某些严重的理论和政治困境。在《寰宇主义与自由地理》(Cosmopolitanism and the Geographies of Freedom)中,大卫·哈维对海德格尔的地方观作了精准概括:为了寻回已经失去的本真性(authenticity),海德格尔拒斥自由资本主义的物质力量,抨击商业寰宇主义精神,诉诸“栖居”概念,试图以现象学的方式揭露地方(place)中的人类存在真理,从而通过本地和真实的感官联结来抗拒全球进程。如果说这是一种内向的保守主义的话,雅各布斯所从事的事业则是一种外向的保守主义。与海德格尔一样,雅各布斯也将焦点转向地方。但是后者对街道的颂扬并不止步于街道本身,而是意图通过街道来吸纳甚至形塑全球力量。在雅各布斯看来,街道的自发性和城市经济紧密联结在一起,各种复杂、多样和不和谐的音符最终将谱写一曲劳动分工和经济发展的赞歌。换言之,街道活力和邻里生活是作为全球流动资本的地方化形态而存在并保有意义的。于是,在进化论的城市时间和雅各布斯的街道空间之间,新自由主义的阴影猝然拉长。

《死与生》写作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那个时候,自罗斯福新政以降一直占据统治地位的凯恩斯经济理论逐渐式微,一场鼓吹自由市场和小政府的政治经济思潮开始在芝加哥兴起。作为这一新风潮(所谓“芝加哥学派”)的领军人物,约翰·弗里德曼不仅生产经济学教科书,而且编织出了新自由主义的尺度想象(scalar imaginary)。他和妻子在合著的《自由选择》(Free to Choose)一书中,对微型尺度的政府治理推崇备至,认为尺度越小,人们才越可能规避匿名的城市官僚对自由的侵蚀,其中尤以美国大城市郊区(以及郊区社区新兴的业主自治)为正面典型。

如果说美国的郊区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形态层面)是新自由主义的发明,那么街道也是。在《死与生》里,通过对“街道眼”的细致分析,通过对街道安全和城市自由的赞许,通过对街道使用者自发演绎优美和谐的“街道芭蕾”的譬喻,雅各布斯也同样在街道和小政府之间建立起了经久不衰的关联。不仅如此,她的《城市经济》更进一步把街道的社会空间剖面安放到了自由市场里:拥挤的人群,非正式的竞合,自然律的筛选——多么典型的新自由主义表述。

但是更进一步的问题在于,雅各布斯所保卫的街道到底是谁的街道?在雅氏的设想里,街道和生活仿佛都不具有时间性和政治性,它们自然而然地发生,自然而然地演化,最终的结局一定是圆满的。但是这样的想象无法在现实生活里落地。因为街道的社会和空间形态来自权力和资本的持续形塑,“街道芭蕾”只可能发生在那些有资格进入、使用和拥有街道的人群。《死与生》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雅各布斯在其中花费大量笔墨去抨击当时美国城市盛行一时的城市更新工程,从纽约到费城,从波士顿到芝加哥,几乎所有城市的内城都面临着大规模的拆迁和重建。但是雅各布斯的局限在于,她把解决这些问题的希望寄托在了回归街道这样的策略上,全然不顾其背后资本和国家的逻辑。

在雅各布斯的街道里,进化论城市时间事实上取消了真实存在的时空,把生活简化成了观念,让观念决定生活的方向。这一立场立刻产生了两个后果。第一,这种非空间(aspatial)和去历史(ahistorical)的观念不再把社会和空间正义放置在议事日程上,而仅仅关注街道的某些特定的面向,比如安全和多元,从而给资本的城市化提供了通途。第二,抽象的街道不仅强化了地方和空间的二元对立,而且强化了新自由主义的全球野心,也即用某种模范的街道样态统摄和同一化全球尺度的城市空间。在某种意义上,雅各布斯的街道只是一场全球运动的起点——它承载了始于里根和撒切尔、挫折于二〇〇八年金融危机、但目前尚未终结的新自由主义浪潮。正是在这个时空节点上,《基多宣言》粉墨登场。

 

超越“二手空间”

《基多宣言》的作者们野心不可谓不大。他们常常将这份文件的意义与《雅典宪章》相提并论,宣称要为新的“城市时代”重写一个宪章。面对严峻的气候变化议题、方兴未艾的大数据和挑战与机遇并存的非正规城市空间(urban informality),他们决定彻底否定柯布西耶,全面拥抱和改进雅各布斯的观点,意图通过改良的设计手段重构城市空间,为城市居民赋权,推动他们去创造新的生活。联合国人居署(UN-Habitat)执行主任华安·克洛斯(Joan Clos)在《基多宣言》的发布会上坦诚,这个宣言就是他主导推动的联合国《新城市章程》的理论基础。《章程》是一个外交文本,是各方妥协的产物,因而并不具有伟大的理论原创性。而《宣言》的时空范围要宽广得多,通过回顾过去一个世纪城市规划理念的得与失,它成为《章程》的坚实基底。

全球野心背后站着的是前任巴塞罗那市长华安·克洛斯及其“杰出”的城市运营之道。在后来的一次访谈里,克洛斯市长坦诚一九九二年奥运会的申办目的就是为了获得西班牙中央政府和加泰罗尼亚大区政府的财政扶持:“那时候我们在思考把巴塞罗那转型成为一座后工业城市,[但是需要大量的资金],奥运会是一个去找中央政府和大区政府要钱的好借口。”奥运会之后,这座城市便义无反顾地走上了驱赶低端产业、驱逐市区贫民、通过绅士化(gentrification)和旅游业促进经济大发展的道路。在克洛斯看来,城市规划、立法实践和财政安排是决定了城市发展的三条大动脉,当这三条动脉被合理地汇聚起来的时候 (three-legged approach),运营一座城市便能成为国家的好生意。

定义了《基多宣言》和《新城市章程》的理念,并非是靠冠冕堂皇的“人人共享城市”,“有包容性、有韧性和可持续的城市”或者所谓“城市权”(the right to the city),而是克洛斯市长/主任上述一席肺腑之言。如果说雅各布斯的街道观尚存有一息理想主义的信念(而她本人也正因为这样的理想主义而时常和左翼团体站在一起保卫城市和街道,甚至因此被捕),那么克洛斯、桑内特和萨森等人的宣言就已经转化为连接资本和城市空间的话语工具。这个工具的内核是克洛斯的,镶嵌着他在巴塞罗那政商两界纵横捭阖的累累硕果——唯独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及其空间不在其考量之列。这个工具的外壳是经过桑内特和萨森加工了的雅各布斯;在他们的笔下,共时的复杂性、未完成性和多孔性成为彰显雅各布斯及其日常关怀的招牌。

当雄心勃勃的内核披上良善的外衣,最终的城市问题解决之道就变得简单而直接。在一场名为《开放城市》(The Open City)的演说里,桑内特引用卢曼“自我生产”(autopoiesis)的概念来论证其有关城市生活自组织的观点:“在一个开放的城市里,人们取得的诸如效率、安全和社会性这类成就,都是靠他们自己的能动性实现的。”为了实现和促进这个目标,他继续道,“空间形态和密度至关重要,因此我们需要更好的城市设计来鼓励人们去实现前述成就,比如模糊城市内部各分区的边界,建设未完成的建筑以便日后的进一步发展,以及采纳非线性的叙事方式从而容纳冲突和可能性。”在这里,对城市空间能动性的关切让位给了对个体能动性的拔高(和政府责任的退却),城市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则又回到了城市形态和设计上——而这正是柯布西耶失败的根源:如果设计真的能够解决社会问题,那么柯布西耶的乌托邦便不会是一个“错误的乌托邦”——桑内特的逻辑在这里自相矛盾了。

将城市空间视作推动经济发展的利器而忽视社会不公平的问题,以及将社会问题的解决寄托在城市设计和个体的能动性上,这是时下相当流行的两类城市观。但是在剑桥大学地理系主任阿希·阿敏教授看来,这两种城市观都是他定义的“望远镜城市主义”(telescopic urbanism)(Amin, Ash. “Telescopic urbanism and the poor.” City Vol.17 [2013], no.4: 476-492.)。论者站在远处举着望远镜观察城市的时候,焦点局限在他们事先预设的空间:商业顾问们只愿意遥望 CBD,而人口潜力派们则只顾着寻找贫民窟的人群发展自身潜力的蛛丝马迹。他们不顾及城市空间的整体性,不把视野从预设的焦点上移开哪怕半步,也不谈论社会和空间正义所需要的责任与伦理(除了浮夸的城市形态学)。在这种意义上,他们所观察到的城市也是非空间和去历史的,是一种观念性的构建而非生活性的存在——因而无法生产出指导城市实践的真知灼见。

就这样,《基多宣言》和它所支撑的《新城市章程》与它们宣称的目标渐行渐远。在望远镜城市主义的引导下,社会和空间正义让位给了新自由主义,政商两界的需求开始主宰和重塑人们对城市空间的想象,这便是宣言所隐含的理论/政治困境。如果说这个困境深深植根于宣言作者们的思考路径和政治诉求里因而很难克服的话,那么更严峻的挑战则出现在认识论层面。为了弄清楚这一点,我们需要重新思考空间问题。

在《二手时间》里,阿列克谢耶维奇用深情和悲伤的笔触写下了后苏联时代的日常生活和其间种种破碎的、悲剧性的情感。时间在这样的破碎里变得迷离起来,再也锚定不了生活。借用她的标题,我在这里想强调的是类似的可能性:深具野心的“二手空间”正在崛起和扩散,它背后隐藏着的政治经济诉求也同样觊觎着我们的生活和空间,如果我们不去审视、批判与之相关的理论、话语和实践,同时构思我们自己的空间观加以应对,那么便很可能会陷入到类似“二手时间”那样的境地。在我们身边的很多地方,这样的后果已然发生。

《基多宣言》里便同时存在着两个层次的“二手空间”。首先,雅各布斯的空间理论与立场再度出场,并且被继承者们按照资本和城市运营的新要求量体裁衣,成为一种新的模范街道样态。这种街道想象继承了雅各布斯的话语及其与新自由主义连结的潜力,然后立刻开始了对第二个层次的“二手空间”的建构,也即,把这个想象完全不加改变地应用到其他所有地方。这样的普世野心其实并不新鲜,已经有很多讨论述及启蒙和现代性背后隐藏的类似认识论陷阱。但是如《基多宣言》这样的城市文本具有更大的危险,因为在它们的普世宣称里,线性的时间被同质的空间所掩盖,从而可以更轻松地突破和消灭原本共存的时空异质性。

通过塑造一种全新的空间和尺度想象,资本及其权力便可经过“二手空间”的中介而实现全球范围的流动,最终改变(甚至摧毁)各个地方每条街道的日常生活。为了避免这样的状况及其恶化,我们应当首先反思类似《宣言》这样的二手空间观,然后从我们的身边和脚下出发去构想自己的空间观念。只有当我们认识到地方本质上就是种种全球/全局性过程的交错所在(a global sense of place),开始从本地出发去探索这些更广阔的、超越了本地尺度的空间属性,用比较的方法重新审视别人和自己,我们才可能真正把握空间和生活的密切关联,才可能发现和对抗萦绕四周的社会和空间不义,才可能重写多元且动态的城市宣言。

(刊于《读书》2017年第12期)

Advertisements

Space as method

Tags

, , , ,

My first “academic” article, one that reflects upon my own field experience in Beijing’s green belts, has recently been published in the City journal.

This paper has plenty of meanings for me. It is the very first chapter that was finished all through my thesis. I can still remember the readings I did for this paper, and the drafts I wrote and then scratched – all happened at the moment when the deadline of my thesis was approaching yet I was still in the middle of nowhere. It was also a revised version of the paper that won the third place in the student paper competition of China Geography Specialty Group at this year’s (2017) AAG Annual Meeting.

But most importantly, it shows the reflections I had after doing two spells of fieldwork by myself. Its starting point is a puzzle I had when in the field and its concluding remarks are at best an invitation for further discussions and debates on how to do fieldwork on the urban frontier with our bodily space-time. These works should be further developed, and I hope this paper could contribute some empirical observations that have not been registered in the literature before.

Below is the abstract of this paper, and the full access can be found at http://www.tandfonline.com/doi/full/10.1080/13604813.2017.1353342. Please feel free to contact me at y.zhao25#lse.ac.uk (replace # by @); all comments and suggestions are warmly welcome.

 

Abstract

Great urban transformations are diffusing across the global South, removing the original landscape of urban margins to make of them a new urban frontier. These processes raise questions of both validity and legitimacy for ethnographic practice, requiring critical reflection on both spatiality and method in fieldwork at the urban margins. This paper draws on fieldwork experience in Beijing’s green belts, which could also be labelled the city’s urban margin or frontier, to reflect on the space-time of encounter in the field. I aim to demonstrate how space foregrounds not only our bodily experiences but also ethnographic investigations of the daily life, and hence becomes a method. Beijing’s green belts symbolise a historical–geographical conjuncture (a moment) emerging in its urban metamorphosis. Traditional endeavours (immanent in various spatial metaphors) to identify field sites as reified entities are invalidated over the course of the space-time encounter, requiring a relational spatial ontology to register such dynamics. The use in fieldwork of DiDi Hitch, a mobile app for taxi-hailing and hitchhiking, reveals the spatiotemporal construction of self–other relations needing recognition via the dialectics of the encounter. In this relational framework, an encounter is never a priori but a negotiation of a here and now between different trajectories and stories as individuals are thrown together in socially constructed space and time.

 

Keywords

urban ethnography, spatial ontology, spatial metaphors, the dialectics of the encounter, DiDi Hitch, Beijing

 

纽约跳车记

Tags

, , ,

 

在纽约的 Penn Station 坐上火车的时候,我并不知道接下需要在 Jamaica 站跳下火车,才能赶上回伦敦的飞机。

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在103街的西安名吃 (Xi’an Famous Food) 门口,我跟两位从波士顿远道而来的朋友接上了头。他们盯着纽约的街道,目不转睛,连连称奇,说仿佛像是入了戏——跳进了以前看过的那许多电影里。我只好赶紧提醒这两位意大利和巴西友人:快吃吧,肉夹馍该凉了。

打包了一盒臊子面,一盒羊肉泡,一盒炒凉皮之后,我们浩浩荡荡地开向中央公园。在还没有到公园大门的时候他们就惊呆了(比两年前的我提前了二十米)。这自然是他们第一次到纽约来,于是第二次来的我便当仁不让地当起了导游,把当时的游记又添油加醋地讲解了一番。

很快大家就把彼此弄得疲惫不堪,唯有西安名吃可以解忧。

我们在草坪上的一片树荫里落了脚,酒足(划掉)饭饱之后开始四处张望远处的高楼以及近处的人群——晒太阳的年轻人,四处奔跑的孩子,脚步沉重的游客,步履不停的慢跑者。这些又一次勾起了我两年前的回忆,关于生活空间的思考,以及中央公园本身的可爱。

如果抛开当天是周一这个因素不谈的话,这一切是多么祥和自然。但是很不幸,那一天是周一。于是我们都开始纳闷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出现在公园里,在这样一个被资本主义侵蚀得无孔不入的城市。批判精神没有敌得过瞌睡虫。刚写几张明信片,我就加入了他们,昏昏睡去。

 

2017.04 NYC - Central Park

The Central Park at NYC

 

中午的小憩永远都是珍贵而值得回味的,因为没睡够。但是时钟已经走向了四点,离我的航班起飞还有三个多小时。这个安排真是太贴切了,我心里窃喜:无论是去机场还是过安检都不用太着急,这时间绰绰有余。

我们不疾不徐地走到公园外边队伍巨长(但并不好喝)的星巴克,想用咖啡让自己清醒一下。接着我去取了行李,跟两位友人告别,开启了前往 Penn Station 的煤矿工程车(aka. 纽约地铁1号线)之旅。

到此为止的旅途都很顺利。我走出地铁站,走进火车站,走向售票机。从这里出发去肯尼迪机场的最快路线是坐长岛小火车到 Jamaica 站,然后换乘机场轻轨。第二次走这条路线的我对这一切都已胸有成竹。熟练地选择了目的地之后,我用钱包里仅剩的10.25美元付了款,然后踌躇满志地走向了站台旁边的显示屏,看最近的一列车几点开。

时空的分叉是从这里开始的。有备而来的我早一天就已经查好前往 Jamaica 的各路火车及其名称和颜色,用 Google Maps 截好图存在了手机里。掏出手机一对照,最近的这列车好像一分钟之后就要开,我于是奋不顾身地抓起箱子跑向相对应的站台,然后在关门之前的那一刹那跳上了车。

安置好行李之后,气喘吁吁的我开心地拿起手机跟两位朋友汇报进度,然后遥祝他们晚上找到好吃的餐馆。我把车票和收据从钱包里取出,放进了衬衫的口袋里,这样就不会太耽误列车员检票的功夫了。然后我抬头看了看车厢的显示屏。报站换了又换,但我并不担心:肯定是系统出了故障,跟我没关系。做好了这一切工作,我才终于有功夫去观察车厢里的人。

他们大多数都是上班族,垂头顿首的疲态完全不似我刚刚在中央公园遇见的那群人。点亮屏幕,戴上耳机,他们终于能钻回自己的那个跟职场无关的小世界里去。偶尔有几个人也在四处张望的话,可能会和我的眼神交错——我便能发现他们看见我的行李时流露出的好奇的表情。但我没去细想。事后来看,细想也没用。

这时候火车已经钻出了地面。太阳的位置还相当高,完全没有让位给沉沉暮霭的意思。火车的报站声也响了起来,下一站将会是一个叫做 Syosset 的地方。管它呢,我心想,只要赶紧到 Jamaica 就好,这样的小站快点过去吧。在这分叉了的时空里,我完全没有意识到将要发生的那场相遇。

列车员马上就要来到我所在的车厢检票了。我摸一摸衬衫的口袋,把那几张纸按顺序给叠起来,就等着递出去的动作了。在这一流畅的动作完成的那一刹那,列车员的表情还没有出现异样。但是情况很快就发生了变化。

她推了推眼镜,正色跟我说:“我们不停 Jamaica,下一站到 Syosset.”

我有点着急了,但还没有失去理智:“那这两个地方远吗?我是说从 Syosset 回到 Jamaica。”

“很远,很远。”

“大概有多远?”

“三十英里吧。你恐怕得先坐过去,然后再坐这列车回来了。因为这是今天唯一一列从 Syosset 开回纽约的车,我们七点半从那边出发。”

七点半也是飞机起飞的时间。我的大脑飞速旋转,却又一片空白。是不是可以在 Syosset 下车之后 Uber 回机场?但是晚高峰时间真不比火车快多少。

那么改签呢?我拿出手机,打开 British Airways 的 APP,开始查询改签的选项。页面加载了好几次才蹦到航班选择页,而其中最便宜的那班也得再花384镑。真是被自己坑得猝不及防啊——这个往返航班总共也才420镑而已。

这并不是我第一次坐错火车。上一次是在伦敦,为了去 Greenwich 的朋友家喝酒,我一不小心坐去了海边。

当时我们准时来到站台上等车,但一向以准时著称的英国铁路系统出现了晚点。站台显示屏上打出了该站台将要出发的两列车的信息,其中第二列是会到 Greenwich 的郊区小火车,而且出发时间就是我们抬头看显示屏的时间——但是因为晚点,此时在站台上停靠的其实是第一列车。

为了赶上这趟车,时间已经不允许大脑的进一步运转了。于是我们跳了上去,惊讶于它的速度,然后当窗外风光越来越田园的时候,我们才意识到,糟了,坐错了车。景色真的很不错。那是我第一次发现英国的原野也可以色彩斑斓,而非绿草茵茵。事后回想起来,很多次我都遗憾当时没记下来那片地方的名字,以至于没办法再去回访。

看了一个多小时的 Kent 郡田园风光之后,又经过一座相当壮阔的大桥,火车才终于停靠在伦敦之后的第一个车站。没有办法,只好走向对面的站台,等待下一班回伦敦的火车。而且很不幸,很快开来的这班车是列站站都停的慢车。

最后,当我们终于到达伦敦东南郊不远的 Greenwich 时,时间已经快到晚上十点,而 Kent 郡的土地倒是横穿了两遍。

在我的脑海里浮现这些伦敦记忆的时候,手机上改签机票的进度也丝毫没有落后。这时候我已经填写好了所有的付款信息,勾选了 Terms and conditions,就等着最后按下那个确认键了。

这时候列车已经接近 Jamaica 站。要是能在这儿停该多好啊,我心想。这样我就可以从容地换乘机场轻轨,然后托运行李,安检,登机。说不定还能有时间在候机的时候发几封邮件呢。但这一切都只是可是。从驾驶室朝我走来的列车员似乎也同意的结论。

但就在这时,我感觉到列车在减速。列车员朝我招招手,说你赶紧收拾好行李,一会儿跳车吧。

我一时间怔住了。跳车?怎么个跳法?难道车真的会停?那车门会打开吗?

说时迟,那时快。列车员大姐从工具包里摸出来一把车迷们都很熟悉的三角钥匙。在列车停稳在站台之后,她迅速把我喊到身边,然后用三角钥匙打开我们所在的这个车门,冲我喊:

“Jump! Jump! Otherwise, you cannot catch up with your flight.”

我拎着箱子,快步走到刚打开的车门,踉踉跄跄地跳了出去。车门随即锁上了,列车也立刻重新启动,继续开往 Syosset。

分叉的时空在这里又汇合了。我依然还记得怎么去换乘,怎么过闸机,在哪个站台等待前往 Terminal 7 的轻轨,如此种种。但是跳车之后那长长的瞬间,我的脑海里只盘旋着一句话:好人一生平安。

这次在波士顿开会的时候,有一位观众在我的 presentation 结尾问了这么一个问题:你谈了这么多关于田野、关于相遇 (encounter) 的故事,那你觉得 encounter 会给你们双方带去什么改变的可能吗?这次跳车的故事其实能丰富对这个提问的回应,因为这也是一个关于相遇的故事。

我不知道这次相遇改变了列车员什么,也没有机会再去问。大概对她来说,只是又遇见一个智商感人的乘客吧,或许还能增进一些她对自己工作的荣誉感——毕竟帮助了一个即将误了飞机的人。但是从我自己的角度去观察,这次相遇着实改变了我很多。

我不会再去把纽约的上班族跟资本主义螺丝钉画上等号,他们也都有着自己的情感和生活轨迹,也在各种各样的关系里生产自己的生活空间。我也不会把美国与排外画上等号,不会把被殴打的华裔乘客给上升到“美国人”对外国人的全方位歧视。甚至我不会再把列车员这个职业和面无表情、按章办事画上等号,在需要的时候,我相信他们也会考虑人的需求。

我甚至改变了自己对纽约的印象。两年前的游记里,我倾向于把中央公园和纽约做工整的切割。当我讨论中央公园与关系性时空、日常生活的联结时,其实已经预设了大纽约别的地方甚至不存在这样关联的可能。但是并不是这样,在皇后区,在 Jamaica,在列车这种流动着的空间里,关系性、人情味和日常生活的种种可能都无处不在。

这让我想到了列斐伏尔,想到了他对城市的重新定义。在他看来,urban 这个存在本身充其量只是一种纯形式 (pure form)。形式所包含的内容并不来自 form 自身,而是来自人与人之间的相遇,来自相遇所造就的种种关系。社会关系构成社会空间,社会空间征用了城市的样子(形态),所以城市这种形态从来不是固定和真实的,而是相对、流动甚或偶然的,是在不停走向真实 (becoming real) 的。

会场上的那位观众大概不会遇到这篇豆瓣日志吧。就让我把跳车的故事留在这里,以备日后相遇的时候作为又一则相遇的案例:

“The swerve has created a new world urban order, the plane of immanence for new encounters, for a newer aleatory materialism of bodies encountering other bodies in public. Things here encounter each other within and through urban space…” (Merrifield, 2013. The politics of the encounter. Page 57-58)

不在海边的曼彻斯特

 

今年的奥斯卡典礼像电影一样精彩纷呈,最吸引眼球的片子最后并非大赢家——这倒让我松了一口气。并非所有电影都是热闹喧嚣的,而有时这种并不热闹喧嚣的制作,反而更能让人眼前一亮,比如斩获了最佳男主角和最佳原创剧本的电影 Manchester by the Sea(《海边的曼彻斯特》)。

初看起来,曼彻斯特这个地名,在电影语言里显得并不那么重要。小城里那些痛苦的回忆、柔软的人心、微妙的关系,才是真正打动人心的内容。这种痛苦、苍凉和不复往昔的情绪,并不只限于那个时间和那个地点,并不只限于 Lee 的遭遇。在电影的结尾,重新张起的船帆成为显示乐观情绪的重要意象,仿佛是在为必将过去、即将过去、已经过去的风暴鼓与呼。但是在别处,在痛苦和苍凉的情绪聚集着的很多别的地方,这种乐观情绪却了无踪影。

有的风暴从未过去,或者并未以我们以为的那种方式过去。

就让我们暂时转移视线,去看一看大西洋对面的那座曼彻斯特吧,一座已经在(后工业化的)时间的长河里被冲刷得完全不像曾经的样子的城市。在某种意义上,这座曼彻斯特也是一座悲凉之城,这里的不复往昔,比起海边的曼彻斯特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如果更深入地去探索历史的尘埃,我们能看到的故事远远不止这些……

 

恩格斯的曼彻斯特

就在电影开始在英国上映的档口,不少勤劳勇敢的曼彻斯特人民跟着自己的好奇心开始搜索:海边的曼彻斯特在哪里?答案让他们大吃一惊(不妨从英式幽默的视角看待这一反应):原来还有别的曼彻斯特!他们竟然还拿了奥斯卡!天理何在!

英国的这座曼彻斯特并不靠海,却曾经是世界远洋运输的中心。在十九世纪蒸蒸日上的工业时代,曼彻斯特通过世界上第一条铁路和不远处海边的利物浦连为一体,共同构筑起了英国工业大发展的地理基石。

Figure 1

1830年代的曼彻斯特火车站(现为科学与工业博物馆)

 

日不落帝国的海外扩张和工业发展,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不同形态。通过远洋运输,殖民地的原材料(比如印度的棉花)被运输回英国本土,然后在工业中心加工成最终产品,再输送到世界市场——19到20世纪中国市场上充斥的各种「洋」字开头产品,就是这么突然冒出来的。就棉纺织业而言,利物浦、曼彻斯特和其所处的兰开夏郡,在当时已经成为全球生产链的核心环节。

从1842年秋到1844年夏,被父亲派去曼彻斯特做生意的恩格斯,对这座城市和它的人民做了二十一个月的田野调查。他的方法,类似当下一些在华南工厂做田野的人类学家。而他当时也和一个「厂妹」走到了一起,这个爱尔兰姑娘对他深入观察爱尔兰苦工群体帮助颇多。

当恩格斯从德国抵达不列颠的时候,首先吸引他的注意力的就是城市,是城市空间的漫无边际的扩张,和到处杂乱地安插着的「贫民窟」。这种场景在在曼彻斯特尤为典型:雄伟壮丽的河景街景和肮脏拥挤的工人阶级蜗居处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这立刻促使恩格斯得出了他关于「社会战争」的论断:「社会战争,一切人反对一切人(All against all)的战争已经在这里公开宣告开始……每一个人都把别人仅仅看做可以利用的东西;每一个人都在剥削别人,结果强者把弱者踏在脚下,一小撮强者即资本家握有一切,而大批弱者即穷人却只能勉强活命」(《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大城市》)。

在每一个大城市里,都有一个或者几个挤满了工人的贫民窟——「英国一切城市中的这些贫民窟大体上都是一样的;这是城市中最糟糕的地区的最糟糕的房屋,最常见的是一排排的两层或一层的砖房,几乎总是排列得乱七八糟,有许多还有住人的地下室」

为什么会这样?恩格斯立刻把矛头指向了工业时代:

「要知道,一切最使我们厌恶和愤怒的东西在这里都是最近的产物,工业时代的产物……只是工业才在这些老房子之间的每一小片空地上盖起房子,来安置它从农业区和爱尔兰吸引来的大批的人……才可能把他赶进对其他任何人都是太坏的住所,而这种住所工人得花自己的血汗钱来享用,直到它最后完全倒塌为止;所有这些都只是工业造成的,而如果没有这些工人,没有工人的贫困和被奴役,工业是不可能存在的。」

 

19世纪的反城市乌托邦

在1872年,当恩格斯又一次动笔讨论城市,写下《论住宅问题》的时候,先前的结论得到进一步推进。

不同于当时流行的蒲鲁东主义者要求废除住宅租赁制度,把承租人变成分期付款的房主的论调,恩格斯强调:大城市的房屋短缺问题并非最主要的社会矛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是核心。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工业生产,大量工人才被引诱到城市里,城市空间才会过度膨胀,住房才会短缺,城乡矛盾才会被推向极致。在他看来,通过社会革命改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是最根本的问题,而住房短缺一类的次生问题,最终只能通过改变生产方式才能实现。

早先在曼彻斯特观察到的城市贫民及其生存环境,给了恩格斯极大震撼,以至于他在城市空间和资本主义的罪恶之间画上了等号,并且把城市与乡村的对立视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运转的基础之一。它可以,也必须被社会革命消灭。

正是在这里,恩格斯的思路最终与空想社会主义者(比如傅立叶)合流。他宣称要「使人口尽可能地平均分布于全国」,「使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发生密切的内部联系,并使交通工具随着由此产生的需要扩充起来」。长期观察伦敦和曼彻斯特等大城市,尤其是观察其中的贫民窟,最终把恩格斯变成了一个反城市主义者(anti-urbanist)。

陷入了乌托邦思路不能自拔的恩格斯,在之后不久的《反杜林论》中,进一步把这一观念「发扬光大」:消灭资本主义劳动分工,就是要消灭城乡分工这一前提,而消灭城乡分工,必须通过人口在全国尺度上的均匀分布来实现——城市将会消失,城市必须消失……这一宣言,将很快回响在20世纪的欧亚大陆:经由恩格斯的乌托邦,19世纪的曼彻斯特在历史中投下了远比它自身厚重的阴影。

这道阴影,顺着20世纪社会主义的线索来到北京。

 

反城市乌托邦的北京实践

我们把目光转向1950年代的北京。苏联、东欧、中国等国一直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视作自己的核心政纲。于是,恩格斯对城乡对立的乌托邦式思考,也随着这一「主义」进入官方意识形态,并且很快变成了政策与实践。在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年代,尤其是1957年之后,消灭三大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被提上了议事日程,随着「大跃进」的种种政策一起遍地开花。就是在此时,对「城乡差别」的认识和处理给北京带去了影响深远的空间效果,并一直持续到今天。

 

Figure 2

1958年北京市总体规划

 

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之后,北京市立刻响应毛泽东 的号召,修改了三个月前刚刚由苏联专家绘制的城市总体规划。在当年9月递交中央的报告里,北京市委如此表达自己的决心:「城市的发展究竟是要有利于巩固工农之间、城乡之间、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还是要有利于逐步消灭工农之间、城乡之间、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这是规划工作者走资本主义的城市建设道路,还是走共产主义城市道路的尖鋭问题……」(北京市档案馆,卷宗1-5-253)。

为了促进工农结合和城乡结合,并顺应当时正蓬勃发展的「人民公社」,北京市委向中央保证:今后的工业将主要安排在远郊区的人民公社里;这些人民公社将和新划定的四十多个卫星城(包括南口、昌平、顺义、门头沟、长辛店、房山、良乡、通州等)紧密联系,共同形成新的环绕市区的子母城体系。与此同时,市区将被分割成一个个的小「集团」,集团之间由成片的绿地分割;在市区六百多平方公里的地面上,还要大量安排小面积丰产农田,从而使市区也成为城市和农村的结合体。在这样的基础上,「分散组团式」的布局形态最终被确定下来,并被视为消灭三大差别、迈向共产主义的一个重要条件。

 

乌托邦北京的当代幽灵

你亲眼目睹了北京这座城市摊了几十年「大饼」,沿着一圈圈环路扩展,也许会问:这个分散组团式布局,现在早该不存在了吧? 。

然而,这一布局形态不仅没有被取消(它依然是2004年北京市总体规划的指导思路),而且构成了现在北京市兴建通州副中心和疏解人口的合法性来源——「北京城里这么拥挤,为什么不疏散一点人口出去?说好的卫星城呢?」生气的上峰如此责问市里的有司。接下来的故事,我们都已经很清楚了:通州这个曾经画在纸上(但一直没怎么好好建设)的卫星城,一夜之间变成了北京城市副中心,甚而成为京津冀一体化的前沿。

上述政策链条里存在很多问题。比如说,「分散组团式」布局本身是否曾合理过?现在是否依然合理?规划图纸本身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社会问题?又比如,北京到底有多「拥挤」? 「合理的城市规模」这样的思维本身是否有问题?所谓的疏解人口、控制规模,与现在高涨的房价是否有关系?恩格斯的乌托邦投下的阴影为什么竟会在房价高涨的时代产生更大的影响力?再比如,北京市为什么会吸引越来越多的人挤破头涌入?是因为大家喜欢这里,还是因为这里充满了别的什么东西,一些因为政治经济原因只存在于北京而在别处无法获取的东西?

即便城市真的有「承载力」限制(这是存疑的),即便北京真的有了所谓「过载」(这也是存疑的),我们是否没有别的方案,而只能以现在这种种非人的手段去「疏解人口」? ——吃不了早餐买不了菜的人不计其数,孩子上不了学的人更是数不胜数,而在最近的新闻里,高房价也被有司说成是控制人口和产业升级的利器。这会不会导致(或者说,它本身是否已经成为)一种新的形式的「社会战争」,就像我们最近已经在五环外的[皮村][1]看到的那样?为了理解今日的北京,我们需要回到曼彻斯特,回到1840年代的那座世界工业中心。因为在那里,此时此刻在北京的空间故事早已上演:阶级的空间隔离,政府的清理掩盖,投机的地主(「种房子」的京郊农民),日渐高企的房价房租……

但无论是悲剧还是闹剧,做决策的人永远不需要承担他们所做决策的后果。市长的交椅换了又换,曾经的军令状已没人再提。在上峰一次又一次的视察之后,真正的空间问题(和解决方案)已经没有人会去严肃讨论和反思。仿佛只要顺从上意,我们现在在城市里看到的这些苦难自然会走向皆大欢喜的结局。最后,大家都成了活在历史的阴影里而不自知的人,甚至以为自己的行动必然会带来理想的结局——在这一点上,倒是达到了和恩格斯差不多水平的乌托邦状态。

对乌托邦的否定在当今的曼彻斯特体现得也相当明显,虽然是以一种完全未曾预料到的面貌呈现出来的。随着世界工业体系的转型和经济重心的转移,曼彻斯特的地位早已不复当年。在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座城市的人口甚至比不上一百年前的水平。如今走在通往城南的主干道Oxford Road上,人气的冷清甚至会让人怀疑这里是否曾繁华过。如果不是路边张贴的历史图片的话,根本没有别的迹象可以供人去凭吊过往。而当年恩格斯观察的很多贫民窟,现在也都已经被改建得面目全非了——大多都成了那种宁静清新、田园牧歌的样子。

 

Figure 3

Didsbury Village 的联排别墅

 

 

乌托邦之后,空间作为方法

即便如此,城市依然在那里,城市并没有被取消。城市空间的这些变化当然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型」和「升级」,也不意味着社会公正和天下大同的实现。但是这些变化和恩格斯的观察之间的距离值得我们深思。若当初那些让人走向反城市主义的因素已然消失或变形为别的样子,我们该如何去重新解读城市和城市空间?

尤其是在中国,当我们不幸正处在一个土地财政肆虐的时代——从1999至2016年,地方政府卖地收入累计收入超过[三十万亿][2]——当我们每个人都在为高涨的房价而焦虑,恐怕住房问题,早已超过城乡对立而成为主要矛盾了吧。更为吊诡的是,在这里,阶级隔离、清理掩盖、投资投机正是顺着恩格斯当年取消城乡差别的话语推进的。这是历史的狡计,却是我们的生活。

正因为此,我们亟需发现或建立新的认识城市的方式,一个不同于恩格斯的方式。城市空间也许容纳了很多不义与罪恶,但这并不意味着城市本身等于不义与罪恶。恰恰相反,任何意图成功的反抗努力,都必须首先认识到城市空间蕴含的政治势能,并且学会正确地引导和凝聚这些势能,而不是要一劳永逸地取消城市的存在。

在地理学家Doreen Massey看来,调动这种政治势能,正是使[空间成为方法][3]的题中之义。空间并不是空的,它不是一个客体或容器,它具有自己的关系性乃至能动性——这是恩格斯在他的「自然辩证法」里完全忽略了的东西。

当然,恩格斯并非没有可取之处:在他批判蒲鲁东主义者的时候,特地强调说,住宅问题引起这些人的注意,是因为这个问题不仅影响到了工人阶级,而且影响到了小资产阶级。那么今日的北京呢?当高房价让人怨声载道的时候,当皮村拆迁引得关注工人命运的人(这也是学界的一股新潮流)痛心不已的时候,当豆瓣书店和三里屯酒吧纷纷被砌到墙里面的时候,是谁在说话?又是谁被取消了发声的权利?大家可还记得七年前被拆迁的唐家岭?可还记得三年前被拆的147家早市(和里面被驱逐的数以万计的小摊贩)?可还记得两年前被拆的昌平北四村?事实上,住在北京五环和六环之间的那将近五百万外来人口永远也上不了头条——除非他们的故事和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兴趣挂上了钩。若要使空间成为方法,首先就要使这种挂钩成为常态,而不是变成展览「六环比五环多一环」那样的小清新趣味。

恩格斯看到了开头,却并没有猜对结尾。川流不息的日常生活,最终破灭了他的乌托邦迷思,留下的是他的反思意愿和批判精神——当然,后者在当下这个时代依然可贵,尤其可贵。

这便是那座不在海边的那座曼彻斯特城,给我们上的一堂历史课。

 

 

Figure 4

Didsbury Village 傍晚街景

 

(本文发表于端传媒-观点栏目)

AAG 2017: China as Methods

Tags

, ,

Paper sessions in 2017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Geographers (Boston, MA, 5-9 April 2017)

 

Organisers

Yimin Zhao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Yueming Zhang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Yang Yang (University of Colorado – Boulder)

Sponsorship

Asian Geography Specialty Group, China Specialty Group, Cultural Geography Specialty Group, Urban Geography Specialty Group

Session introduction

In 1989, Mizoguchi Yuzo published China as Method and called for reversing Eurocentric theory and epistemological framework (Mizoguchi 2011 [1989]). For Mizoguchi, the end of conceiving China “should be the ‘study of China’ that transcends China” (cf. Chen 2010, 252). In other words, China is a method when understanding the world is the purpose – and in this multiplied “world”, as Chen Kuan-Hsing reminds us (ibid., 253), both China and Europe are elements. It is here that we can see some affinities between Mizoguchi’s position and recently rising comparative urbanism to study the world of cities (Robinson, 2006).

Mizoguchi’s proposition has methodological significances for it helps replace the vertical principle of history (which is teleological and dominated by Eurocentric theories) by a horizontal view of space-time where different elements are juxtaposed. Seeing in this way, claims of universalisation should be questioned, and investigations on the dynamic space-time are urgently needed. Some endeavours can be witnessed in the literature, such as Wang Hui’s (2011) discussion on “trans-systemic society” and “trans-societal system,” yet more efforts are required to rethink how and to what extent China can be a method to understand the world. This critical reflection on seeing China as a methodology approach can be potentially productive in geographical inquiries on/in/related to China.

In this session, we aim at continuing the proposition put forward by Mizoguchi almost three decades ago and focus on how the “study of China” may yield methodological and/or epistemological implications for not only studying China but also geographical inquiries in general. “China” is more than a field site, especially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where “the spectre of global China” (Lee, 2014) can be seen everywhere. Hence, we invit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contributions that concern methodological and epistemological implications of the “study of China,” with “China” being broadly defined a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hopefully transcended at the end.

Potential topics include, but are not limited to:

  • What do China and the study of China mean in nowadays geographical research?
  • How can China be studied more than a subject, but as an entity, relation, process, nexus…?
  • What and how are theories used in and/or built from the study of China? What are the theoretical potentials and challenges in the study of China?
  • What kind of implications can be drawn from studies in/on China for broader concerns in fieldwork methods?
  • Where and how to locate China in comparative studies?

 

Paper Session I

Chair: Yueming Zhang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UK)

Discussant: Jennifer Robinson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UK)

(Extra)ordinary Beijing: On urban ontologies and artistic practice

  • Julie Ren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UK)
  • Murray Mckenzie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UK)

Space as a method: Field sites and encounters in Beijing’s green belts

  • Yimin Zhao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UK)

Provincialising the West, de-parochialising China: Some reflections from China’s urban centres and ethnic peripheries

  • Junxi Qia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K)

China in the African imaginary and the problems of solidarity

  • Xiaoran Hu (Queen Mary University of London, UK)

Paper Session II

Chair: Yimin Zhao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UK)

Discussant: Max D. Woodworth (Ohio State University, US)

From Xinjiang to Addis Ababa: Encountering China at its “periphery” and “frontier”

  • Ding Fei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US)

Displaying connections between Chinese and global Muslim communities through fashions in transnational urban space in the Hui Quarter in Xi’an

  • Yang Yang (University of Colorado – Boulder, US)

Of “other” people: The exotic landscape of Chinese diasporas (and its rejection) in Boston

  • Jing Luo (Tsinghua University, China)

Not “China as Methods” but “Chinese dialectics” as a methodology: The tongbian approach

  • Wing-shing Tang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HK)

 

References

Chen, K.-H., 2010. Asia as Method: Toward Deimperialization.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Lee, C. K., 2014. The spectre of global China. New Left Review (89):29-65.

Mizoguchi, Y., 2011 [1989]. China as Method [Zuowei fangfade zhongguo].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Robinson, J., 2006. Ordinary cities: Between modernity and development. Routledge.

Wang, H., 2011. Trans-systemic Society and Regional Perspective in Chinese Studies. boundary 2, 38(1):165-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