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片面的客观到“片面”的语境:社科方法的认识论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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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量方法与质性方法之间的论争早已经连篇累牍,但是最终似乎两个阵营的人都没有办法说服对方——甚至撇开说服不谈,连(同情之)理解都是困难的。这样的争论依然在持续,尤其在中国社会科学界,对特定类型“科学”的追寻和对质性研究的误解并肩出现,虽引起了一波又一波方法之争的波浪,却并没有真的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什么是真实、什么是经验研究、什么是合理的方法。在我看来,这样的争论之所以陷入到一种“内卷化”的境地,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论争双方都只是就方法论方法,没能从方法的泥淖里抽离出来,也不能很好地反思不同方法背后的认识论张力。在这一讲中,我想后退一步,借着对认识论层面的反思来重新梳理两种方法之争,同时也想借此拂去一些贴在质性方法上的污名——如果有人想继续辩称只有定量方法才科学,那不妨先思考一下,到底什么是“科学”。

知识的性质是什么?什么知识是真实有效的?这样的问题构成了认识论的起点。在柏拉图那里,知识的定义是“被证实的真实的信念”。但是,什么样的知识可以宣称自己是被证实的真实的信念?关于这个问题,西方哲学有长时间的争论,这造就的一个重要区分发生在理念论和经验论之间。简单来说,理念论者认为知识本质上是先验 (a priori) 的,也就是通过逻辑推理便可以判定何种知识、信息、概念为真,不需要基于经验性的观察和分析。比如在现实世界中,并不存在标准的圆,那是人们在脑中构想出来的一个概念,而类似这样的几何知识便先验地出现了。经验论者对此持反对态度:他们坚信所有知识都是后验 (a posteriori) 的,也就是说,所有的知识都必须经过人们的经验观察来加以验证,如果不能在经验观察中进行验证,那么这样的知识就一定不是真的。

从根本上来说,所有的社会科学研究都应当是经验的 (empirical),但却未必是经验主义/经验论的 (empiricist)。针对这个区分,我们可以借助逻辑实证主义的案例进行更详细的说明。逻辑实证主义 (logical positivism) 是经验主义的一个极端状态,他们的一个著名论断是,任何不可验证的陈述都既非真、也非假,而是没有实在意义,只有能够验证的陈述才是有意义的。进而,逻辑实证主义者希望运用数理逻辑的形式化方法,建立一个严格的科学语言,以准确地表现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逻辑构造。维也纳学派是逻辑实证主义的摇篮,他们的大规模集体活动从1924年开始,其实在1930年代后期就停止了。虽然如此,这一流派的认识论观点在二战之后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应用,并在整个社会科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费格尔是维也纳学派的一位活跃人物,他在1969年的一篇回顾性文字里曾经这么总结道:在“可证实性原则”中,“作为事实上有意义论断的区别性标志的不是可证实性,而是原则上可检验性。我们使用这个标准来摒斥任何超验的-形而上学命题。我们以此来继续和加强已经成为经验主义传统特征的对绝对的东西(诸如实体、空间、时间、生命力、灵魂、神等)的批判。” (费格尔:《维也纳学派在美国》) 这里其实透露出两条重要信息,能够让我们更好地理解逻辑实证主义在二战之后的重大影响力。第一,逻辑实证主义所坚持的 “可检验性” 事实上是康德呼唤人们敢于动用自己的理智的一个当代回声,这在所谓晚期现代性(high modernism)的时代给予了人们进一步的鼓励:在充分相信人的理智的基础上,社会科学的每个门类都开始追逐他们各自的普世的规律,希冀用一种定律去解释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现象。第二,逻辑实证主义的检验过程回绝了任何形而上的要素,因而特别符合冷战时代的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要求,在这种意义上,“实证科学”成为一种“去政治性”的存在,所以受到了特别的鼓励。

因为这样的背景,逻辑实证主义所提倡的认识论逐渐渗透到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很多学科的“计量革命”都发生在上世纪50到70年代也就变得容易理解了。这一认识论对社会科学的具体实践提出了三个宰制性的要求:第一,认为自然科学及其实验逻辑是社会科学必须效仿的对象,如果没有遵从这个逻辑,那么就不够科学;第二,认为社会科学的最终目的是寻找普世的规律;第三,认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是客观、标准化和可重复的经验观察。在方法上,因为可检验性原则拒斥了超验的和形而上命题,所以主要关心是否能够检验(证实或者证伪)特定对象——假设是什么,自变量、因变量怎么构建,等等——而在事实上放弃了“理论”追求,这是逻辑实证主义的认识论带给我们的一些直接结果。

在实证主义如日中天的时候,人类学家的不满与日俱增,因为他们是首当其冲被上述认识论影响的人。那个时代的人类学家还在专心研究“原始部落”,在“村庄认识论” (village epistemology) 的引导下待上很长一段时间;他们的研究对象不可量化、不可重复、不可复制,因此就在实证主义的话语中变得“不科学”。为了应对这个危机,不少人类学家开始另辟蹊径,尝试着从19世纪的生物学理论寻找科学资源。与20世纪早期的物理学进展不同(后者是逻辑实证主义的一个科学资源),这些生物学理论强调人类行为与这些行为所处的社会和文化语境息息相关——我们的动机、信念、规则、话语直接影响我们的行动,这是生物学家的研究给人类学家带来的启发。

根据Hammersley和Atkinson (2007) 的综述,在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人类学家援引了更多的理论资源来重构自己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主要来自解释主义的理论脉络)。第一个资源是现象学——简单来说,它研究的不是现象本身,而是现象在人意识中的投射,人们在脑海中怎么再现现象、产生什么样的意识结构;在某种意义上,现象即本质,在其背后没有更加本质化的存在,这是现象学人类学的基本观点。第二个资源是诠释学——它关注的是文本,通过文本揣测和思考在这个文本背后的作者意图,然后把文本和作者意图放在生产它的语境中去进一步考察。第三个资源是符号互动论,它所针对的是实验科学中惯常坚持的刺激-反射模式。后者认为,针对实验对象给予刺激会产生对应的反应特征,所有实验对象会共享同一的刺激反应结构,所以做实验的时候不需要关注每个对象的个体差异。但是符号互动论不同意这一观点,他们认为人们发生互动的环境和过程会影响互动产生的结果,这些结果是多样化和有差异的,而不是遵循着同一的结构。

这三种解释主义的脉络能够很好地帮助我们反思逻辑实证主义带来的思维误区。其中最为严重、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个误区,是认为人类社会遵循着类似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我们不妨退一步来反思,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真的具有同一性吗?人之为人,我们所拥有的类属性 (species being),跟昆虫、鸟或者火星上的石头是不一样的,这中间的差距不应该被断然地忽视。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性,有我们的(“主观”的)思考能力,我们的欲望和梦想,施加在我们之上的价值和规范,这些东西都会影响到我们的行动,我们因此不像自然界的动物或者行星、陨石那样遵循一定的“客观”规律。基于这样的反思,我们可以说社会科学应当正视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差异,去关注无法精确量化的社会现实,并且把主观因素纳入研究范畴之中,要尊重特殊性,而不是花费大气力去揭示所谓普世或一般规律。

但是人类学家们在那个时候遵从的“自然主义”进路也有着自己的问题。初看起来,他们的研究方法确实尊重社会世界的内在特征。他们将研究融入其“自然状态”,忠实再现发生的事情、事情发生的情境,再现研究对象的观点尤其是他们对自己和他人行为的评判。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尝试打造的 “人类学意义上的陌生人” (anthropological strangers) 确实有可能更好地帮助理解“他者”。但是这些预设路径背后存在一些未被言明的误区,并招致了来自哲学诠释学和后结构主义的批评。在哲学诠释学看来,当我们尝试着去理解的时候,这个“理解”的过程不可避免地反映了研究者的预设和偏见,这进一步反映了他们的身份、社会地位和价值观,而我们不能否认它们的存在。之前的自然主义假装研究者不在场,但研究者事实上一直在场。

后结构主义的介入为进一步反思人类学“自然主义”提供了更加深刻的理论资源。比如,当我们借助德里达的解构论反思“自然主义”预设时,很容易便会发现,人类学家事实上无法从观察中获知他们所关切的那种“意义”,因为意义并非稳固和一成不变的。意义一直在变,并且“意义”是通过人类学家之手写出来的,那么便可以操纵,当人类学家写下来这些意义的时候,它就已经跟现实开始脱节了。借助福柯,我们可以更进一步去批判这些人类学家生产出来的知识本身。他的那对最著名的词语——知识/权力——深刻地揭示了学术话语(知识)的构建是如何同步造就特定的权力体系的,针对疯癫的知识带来了精神病学权威,那么针对原始部落人群的知识呢?在这样的揭示之中,“自然主义”的基本论断就不再成立了。事实上,包括人类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知识常常会进一步导致特定的“真理体制” (regimes of truth) 却并不自知。在规划城市蓝图的时候,在设计(统一的)街道招牌的时候,在审视城市天际线的时候,知识都在发生着权力化的变异:被构造出来的特定知识被宣称为“真理”,因此是唯一正确的,所有不符合这一设定的思路和实存就是要被消灭的“残存”。

从实证主义到自然主义,似乎社会科学研究呈现出了两幅截然不同的场景。但事实上,不管是自然主义还是实证主义,它们共享的认识论基础其实是相似的:社会现象成为外在于研究者存在的“客体”,因此开展研究需要关照某种“客观性”。在这样的设定里,研究者在研究演进的过程中似乎并不在场,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影响也要尽可能消除殆尽。在实证主义方法中,被强调的是数据要标准化,研究者被视为一个处理数据标准化的“机器”,他/她的情感和价值观都不能在场或显白呈现;在自然主义的取向里面,研究者则是文化体验的容器,他/她在动用自己的身体经验来感知“他者”的“文化”,然后把这个所谓的“文化”忠实地、精确地再现出来,通过一本民族志来告诉那些没有亲身经历的人这个社会的模样。不管是哪种设定,事实上都存在着严重的“主客二分”的认识论局限。当然,1970年代以来的人类学讨论早已超越了“自然主义”的思维方式。在经历了“写文化”等范式转移之后,现在的人类学研究不仅充分认识到了“主客二分”的局限,而且在承认研究者主体性的同时,探索出了多样的方法在研究者和“他者”的世界间建立关联。

在前面的讨论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梳理出三个有助于更好地开展社会科学研究的认识论建议。首先,研究者是这个社会世界的一部分,所以也就是我们自己研究过程的一部分。换句话说,我们不可能自外于我们的研究,或者在这个过程中尝试着去模糊自己与他者之间的界限。我们的身体经验往往是构造研究场所、研究对象的重要(有时候甚至是唯一)方式,很多种相遇都是研究者和研究对象共同创造的,是在偶然性的场域发生的,因而无法预先设定。其次,研究者的立场受限于我们自身的社会状况,包括我们所习得的社会价值和研究预设,这些立场和预设都需要大胆承认、仔细反思,如此方才能更好地理解自己的研究脉络和展开过程,以及可能的挑战及其应对。第三,研究者进行观察、生产知识的过程会造成相应的社会后果,我们不能假装后果不存在,不能假装自己的研究是价值中立地发生在真空之中的,因而不会对任何人造成影响。

有了这些认识论反思,我们便可以回头重新思考种种方法论争论了。也许最为重要的一个体察就是:如果真的关注普通人及其日常生活,那么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其实很难做到客观、标准化,我们的研究地点和研究对象也从来不存在自己的“自然状态”。在很多次访谈和观察之后,我慢慢意识到,只有在特定的情境里面,受访者才有可能跟我讲述那个特定的故事。这样的情境是只有通过我和对方的特定的相遇方式才构建出来的,而相遇一定是偶然的。就如同我们自己一样,我们的“研究对象”也拥有多重身份,有自己的思想、感觉、记忆、梦想、生活方式。如果真的想了解他们的故事,想通过他们的故事来呈现社会过程的一个切面,进而跟已有的文献进行学理上的对话,那我们就要努力追求一种“主体间的真理”。也就是说,我们的研究(访谈和观察)只有在两个主体之间偶然发生互动时才可能发生,我们从对方那里听到的故事和信息虽然是有选择性的,但同时也是自洽的,这些话语有自己的语境和逻辑,而我们的任务则是去进一步探索形塑话语的社会、文化、经济、政治过程和关系。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更需要承认的是知识永远都是片面的,有着自己的发生语境。

秉持实证主义观念的定量方法使用者常常会质疑:质性研究不可重复,不可验证,也不“客观”,你们凭什么说自己是科学的?知识的有效性问题是认识论的中心问题,因此也是质性研究方法一直关切的问题。只是,不同的认识论路径中存在着不同的有效性判别方法。当我们承认知识必然内蕴的片面性和语境化时,便不应该再按照实证主义的要求(比如研究者的不在场、可重复性、样本代表性等)来主导我们对知识的探寻和验证。相反,质性研究方法强调从理论和经验两个层面另辟蹊径来验证知识的有效性。首先,质性研究应当是从理论出发的,我们去研究什么地方、什么对象,这种“取样”的过程取决于我们研究的理论预设,我们不仅不应尝试掩盖这样的预设,反而应当让其站到最前台;在此基础上,我们在整个研究过程中要十分关注“理论饱和”(theoretical saturation)的状态,时刻观察获取的信息是否充盈到可以和理论对话的水平。其次,如同所有好的经验研究一样,质性方法同样讲究多重信源的交叉验证(triangulation),而不是偏听偏信任何一方的一家之言,并将之作为事情的全貌。如此,我们方才可以说自己在尝试着以一种更加客观——同时也更加片面——的方式与这个混沌的世界相遇,并努力地去理解和解释它。

在此基础上,我建议把焦点从方法论争中抽离出来,站在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整合框架来重新思考我们进入社会世界的路径。本体论解决的是这个世界的本原和基础的问题,认识论讨论我们应该如何认识这个世界、关于世界的何种知识是有效的,而方法论主要关注我们应当采用何种方式来研究这个世界。定量和质性方法的争论同时关涉到这三个层次。在本体论层面,定量研究相信社会世界外在于研究者,而质性研究强调我们研究者也是社会的组成部分,并且这个社会是不断演化的,是通过我们的行动和关系得以构建的。在认识论层面,定量论者认为验证知识的核心法则是保持距离和客观性,而质性研究方法中不断发展的自反性、主体性等问题的讨论,则为我们呈现了另一幅完全不同的图景——知识在本质上是不可能如同定量论者希求的那样“客观”的,因为我们内在于研究之中,我们的主体性影响着我们研究对象所反馈给我们的信息。定量和质性方法在本体论和认识论层面的巨大差异在各种方法论纷争中很少被人提起,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围绕研究方法和技术细节的大量成效不彰的“口水战”,最终造就的也只是再三反复的定量与质性之间已然“内卷化”了的争论。

 

阅读材料

Hammersley, M., & Atkinson, P. (2007). Ethnography: Principles in practic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Crang, M., & Cook, I. (2007). Doing ethnographies. London: Sage

 

(感谢魏航整理录音,感谢林叶对初稿提出的宝贵意见)

《城市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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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大家开始反思中文信息检索的封闭性问题,我对此也深有体会。于是决心积极响应号召,以后要经常把值得讨论的想法放上来,放在有 URL 的地方,以便更好地进行交流讨论和信息检索。

今天我想分享的是秋季学期开设的《城市政治学》的授课提纲。其实刚接到这个教学任务时我是有一些抗拒的,因为在以往的训练中我深知城市政治学那些主流理论是多么地狭隘和美国中心主义,比如增长机器以及城市政体。但是转念一想,我又觉得这也许是一个契机,也许通过这门课程可以把我关心和感兴趣的问题聚拢在一起,带着学生们一起加深对城市、空间和政治的认识——于是我就带着这样一种关切开始设计课程中要讲授的主题。

在进一步构思的过程中,我越发觉得对城市动态的理解离不开对历史和地理语境的理解,因为政治从来都不是(不应该是)抽象名词的聚合,而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历、感受、表演、聚合的对象和产物。正是因为这种在地性,政治动态无法被聚拢在概念或理论之下,更好的讨论办法应该是把活历的政治和它的时空性结合在一起考察。

既然时间和空间都是关键词,那么也许不妨就按照两个关键词来聚合课程打算涵盖的话题。最后的结果就是,这门课被分为两个部分,其一聚焦城市政治的谱系,其二关心(当代)城市政治的核心议题。更详细的编排如下所示,还请大方之家多多批评指正。

 

一、教学目标

 

本课程聚焦城市发展的政治动态及其时空演变脉络。通过仔细梳理古今中外城市空间与政治的联结及其多样性,力图使学生初步掌握城市研究的政治学视角,并夯实政治学讨论的城市知识基础。通过课程讲授,同时辅之以文献阅读、经验观察和论文写作等方面的任务,课程预期实现的核心目标是提高学生在面对城市问题时的批判性思考和分析能力。

 

二、课程简介

 

随着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进程的迅速推进,全球城市人口占比已经超过50%,并因此进入“城市时代”。在这一过程中,城市空间与社会关系和政治机制交错演进,构成了一幅错综复杂又充满异质性的城市政治图景。为了更好地把握全球城市进程、理解城市发展的核心问题,我们需要聚焦于空间与政治的交错地带,探索城市空间变迁的政治与政治经济机制,从而更好地诊断问题,提出新的思路,帮助构建更加健康和公平的城市社会。

本课程不拘泥于狭义的城市政治学学科范畴,而是将焦点放置在城市政治动态的重大议题,并充分关照这些议题在历史-地理维度的多元性。具体来说,课程将由两个板块构成:第一,课程前半段聚焦于城市政治演化的谱系学,以中西比较的视角仔细梳理从古代城邦到现代性城市这一历史脉络中的城市空间与政治,帮助学生提起对城市政治动态之时间性的注意;第二,课程后半段将借助当前城市研究主流文献讨论城市政治动态的若干关键词,包括比较城市主义、非正规性、投机性城市化、城市空间生产、“城市权”、士绅化、城市美学等内容,其目的在于提醒学生城市政治动态在空间上的异质性和多元格局,以及这些异质性交错和联结的核心机制。

 

三、课程安排

 

第1周:导论——城市、空间与政治

第一部分:城市政治的谱系

第2周:城市政治与谱系学方法

第3周:城邦与国家

第4周:国庆放假

第5周:中世纪的城市与政治

第6周:现代性与城市(上)——巴黎

第7周:现代性与城市(下)——上海与北京

第8周:全球化的城市政治

第二部分:城市政治关键词

第9周:城市政治学及其后殖民批判

第10周:正规与非正规:“寻常城市”的政治学

第11周:城市空间的生产与政治

第12周:投机性城市化的政治经济

第13周:“士绅化”及其不满

第14周:流动、住房与“城市权”

第15周:城市规划的政治学

第16周:城市文化:美学与政治

第17周:期末复习

 

四、考核方式

 

本课程的考核包括平时考核(50%)和期末考试(50%)两个部分。其中,平时成绩由课堂表现(10%)、读书报告(20%)和期中论文(20%)组成;期末闭卷考试为论述题,要求从十个问题中选择两道作答,答案需要严格遵循学术规范,并按照学术论文的格式组织结构、引用文献。

· 课堂表现:10%

· 读书报告:20%

· 期中论文:20%

· 期末考试:50%

 

五、核心阅读材料

 

本课程不指定教材,各讲会布置相应的阅读材料。下面所列文献为贯穿整个课程的核心阅读材料,供同学们了解课程的整体思路和主要学习领域:

  1. 亨利皮雷纳,《中世纪城市》,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2. 大卫 哈维,《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3. 亨利列斐伏尔,《都市革命》,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有条件者建议直接阅读英文版:Lefebvre, H. (2003). The urban revoluti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4. 多琳马西,《空间、地方与性别》,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5. Robinson, J. (2006). Ordinary cities: between modernity and developmen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6. Roy, A., & Ong, A. (Eds.). (2011). Worlding cities: Asian experiments and the art of being global.Oxford: John Wiley & Sons.
  7. Lees, L., Shin, H. B., & López-Morales, E. (2016). Planetary gentrification. Cambridge: Polity.

CfP RC21: The Urban Spectre of ‘Global China’ and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its Spatiality

CfP RC21: S6 – The Urban Spectre of ‘Global China’ and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its Spatiality

18-21 September 2019, Delhi, India (https://rc21delhi2019.com)

Convenors

Professor Hyun Bang Shin,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UK)
Dr Yimin Zhao,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China)
Dr Sin Yee Koh, Monash University Malaysia (Malaysia)

Stream synopsis

The overseas expansion of China’s economic influence has recently been foregrounded in media reports and policy debates. The term ‘Global China’ has been widely adopted to depict the geopolitical dimension of this immense flow of capital. However, there is still a lack of attention to the urban dimension of ‘Global China’, especially regarding its impacts on the (re)imaginings and manifestations of urban futures – both within and beyond China.

In extant literature on Global China, two main features stand out. The first is the tendency to bound discussions of China’s role in global capital flows within Africa, and to theorise this role in terms of neo-colonialism. The second feature is the overt focus on the role of Chinese capital in industrial sectors – for example through investigations of labour conflicts (Giese 2013), labour regimes (Lee 2009, 2018), and workplace regimes (Fei et al. 2018). While there are increasing discussions on the spatiality of ‘Global China’, especially in relation to the ’Belt and Road’ (BRI) discourse, they are still closely linked to industrial sectors.

In this stream, we seek to address the existing gaps identified above through a focus on the urban spectre of ‘Global China’. We welcome theoretical, methodological, and empirical contributions that address the interconnections and intersections between the rise of ‘Global China’ and ‘the urban’ (broadly defined). We aim to bring together papers that (1) critically examine the differentiated modes of speculative and spectacular urban production; (2) discuss the ways in which ‘the urban’ has been reconfigured by ‘Global China’; and (3) identify th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implications for urban futures.

Submit your abstract

Please send your abstract of not more than 300 words to Hyun (h.b.shin@lse.ac.uk), Yimin (zhao.y@ruc.edu.cn) and Sin Yee (koh.sinyee@monash.edu) and CC’d to rc21delhi@gmail.com before January 20th, 2019. Please indicate the stream number (S6), the session title, and your last name in the subject line. For more details, please see the official instruction at: https://rc21delhi2019.com/index.php/call-for-abstracts/

Inquiries: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regarding this stream, please email Hyun (h.b.shin@lse.ac.uk), Yimin (zhao.y@ruc.edu.cn) and Sin Yee (koh.sinyee@monash.edu).

RGS-IBG 2018: Is the present a “foreign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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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GS-IBG 2018 Annual Conference: Cardiff, UK, 28 to 31 August 2018

 

Session title: Is the present a “foreign country”? Modernity and urban spac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rganisers: Yimin Zhao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and Environment,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Boya Guo (Graduate School of Design, Harvard University)

 

Session introduction

The hegemony of modernity has been rooted in a teleological temporality for centuries, where a linear time is upheld, exhausting the possibilities of our living experience as well as our envisioning of the future (Sewell 1996). Postcolonial critiques of historicism have been inviting us to “provincialise Europe” and its universal history (Chakrabarty 2000), aiming to unlearn the taken-for-granted privileges of Eurocentric traditions and at the same time learn from the “historical others” (Scott 2012). This dialectical process of learning and unlearning questions the nature of modernity and requires us to conceive different ways to acknowledge co-existing multiplicities.

Space matters here because our re-imagination of it might put forward a new perspective, through which we could “dislocate” modernity, recognise multiplicities, and drop such dichotomies as West/Non-West, modern/ traditional, and innovation/imitation (Massey 1999, Robinson 2006). But there are still challenges, empirically, to follow this call for spatialising the history of modernity with “ordinary cities.” For, the living experience and space (of the “historical others” in particular) are yet deeply inflected by the teleological temporality, which could be evidenced by Thames Town in Shanghai (Wu 2010), Norman Foster-facilitated utopian landscapes in Astana (Koch 2012), and the archaising reconstruction of the whole city in Datong, China (Zhou 2015), to name just a few.

Instead of labelling these stories as false/deviated/incomplete modernity, here we want to gather together critical interrogations of stories as such to advance our reflections on the present. After recognising these stories as symptoms of the hegemony of modernity, it is more critical to explore how the experiences of modernity are being shaped by local-historical conditions and politico-economic relations. Lowenthal (1985) once illustrates that “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 since “they do things differently there.” We want to move a step further and interrogate if the present is a “foreign country” as well, where different conducts of “historical others” could be conceptualised as co-existing spatial differences rather than temporal sequences, and where the questioning of historical time could be contextualised in multiple and dynamic spatial practices.

The key question we want to put forward in this session is: how and how far has modernity been performed and enacted through diverse spatial practices in daily life, and how can we learn to be “moder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historical others”? All contributions related to the two keywords (modernity and urban space) are welcome; and we are especially looking forward to empirical illustrations on how to inhabit the hegemony of modernity spatially – and hence differently.

 

Session 1: Debating authenticity

Session chair: Yimin Zhao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UK)

Session authors, presenters and titles:

1. Learning from Chinese copying culture: Borrowed or reinvented modernity?, Boya Guo (Harvard University, USA) (presenter)
2. ‘Urban utopia’ in modern China: from Haussmann’s Paris to Southern Song imperial town — A case study of Hangzhou, Yang Song (King’s College London, UK) (presenter)
3. 1933 Millfun Shanghai: from slaughterhouse to creative park, Shu-Yi Chiu (Goldsmiths, University of London, UK) (presenter), Wen-I Lin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Taiwan), Justin Spinney (Cardiff University, UK)
4. Entanglements of ‘heritageisation’ and ‘modernisation’ in urban space, Chiara Valli (Gothenburg University, Sweden) (presenter)

 

Session 2: Interrogating modernity

Session chair: Boya Guo (Harvard University, USA)

Session authors, presenters and titles:

1. The Myth of the Communist Mansion, Wanli Mo (Tongji University, PR China) (presenter)
2. Peddling modernity: Territorial stigmatisation and land business in Beijing’s green belts, Yimin Zhao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UK) (presenter)
3. Shuttling Between Heterogeneous Spaces: Two (Art) Projects in China, Xiaoyi Nie (Royal College of Art, UK) (presenter)
4. Conservation and Democracy: The aspirations and politics of the built environment, Javier Ors Ausin (World Monuments Fund) (presenter)
5. Discussion

 

References

  • Chakrabarty, Dipesh. 2000. Provincializing Europe: Postcolonial thought and historical differenc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Koch, Natalie. 2012. “Urban ‘utopias’: the Disney stigma and discourses of ‘false modernity’.”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44 (10):2445-2462.
  • Lowenthal, David. 1985. 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assey, Doreen. 1999. “Spaces of politics.” In Human Geography today, edited by Doreen Massey, John Allen and Philip Sarre, 279-294.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Robinson, Jennifer. 2006. Ordinary cities: Between modernity and developmen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Scott, David. 2012. “The Traditions of Historical Others.” Symposia on Gender, Race, and Philosophy 8 (1):1-8.
  • Sewell Jr, William H. 1996. “Three temporalities: Toward an eventful sociology” in The historic turn in the human sciences, edited by Terrence McDonald, 245-80.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Wu, Fulong. 2010. “Gated and packaged suburbia: Packaging and branding Chinese suburban residential development.” Cities no. 27 (5):385-396.
  • Zhou, Hao. (Director). 2015. The Chinese mayor [Documentary Film]. London: BBC.

 

CFP RGS-IBG 2018: Is the present a “foreign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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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the present a “foreign country”? Modernity and urban spac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RGS-IBG 2018 Annual Conference: Cardiff, UK, 28 to 31 August 2018

Organisers: Yimin Zhao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and Environment,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Boya Guo (Graduate School of Design, Harvard University)

Discussants: TBC

 

The hegemony of modernity has been rooted in a teleological temporality for centuries, where a linear time is upheld, exhausting the possibilities of our living experience as well as our envisioning of the future (Sewell 1996). Postcolonial critiques of historicism have been inviting us to “provincialise Europe” and its universal history (Chakrabarty 2000), aiming to unlearn the taken-for-granted privileges of Eurocentric traditions and at the same time learn from the “historical others” (Scott 2012). This dialectical process of learning and unlearning questions the nature of modernity and requires us to conceive different ways to acknowledge co-existing multiplicities.

Space matters here because our re-imaginations of it might put forward a new perspective, through which we could “dislocate” modernity, recognise multiplicities, and drop such dichotomies as West/Non-West, modern/ traditional, and innovation/imitation (Massey 1999, Robinson 2006). But there are still challenges, empirically, to follow this call for spatialising the history of modernity with “ordinary cities.” For, the living experience and space (of the “historical others” in particular) are yet deeply inflected by the teleological temporality, which could be evidenced by Thames Town in Shanghai (Wu 2010), Norman Foster-facilitated utopian landscapes in Astana (Koch 2012), and the archaising reconstruction of the whole city in Datong, China (Zhou 2015), to name just a few.

Instead of labelling these stories as false/deviated/incomplete modernity, here we want to gather together critical interrogations of stories as such to advance our reflections on the present. After recognising these stories as symptoms of the hegemony of modernity, it is more critical to explore how the experiences of modernity are being shaped by local-historical conditions and politico-economic relations. Lowenthal (1985) once illustrates that “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 since “they do things differently there.” We want to move a step further and interrogate if the present is a “foreign country” as well, where different conducts of “historical others” could be conceptualised as co-existing spatial differences rather than temporal sequences, and where the questioning of historical time could be contextualised in multiple and dynamic spatial practices.

The key question we want to put forward in this session is: how and how far has modernity been performed and enacted through diverse spatial practices in daily life, and how can we learn to be “moder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historical others”? All contributions related to the two keywords (modernity and urban space) are welcome; and we are especially looking forward to empirical illustrations on how to inhabit the hegemony of modernity spatially – and hence differently.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participating in this session, please send an abstract of 200-250 words to Yimin Zhao (y.zhao25@lse.ac.uk) and Boya Guo (bguo@gsd.harvard.edu) by 9 February 2018.

 

References

Chakrabarty, Dipesh. 2000. Provincializing Europe: Postcolonial thought and historical differenc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Koch, Natalie. 2012. “Urban ‘utopias’: the Disney stigma and discourses of ‘false modernity’.”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no. 44 (10):2445-2462.

Lowenthal, David. 1985. 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assey, Doreen. 1999. “Spaces of politics.” In Human geography today, edited by Doreen Massey, John Allen and Philip Sarre, 279-294. Cambridge: Polity Press.

Robinson, Jennifer. 2006. Ordinary cities: Between modernity and developmen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Scott, David. 2012. “The Traditions of Historical Others.” Symposia on Gender, Race, and Philosophy no. 8 (1):1-8.

Sewell Jr, William H. 1996. “Three temporalities: Toward an eventful sociology” in The historic turn in the human sciences, edited by Terrence McDonald, 245-80.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Wu, Fulong. 2010. “Gated and packaged suburbia: Packaging and branding Chinese suburban residential development.” Cities no. 27 (5):385-396.

Zhou, Hao. (Director). 2015. The Chinese mayor [Documentary Film]. London: BB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