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去Goldsmiths围观了汪晖讲座，这里随手记上两笔吧。

这个讲座是Goldsmiths的文化研究所举办的汪晖系列讲座的最后一讲（http://www.gold.ac.uk/cultural-studies/calendar/?id=6780），之前三讲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围观成功（比如不知道有讲座，比如误了火车），所以这一次成功克服了拖延症提前了二十分钟到了地方，尽管题目（Anarchism and Communism）并不是这个系列里我最感兴趣的。

确切地说，这场活动并不是一场演说，而是以学者对话的形式展开（汪晖 vs David Graeber）。后者曾因为其无政府主义立场被耶鲁开除，今年刚跳槽到LSE。在维基上看到这个的时候我立刻联想到了最近很火的夏老师，但是是否有可比性就不知道了。

对应着讲座的题目，两个人各自选了一个词作为自己演讲的主题，每人35分钟，随后是讨论。David自然而然地选了“无政府主义”，而我因为对这个话题不怎么感兴趣，就翻开书包拿出来三天前的一篇汪晖致辞看了看（参见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45139304/）。这个致辞倒是没有太多新东西，主要内容在《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中已经涉及，但是其中提到的不少争论在思考方法论问题时颇能提供一些线索，诸位有兴趣的话不妨扫一眼。

汪晖的演讲内容来自他最近写的、即将发表于Modern China的一篇文章，主题是短20世纪终结之后中国的party state所面临的危机：decline of class politics and decline of the Party. 大致而言，他的主旨可以做如下概括：CCP在1920年代之后借助群众路线构建起来的权威和代表性（representativeness）在建国之后经由两个步骤被消解了，其一是建国后文革前的政党官僚化，其二是改革开放之后party和capital的联姻。

他首先分析了群众路线为什么会产生政治能量。辛亥之后中国社会中真正的革命并非制度的或政体的更替，而是在文化领域由学者们倡导的自我革命（self revolution）。尽管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们（比如陈独秀）曾经一再宣称自己不谈政治，但是他们所提倡的新的文化、新的生活方式等等议题却实实在在地创造了一种新的政治。这种政治的核心是“实践”的出场——根据毛泽东后来的归纳和论述（好像是在《矛盾论》中？），实践从这个时候开始成为一个理论议题（theoretical issue），这一新的政治在随后的革命历程中被CCP充分地挖掘和利用。

1929年，在江西的红色根据地，群众（the mass）这个概念被转化进了政治范畴，群众路线（the mass line）成为CCP渗透到农民阶层和农村社会的第一个法宝，并在随后促成了“人民战争”（people’s war）概念的出现和广泛运用。正是在这个背景下，革命的领导阶级不再局限于“工人阶级”，而“领导阶级”本身也和领导权一样，被放置在了不断变化的政治陈述（political statements）之中。

在群众路线和人民战争中，CCP开始掌握军队、和农民结盟、进行土地改革，这一系列行动造就了一个全新的革命性的政治项目（a new revolutionary political project），并进而形成了一种新的政体（regime）。在这个新政体的形成过程中，居于核心地位的要素是“群众”的主体化（subjectivity of the masses）和阶级意识的出现（class identity emerged politically）。

在1949年之后，前面已经提及的两个步骤不断削弱这一新政体的合法性基础，并最终造成了政党和阶级政治的衰落，乃至去政治化（de-politicize）进程的开始。在他看来，建国之后CCP逐渐演变成为super-political party，其本来所包含的superior-party elements逐渐消失；而正是后者，在革命年代吸引“群众”主动融入CCP设定的政治和军事议程之中。

因为党的逐渐官僚化，以及改革开放之后与资本的联姻，其super-political party的属性甚至都遭到了严峻挑战，以至于不得不持续构建话语，宣称自己一贯具有“代表性”。但事实上，正是在CCP开始宣扬自己的代表性之时，政党和阶级政治的衰落也开始了。这也从一个侧面解释了，为什么当下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产业工人，却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群众动员和政治斗争。因为时间的限制，他并没有对decline的两个步骤做更深入的解读，之后应该可以从他的文章里读到。

在演讲的最后，他提了两个问题：一是什么样的条件促成了这一衰落的出现，二是面对衰落，下一步应该如何构建新的政治议程（political agenda）。这固然可以看做是他自己的学术兴趣，或者左派们共同的学术和政治志向，但是其背后所涉及的对国家概念的思考却不应该随意识形态成分被一同抛弃。

今天去听讲座之前，我恰好读到了Skocpol名著的最后几章，即法国、俄罗斯、中国的革命造成的社会-政治后果。在中国一章中，她着墨甚多的是1920年代后期共产党和国民党决裂的社会背景和政治行动，尤其是共产党从动员城市工人阶级转向农村根据地之后和农民打交道的一系列行为，以及支撑这一行为取得成功的结构性因素，具体细节在此不赘述。

结合Skocpol的著作和汪晖的讲座看，一个合理的推论是：革命的过程受制于社会历史传统，但是在这样的制约中又不断涌现着新的政治试验，这些试验中，不违反（或者在更理想的状态下，是顺应了）社会经济结构和传统路径限制的试验最终成功，然后又在新的社会经济结构中被影响和重构；最后，这一整个过程就再造了历史和现实中的国家（the state）。

在社会科学中，“国家”概念的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但是“国家”到底应当如何定义，“国家”指称的是谁，却没有一个完美的答案。然而在研究社会问题时，我们常常发现这些问题居于相当核心的地位。比如，中国城市的土地财政和城乡结合部的征地拆迁矛盾，这两个同时发生在城市化过程中的事件之间有着相当直接的联系，而在这一联系之中，地方政府（local state）毫无疑问是关键角色。

如果我们想探究这些事件背后的因果关系，首先应当考察当事者——地方政府——的所思所想：他们为什么这么做？他们为了谁这么做？他们在什么限制条件下选择了这个路径？他们选择的这个路径又将产生什么社会经济后果？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要回答的问题就是：他们是谁？而这就立刻牵扯到了国家概念的定义。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也许Skocpol和汪晖的阐释方法都值得进一步的思考乃至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