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北京有郊区吗？为什么我们目力所及之处常常被称为「城乡结合部」？在郊区和结合部之间，城市研究在语言层面暴露出了一个认识论误区：不假思索地用特定概念笼罩一切类似现象/区域，从而把不可化约的异质性摒弃在理论视野之外。本文整理自作者于2020年10月23日在“城市边缘的命名”研讨会上的发言，尝试着跳脱出这样一种语言等价的陷阱，邀请大家一起去探索真实存在的城市边缘，以及这个边缘的变迁如何折射出过去数十年城市空间和生活演进的特定模式。
北京有郊区吗？这个问题的答案似乎不言自明。
虽然我们早已不觉得海淀和朝阳是“郊区”，但是北京的城市建设领域长期把二环之外的其他所有地方指称为“郊区”，其中近郊区包括了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其他地区则为远郊区。
在城市化进程尚未加速的时代，这样的分类法主宰了北京城市建设的空间框架。1980年代之后，当流动人口涌入和旧城改造导致的人口大规模外迁同时发生，这样的框架立刻让不少学者去思考：北京是否出现了类似美国那样的“郊区化”进程？但是当时的人们很少去反思：北京的“郊区”和英美城市语境中的“郊区”是同一个词吗？
“郊”本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中文词汇，按照《说文》的解释，它意指国都城墙之外约百里的范围。但是与之对照，英美语境中的suburb/suburbia却全然没有这样的政治空间意涵，而更多地指代二战后在城市既有建成区之外发展起来的低密度、小汽车主导的中产社区，很多时候还附带着指涉特定的建成环境特色（独栋或联排别墅）和种族特征（白人中产阶级）。
当我们用美式郊区的概念讨论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时候，很多本地和历史的状况也就被抛弃在研究的视野之外。在这个看似合理的语言等价之间，我们事实上是在按照一种特定的时间观（强调郊区化代表着城市化的新阶段）来抹杀本地生成的空间特征——在北京的空间框架中，“郊”明显延续的是其古意，而与中产阶级社区没有任何干系。
这一语言等价与现实发生矛盾的最直接体现就是：为什么在我们目力所及的城市边缘地带，它们通常的名字叫“城乡结合部”，而非“郊区”？
这是我2015年参观「六环比五环多一环」展览时拍的一张照片。大家看到这些照片，想法可能各异。但我猜想主流的观感可能有两种：一种是觉得城乡结合部这些地方、这些人并不入流、不够 “高端”，认为应该将这种 “脏乱差” 的现象彻底清除；另一种想法可能会更温情脉脉一些，会更加关注在这里生活的人们，他们的经历和命运。
如果较真地加以统计，或许持前一种观感的人会占据更大的比例。对于城市发展的决策者以及很多普通市民来说，「城乡结合部 = 脏乱差」的等式几乎是恒常成立的。但我今天想在这个等式上打个问号，邀请大家一起去反思：这个等式一向如此吗？它又是如何起源的？在这个过程中，从其命名切入，我们能看到哪些更为深远的政治动态和政治经济逻辑？
为了探索这个问题的答案，我开始翻检相关档案，最后在一位规划师的回忆录中找到了一点端倪。
1967年7月，曾在北京城市规划部门负责总体规划编制的陈干，在造反派的要求上写下了一份检讨材料，反思其直接参与的总体规划编制历程。在这份反思材料中，陈干首次提及 “城乡结合部” 一词：
如何对待旧城有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对待近郊，即城乡结合部的问题。这个地区除了存在一般旧城居民都存在的问题之外，还存在城乡、工农之间的诸多矛盾。如何处理这类矛盾，向来有两种立场：一种是大城市主义，让农村屈从城市；另一种是城乡结合、工农结合……我估计，这个问题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会一直困扰我们。因为我们的农村既广大又落后，随着城市建设的不断发展，在基本上解决城乡、工农矛盾之前，它都是我们必须处理的重要课题之一。
陈干的预言十分准确。半个世纪后，在当下的北京，城乡结合部的政治和空间重要性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得到进一步突出。在某种意义上，它可以说是当前北京规划和建设领域最重要的问题域，也是最具挑战的领域。
在北京城市规划设计院的网站上，有下面这一则对城乡结合部的新界定，这也代表了我们这个时代城市规划界的一个广泛共识：
结合部处于人口、土地、经济、环境等要素城乡转换的交界面，是城乡流动的集中区和凸显区，这里充满着城乡发展的现实性、戏剧性和复杂性，也成为城市研究的热点、焦点和难点。
这里对结合部的界定，以及其后提出的建设实情和规划研究，最终的价值取向都落脚于如何实现结合部的完全城市化。
可以看出，此时城市规划者的预设已经不同于1960年代。如今已经不太会有人再去讨论如何解决、调和并最终消弭城乡矛盾和工农矛盾——“消灭三大差别” 的梦想早已消失在历史的云烟之中。在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领域，如今的诉求是去实现这种“半城半农”、“非城非农”地带的完全城市化。
我想请大家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在1960年代陈干的探索和2010年代的新视角之间，长达50年的时间里，“城乡结合部” 是如何从一个中性的、用来描述城市与乡村交界地带的词语，变成一个带有特定价值预设的规划术语的呢？在我看来，这个规划术语的成立有赖于一种特定的城乡结合部意象：结合部 = 脏乱差。
这张图或许能提供一个很好的索引，它是人们脑海中典型的 “脏乱差” 的城乡结合部印象。如果要追溯这种空间场景的起源，可能需要回到1980年代。
随着人口流动政策逐渐放松，大批外来人口涌入大城市。而在北京，他们发现能够有较低成本落脚的地方，往往就是陈干在写作中所定义的那个“城乡结合地带”。在那里，农民们有许多宅基地可以用来 “种房子”，自建房让出租房屋的供给相对宽裕，房租也相对低廉。同时政府的管控手段在这里也没有在中心城区那般严苛和深入。
而随着人口的大规模涌入，城乡交界地带的空间和社会意象也慢慢发生改变。在规划师口中有一个常用的词，叫“人口倒挂”。它是指在地处城乡结合部的村落中，新增的外来人口数量几倍甚至十倍于本地村民的数量。原来的小村庄可能仅有两三千人，却在很短的时间内增长到两三万。
这一新的场景也构成中国城市人类学探索的新契机。针对北京的同一个村子—— “浙江村”，有两位杰出的人类学家在1990年代后期完成了他们各自的代表作，一本是项飙的《跨越边界的社区》，另外一本是张鹂的《城市里的陌生人》。
他们的关注点主要在于这些流动人口在落脚到城乡结合部这样的社区后，日常生活如何展开、社会网络如何生成和发展、权力关系如何演进。但我今天想讨论的重点不在于流动人口这个群体，我想请大家进一步去思考这个空间本身的变迁。
张鹂在《城市里的陌生人》开篇第一段里写道：
1995年12月初，北京。天刚落雪，气温已降至零下十摄氏度。冬日严寒之中，居住在南郊的大约九万名来自乡村地区的外地人正经历着生命中一次剧烈动荡。他们之中大多数人都是来自浙江温州的小企业主与商人。此时，在政府部门针对“流动人口”的专项治理行动的压力之下，他们被迫一夜间离弃城市中的家园。四十八个大规模居住区被拆毁，黄色的推土机所过之处，满布碎砖断瓦。一个曾经拥有繁荣的私有经济、生机勃勃的外地人社区一夜之间遍地狼藉。
读完这段话，大家或许都能立刻构想出那个画面吧：在1995年的冬天北京南郊的大红门地带，当时正在发生的空间变形过程具体是什么样子。我们其实也可以更进一步，把 “1995” 这个数字换成 “2017”。同样是在秋冬季节更替之际，同样是在北京南郊，同样是在政府部门针对流动人口的专项治理行动压力下，同样有那么一群人，被迫离开城市中的家园。
这是拍摄于2017年11月底的一张照片。它同样生动地描绘了最近这次清理整顿所带来的空间和社会后果。而面对这种不断往复循环的”清理整顿”，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样的因素和原因，导致我们的城市政策与城乡结合部的空间之间，总是发生这种大规模的激烈碰撞？
有一种比较直接的解读方式，就是尝试着将两种来自不同方向的逻辑综合在一起看，考察它们彼此之间的互动与冲突。其中，第一个逻辑植根于一种自上而下的、对北京城市发展远景的宏伟展望，而第二个逻辑则蕴含着一种污名化的视角，在话语层面塑造了我们几乎习以为常的那个城乡结合部意象。
自1980年代以来，北京的总体规划对这座城市的定位总是与一种“国际化城市” 的想象紧密关联。这里我引用了两个具有代表性的版本：1993年版的总规在开篇讨论城市远景构想时写道，「至21世纪中叶，将北京建设为具有一流水平的现代化国际城市」。在2017年即最新这一版北京总规中，这一目标进一步被表述为「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
无论是哪个版本，大家都可以从中发现一个逻辑上非常自然的结局 —— “城乡结合部” 这样的地方，在这种远景展望中是没有立足之地的。为什么呢？因为结合部的社会和空间状况被另一种逻辑主宰着，这个逻辑受制于一个 “污名化” 的视角，而无法相容于第一种逻辑之中。
刚才已经提及，在1980年代大量外来人口涌入之后，许多村子出现 “人口倒挂” 的现象，村民们依靠盖房子——也即所谓的 “瓦片经济” ——来获取更高的收入。虽然人口激增，但村落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并没有跟上，这种供给的不足自然而然引致了一些可以想见的直接后果，比如垃圾问题、治安问题……而这就逐步演变成我们耳熟能详的 “脏乱差” 的形容。
解决这样的问题其实并非没有办法，只需要相应地补上设施和服务的短板即可，但可能我们政策的优先项不在于此，因而对结合部 “脏乱差” 的刻板印象不断固化。当这种刻板印象愈来愈具有影响力，甚至让整个城市的人都 “耳熟能详” 时，很多政治与经济关切也就随之而来。
考虑到治安问题、社会稳定、土地资源的稀缺，同时面对城市不断发展、向外蔓延、“摊大饼”的过程，城乡结合部就在空间上成为城市进程的前沿地带——虽然它所容纳的人群不符合城市发展的愿景，但是空间本身却成了一个香饽饽。
在政治与经济关切介入之后，紧跟着发生的就是对现代主义规划话语的进一步调用，这就包括总体规划中提到的 “国际一流”、“现代城市”、“和谐宜居” 以及其他诸多更为细节的空间刻画。
而结合部日益成为这种现代主义空间想象的反义词，“清理整顿” 的政策目标就此逐渐形成并清晰，而对于居住其中的流动人口而言，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一步步向外迁移。
如果大家对 “浙江村” 比较熟悉的话，可能还会记得它位于三环与四环之间。但是根据2015年的统计数据，北京市外来人口的居住集中地区已经在五环和六环之间了，总人数则高达358.6万，占北京所有常住外来人口的50%左右。可见，随着北京 “摊大饼” 式的扩张与发展，其结合部的位置也在不断地向外流动。
也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之中，那首曾经很火的《五环之歌》才会在2015年前后被大家戏谑地传唱，五环和六环之间才会吸引到如此多的关注，以至于有一群艺术家在此进行了长达一年的实地调研和观察，并最终形成了开头提到的那个「六环比五环多一环」文献展。
那么原先曾经被界定为结合部的地方呢？当曾经居于其间的人群不断向外迁移，那些曾经的结合部空间变成了什么样子？它们的土地被导向了什么新的用途？
如果有心的话，你大概会发现，这些地方现在已经以一种新的方式长满了房子——或者是密度相对较高的高层住宅，或者是低密度的 “高尚” 社区。在经历了土地财政和房地产开发两个相互关联的步骤之后，这些地方终于被规划师们按照想象的“城市”面貌重新塑造了出来。
我们回到开头的问题：北京有郊区吗？
如果一位来自域外的城市研究者首次到访北京，面对类似图中这样的景象时，他/她大概会立刻生成出来一种乡愁：看，低密度的独栋住宅！多么典型的 “郊区”！他/她也许还会更进一步，用郊区和郊区化来讨论北京的城市变迁进程如何融入到了所谓 “国际主流”。
但是且慢，类似这样的别墅区在北京是例外而非普遍存在。它是我刚才描述的那历时三十多年的城市过程中生成的一个空间产品。这个产品的生成建立在城乡结合部的长期变迁历程基础上，建基于对城市人口和空间的大规模重新排序的政策进程之中，关联着北京城市变迁的社会基础设施、政治动态和政治经济逻辑。
只有把这里面发生的所有故事叠加在一起，我们才可能真正讲述明白：北京的城市边缘到底是什么。
在这个意义上，“结合部” 是对北京城市边缘/前沿更合适的界定。在这个名称下潜伏的线索和脉络，让我们得以更加深入地解释北京和中国其他很多城市在过去数十年城市进程的真实样貌，得以理解我们自己置身其中的城市生活为何是按照眼下的这种方式展开。
如果你依然坚持要用 “郊区” 这个词，那么这个多维的故事便会陷入单一的刻板印象之中。
确实有人这么做，比如一位叫 Friederike Fleischer 的人类学者。她在21世纪初曾在望京地区开展过田野调查——彼时此处只是一个刚刚被拆迁的结合部地带，市政府计划在此开发北京第一个中产阶级社区。Fleischer 在田野中也常常见到许多正在施工的高层住宅，虽然不同于惯常的低密度想象，但是她没有进一步追问空间何以如此变化，而是方便快捷地沿用了 Suburban Beijing 的语汇。
只是，我很好奇，如果 Fleischer 现在重访望京，当她看见 Zaha Hadid 设计的地标建筑「望京SOHO」，以及覆盖整个区域的大量高密度住宅区，还有工作和居住于此的超过50万人口，她会依然觉得 “郊区” 是一个描述望京的合适词语吗？
城市边缘的命名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和认识论问题，我们的探索现在才刚刚开始，更多工作仍然需要继续深入推进。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真正做到「立足世界，理解城乡结合部」。
注：本文的更正式版本于近日在 Cambridge Journal of Regions, Economy and Society 发表，下载链接: https://academic.oup.com/cjres/advance-article/doi/10.1093/cjres/rsaa032/5992706. 引用格式：Zhao, Y. (2020). Jiehebu or suburb? Towards a translational turn in urban studies. Cambridge Journal of Regions, Economy and Society. doi:10.1093/cjres/rsaa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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