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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 Archives: Beijing

与公园相遇?我们如何在公共空间中体认差异

23 Saturday Jul 2022

Posted by Yimin in Academic, Beijing, Events,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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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jing, politics, space, urban

按:2022年4至5月,泰康空间举办了以“空间:具身性与公共性”为主题的三场论坛,围绕具身性的存在与公共性的渴望两条线索,邀请参与者从建筑、社会、艺术等角度来分享各自对房间、疾病和广场等空间形态的多维度思考。本文根据作者于第三场论坛上的发言记录整理而成。


空间性:重思“公共空间”

社会科学研究经常会把公共空间和公共领域做等价替换,以下几个词常常交替出现:比如 “public realm”、“public sphere”,以及 “public space”。阿伦特在《人的境况》里提醒道:当我们讨论广场(agora),以一种公共性的切入点去思考广场问题的时候,我们真正关切的并不是广场自身这种物质空间的表征,而是在它之上承载着的那些人类的集体行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的过程。换句话说,让广场得以成为广场的,是寄居于其间的那种政治的呈现。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去把广场的印象本身视作是公共空间,可能在逻辑上就会有一种断裂。

哈贝马斯讨论公共领域常用的是“public sphere”。他关心的重点是我们如何能够让一群持有不同意见的人,通过理性的辩论达成共识。所以在这样的公共领域的论述之中,居于中心地位的,不是某个特定的场所或者空间的物质形态,而是这个交流和达成共识的过程。居于公共领域中心性的是交流,这是他最重要的一个提醒。所以在他关于这些交流的中心性、关于理性辩论的写作里边,咖啡馆就成了一个很重要的意象,因为咖啡馆表征着的就是持有不同观点的人们,在里边闲聊的地方——这就是能够观察到理性辩论的最直观的场所。

Café in Paris. Source: http://www.gafei.com

在地理学家Kurt Iveson看来,在这些常见的关于公共空间的讨论中,我们的进入路径是一种地形化的、地形学的(topographical)视角:当我们讨论到公共空间的时候,脑海中立刻冒出来的那些像街道、广场、公园这样的意象,它们像一个个静态的容器,我们通过去观察、剖析这样的容器,来考察在这个容器里面所发生的行动,以及通过这样的行动所生成、所塑造的各种行动者。

但Iveson提醒我们,地形学的视角容易把公共空间之公共性的三个维度混淆在一起:即我们讨论的是行动得以可能空间的语境,还是行动本身,还是行动者自身的主体性?这是地形学的视角可能会有的一个短板,因此他建议我们尝试使用一个更加过程性的视角来把握公共空间的可能性。

如果我们接续阿伦特的对公共领域的界定,把政治呈现视作是公共领域的公共性的本质,那我们就需要在一个过程性的分析框架里边去关注政治呈现空间的过程,关注在这样的政治呈现的过程背后,所凝结着的各种各样物质的结构,所纠缠着的各种各样的多重位置本身。比如说阿伦特自己在讨论希腊人出征海外的时候,她提了一句话叫:“Wherever you go, you will be a polis”(不管你去哪里,你们这群人就成了一个城邦)。这就是这种政治呈现的一个空间过程。他们的城邦不需要非得跟雅典的广场建立起物质、物理意义上的关系,它是一个过程性的存在。

在更深入地探讨这样政治呈现的空间过程的时候,还有必要再增加一个差异化的维度。当我们去关注政治呈现背后的各种物质结构和多重的位置,当我们不断探索这种多重性和它们的交缠交织,归根结底是因为它们引申着、关联着各种各样的差异。当我们在公共空间进行观察、讨论,我们其实首先能够感知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不同的行动主体之间的差异。而公共空间的动态变迁,之所以让人觉得它很有活力,正在于它很多时候能够让不同主体之间的差异得到磋商和共存,能够让不同主体之间的差异在这里边形成对话的可能。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我们就需要在公共领域的空间性的讨论中,摆脱地形学的限制,更加关注过程、关注差异。法国哲学家让-吕克·南希曾经说过:“我们”这个概念,其实就是在不同的主体跟陌生人在公共空间里边相遇、与他们共存的时候才可能出现的一个概念。“我们”这个概念得以出现有两个前提,一个前提是发现了差异——别人跟我不一样,另外一个前提是体认这种差异是可以共存的,这样才会从“我”变成“我们”。

所以在他的这种分析进路里边,“我们”这个词应该被视为一种发生学的概念(happening),这种发生学的本质是对他者的包容,是让各种各样的异质主体、异质元素聚拢在一起。所以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接受他的这个观点的话,可以说公共空间是让“我们”这个概念得以成立、让社会得以成立的前提。只有在公共空间里边,这些差异才能进行磋商,“我们”才能形成。

与南希的这种对“我们”、对主体性的界定形成呼应的,是列斐伏尔对城市的界定。列斐伏尔在《城市革命》里面做了一个很著名的区分:“the city” 和 “the urban” 这两个词是不同的。“city” 是我们惯常理解的那种像空间容器一般存在的那种东西,它是有界的实体,是城市规划师、建筑师、城市设计者们每天工作的对象。但 “the urban” 不一样,它是一个不断变化着的过程。因为它的这种变动不居的特点,在列斐伏尔非常理论化和浪漫的笔触里边,他最终把城市 “the urban” 视作了一个纯的形式。

这样的纯的形式里边,并不包含任何特定的内容,但却同时包含了所有内容。因为它促成了相遇,促成了集合,促成了共时性。在这样的相遇、集合和共时性的可能性不断得到放大时,它便构成了我们所有人日常生活中的新领域的中心,所以 “the urban” 是一个抽象(abstraction),但它又是一个具体的抽象(concrete abstraction),因为它的形式具体在每一个历史的瞬间以什么样的方式展现出来,取决于在那个历史瞬间生活着的人们彼此是如何互动的。他们的行为、他们的互动,造就了每一个历史瞬间城市的外在表现。

日常性:北京的城乡结合部

我们可以在北京找到很好的例子。最近这几年,北京给人一种特别不欢迎人的感觉,但在上一次奥运会前的那些年则与之相反。当北京的大街小巷都在唱遍那首《北京欢迎你》的时候,它所体现的就是一种会在促成相遇、集合和共时性方面发挥很重要效力的这种纯形式的形态。《北京欢迎你》这样的语调,当它变成一种共识的时候,它就真的会让北京变成一个具有包容性的、社会性的地方,能够吸引来自外国、来自外地的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异质性的主体在这里相遇,遵循着他们各自不同的日常生活的节律,同时又按照自己在新的空间、新的时间里面相遇的需求,去改变和调和他们彼此的差异。

如果我们再进一步的去细化,对这种持有开放和包容心态的北京做分析的话,城乡结合部是一个比老城区更合适的切入点。因为那些聚拢在北京的异质的主体,他们大部分人落脚的地方往往在结合部,而不是在中心地带。

北京的城乡结合部,其实是一个历史的产物。上世纪50年代,北京的规划师开始去构想自己现代意义上的第一版总体规划,这版规划当时深受苏联规划理念的影响。苏联的规划师带来了例如组团式的城市布局形态:我们的城市一方面要足够得大,但是又不能太大,在这种有限的空间格局里面,又需要去安排特定的用来承载工业企业生产的场所和位置。所以北京当时就划定了北到清河,南到大红门,东到定福庄,西到石景山这样一个城市空间的范畴。

在城市中心地区之外,比如清河、酒仙桥、定福庄、南苑、丰台、石景山等地,是当时规划的工业组团。工业组团自然会产生污染,所以就会在市中心地区和工业组团之间规划一个绿化隔离带,也就是图上看到的绿色板块。在1950到1970年代这一时期,绿化隔离带基本上并没有变成真正的绿化隔离带应有的样子(比如伦敦,或者莫斯科郊外的那种场景)。我们的绿化隔离带只是画在了图纸上,现实之中依然是农民在种他们的庄稼,只是我们可能要求在这些绿化隔离带里面的农民尽可能多地去种蔬菜,从而供给城市的需求。这是绿化隔离带在计划经济时代真实的样子——图纸上是绿的,但现实之中是菜地。

但是1980年代之后,随着各种各样的人口管控政策的放宽,大量的外来人口涌向了包括北京在内的各大城市。当这些人涌到北京的时候,他们很快就会发现,自己真正能够便利地、以很低的成本落脚的地方,往往就是在城市乡村之间的这个结合部地带,也就是那张地图中的绿化隔离带地区。因为那里原来的传统农村区域都没有被改变,农民们自己的房子和宅基地都还在,所以他们很容易地就能够从农民手里租到房子。并且绿化隔离带很多涉及到的村庄里其实曾经也安排了大大小小的国有企业,其中一些经营不善,逐渐也开始把厂房转租出去。

所以在上世纪80到90年代,这些村子就出现了所谓的人口倒挂的现象——本地人与外来人口的比例达到了1:10,这是在北京的城乡结合部的村子里边经常看到的现象。在这个转化的空间形态里边,城乡结合部因为非常容易进入以及相对比较松散的管控的特征,变成了一个让各种各样的多元的异质的主体能够聚拢在一起的一个空间。可以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城乡结合部在80年代之后慢慢变成了一种特定性质的公共空间。

因为大量的人口涌入以及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供给不足,很多城乡结合部的建成环境确实开始变得污浊不堪,于是我们耳熟能详的那种污名化的标签——“脏乱差”——就贴到了这么一个个村子上。它立刻给政府的介入提供了一种话语的前提和基础,于是各种各样的现代主义的城市规划的话语就会被调用,这些村子就会被拆迁,然后代之以各种各样的新的建成环境。不管是高密度的公寓楼房,还是低密度的别墅小区,曾经作为公共空间,屹立在这片土地上的那些聚落,那些城乡结合部的村落,消失了。

正是在这样的空间的污名化的过程里面,在这样的政策的大规模的推进的过程之中,公共空间在城乡结合部变成了一种不可能的存在。项飙和张鹂都关注过的浙江村的拆迁,是一个非常著名的瞬间。张鹂在她的《城市里的陌生人》一开篇就跟大家勾勒了一个曾经承载了无限的繁荣的私有经济和生机勃勃的外地人社区,是如何一夜之间被推平、变成遍地狼藉的。再比如在2017、2018年的时候,在北京的疏解整治促提升的政策框架里面,我们同样看到了特定的人群,因为特定的机缘,一夜之间流离失所。

城中村拆迁,来源:赵益民摄,2015年7月

政治性:在公园中相遇?

当我们面对拆迁的故事唏嘘不已的时候,最近这几年同步还会观察到别的一些故事在北京的城乡结合部里发生——各种各样的公园,像雨后春笋一般的崛起了。北京但凡被冠以郊野公园、森林公园或湿地公园的这些地方,基本上都是过去十年间建立起来,或者完善成为公园的形态,比如东小口森林公园、孙河郊野公园、黑桥公园、温榆河公园等。当大家在这样的公园里去跑步或野餐时,我想肯定会油然而生一种感情——一种对新兴的公园和绿色公共空间的欣喜之情,觉得北京这座城市的治理似乎越来越向好,能够给自己的日常生活增添更多亮丽的色彩。

温榆河公园,来源:赵益民摄,2022年4月

某种意义上,你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公共空间的形态,它让人们的相聚变得可能。但是我想追问的一点是,是什么样的人在这里的相聚变得可能?大概是像在座的、能够参与今天讲座的各位,或者是收入很稳定、每周有固定的双休、不用担心被裁员、不用担心朝不保夕——这样的人,这样的主体,才可能会有闲情逸致去这样的公园里享受生活。刚才在2017年的那些流离失所的主体,他们大概率不会出现在这里。

而且更重要的是,在这些公园的背后,其实是一种叫“留白增绿”的政策指引。“增绿”我们都知道是什么意思,那什么是“留白”呢,就是刚刚拆迁的那个过程。“留白增绿”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当我们欣喜地发现越来越多的绿色空间出现的时候,其实意味着曾经作为公共空间,让不同的主体能够共存、能够相遇的那些城乡结合部的村落的消失。这种新的公共空间的可能性,是以那样的公共空间的不可能性为前提的。这就是公共空间的政治性。

如果说公共空间作为一个概念,它的起点是要去不断地审视差异与相遇的可能性,那我的分享是想提醒大家去再多走一步,更好的去把握住公共空间背后,让它同时变得可能以及不可能的东西。公共空间的空间性到底是什么,它的日常性是如何体现在人们日常的交错、相遇和共时性之中,以及最终它的政治性如何在不断被塑造和重塑。这些问题都很重要,我们如果要更好、更全面地审视公共空间的话,就需要抓住类似这样的反思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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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部」城市主义

02 Wednesday Dec 2020

Posted by Yimin in Academic, Pub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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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jing, jiehebu, space, urban

按:北京有郊区吗?为什么我们目力所及之处常常被称为「城乡结合部」?在郊区和结合部之间,城市研究在语言层面暴露出了一个认识论误区:不假思索地用特定概念笼罩一切类似现象/区域,从而把不可化约的异质性摒弃在理论视野之外。本文整理自作者于2020年10月23日在“城市边缘的命名”研讨会上的发言,尝试着跳脱出这样一种语言等价的陷阱,邀请大家一起去探索真实存在的城市边缘,以及这个边缘的变迁如何折射出过去数十年城市空间和生活演进的特定模式。


北京有郊区吗?这个问题的答案似乎不言自明。

虽然我们早已不觉得海淀和朝阳是“郊区”,但是北京的城市建设领域长期把二环之外的其他所有地方指称为“郊区”,其中近郊区包括了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其他地区则为远郊区。

在城市化进程尚未加速的时代,这样的分类法主宰了北京城市建设的空间框架。1980年代之后,当流动人口涌入和旧城改造导致的人口大规模外迁同时发生,这样的框架立刻让不少学者去思考:北京是否出现了类似美国那样的“郊区化”进程?但是当时的人们很少去反思:北京的“郊区”和英美城市语境中的“郊区”是同一个词吗?

“郊”本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中文词汇,按照《说文》的解释,它意指国都城墙之外约百里的范围。但是与之对照,英美语境中的suburb/suburbia却全然没有这样的政治空间意涵,而更多地指代二战后在城市既有建成区之外发展起来的低密度、小汽车主导的中产社区,很多时候还附带着指涉特定的建成环境特色(独栋或联排别墅)和种族特征(白人中产阶级)。

当我们用美式郊区的概念讨论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时候,很多本地和历史的状况也就被抛弃在研究的视野之外。在这个看似合理的语言等价之间,我们事实上是在按照一种特定的时间观(强调郊区化代表着城市化的新阶段)来抹杀本地生成的空间特征——在北京的空间框架中,“郊”明显延续的是其古意,而与中产阶级社区没有任何干系。

这一语言等价与现实发生矛盾的最直接体现就是:为什么在我们目力所及的城市边缘地带,它们通常的名字叫“城乡结合部”,而非“郊区”?

「六环比五环多一环」文献展,作者拍摄于2015年7月23日

这是我2015年参观「六环比五环多一环」展览时拍的一张照片。大家看到这些照片,想法可能各异。但我猜想主流的观感可能有两种:一种是觉得城乡结合部这些地方、这些人并不入流、不够 “高端”,认为应该将这种 “脏乱差” 的现象彻底清除;另一种想法可能会更温情脉脉一些,会更加关注在这里生活的人们,他们的经历和命运。

如果较真地加以统计,或许持前一种观感的人会占据更大的比例。对于城市发展的决策者以及很多普通市民来说,「城乡结合部 = 脏乱差」的等式几乎是恒常成立的。但我今天想在这个等式上打个问号,邀请大家一起去反思:这个等式一向如此吗?它又是如何起源的?在这个过程中,从其命名切入,我们能看到哪些更为深远的政治动态和政治经济逻辑?

为了探索这个问题的答案,我开始翻检相关档案,最后在一位规划师的回忆录中找到了一点端倪。

1967年7月,曾在北京城市规划部门负责总体规划编制的陈干,在造反派的要求上写下了一份检讨材料,反思其直接参与的总体规划编制历程。在这份反思材料中,陈干首次提及 “城乡结合部” 一词:

如何对待旧城有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对待近郊,即城乡结合部的问题。这个地区除了存在一般旧城居民都存在的问题之外,还存在城乡、工农之间的诸多矛盾。如何处理这类矛盾,向来有两种立场:一种是大城市主义,让农村屈从城市;另一种是城乡结合、工农结合……我估计,这个问题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会一直困扰我们。因为我们的农村既广大又落后,随着城市建设的不断发展,在基本上解决城乡、工农矛盾之前,它都是我们必须处理的重要课题之一。

陈干的预言十分准确。半个世纪后,在当下的北京,城乡结合部的政治和空间重要性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得到进一步突出。在某种意义上,它可以说是当前北京规划和建设领域最重要的问题域,也是最具挑战的领域。

在北京城市规划设计院的网站上,有下面这一则对城乡结合部的新界定,这也代表了我们这个时代城市规划界的一个广泛共识:

结合部处于人口、土地、经济、环境等要素城乡转换的交界面,是城乡流动的集中区和凸显区,这里充满着城乡发展的现实性、戏剧性和复杂性,也成为城市研究的热点、焦点和难点。

这里对结合部的界定,以及其后提出的建设实情和规划研究,最终的价值取向都落脚于如何实现结合部的完全城市化。

可以看出,此时城市规划者的预设已经不同于1960年代。如今已经不太会有人再去讨论如何解决、调和并最终消弭城乡矛盾和工农矛盾——“消灭三大差别” 的梦想早已消失在历史的云烟之中。在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领域,如今的诉求是去实现这种“半城半农”、“非城非农”地带的完全城市化。

我想请大家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在1960年代陈干的探索和2010年代的新视角之间,长达50年的时间里,“城乡结合部” 是如何从一个中性的、用来描述城市与乡村交界地带的词语,变成一个带有特定价值预设的规划术语的呢?在我看来,这个规划术语的成立有赖于一种特定的城乡结合部意象:结合部 = 脏乱差。

拆迁中的北四村,作者拍摄于2017年12月7日

这张图或许能提供一个很好的索引,它是人们脑海中典型的 “脏乱差” 的城乡结合部印象。如果要追溯这种空间场景的起源,可能需要回到1980年代。

随着人口流动政策逐渐放松,大批外来人口涌入大城市。而在北京,他们发现能够有较低成本落脚的地方,往往就是陈干在写作中所定义的那个“城乡结合地带”。在那里,农民们有许多宅基地可以用来 “种房子”,自建房让出租房屋的供给相对宽裕,房租也相对低廉。同时政府的管控手段在这里也没有在中心城区那般严苛和深入。

而随着人口的大规模涌入,城乡交界地带的空间和社会意象也慢慢发生改变。在规划师口中有一个常用的词,叫“人口倒挂”。它是指在地处城乡结合部的村落中,新增的外来人口数量几倍甚至十倍于本地村民的数量。原来的小村庄可能仅有两三千人,却在很短的时间内增长到两三万。

这一新的场景也构成中国城市人类学探索的新契机。针对北京的同一个村子—— “浙江村”,有两位杰出的人类学家在1990年代后期完成了他们各自的代表作,一本是项飙的《跨越边界的社区》,另外一本是张鹂的《城市里的陌生人》。

他们的关注点主要在于这些流动人口在落脚到城乡结合部这样的社区后,日常生活如何展开、社会网络如何生成和发展、权力关系如何演进。但我今天想讨论的重点不在于流动人口这个群体,我想请大家进一步去思考这个空间本身的变迁。

张鹂在《城市里的陌生人》开篇第一段里写道:

1995年12月初,北京。天刚落雪,气温已降至零下十摄氏度。冬日严寒之中,居住在南郊的大约九万名来自乡村地区的外地人正经历着生命中一次剧烈动荡。他们之中大多数人都是来自浙江温州的小企业主与商人。此时,在政府部门针对“流动人口”的专项治理行动的压力之下,他们被迫一夜间离弃城市中的家园。四十八个大规模居住区被拆毁,黄色的推土机所过之处,满布碎砖断瓦。一个曾经拥有繁荣的私有经济、生机勃勃的外地人社区一夜之间遍地狼藉。

读完这段话,大家或许都能立刻构想出那个画面吧:在1995年的冬天北京南郊的大红门地带,当时正在发生的空间变形过程具体是什么样子。我们其实也可以更进一步,把 “1995” 这个数字换成 “2017”。同样是在秋冬季节更替之际,同样是在北京南郊,同样是在政府部门针对流动人口的专项治理行动压力下,同样有那么一群人,被迫离开城市中的家园。

北京半截塔,图片来源:nytimes.com

这是拍摄于2017年11月底的一张照片。它同样生动地描绘了最近这次清理整顿所带来的空间和社会后果。而面对这种不断往复循环的”清理整顿”,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样的因素和原因,导致我们的城市政策与城乡结合部的空间之间,总是发生这种大规模的激烈碰撞?

有一种比较直接的解读方式,就是尝试着将两种来自不同方向的逻辑综合在一起看,考察它们彼此之间的互动与冲突。其中,第一个逻辑植根于一种自上而下的、对北京城市发展远景的宏伟展望,而第二个逻辑则蕴含着一种污名化的视角,在话语层面塑造了我们几乎习以为常的那个城乡结合部意象。

自1980年代以来,北京的总体规划对这座城市的定位总是与一种“国际化城市” 的想象紧密关联。这里我引用了两个具有代表性的版本:1993年版的总规在开篇讨论城市远景构想时写道,「至21世纪中叶,将北京建设为具有一流水平的现代化国际城市」。在2017年即最新这一版北京总规中,这一目标进一步被表述为「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

无论是哪个版本,大家都可以从中发现一个逻辑上非常自然的结局 —— “城乡结合部” 这样的地方,在这种远景展望中是没有立足之地的。为什么呢?因为结合部的社会和空间状况被另一种逻辑主宰着,这个逻辑受制于一个 “污名化” 的视角,而无法相容于第一种逻辑之中。

刚才已经提及,在1980年代大量外来人口涌入之后,许多村子出现 “人口倒挂” 的现象,村民们依靠盖房子——也即所谓的 “瓦片经济” ——来获取更高的收入。虽然人口激增,但村落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并没有跟上,这种供给的不足自然而然引致了一些可以想见的直接后果,比如垃圾问题、治安问题……而这就逐步演变成我们耳熟能详的 “脏乱差” 的形容。

解决这样的问题其实并非没有办法,只需要相应地补上设施和服务的短板即可,但可能我们政策的优先项不在于此,因而对结合部 “脏乱差” 的刻板印象不断固化。当这种刻板印象愈来愈具有影响力,甚至让整个城市的人都 “耳熟能详” 时,很多政治与经济关切也就随之而来。

考虑到治安问题、社会稳定、土地资源的稀缺,同时面对城市不断发展、向外蔓延、“摊大饼”的过程,城乡结合部就在空间上成为城市进程的前沿地带——虽然它所容纳的人群不符合城市发展的愿景,但是空间本身却成了一个香饽饽。

在政治与经济关切介入之后,紧跟着发生的就是对现代主义规划话语的进一步调用,这就包括总体规划中提到的 “国际一流”、“现代城市”、“和谐宜居” 以及其他诸多更为细节的空间刻画。

而结合部日益成为这种现代主义空间想象的反义词,“清理整顿” 的政策目标就此逐渐形成并清晰,而对于居住其中的流动人口而言,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一步步向外迁移。

如果大家对 “浙江村” 比较熟悉的话,可能还会记得它位于三环与四环之间。但是根据2015年的统计数据,北京市外来人口的居住集中地区已经在五环和六环之间了,总人数则高达358.6万,占北京所有常住外来人口的50%左右。可见,随着北京 “摊大饼” 式的扩张与发展,其结合部的位置也在不断地向外流动。

也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之中,那首曾经很火的《五环之歌》才会在2015年前后被大家戏谑地传唱,五环和六环之间才会吸引到如此多的关注,以至于有一群艺术家在此进行了长达一年的实地调研和观察,并最终形成了开头提到的那个「六环比五环多一环」文献展。

那么原先曾经被界定为结合部的地方呢?当曾经居于其间的人群不断向外迁移,那些曾经的结合部空间变成了什么样子?它们的土地被导向了什么新的用途?

如果有心的话,你大概会发现,这些地方现在已经以一种新的方式长满了房子——或者是密度相对较高的高层住宅,或者是低密度的 “高尚” 社区。在经历了土地财政和房地产开发两个相互关联的步骤之后,这些地方终于被规划师们按照想象的“城市”面貌重新塑造了出来。

北京某别墅区,作者拍摄于2014年12月17日

我们回到开头的问题:北京有郊区吗?

如果一位来自域外的城市研究者首次到访北京,面对类似图中这样的景象时,他/她大概会立刻生成出来一种乡愁:看,低密度的独栋住宅!多么典型的 “郊区”!他/她也许还会更进一步,用郊区和郊区化来讨论北京的城市变迁进程如何融入到了所谓 “国际主流”。

但是且慢,类似这样的别墅区在北京是例外而非普遍存在。它是我刚才描述的那历时三十多年的城市过程中生成的一个空间产品。这个产品的生成建立在城乡结合部的长期变迁历程基础上,建基于对城市人口和空间的大规模重新排序的政策进程之中,关联着北京城市变迁的社会基础设施、政治动态和政治经济逻辑。

只有把这里面发生的所有故事叠加在一起,我们才可能真正讲述明白:北京的城市边缘到底是什么。

在这个意义上,“结合部” 是对北京城市边缘/前沿更合适的界定。在这个名称下潜伏的线索和脉络,让我们得以更加深入地解释北京和中国其他很多城市在过去数十年城市进程的真实样貌,得以理解我们自己置身其中的城市生活为何是按照眼下的这种方式展开。

如果你依然坚持要用 “郊区” 这个词,那么这个多维的故事便会陷入单一的刻板印象之中。

确实有人这么做,比如一位叫 Friederike Fleischer 的人类学者。她在21世纪初曾在望京地区开展过田野调查——彼时此处只是一个刚刚被拆迁的结合部地带,市政府计划在此开发北京第一个中产阶级社区。Fleischer 在田野中也常常见到许多正在施工的高层住宅,虽然不同于惯常的低密度想象,但是她没有进一步追问空间何以如此变化,而是方便快捷地沿用了 Suburban Beijing 的语汇。

只是,我很好奇,如果 Fleischer 现在重访望京,当她看见 Zaha Hadid 设计的地标建筑「望京SOHO」,以及覆盖整个区域的大量高密度住宅区,还有工作和居住于此的超过50万人口,她会依然觉得 “郊区” 是一个描述望京的合适词语吗?

来源:bj-office.com.cn

城市边缘的命名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和认识论问题,我们的探索现在才刚刚开始,更多工作仍然需要继续深入推进。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真正做到「立足世界,理解城乡结合部」。


注:本文的更正式版本于近日在 Cambridge Journal of Regions, Economy and Society 发表,下载链接: https://academic.oup.com/cjres/advance-article/doi/10.1093/cjres/rsaa032/5992706. 引用格式:Zhao, Y. (2020). Jiehebu or suburb? Towards a translational turn in urban studies. Cambridge Journal of Regions, Economy and Society. doi:10.1093/cjres/rsaa032

废品的能动性如何描绘?

25 Monday May 2020

Posted by Yimin in Academic,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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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jing, jiehebu, urban, waste

《废品生活》

《废品生活》对于所有热爱城市的人来说都是一本必读之作。我们太习惯于听从一些关于城市的宏大叙事,比如所谓 “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 ,却很少将目光投向我们的周遭,观察构成了我们在城市生活的诸多元素。在 “垃圾分类” 即将落地北京的时刻,我们与其热烈地拥护城市治理的一个新面貌,不如停下来反思片刻:自己真的理解垃圾/废品之于这座城市意味着什么、承载着什么吗?

胡嘉明和张劼颖合著的这本书从废品的文化意义、社会性和物质性入手,意图通过描写拾废品人和收废品人与垃圾之间的互动来进一步呈现以废品为中心的另一种城市主体性和社会网络。结合最近学界热议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NT),他们还希冀将《废品生活》中传递的信息综合起来,构成我们理解城市化和城市变迁的 “一个重要的分析范畴”(第17页),而不是简单地停留在我们耳熟能详的“最大受害者”叙事之中。

全书的框架简洁明了,分别从非正规经济的日常面向(第一部分)、被构建的邻里和乡愁(第二部分)和城市化过程中的 “废品空间”(第三部分)等分析视角切入,分类讲述了十多个以废品为生者的故事。

在非正规经济经济的范畴里,我们可以通过他们的创业史和生活史来了解行业概况、运作系统以及获利的秘诀,并以此来厘清而非拒斥非正规性在社会经济过程中的意义。在社会交往的视角之中,我们能在他们的故事里读到很多非常有趣的临时组装家庭的故事,以及在这些短暂的栖居里被一以贯之地构建起来的乡愁。最后,在空间的维度,这所有的故事都发生在所谓 “城乡接合部” 之中,以一种压缩和断裂的方式和其他很多同时发生的城市故事并置在一起,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城市前沿。

这样的案例组合方式自然有其价值所在,它可以方便作者把田野观察和分析框架流畅地嫁接在一起,也能帮助读者直观把握废品生活的核心面向和维度。但是我觉得这样的编排方式也有一些值得商榷之处,其中最为直接的一点就是田野笔记(原料)和学术著作(成品)之间的间隙如何跨越的问题,这也正是短评中不少读者提到的“写得浅”的问题。

这里所谓的间隙,并不是说一定要用理论的宏大框架碾碎和重构故事细节,而是说读者们可能会期待作者把故事的内在脉络梳理和呈现得更加清晰,而不是简单地把故事主体 “如实直书” 而已。在书的不同部分,有一些共同的主题萦绕在很多故事之上,然而作者的笔触受限于既定的框架(三个部分),没有能够进一步揭示与分析不同故事中所共享的这些主题。

从我自己的理解来看,有两个主题特别值得做进一步探讨。而在此基础上,还有若干方法论的议题可以做进一步思考和反思。

第一个主题是朝不保夕的 “自由” 。在第一部分中,作为 “城市采矿人” 的王大哥将自己定位为一种低端的 “企业家” ,虽然收入并不十分丰厚,但是却能主宰自己的工作节奏和时间。这样的生活方式和时间性与在厂子里打工的时候截然不同。在第二部分对拾荒群体的刻画里,“自由” 这个词再次出现,比如程大叔将每天赚的钱拿在手里解读为一种寓意着安全感的 “自由”。这里的 “自由” 又多了一重内涵,也给我们提供了又一个透视废品生活和生活者的分析视角。

作者并非忽视了这个维度,他们在别的地方评述道:“他们的 ‘自由’ 其实是没有假期、没有保险、没有任何保障的……也可以说,是以一份没有社会认可的工作换得的” (第88页)。但是我觉得对这种 “自由” 话语的分析不应该止步于此,我们如果真的意图描绘废品的能动性的话,收废品人所言的这种 “自由” 就构成了一个绝佳的切入点和进入路径。当然,我们也能在这里把作者没有关注但事实上同样重要的政治经济过程接入到叙述之中,从而更加全面地理解这样的废品生活之缘起、之多重效果。

第二个主题是 “老家” 和乡愁的构建。这同样是一个贯穿了全文很多故事的主题,从开头马大姐的看法到后面的小玲和程大叔,作者敏锐地捕捉到了他们的生活里不可或缺的一个 “他者” ——老家。这是一个与当下的 “临时” 生活相对立的存在。作为一种精神寄托,“老家” 可以被具象地凝结在村上新建的楼房,或者在县城里新买的电梯房,但是却与拾废品人的日常生活(当下和此刻)交集甚少。在这种被构建的乡愁里,进入城市而不可停留的命运被转译为自身 “永远是农民” 的身份认同之中,这一身份认同相应地被空间化为对纯洁、美好的 “老家” 的重新发明,以便固着自身的社会网络和 “面子”。

作者在书中对 “老家” 这个议题做了比较好的反思(集中在96至97页),但是这些反思被局限在社群性的构建这一叙述脉络里,仅仅被视作废品故事的主体在社会化过程中的一个侧面。在我看来,这里所呈现的 “老家” 话语突出地构成了理解废品生活(乃至更为宽广的城市生活)的一个坚实基础。它表达出了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独特风格——一个在城市前沿和农村前沿同步推进的社会-空间变迁。这两个前沿的并存在废品生活中尤其鲜明,因为这些主体的特定社会位置决定了他们对自身身份的低认同和对替代性选项的渴望,于是才会把面子寄托在家乡的房子(电梯房)和随礼(社会关系)上,而非当下的冷水村。

而冷水村正是这本书的主角,也是作者在第三部分着力刻画的 “城乡接合部” 空间的一个典型代表。如果只是想从直观的维度把握这样一种城市前沿的样貌,那么书中的信息已经足够丰富;但是如果要把针对此类空间的讨论推向深入,那么还存在着一个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方法论议题:我们是否可以通过人物故事本身刻画空间?作者在书中坦诚,第三部分中 “几个故事的主人公不一定是收废品人,但他们是这个独特的非城非乡空间的实践者、行动者” (第171页)。

借助黑车司机宋师傅、装修工袁大哥和不愿透露姓名的老乡大姐的故事,作者在这里很好地呈现了一个典型的城市边缘的社会和空间形态。这样的形态是立体的,充满了不同的梦想、不同的记忆、不同的营生和社会关系网络。但是从一个更加关注空间问题的研究者的角度来反思,我觉得这里用人物描写空间的尝试依然有一定的局限。面对不断变迁的城市进程和其中不断转型的日常生活,我们如何能更好地描写和分析空间这个维度?空间和日常生活之间的更加合适接口可以在哪里找到?我们的立足点又应当如何放置?这些问题依然需要我们在以后的研究中做进一步探讨。

与之相关,但是相对来说更加宏大的另一个方法论议题是:行动者网络理论(ANT)到底在何种程度上帮助我们重新理解了垃圾的能动性以及由垃圾塑造的废品生活的样子?这是作者在导言中着重提出的一个理论和分析框架。他们借助 Latour (2005),认为真正的社会分析必须同时关注人和物,将两者的地位统一用 actant 来标示,从而更好地分析人与物之网络的构建过程和社会文化意义。

但是,在书中三个部分的分析过程之中,这一分析框架虽然时常出现于故事结尾处的述评之中,却并没有能真正扮演核心的 “分析” 框架之角色。我这里的疑问与其说是质疑分析框架和废品生活之间的脱节,不如说是在追问 ANT 的分析限度:在一个不允许(或者说轻视)国家、权力和资本在场的制度分析框架里,我们最终收获的是一个崭新的分析视角、范畴和可能性,还是一个与现实渐行渐远因而缺乏解释力的扁平本体论 (flat ontology)?

城市化的 “绿隔”:一个变形的寰宇主义想象

05 Sunday Jul 2015

Posted by Yimin in Academic,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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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jing, Geography, Greenbelt, land, urbanisation

城市研究领域向来不缺乏论争的话题,更何况是在“城市化”正如火如荼的中国。

最近最令人瞩目的一个系列论战,当属周其仁和华生两位教授之间围绕土地用途管制和农地入市问题所展开的。华生教授的论点是,土地利用不仅是私权的行使,也涉及到公共利益,土地所有者的权利理应受到土地利用和城市规划政策的管制。周其仁教授则旗帜鲜明地反对这个立场,强调私权和市场机制应该在土地交易和使用的整个过程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尚未装进笼子里的公权力这只老虎不足为信,所以土地用途管制和城市规划政策并不具有充足的限制私权的正当性。

尽管立场相左,两人在论辩中所援引的却大多都是英美两国的例子。可英美的情形到底佐证了哪一方的论点?2015年4月4日《经济学人》 (The Economist) 发表了一篇处于同一论域的封面报道。虽然文章被冠以 “Space and the City” 的标题,真正处理的却也是土地利用问题。文章中归纳了英美城市发展的两股潮流,第一股是在十九世纪晚期以前的无管制扩张,第二股是十九世纪晚期以降逐渐完善的土地和规划管制对城市扩张的限制,比如分区规划 (Zoning) 和修建绿化隔离带 (Green belt)。

《经济学人》文章的核心观点是,现有的(英美)土地利用管制手段和城市规划政策已经造成了地价、房价高昂等不经济的后果,亟须重新思考如何在社会公义与私人成本之间构建更健康的平衡。作为应对,政府应当考虑一方面将规划/分区的权力收回到更高层级(以防止社区为了私利损害城市整体的公共利益),另一方面开征(或者加征)土地价值税,以鼓励对未充分利用土地的开发。

与之相应和的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LSE) 经济地理教授 Paul Cheshire 近期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光看标题就能猜想出他的核心论点了,比如 “绿化隔离带迷思已经成为伦敦房价上涨的幕后推手”,以及 “在绿化隔离带上建房子吧:现在的问题只是建在哪一片而已”。看起来,“绿化隔离带” 这一英国规划界的骄傲成就(有时甚至被提高到不列颠民族身份认同的高度)俨然成了众矢之的。

有了这一系列背书,我们仿佛可以很快得出结论:土地利用管制和城市规划政策往往不仅无法实现目的,反而会造成经济上的无效率,因此周其仁教授的论点才是为事实所验证的那个。但是且慢,英美的故事在何种程度上能够成为解答我们自己问题的线索,这个问题本身就很关键。

在周华之争中,无论二者观点如何迥异,相同的特征是涂改和工具化地使用地理知识:周教授在种种保护私权的判例之外选择性忽视了公权力在城市空间变迁中的地位,而华教授为了论证公权力的意义也不得不转向东亚四小龙所表征的“发展型国家”的案例,而不管中国与“发展型国家”这个概念之间的距离。

对地理知识的投机性引用就是大卫哈维所界定的“地理意义上的平庸之恶” (the geographical banality of evil) 的典型样态。在这里,种种普世主张都宣称自己可以跨越历史和文化,超脱任何空间和时间的局限;当宣称的实际结果不奏效时,只需要怪咎于某地的特殊性即可,那普遍规则是不可能出错的——就如同世界银行贷款在非洲修建的许多表征着“现代性”的水坝,以及奋战在智利的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等案例所表明的那样。

为了躲开这个陷阱,我们就得更加关注空间概念和在地知识,在批判性地审视种种看起来美好的 “寰宇主义” (cosmopolitanism) 的同时,更深入地认识当下的、关系性的时空。在周华两位教授的论域之中,核心的关切并不是不列颠的民族认同会否受损,或者美国的分区应该由哪一级政府负责,而是正在“城市化”的我国广大 “城乡结合部” 应该如何处理土地和规划问题(因为将要入市的农地大多位于此处);为此就需要把焦点转移到 “城乡结合部” 及其规划问题上来,看一看在这里空间与国家/社会是如何相互作用的。

意识到“寰宇主义”和在地知识的潜在张力之后,很快就会发现普世的诱惑无处不在。就比如,在北京的城市规划和土地用途管制体系中,有一个核心的部分也叫“绿化隔离带”。看见这个名字,诸位大概也不禁会问:北京的 “绿隔” 是怎么来的?与伦敦的 “绿隔” 又有什么异同?简单说来,“绿隔” 这个理论 “旅行” 的起点确实是伦敦,后来经由1930年代的莫斯科辗转来到1950年代的北京,最后在1990年代被落实到图纸上和实践中。

这些城市的 “绿隔” 同源,并因此有相似的定位:建立在城市中心区周边,作为控制城市空间扩张的工具;以绿色空间构建生态屏障,缓解污染问题,提供景观休闲场所。但是同源并不意味着北京的 “绿隔” 有着和伦敦类似的地位和效果;而且恰恰是其间的差异具有异乎寻常的重要性:这些差异所蕴含的在地知识不仅构成了反思普世方案的条件,而且是揭示关系性时空的重要线索。

也正因此,“浙江村” 这个曾经在学界被热烈讨论的名字就(重新)进入了视野之中。

上世纪九十年代,北京城南的一片村落开始吸引学界的目光。因为大量的浙江籍移民落户于此,这些村庄后来被统称为“浙江村”。这一区域在当时令人瞩目的特点有二:一是浙江商人以此为据点发展起来大规模的成衣加工和批发生意,二是流动人口们在事实上“占领”了城市化进程中的空间,通过租用集体土地(违法)建设大院,形成了一种“外在于城乡二元模型的国家-社会动态关系” (具体可参见张鹂和项飚的相关著作)。在学者们对这些村子进行田野调查的同时,北京市政府对它们(尤其是其中数不清的违法建设)的“清理整顿”也如火如荼地进行,并在1995年底实现了大范围的彻底拆除。

自此之后,学界对 “浙江村” 故事的关注逐渐让位于对更大尺度的流动人口问题的关切,而与之相关的空间焦点也随之转移到 “城中村” 这一更宽泛的表述之中。但当时和后来的文献都鲜有提及的是,“浙江村” 所指代的五个行政村大多都在1993-94年被列入到规划待建的北京市 “绿化隔离带” 之中。因此,1990年代前半段的五次大规模拆除违建行动(尤其是1995年的 “彻底拆除”),都需要与 “绿隔” 工程联系起来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而在另一方面,这五个村子最近二十年的变与不变,也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视角来观察 “绿隔” 工程自身的 “城市化”,和相应的变迁中的国家空间 (state space).

北京的绿化隔离带最早在1950年代便已提出。当时的城市规划思路大体上有两个来源,一个是苏联专家(以巴兰尼可夫和莫辛为代表),另一个是英美留学归国的城市规划专家(以梁思成、陈占祥为代表)。但事实上这两个路径的核心理念是相似的,基本上都遵循着分散组团的布局思路,通过种种空间单元及其区隔实现有机疏散的目标;这个思路也规定了当时乃至今日北京市空间规划的具体形态。

绿化隔离带在这个蓝图中起着隔离不同功能区、规范空间形态、减轻工业污染的重要作用。但是建国后初期的实际情况决定了绿化隔离带只能是一个设想。建设生产性城市的思路使得大量资源向工业区及其配套设施倾斜,而绿化方面的标准和要求就相应搁置了,甚至导致这一 “绿化隔离带” 并没有正式出现在城市规划图纸上。

1994年前后北京市开始考虑把这个 “构思” 了几十年的 “绿化隔离带” 搬到现实中,并出台了具体的实施方案,正式启动了 “绿隔” 工程。”浙江村” 所涉及到的行政村,多数都有土地被划入 “绿隔” 范围,这也就意味着,村庄的土地需要被(部分)征收,村民需要被重新安置,腾退的土地在理论上则要全部被拿去绿化。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北京市开展了对 “浙江村” 地区的专项整治。

在《城市里的陌生人》中,张鹂将这个专项整治行动解读为高层重新聚拢政治权力的尝试:一方面,”外地人” 或 “流动人口”,以及表征着脏乱差的 “城中村”, 事实上进入了官方进行社会排序 (social odering) 的话语之中,并被视作大多城市问题的渊薮;另一方面,也是更关键的,外来人口社区代表着一种全新的空间化权力,并对既有权力体系构成了威胁。

社会排序和权力话语确实构成了专项整治的因果机制的重要一环,但并不是全部。在这里,空间也出场了。

“浙江村” 的空间转型不仅改变了权力的面貌,也彻底重塑了村民的生活。一方面,“绿化隔离带” 工程的实施,给地方政府和村委会提供了一条新的运作空间的路径。在这个路径里,“绿隔” 只是成为一种话语;借这种话语所要实施的工程本身,和 “绿化” 的目标渐行渐远。而在另一方面,曾经以 “种房子” 或者出租土地为生的村民/居民,也日渐被裹挟进入地方政府的土地逻辑之中,从当年对 “浙江村” 拆迁的抗拒,转而变为对拆迁和安置房的期待,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因户口而导致的利益分化和钉子户现象——只是这里选择当钉子户的,大多是拥有城市户口的居民。

“绿隔” 的实施政策在过去二十年中调整过多次,从1994年的7号文,再到2000年的20号文,最后演进到2008年的17号文。虽然具体的政策内容多有变化,但是核心关切是相似的:一方面要把规定了的绿地实施出来,另一方面要把农民转变为市民,把 “城乡结合部” 转变为 “城市” 空间。为了实现这些目的,财政并不拨款,所需资金由各实施单位(也就是乡或者村)按照政策规定筹集。

那么政策具体是如何规定筹资事宜的呢?前面已经说了,理论上看,各个村子里征收了的绿化用地自然要全部变绿;但是为了让整个工程成为可能,这个理论设想只能放在一边,允许实施单位拿出一块地来经营,通过利润填补整个项目的成本。接下来的两个问题是:谁来经营、如何经营?二十年间的政策变了又变,没有变的是村集体的核心地位,以及土地和房地产开发带动绿化实施的核心思路。

渐渐地,村委会变成了房地产开发公司。张鹂书中曾经提到,在1995年的大拆迁之后不久,大红门服装商贸城正式开门营业。她没有提到的是,这个商贸城的真正投资人和受益人,正是商贸城所在的那个村庄。村庄们并不满足于此。借助村庄改制的浪潮,他们在2000年代纷纷成立股份公司,把以前的集体经济组织升格,成为村庄所有集体资产的统一经营者,这包括了所有集体土地,也包括了(为了实施绿隔建设)经政策允许的房地产开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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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也并没有袖手旁观。他们不停地更新政策,不停地寻找切入到这一空间改造的最佳途径,最终发现 “土地储备” 制度是一个很好的 “抓手”。于是接下来的结果大概就耳熟能详了,在2010年之后的那几年里,城乡结合部的村庄里(相当一部分都是绿隔的实施单元)时不时地传出来土储中心拍卖地块、新 “地王” 诞生的讯息,给火热的房地产市场加上了一把又一把柴薪。

“土地财政” 的表述在学界早已不新鲜,吸引人的是去观察它的具体操作过程。在后-“浙江村” 的这二十年时间里,大红门地区所经历的空间变革是显著的, 这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的显著,更是政治经济意义上的显著。这里的变化,事实上是由城市规划项目包装而成的土地财政导致的,空间的变迁不仅是目的,而且成了原因。

除去少数较具规模的公园以及边河边的矮小树林外,我在这里几乎没再见到绿色。说好的 “绿化隔离带” 去了哪里?分散组团是否还能成立?有机疏散是否还是目标?规划界的反思正日渐深入。除了规划部门的工作人员之外,学界也开始对与这一现象相似的很多故事进行归纳。

最新的一个成果,是把这样的空间工程视为一个更宏大的政治经济机制的具体表现,这个机制则被命名为 “Planning for Growth” (Wu Fulong, 2015): 在中国,城市规划并不是如西方同行那样限制市场之手的运作,而是成为市长青睐的工具,在城市经济增长和政府的企业化行为 (entrepreneurialism) 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也正是在这样的机制里,北京的绿隔与伦敦的绿带分道扬镳。绿隔在北京不再成其为规范空间布局的工具,而是城市空间的扩张和蔓延本身。换句话说,绿隔不是城市化的边界,它自己正在被 “城市化”。

村民的日常生活也在这个空间变迁的过程里被重塑,这尤其鲜明地体现在他们对待拆迁的态度变化之中。在1990年代的拆迁之时,大红门的村民或多或少都有抵触情绪,因为他们当时基本都是靠 “种房子” 为生。清理违建的行动一旦推进,流动人口一旦被扫地出门,他们的生计也就会立刻受到影响。但是后来呢?在大规模的清理之后,大红门的村民逐渐地进入到一个新的状态,那就是盼望着再次拆迁——不是拆违建,而是拆自己家的房子。

随着城市空间的逐渐扩张,大红门的区位优势日益凸显(换一个表述就是那儿的土地越来越值钱)。村委会们充分利用这个机遇,纷纷建起了服装商贸城等交易场所,借房租获取收入。而村民们并无资格通过个人行动来利用上升的地价,事实上他们也并不真正关心采取什么特别的行动,因为他们知道:只要村庄宅基地上的拆迁能够得以实施,那么(日益上涨的)补偿和安置的费用已经足够他们维持(优渥的)生计。

虽然早已在1994年即已被列入 “绿隔” 工程的实施名单,但是大红门地区很多村庄的拆迁和改造却迟迟推行不了。这其中的阻力因素自然很多,比如国有大院零散分布在集体土地上,比如村集体自己出租土地给企业作厂房或仓库,合同尚未到期,等等。但更重要的原因,是盼着拆迁的村民对补偿款的期待与最初的方案能够给予的数量并不吻合。在一轮又一轮地价上涨的大背景下,讨价还价也无休无止。

DSC03258

大红门村拆迁之后

直到最后,双方终于在新政策(四万亿催生的 “重点村” 改造工程)的引领下顺利达成一致,安置房动工,村庄拆迁开始。就在这时,一个新鲜又伤感的故事冒了出来:村子里还住着六七百户拥有城市户口的 “居民”(以区别于农村户口的 “村民”),他们的拆迁应该如何操作?这些居民不是 “村集体” 的一员,所以自然不会得到如同村民那样高的补偿和安置待遇;但是居民和村民都是邻居,他们之间有关补偿的比较也就很容易进行。结果就是:居民能获得的补偿远远低于村民,不满因此而生发出来,并最终落地,变成了 “钉子户” 现象。

地理学理论对 “空间” 概念的关系性思考正在逐步深入。其中一个重要的论点就是:“空间被我们表征和概念化的方式,也许会影响我们物质感知这个空间的方式,以及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方式。这些日常实践将进一步引导我们为自己建立特定的 ‘生活空间’,一方面承载、另一方面形塑我们的生活”。开心地搬进了安置房小区的村民,和倔强地守着自己租住公房的 “居民” – “钉子户” 们,其实都在(表征层面)构建和更新自己的 “生活空间”,并通过这一空间实践自己 “城市化” 了的生活。

空间的意义不止于此,它还成为地方政府掌控社会变迁的新渠道。通过协助构建村集体自己的开发公司,原先濒于解体的 “集体” 又重新获得了权力——由经济而传导至政治层面的权力。而村庄里那些被重新安置、被 “城市化” 了的村民,则在村集体的公司之中重新获取饭碗、按月领取补贴。在这个过程之中,曾经主宰着 “浙江村” 地区的社会排序话语 (the discourse of social ordering) 退场,让位给了空间排序 (spatial ordering),并经由后者组织了一套新的 “治理术” (govermentality).

在关系性的时空中,普世方案所宣称的 “普世性” 需要我们重新审视。如果你支持周教授的观点,认为市场机制是配置城乡土地与空间资源的最有效手段,因此农地应当被允许直接入市,那么你将如何处理权力日盛的作为房地产开发公司的村集体?他们作为集体土地的所有者的法律地位和事实状态是否应当取消、要如何才能取消?如果你支持华教授的观点,认为土地利用应当受规划管制,那么你如何看待中国的 “Planning for Growth” 的政经机制?规划与公权力之间的联结该如何对待、如何改造、如何更新?一个更无奈的问题是:改造和更新是否可能?

在我看来,与其从一个寰宇主义想象(”绿化隔离带”)的陷阱跳到另一个寰宇主义想象(万能的和不言自明的自由市场或者规划管制)的陷阱,我们其实有别样的选择。这就是重新观察空间,尤其是观察空间与国家/政治经济的接口,观察经由空间生产并反向重塑空间的种种社会关系,然后再立足于这种对关系性时空及其在地性的理解来重新想象其他可能。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一种对地方的全局感 (a global sense of place), 而不是全盘接受已被证明具有虚幻性的那些 “寰宇主义” 的 “普世方案”。

 

(本文发表于澎湃新闻 “市政厅”,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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