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tes on Antonio Negri’s Lecture Series Venue: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Management, Tsinghua University Dates: Nov 27, 29; Dec 1, 2014 开场白（汪晖） 奈格里教授的代表作是《帝国》(Empire, 2000)，探讨的基本概念范畴是国家与政治。在此之后又继续写作了《诸众》(Multitude, 2004) 和《大同世界》(Commonwealth, 2009)，构成了有关当今世界图景的三部曲。除此之外，奈格里教授还以其对斯宾诺莎的研究而广受赞誉。 奈格里教授不是单纯的学院派知识分子，他把学术和行动结合得十分紧密，并因此彻底改变了自己的生活。在1980年代早期，因为意大利前总理被绑架案件，奈格里教授被意大利政府逮捕并判刑，不得不流亡法国。在密特朗政权的保护下，他参与德里达创建的国际哲学学院的讨论，与德里达，德勒兹，福柯等人进行了密切的交往。 回到他的著作。《帝国》一书的核心关切是，在后结构主义之后，左翼能否重新描绘和解释世界图景？为了探讨这个问题，他在书中重构了国家的概念。这本书出版后不久，2003年奈格里教授访华，在北京的知识界掀起了广泛的讨论。当时的《读书》杂志就曾围绕着这些讨论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十年之后，奈格里教授又一次来到北京，开启第二次访问的行程。 《帝国》一书有三个中文版本，最新一版是江苏人民出版社在2008年推出的。目前他的另一本书也已经出了中文版，《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Marx Beyond Marx: Lessons on the Grundrisse）。本周六举行的第二场讲座将主要讨论三部曲的第三本书（《大同世界》, Commonwealth），主要论题是公共性。 奈格里教授的主要工作，总结起来看就是对纷繁复杂的现象进行理论概括。这是一项重要的学术任务，但是十分不易。 另外，第一场讲座请到了香港理工大学的潘毅教授作为演讲的评论者。她也是一位把学术工作与行动结合起来的学者，她及其团队在工人运动方面的努力已经为大家所熟知。第二场讲座的评论者是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崔之元教授。讲座由意大利留学生戈雅女士进行翻译 (Italian – Chinese)。 第一讲：作为后工业化工厂的大都市 (27/11/2014) 问题的起点是当代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转变: 它已经从产业资本主义转化为仁慈资本主义。在这个转变过程中，空间维度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聚焦点也相应地从工厂转移到大都市。夕日的工厂之于工人，就等同于今日的都市之于诸众（multitude）。这个转变的过程早已被葛兰西所揭示，在 Americanism and Fordism 一文中已经预见了后福特制的崛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福特制内含的四个要点（这里只记下了三点，分别是：企业管理，物质生产，财产资本）都日益陷入危机。与之相伴随的工人运动，也产生了日益瞩目的结果，这不仅体现在工人工资的增加，而且也逐渐推动了工人创造力的释放。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工人的共同性被创造。工人阶级否定了自己的中心性，开始正面以知识为核心的新经济结构。 资本主义新阶段的主要特点是，非物质资本、无形资本（主要体现在工人的教育、培训及工作经验）的意义显著增加，开始超越普遍资本的重要性；关键点逐渐转向了劳动者的自我培训和创造性的生成。在这种新的生活方式逐渐发展的过程中，新自由主义所追求的对公共性进行私有化的目标就开始酝酿冲突。 于是新的问题就出现了。这种资本积累形式的转变，取决于哪些空间条件？我们如何从空间的视角思考阶级斗争的可能性？在这个新的阶段，空间容器不应再局限于工厂，而是应该扩展到大都市的领土。换句话说，今天的工厂就是大都市。大都市是生产，交换，危机的容器。不仅如此，后工业化的大都市把所有差异放置在共同领土，成为不同主体相遇的共同空间，并因而笼罩共同性的存在。从这个角度看，如果我们希望将共同性从经济租的束缚之中解放出来，就离不开对这种空间的关注。绝对地租标志着对共同性的剥削，只有绝对民主才能解决问题——这种民主就意味着每个人都需要别人的帮助，因为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由此而产生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我们能否把城市居民与产业工人进行类比？事实上，诸众（multitude）与大都市的关系确实存在，但这并不单纯是剥削关系。现在，空间被一些社会学家视为崇拜的偶像，但这个观点存在着很严重的问题。在大都市这个空间之中隐藏着一种新的剥削机制，我们可以称之为萃取机制。为了应对这个状况，我们要去探讨一种新的剥削概念。在这里，统治者和资本从城市居民之中抽取力量和创造性，也就是把共同性转化为利润。 在资本主义的新阶段，劳动分工不再取决于其功能，并且也不再是主要的剥削形式。这种新的生产阶段可以被视为一种信息阶段，在这里资本和活劳动之间没有清晰的界限，因此很难直接确立剥削关系和萃取机制内部蕴含的关系。我们需要借助大都市及其空间。于是，在一方面，大都市环境生成着新的控制机制和剥削机制，同时也生成着边界的构造和对流动人口的限制，另一方面，大都市本身成为诸众的物质身体形式，并因而成为构建主体性的可能性条件。换句话说，大都市的经济秩序是一个整体，并包容着前述这两个截然不同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