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研究领域向来不缺乏论争的话题，更何况是在“城市化”正如火如荼的中国。 最近最令人瞩目的一个系列论战，当属周其仁和华生两位教授之间围绕土地用途管制和农地入市问题所展开的。华生教授的论点是，土地利用不仅是私权的行使，也涉及到公共利益，土地所有者的权利理应受到土地利用和城市规划政策的管制。周其仁教授则旗帜鲜明地反对这个立场，强调私权和市场机制应该在土地交易和使用的整个过程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尚未装进笼子里的公权力这只老虎不足为信，所以土地用途管制和城市规划政策并不具有充足的限制私权的正当性。 尽管立场相左，两人在论辩中所援引的却大多都是英美两国的例子。可英美的情形到底佐证了哪一方的论点？2015年4月4日《经济学人》 (The Economist) 发表了一篇处于同一论域的封面报道。虽然文章被冠以 “Space and the City” 的标题，真正处理的却也是土地利用问题。文章中归纳了英美城市发展的两股潮流，第一股是在十九世纪晚期以前的无管制扩张，第二股是十九世纪晚期以降逐渐完善的土地和规划管制对城市扩张的限制，比如分区规划 (Zoning) 和修建绿化隔离带 (Green belt)。 《经济学人》文章的核心观点是，现有的（英美）土地利用管制手段和城市规划政策已经造成了地价、房价高昂等不经济的后果，亟须重新思考如何在社会公义与私人成本之间构建更健康的平衡。作为应对，政府应当考虑一方面将规划/分区的权力收回到更高层级（以防止社区为了私利损害城市整体的公共利益），另一方面开征（或者加征）土地价值税，以鼓励对未充分利用土地的开发。 与之相应和的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LSE) 经济地理教授 Paul Cheshire 近期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光看标题就能猜想出他的核心论点了，比如 “绿化隔离带迷思已经成为伦敦房价上涨的幕后推手”，以及 “在绿化隔离带上建房子吧：现在的问题只是建在哪一片而已”。看起来，“绿化隔离带” 这一英国规划界的骄傲成就（有时甚至被提高到不列颠民族身份认同的高度）俨然成了众矢之的。 有了这一系列背书，我们仿佛可以很快得出结论：土地利用管制和城市规划政策往往不仅无法实现目的，反而会造成经济上的无效率，因此周其仁教授的论点才是为事实所验证的那个。但是且慢，英美的故事在何种程度上能够成为解答我们自己问题的线索，这个问题本身就很关键。 在周华之争中，无论二者观点如何迥异，相同的特征是涂改和工具化地使用地理知识：周教授在种种保护私权的判例之外选择性忽视了公权力在城市空间变迁中的地位，而华教授为了论证公权力的意义也不得不转向东亚四小龙所表征的“发展型国家”的案例，而不管中国与“发展型国家”这个概念之间的距离。 对地理知识的投机性引用就是大卫哈维所界定的“地理意义上的平庸之恶” (the geographical banality of evil) 的典型样态。在这里，种种普世主张都宣称自己可以跨越历史和文化，超脱任何空间和时间的局限；当宣称的实际结果不奏效时，只需要怪咎于某地的特殊性即可，那普遍规则是不可能出错的——就如同世界银行贷款在非洲修建的许多表征着“现代性”的水坝，以及奋战在智利的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等案例所表明的那样。 为了躲开这个陷阱，我们就得更加关注空间概念和在地知识，在批判性地审视种种看起来美好的 “寰宇主义” (cosmopolitanism) 的同时，更深入地认识当下的、关系性的时空。在周华两位教授的论域之中，核心的关切并不是不列颠的民族认同会否受损，或者美国的分区应该由哪一级政府负责，而是正在“城市化”的我国广大 “城乡结合部” 应该如何处理土地和规划问题（因为将要入市的农地大多位于此处）；为此就需要把焦点转移到 “城乡结合部” 及其规划问题上来，看一看在这里空间与国家/社会是如何相互作用的。 意识到“寰宇主义”和在地知识的潜在张力之后，很快就会发现普世的诱惑无处不在。就比如，在北京的城市规划和土地用途管制体系中，有一个核心的部分也叫“绿化隔离带”。看见这个名字，诸位大概也不禁会问：北京的 “绿隔” 是怎么来的？与伦敦的 “绿隔” 又有什么异同？简单说来，“绿隔” 这个理论 “旅行” 的起点确实是伦敦，后来经由1930年代的莫斯科辗转来到1950年代的北京，最后在1990年代被落实到图纸上和实践中。 这些城市的 “绿隔” 同源，并因此有相似的定位：建立在城市中心区周边，作为控制城市空间扩张的工具；以绿色空间构建生态屏障，缓解污染问题，提供景观休闲场所。但是同源并不意味着北京的 “绿隔” 有着和伦敦类似的地位和效果；而且恰恰是其间的差异具有异乎寻常的重要性：这些差异所蕴含的在地知识不仅构成了反思普世方案的条件，而且是揭示关系性时空的重要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