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奥斯卡典礼像电影一样精彩纷呈，最吸引眼球的片子最后并非大赢家——这倒让我松了一口气。并非所有电影都是热闹喧嚣的，而有时这种并不热闹喧嚣的制作，反而更能让人眼前一亮，比如斩获了最佳男主角和最佳原创剧本的电影 Manchester by the Sea（《海边的曼彻斯特》）。

初看起来，曼彻斯特这个地名，在电影语言里显得并不那么重要。小城里那些痛苦的回忆、柔软的人心、微妙的关系，才是真正打动人心的内容。这种痛苦、苍凉和不复往昔的情绪，并不只限于那个时间和那个地点，并不只限于 Lee 的遭遇。在电影的结尾，重新张起的船帆成为显示乐观情绪的重要意象，仿佛是在为必将过去、即将过去、已经过去的风暴鼓与呼。但是在别处，在痛苦和苍凉的情绪聚集着的很多别的地方，这种乐观情绪却了无踪影。

有的风暴从未过去，或者并未以我们以为的那种方式过去。

就让我们暂时转移视线，去看一看大西洋对面的那座曼彻斯特吧，一座已经在（后工业化的）时间的长河里被冲刷得完全不像曾经的样子的城市。在某种意义上，这座曼彻斯特也是一座悲凉之城，这里的不复往昔，比起海边的曼彻斯特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如果更深入地去探索历史的尘埃，我们能看到的故事远远不止这些……

 

恩格斯的曼彻斯特

就在电影开始在英国上映的档口，不少勤劳勇敢的曼彻斯特人民跟着自己的好奇心开始搜索：海边的曼彻斯特在哪里？答案让他们大吃一惊（不妨从英式幽默的视角看待这一反应）：原来还有别的曼彻斯特！他们竟然还拿了奥斯卡！天理何在！

英国的这座曼彻斯特并不靠海，却曾经是世界远洋运输的中心。在十九世纪蒸蒸日上的工业时代，曼彻斯特通过世界上第一条铁路和不远处海边的利物浦连为一体，共同构筑起了英国工业大发展的地理基石。

 

日不落帝国的海外扩张和工业发展，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不同形态。通过远洋运输，殖民地的原材料（比如印度的棉花）被运输回英国本土，然后在工业中心加工成最终产品，再输送到世界市场——19到20世纪中国市场上充斥的各种「洋」字开头产品，就是这么突然冒出来的。就棉纺织业而言，利物浦、曼彻斯特和其所处的兰开夏郡，在当时已经成为全球生产链的核心环节。

从1842年秋到1844年夏，被父亲派去曼彻斯特做生意的恩格斯，对这座城市和它的人民做了二十一个月的田野调查。他的方法，类似当下一些在华南工厂做田野的人类学家。而他当时也和一个「厂妹」走到了一起，这个爱尔兰姑娘对他深入观察爱尔兰苦工群体帮助颇多。

当恩格斯从德国抵达不列颠的时候，首先吸引他的注意力的就是城市，是城市空间的漫无边际的扩张，和到处杂乱地安插着的「贫民窟」。这种场景在在曼彻斯特尤为典型：雄伟壮丽的河景街景和肮脏拥挤的工人阶级蜗居处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这立刻促使恩格斯得出了他关于「社会战争」的论断：「社会战争，一切人反对一切人（All against all）的战争已经在这里公开宣告开始……每一个人都把别人仅仅看做可以利用的东西；每一个人都在剥削别人，结果强者把弱者踏在脚下，一小撮强者即资本家握有一切，而大批弱者即穷人却只能勉强活命」（《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大城市》）。

在每一个大城市里，都有一个或者几个挤满了工人的贫民窟——「英国一切城市中的这些贫民窟大体上都是一样的；这是城市中最糟糕的地区的最糟糕的房屋，最常见的是一排排的两层或一层的砖房，几乎总是排列得乱七八糟，有许多还有住人的地下室」

为什么会这样？恩格斯立刻把矛头指向了工业时代：

「要知道，一切最使我们厌恶和愤怒的东西在这里都是最近的产物，工业时代的产物……只是工业才在这些老房子之间的每一小片空地上盖起房子，来安置它从农业区和爱尔兰吸引来的大批的人……才可能把他赶进对其他任何人都是太坏的住所，而这种住所工人得花自己的血汗钱来享用，直到它最后完全倒塌为止；所有这些都只是工业造成的，而如果没有这些工人，没有工人的贫困和被奴役，工业是不可能存在的。」

 

19世纪的反城市乌托邦

在1872年，当恩格斯又一次动笔讨论城市，写下《论住宅问题》的时候，先前的结论得到进一步推进。

不同于当时流行的蒲鲁东主义者要求废除住宅租赁制度，把承租人变成分期付款的房主的论调，恩格斯强调：大城市的房屋短缺问题并非最主要的社会矛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是核心。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工业生产，大量工人才被引诱到城市里，城市空间才会过度膨胀，住房才会短缺，城乡矛盾才会被推向极致。在他看来，通过社会革命改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是最根本的问题，而住房短缺一类的次生问题，最终只能通过改变生产方式才能实现。

早先在曼彻斯特观察到的城市贫民及其生存环境，给了恩格斯极大震撼，以至于他在城市空间和资本主义的罪恶之间画上了等号，并且把城市与乡村的对立视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运转的基础之一。它可以，也必须被社会革命消灭。

正是在这里，恩格斯的思路最终与空想社会主义者（比如傅立叶）合流。他宣称要「使人口尽可能地平均分布于全国」，「使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发生密切的内部联系，并使交通工具随着由此产生的需要扩充起来」。长期观察伦敦和曼彻斯特等大城市，尤其是观察其中的贫民窟，最终把恩格斯变成了一个反城市主义者(anti-urbanist)。

陷入了乌托邦思路不能自拔的恩格斯，在之后不久的《反杜林论》中，进一步把这一观念「发扬光大」：消灭资本主义劳动分工，就是要消灭城乡分工这一前提，而消灭城乡分工，必须通过人口在全国尺度上的均匀分布来实现——城市将会消失，城市必须消失……这一宣言，将很快回响在20世纪的欧亚大陆：经由恩格斯的乌托邦，19世纪的曼彻斯特在历史中投下了远比它自身厚重的阴影。

这道阴影，顺着20世纪社会主义的线索来到北京。

 

反城市乌托邦的北京实践

我们把目光转向1950年代的北京。苏联、东欧、中国等国一直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视作自己的核心政纲。于是，恩格斯对城乡对立的乌托邦式思考，也随着这一「主义」进入官方意识形态，并且很快变成了政策与实践。在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年代，尤其是1957年之后，消灭三大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被提上了议事日程，随着「大跃进」的种种政策一起遍地开花。就是在此时，对「城乡差别」的认识和处理给北京带去了影响深远的空间效果，并一直持续到今天。

 

 

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之后，北京市立刻响应毛泽东 的号召，修改了三个月前刚刚由苏联专家绘制的城市总体规划。在当年9月递交中央的报告里，北京市委如此表达自己的决心：「城市的发展究竟是要有利于巩固工农之间、城乡之间、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还是要有利于逐步消灭工农之间、城乡之间、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这是规划工作者走资本主义的城市建设道路，还是走共产主义城市道路的尖鋭问题……」（北京市档案馆，卷宗1-5-253）。

为了促进工农结合和城乡结合，并顺应当时正蓬勃发展的「人民公社」，北京市委向中央保证：今后的工业将主要安排在远郊区的人民公社里；这些人民公社将和新划定的四十多个卫星城（包括南口、昌平、顺义、门头沟、长辛店、房山、良乡、通州等）紧密联系，共同形成新的环绕市区的子母城体系。与此同时，市区将被分割成一个个的小「集团」，集团之间由成片的绿地分割；在市区六百多平方公里的地面上，还要大量安排小面积丰产农田，从而使市区也成为城市和农村的结合体。在这样的基础上，「分散组团式」的布局形态最终被确定下来，并被视为消灭三大差别、迈向共产主义的一个重要条件。

 

乌托邦北京的当代幽灵

你亲眼目睹了北京这座城市摊了几十年「大饼」，沿着一圈圈环路扩展，也许会问：这个分散组团式布局，现在早该不存在了吧？ 。

然而，这一布局形态不仅没有被取消（它依然是2004年北京市总体规划的指导思路），而且构成了现在北京市兴建通州副中心和疏解人口的合法性来源——「北京城里这么拥挤，为什么不疏散一点人口出去？说好的卫星城呢？」生气的上峰如此责问市里的有司。接下来的故事，我们都已经很清楚了：通州这个曾经画在纸上（但一直没怎么好好建设）的卫星城，一夜之间变成了北京城市副中心，甚而成为京津冀一体化的前沿。

上述政策链条里存在很多问题。比如说，「分散组团式」布局本身是否曾合理过？现在是否依然合理？规划图纸本身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社会问题？又比如，北京到底有多「拥挤」？ 「合理的城市规模」这样的思维本身是否有问题？所谓的疏解人口、控制规模，与现在高涨的房价是否有关系？恩格斯的乌托邦投下的阴影为什么竟会在房价高涨的时代产生更大的影响力？再比如，北京市为什么会吸引越来越多的人挤破头涌入？是因为大家喜欢这里，还是因为这里充满了别的什么东西，一些因为政治经济原因只存在于北京而在别处无法获取的东西？

即便城市真的有「承载力」限制（这是存疑的），即便北京真的有了所谓「过载」（这也是存疑的），我们是否没有别的方案，而只能以现在这种种非人的手段去「疏解人口」？ ——吃不了早餐买不了菜的人不计其数，孩子上不了学的人更是数不胜数，而在最近的新闻里，高房价也被有司说成是控制人口和产业升级的利器。这会不会导致（或者说，它本身是否已经成为）一种新的形式的「社会战争」，就像我们最近已经在五环外的[皮村][1]看到的那样？为了理解今日的北京，我们需要回到曼彻斯特，回到1840年代的那座世界工业中心。因为在那里，此时此刻在北京的空间故事早已上演：阶级的空间隔离，政府的清理掩盖，投机的地主（「种房子」的京郊农民），日渐高企的房价房租……

但无论是悲剧还是闹剧，做决策的人永远不需要承担他们所做决策的后果。市长的交椅换了又换，曾经的军令状已没人再提。在上峰一次又一次的视察之后，真正的空间问题（和解决方案）已经没有人会去严肃讨论和反思。仿佛只要顺从上意，我们现在在城市里看到的这些苦难自然会走向皆大欢喜的结局。最后，大家都成了活在历史的阴影里而不自知的人，甚至以为自己的行动必然会带来理想的结局——在这一点上，倒是达到了和恩格斯差不多水平的乌托邦状态。

对乌托邦的否定在当今的曼彻斯特体现得也相当明显，虽然是以一种完全未曾预料到的面貌呈现出来的。随着世界工业体系的转型和经济重心的转移，曼彻斯特的地位早已不复当年。在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座城市的人口甚至比不上一百年前的水平。如今走在通往城南的主干道Oxford Road上，人气的冷清甚至会让人怀疑这里是否曾繁华过。如果不是路边张贴的历史图片的话，根本没有别的迹象可以供人去凭吊过往。而当年恩格斯观察的很多贫民窟，现在也都已经被改建得面目全非了——大多都成了那种宁静清新、田园牧歌的样子。

 

 

 

乌托邦之后，空间作为方法

即便如此，城市依然在那里，城市并没有被取消。城市空间的这些变化当然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型」和「升级」，也不意味着社会公正和天下大同的实现。但是这些变化和恩格斯的观察之间的距离值得我们深思。若当初那些让人走向反城市主义的因素已然消失或变形为别的样子，我们该如何去重新解读城市和城市空间？

尤其是在中国，当我们不幸正处在一个土地财政肆虐的时代——从1999至2016年，地方政府卖地收入累计收入超过[三十万亿][2]——当我们每个人都在为高涨的房价而焦虑，恐怕住房问题，早已超过城乡对立而成为主要矛盾了吧。更为吊诡的是，在这里，阶级隔离、清理掩盖、投资投机正是顺着恩格斯当年取消城乡差别的话语推进的。这是历史的狡计，却是我们的生活。

正因为此，我们亟需发现或建立新的认识城市的方式，一个不同于恩格斯的方式。城市空间也许容纳了很多不义与罪恶，但这并不意味着城市本身等于不义与罪恶。恰恰相反，任何意图成功的反抗努力，都必须首先认识到城市空间蕴含的政治势能，并且学会正确地引导和凝聚这些势能，而不是要一劳永逸地取消城市的存在。

在地理学家Doreen Massey看来，调动这种政治势能，正是使[空间成为方法][3]的题中之义。空间并不是空的，它不是一个客体或容器，它具有自己的关系性乃至能动性——这是恩格斯在他的「自然辩证法」里完全忽略了的东西。

当然，恩格斯并非没有可取之处：在他批判蒲鲁东主义者的时候，特地强调说，住宅问题引起这些人的注意，是因为这个问题不仅影响到了工人阶级，而且影响到了小资产阶级。那么今日的北京呢？当高房价让人怨声载道的时候，当皮村拆迁引得关注工人命运的人（这也是学界的一股新潮流）痛心不已的时候，当豆瓣书店和三里屯酒吧纷纷被砌到墙里面的时候，是谁在说话？又是谁被取消了发声的权利？大家可还记得七年前被拆迁的唐家岭？可还记得三年前被拆的147家早市（和里面被驱逐的数以万计的小摊贩）？可还记得两年前被拆的昌平北四村？事实上，住在北京五环和六环之间的那将近五百万外来人口永远也上不了头条——除非他们的故事和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兴趣挂上了钩。若要使空间成为方法，首先就要使这种挂钩成为常态，而不是变成展览「六环比五环多一环」那样的小清新趣味。

恩格斯看到了开头，却并没有猜对结尾。川流不息的日常生活，最终破灭了他的乌托邦迷思，留下的是他的反思意愿和批判精神——当然，后者在当下这个时代依然可贵，尤其可贵。

这便是那座不在海边的那座曼彻斯特城，给我们上的一堂历史课。

 

 

 

（本文发表于端传媒-观点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