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品生活》对于所有热爱城市的人来说都是一本必读之作。我们太习惯于听从一些关于城市的宏大叙事，比如所谓 “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 ，却很少将目光投向我们的周遭，观察构成了我们在城市生活的诸多元素。在 “垃圾分类” 即将落地北京的时刻，我们与其热烈地拥护城市治理的一个新面貌，不如停下来反思片刻：自己真的理解垃圾/废品之于这座城市意味着什么、承载着什么吗？

胡嘉明和张劼颖合著的这本书从废品的文化意义、社会性和物质性入手，意图通过描写拾废品人和收废品人与垃圾之间的互动来进一步呈现以废品为中心的另一种城市主体性和社会网络。结合最近学界热议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NT），他们还希冀将《废品生活》中传递的信息综合起来，构成我们理解城市化和城市变迁的 “一个重要的分析范畴”（第17页），而不是简单地停留在我们耳熟能详的“最大受害者”叙事之中。

全书的框架简洁明了，分别从非正规经济的日常面向（第一部分）、被构建的邻里和乡愁（第二部分）和城市化过程中的 “废品空间”（第三部分）等分析视角切入，分类讲述了十多个以废品为生者的故事。

在非正规经济经济的范畴里，我们可以通过他们的创业史和生活史来了解行业概况、运作系统以及获利的秘诀，并以此来厘清而非拒斥非正规性在社会经济过程中的意义。在社会交往的视角之中，我们能在他们的故事里读到很多非常有趣的临时组装家庭的故事，以及在这些短暂的栖居里被一以贯之地构建起来的乡愁。最后，在空间的维度，这所有的故事都发生在所谓 “城乡接合部” 之中，以一种压缩和断裂的方式和其他很多同时发生的城市故事并置在一起，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城市前沿。

这样的案例组合方式自然有其价值所在，它可以方便作者把田野观察和分析框架流畅地嫁接在一起，也能帮助读者直观把握废品生活的核心面向和维度。但是我觉得这样的编排方式也有一些值得商榷之处，其中最为直接的一点就是田野笔记（原料）和学术著作（成品）之间的间隙如何跨越的问题，这也正是短评中不少读者提到的“写得浅”的问题。

这里所谓的间隙，并不是说一定要用理论的宏大框架碾碎和重构故事细节，而是说读者们可能会期待作者把故事的内在脉络梳理和呈现得更加清晰，而不是简单地把故事主体 “如实直书” 而已。在书的不同部分，有一些共同的主题萦绕在很多故事之上，然而作者的笔触受限于既定的框架（三个部分），没有能够进一步揭示与分析不同故事中所共享的这些主题。

从我自己的理解来看，有两个主题特别值得做进一步探讨。而在此基础上，还有若干方法论的议题可以做进一步思考和反思。

第一个主题是朝不保夕的 “自由” 。在第一部分中，作为 “城市采矿人” 的王大哥将自己定位为一种低端的 “企业家” ，虽然收入并不十分丰厚，但是却能主宰自己的工作节奏和时间。这样的生活方式和时间性与在厂子里打工的时候截然不同。在第二部分对拾荒群体的刻画里，“自由” 这个词再次出现，比如程大叔将每天赚的钱拿在手里解读为一种寓意着安全感的 “自由”。这里的 “自由” 又多了一重内涵，也给我们提供了又一个透视废品生活和生活者的分析视角。

作者并非忽视了这个维度，他们在别的地方评述道：“他们的 ‘自由’ 其实是没有假期、没有保险、没有任何保障的……也可以说，是以一份没有社会认可的工作换得的” (第88页)。但是我觉得对这种 “自由” 话语的分析不应该止步于此，我们如果真的意图描绘废品的能动性的话，收废品人所言的这种 “自由” 就构成了一个绝佳的切入点和进入路径。当然，我们也能在这里把作者没有关注但事实上同样重要的政治经济过程接入到叙述之中，从而更加全面地理解这样的废品生活之缘起、之多重效果。

第二个主题是 “老家” 和乡愁的构建。这同样是一个贯穿了全文很多故事的主题，从开头马大姐的看法到后面的小玲和程大叔，作者敏锐地捕捉到了他们的生活里不可或缺的一个 “他者” ——老家。这是一个与当下的 “临时” 生活相对立的存在。作为一种精神寄托，“老家” 可以被具象地凝结在村上新建的楼房，或者在县城里新买的电梯房，但是却与拾废品人的日常生活（当下和此刻）交集甚少。在这种被构建的乡愁里，进入城市而不可停留的命运被转译为自身 “永远是农民” 的身份认同之中，这一身份认同相应地被空间化为对纯洁、美好的 “老家” 的重新发明，以便固着自身的社会网络和 “面子”。

作者在书中对 “老家” 这个议题做了比较好的反思（集中在96至97页），但是这些反思被局限在社群性的构建这一叙述脉络里，仅仅被视作废品故事的主体在社会化过程中的一个侧面。在我看来，这里所呈现的 “老家” 话语突出地构成了理解废品生活（乃至更为宽广的城市生活）的一个坚实基础。它表达出了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独特风格——一个在城市前沿和农村前沿同步推进的社会-空间变迁。这两个前沿的并存在废品生活中尤其鲜明，因为这些主体的特定社会位置决定了他们对自身身份的低认同和对替代性选项的渴望，于是才会把面子寄托在家乡的房子（电梯房）和随礼（社会关系）上，而非当下的冷水村。

而冷水村正是这本书的主角，也是作者在第三部分着力刻画的 “城乡接合部” 空间的一个典型代表。如果只是想从直观的维度把握这样一种城市前沿的样貌，那么书中的信息已经足够丰富；但是如果要把针对此类空间的讨论推向深入，那么还存在着一个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方法论议题：我们是否可以通过人物故事本身刻画空间？作者在书中坦诚，第三部分中 “几个故事的主人公不一定是收废品人，但他们是这个独特的非城非乡空间的实践者、行动者” (第171页)。

借助黑车司机宋师傅、装修工袁大哥和不愿透露姓名的老乡大姐的故事，作者在这里很好地呈现了一个典型的城市边缘的社会和空间形态。这样的形态是立体的，充满了不同的梦想、不同的记忆、不同的营生和社会关系网络。但是从一个更加关注空间问题的研究者的角度来反思，我觉得这里用人物描写空间的尝试依然有一定的局限。面对不断变迁的城市进程和其中不断转型的日常生活，我们如何能更好地描写和分析空间这个维度？空间和日常生活之间的更加合适接口可以在哪里找到？我们的立足点又应当如何放置？这些问题依然需要我们在以后的研究中做进一步探讨。

与之相关，但是相对来说更加宏大的另一个方法论议题是：行动者网络理论（ANT）到底在何种程度上帮助我们重新理解了垃圾的能动性以及由垃圾塑造的废品生活的样子？这是作者在导言中着重提出的一个理论和分析框架。他们借助 Latour (2005)，认为真正的社会分析必须同时关注人和物，将两者的地位统一用 actant 来标示，从而更好地分析人与物之网络的构建过程和社会文化意义。

但是，在书中三个部分的分析过程之中，这一分析框架虽然时常出现于故事结尾处的述评之中，却并没有能真正扮演核心的 “分析” 框架之角色。我这里的疑问与其说是质疑分析框架和废品生活之间的脱节，不如说是在追问 ANT 的分析限度：在一个不允许（或者说轻视）国家、权力和资本在场的制度分析框架里，我们最终收获的是一个崭新的分析视角、范畴和可能性，还是一个与现实渐行渐远因而缺乏解释力的扁平本体论 (flat ontolo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