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城市时代是一个投机的时代。 在等待拆迁的城中村里，在疯狂抢购的售楼处门口，在频频爆出的“地王”报道中，在仔细计算“六个钱包”的承受能力的计算器旁，在红着眼睛追踪城市房价的上涨速度的时刻，甚至在每一张“假离婚”或“假结婚”的证书里，我们所有人都成了一个躁动的城市时代的见证人和亲历者。 城市的决策制定者们也不例外。他们往往把目光投向远方，投向一个被许诺的未来——在他们看来，这个未来可能正在此刻的纽约、伦敦或者东京上演，也可能深藏在当地厚重的历史积淀和被时光湮没的地景之中，而他们愿意用自己的雄心和毅力把这份许诺照搬到此时此地。在政策制定的各个环节，一种无法言明的“渴望”往往主导着城市的规划图纸和政策文本，而这些文书又中介和转化着过去、现在与未来。 在真实存在的当下和被期许的未来之间，有着无数条模糊但又客观的罅隙。行进在时间之轴上的我们大概可以避开其中一些罅隙，但却无法保证能规避它们全部。这就造成了一种不确定性：没有人知道那个被渴望和许诺的未来何时能够到来，甚至是否能够到来。 城中村的改造可以拆了又停，然后换一种名字和面目再卷土重来。村民们能做的常常只有等待，而栖居其间的“流动人口”则要时刻做好迅速搬家的准备。 大中城市的房价也可能会发生分野，价格先在小城市松动开来，然后逐渐传导，到最后甚至连大城市的核心地段和所谓“优质楼盘”都风光不再。“六个钱包”换来的房价上涨的希望消弭于无声无息之中。 很多地方政府也会逐渐发现，“地王”的时代慢慢结束了，曾经的“地王”可能已经债务违约，甚至身陷囹圄。以土地作为标的物的击鼓传花游戏几乎玩不下去，只能靠自己麾下各种改头换面的城投公司来给自己接盘。 有的地方也许能够以巨大的代价完成令人瞩目的景观构建，打造出新的古建和奇观，但更多的地方并没有这么幸运，曾经构想得有多么大胆，现在失落得就有多么寒酸。 大同城墙（摄于2013年7月） 所有这些故事，最终都指向了如下关键词：投机性城市主义（speculative urbanism）。 投机的起点是面对不确定性时的焦虑——世界在变，而我要如何应对？一个直接的应对策略，就是尽己所能地去参与大家都在热衷的那些话题和游戏，生怕会落了下风。在城市空间之中，这就意味着土地和房地产的交易变成焦点，它们不仅有着市场交换的属性，还关联着文化和情感维度的意义。 但我们还需要继续追问，这种空间意义上的不确定性和焦虑体验，以及相应的应对策略，又是如何一步步被造就出来的？是谁在主导着这样的转变历程？批判城市研究者 Gavin Shatkin (2017) 针对亚洲城市进行了深入调研，提出了亚洲城市政治的“地产转向”（real estate turn）的论断。 在Shatkin看来，东亚、东南亚和南亚很多地方，国家行动者都在纷纷尝试加大对土地市场的控制力度，并将其转化为国家治理和合法性建构的重要手段。换言之，土地市场的建构和扩展，以及随之而来的地产繁荣，在亚洲语境下应当被视为“一种带有特定治理目标的政策工具”，而非单纯的市场行为。 这一论断接续并发展了大卫·哈维著名的“城市企业主义”理论 (Harvey 1989)，在亚洲语境下凝练出了一条别样的政治经济解释路径，并凸显了国家在其间扮演的关键角色。社会学家Michael Goldman 在印度也观察到了类似的现象，他还进一步将当地的种种政府作为归纳为“投机性治理”，并辛辣地评论道：“地产变成了真正的国家”（real estate becomes the real state）。 不仅如此，Goldman (2011) 还为我们贡献了本期的主题词——投机性城市主义。城市主义最初被路易斯·沃斯界定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以区别于传统的乡村生活方式。而在亚洲的城市巨变之中，我们正在经历和所要理解的这种城市生活方式已经全方位地被土地和地产的关切所笼罩。 在土地/地产主导的治理路径和政策过程之中，我们不得不经历前面陈述的那一系列故事：城市规划和发展战略的冒险性不断提升，新自由主义的治理思路不断扩散，日常的不确定性和焦虑不断加剧，社会和空间正义的关切也让位给了对速度、规模、吸引力和国际竞争力的追求…… 然而，投机是一个跨越了不同尺度和领域的动态，除了宏观的政治经济结构和进程之外，它也镶嵌在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甚至思维方式之中，让我们不知不觉间成为特定政经结构的同路人（乃至拥趸）。 在人类学家 Laura Bear (2020) 看来，投机并不是赌博、虚幻或者占卜的代名词，它应当被理解为一种面向未来的情感劳动、体力劳动和智力劳动的复合。未来总是内蕴着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所以我们不得不动用自己的理智和劳作，借助各种各样想象的技术（the technologies of imagination），去应对不确定的价值和变动的伦理秩序。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在改革开放之初响彻特区的口号就是一个在时间维度上运作的想象的技术，它以一种点石成金的姿态把日常生活的节律裹挟进了商品经济的号角之中，其中被许诺的速度、效率和光明的未来让我们无法抗拒。 打造“世界城市”、房价一定会接着涨上去、拆迁之后就能发家致富、努力攒钱在老家县城买套房子……诸如此类的话语和信念也是想象的技术，它们虽然来自不同的主体，也指向着不同的人生，但是都把空间转化为一种积累资本的手段，在城市的肌理和生活的足迹之中嵌入了各种或明或暗的计算、评估和想象。 「城识」公众号近期将围绕着投机性城市主义这个概念，向大家推介四篇针对印度、加纳、越南和印度尼西亚城市状况的讨论。希望读者朋友们能够通过这些文章进一步了解班加罗尔的“世界城市”构建历程、阿克拉的房地产前沿、非自由主义语境下财产的时间性以及雅加达洪水危机的投机性建构，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到这些“别处”城市状况与我们自身城市经验的相关性——往往只有把视线投向别处，我们才能更清楚地看到自己。 下面四篇文章的导读将在三月份陆续推出，欢迎大家关注！ Goldman, M. (2011). Speculative Urbanism and the Mak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