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这是「城识｜关键词」栏目的第一篇推送。 近半个世纪前，雷蒙·威廉斯出版了影响深远的《关键词》一书，用一系列彼此关联的词条和例句来阐释变迁中的文化与社会。借助这一系列关键词，威廉斯得以剖析词汇背后的意义历程，描绘社会实践和思想图景的变迁，并厘清他所处时代的情感结构（the structure of feeling）。 “情感结构”与意识形态不同，它意在捕捉人们在面对文化与社会变迁时内在的情感反应——这些情感暗流往往以细致而微的方式塑造着社会、艺术、文学和日常生活动态。「城识」公众号力图在方法论上借鉴威廉斯的做法，努力捕捉我们时代的“关键词”和城市变迁过程中的“情感结构”。 我们将遵循威廉斯在书中选择词语的两个标准：一是在特定的活动及其阐释中具有意义和约束力，二是在特定的思想形式中具有意义和指示性。由此出发，我们希望能够深入城市词汇和语言的内部，剖析它们所关联着的城市状况、城市经验和城市进程，更细致地描绘社会变迁的时空图景，从而更好地理解和把握这个正在展开但又充满矛盾的“城市时代”。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从“为什么没有中国版的城市政治学”这个问题出发，进一步聚焦“城市”、“空间”与“政治”三个关键词。这一讨论立足于列斐伏尔、大卫·哈维和多琳·马西（Doreen Massey）等人提供的思想资源，力图展示这些关键词“在特定的思想形式中具有的意义和指示性”，同时也充分关注中国的城市（政治）状况，希望能够为读者朋友们提供一个别样的分析视角，帮助大家更进一步反思周遭的城市变迁。 一、如何谈论城市政治？ 2015年时，有一位城市规划出身的青年学者写了一篇文章，其中有一个小节的标题叫《为何没有一门城市政治学课》。文章的核心观点是，城市政治学是对城市权力的追问——无论是向权力讲述真理，还是参与决策权力，这都是规划的一个基本关切。以往的规划师往往只埋头画图纸，他们并不十分关心城市规划从编制到实施的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错综复杂的权力关系。但是这种忽视很可能导致他们的蓝图只能是一张“蓝图”而已。 这是上面那位作者想要表达的观点，而为了论证这个观点，她引用了一本经典教科书——《城市政治学理论》。如果遵循传统的城市政治学的框架，那么我们的讨论就必须围绕这几个议题： （1）政治权力的结构：具体来说就是精英政治和多元论的纷争，城市权力是掌握在少数的精英手里，还是广泛分布在不同的人中间，是他们的互动造就了一种多元的权力格局？ （2）政府组织的结构：民选官员与所谓的官僚制——那些政府官员——之间的关系，何种构架和安排最为合理有效？ （3）政治行为的结构：不同的行为主体之间如何联盟，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来主导一个城市的政治决策，改变决策者的政治行为？ （4）空间关系的政治：它立足于古希腊的城邦概念之间的连接去思考，在一个在现代的城市语境里边，有什么样特定的政治、经济和空间结构和政治行为、政治结构、政治组织的编排。 但是，这些“正统”的、“经典”的城市政治学理论，并不能帮我们解答此时此地的城市困惑。《城市政治学理论》——这本书和以它为代表的这个学科——太多地受制于美国的语境。哪怕是在上世纪后半叶逐渐获得统治地位的增长机器理论[1]和城市政体理论[2]，也与纽黑文或者亚特兰大这样的地方政治状况紧密相关。但是问题是，来自这些地方的城市政治经验为何适用于中国？我们又为什么一定要削足适履地开展这种“应用”？ 也许，我们可以不再谈论“urban politics”，而是把目光转向“politics of the urban”。表述上的微调，可以提醒我们努力把城市政治学从美国语境里摆脱出来，从而去重新思考中国的城市经验——这也正是“把中国作为方法”的题中之义。 在日本汉学家沟口雄三看来，“以中国作为方法，就是以世界作为目的”[3]。换言之，我们要立足于中国的城市经验（和教训），来与其他国家的观察者和研究者做更进一步的对话，从而更好地在全球的尺度上理解我们的城市变迁和城市变迁背后的权力关系，这才是城市政治研究（politics of the urban）真正应该关切的问题。 而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三个关键词——城市、空间和政治。 二、关键思想家 在我们的讨论里，有三位思想家扮演关键角色：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和多琳·马西（Doreen Massey）。 列斐伏尔1901年出生，1991年去世，见证的正好是一个革命的世纪。他在早年是法共（法国共产党）的笔杆子，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很多写作是法共的经典文本，但是在上世纪50年代因为反对斯大林主义被法共开除出党。在那之后，他的关注重心逐渐从农村问题转移到城市问题。到了1968年，他提出了著名的“城市权”（the right to the city）概念，在 1970年出版了重要著作《城市革命》，1974年出版了代表性作品《空间的生产》。 大卫·哈维在中文世界也许更有名一些。他出生于1938年，在生涯早期主要做定量的地理学研究，并在1969年前后出版过一本关于地理学定量方法的教科书（《地理学中的解释》）。但是，在前往美国的Johns Hopkins大学任教之后，他发现巴尔的摩有很多无家可归的非洲裔美国人，这些社会不正义的问题引导他逐渐转向对马克思的阅读。在与《资本论》对话的基础上，哈维在1973年出版了他的经典著作，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这本书也标志着人文地理和城市研究的一个批判转向。[4] 多琳·马西生于1940年代，在2016年去世。她在1970和1980年代是新马克思主义阵营的重要成员，提出了著名的“劳动的空间分工”（the spatial division of labor）理论。面对诸如英格兰东北部“锈带”（Rust Belt）这样的地方，马西提出“空间不仅是经济活动的背景，而是组织和体验这些经济活动的核心环节”，权力关系、全球联结、地方与身份认同以及空间本身的多层次和多维度，这些不同的动态彼此相互交织，共同塑造了全球化时代的本地苦难。 到了1990年代之后，她开始尝试着把新马克思主义立场与女性主义的分析视角结合在一起，同时也十分关注与后殖民分析框架的对话。所以当我们阅读她的晚期写作的时候，会发现她的笔触变得更加温柔一些，更关心个体，关心人的处境，关心人的情感，关心偶然性，关心差异。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借助这三位思想家的理论资源，来逐个探讨我们的三个关键词：城市、空间与政治。 三、什么是城市？ 什么是城市？如果你依然坚信城市是一个有界空间的话，可能首先需要思考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划定一个城市的边界。 大卫·哈维对这个问题的回应非常直接：城市应该被视作一个过程，任何一个城市都是城市化进程的产物。不管我们去观察城市还是别的什么产物，我们所观察的此时此刻只是演进过程的一个横截面、一个恒存、一个瞬间，而这个过程是永无止息的。[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