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bout
  • Publication
  • Events
  • Urban Poetry Society

Read Cities

~ rethinking the urban world

Read Cities

Tag Archives: space

二手空间:否思《基多宣言》

27 Wednesday Dec 2017

Posted by Yimin in Reading

≈ Leave a comment

Tags

modernism, neoliberalism, Quito-papers, space, urban

Title: “Secondhand Space – Unthinking the Quito Papers.” Published by Dushu Journal (读书杂志), Issue 12 (December), 2017 (in Chinese)

 

理查德·桑内特(Richard Sennett)和萨斯基亚·萨森(Saskia Sassen)对于国内学界来说都不是陌生的名字。无论是前者的《公共人的衰落》和《肉体与石头》,还是后者的《全球城市》都在城市研究者的必读书单上。最近他们又一次在国内的知识界尤其是城市研究和城市规划的圈子里流行起来。以《基多宣言》(The Quito Papers)为标题,他们的新剧目在安第斯山上的厄瓜多尔首都基多首演之后不久便来到了北京,并开启了新一轮对城市空间和城市生活的讨论。

这是一场相当及时的讨论。不用提日益增长、早已超过50%的城市化率,也不用提数亿涌向城市的流动人口,我们只需要在日常的每个角落里稍加留心,便可以意识到城市议题早已主宰了我们的生活。我们有一二三四线城市,也便有了“逃离北上广”。我们有日益富丽堂皇的世界城市、国际一流宜居之都,也有不断扩张、不断吸引媒体注意力的“城乡结合部”。我们有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也有越来越多“假装在生活”的人。产业升级和城市环境整治的浪潮亦使我们越来越难见到街头小店,越来越难买到早餐。

在整个社会的城市转型之中,我们的确有必要思考、反思乃至否思以往的城市理论,去观察和分析它们与当下城市状况之间的沟壑,从而提出新的问题,研究新的答案。在这一层意义上,桑内特、萨森和他们的《基多宣言》是值得关注的。他们以柯布西耶及其现代主义规划理念为反思对象,继承和发展城市理论批评者简·雅各布斯以降的种种新城市主义思路,力图唤起大家对城市之共时的复杂性(complex in a synchronous way)、未完成性(incomplete)和多孔性(porous)的认识,重新构想一种新的体验和塑造城市的方式,倡导从封闭的城市走向开放的城市(the open city)。

这些想法看上去都很美妙,似乎真的能帮助我们从高楼林立的城市森林里解脱出来,重新发现干净、安全、有效又多元的城市生活。桑内特、萨森和他们的联合国人居署的合作者们也对此充满信心,于是才会在二〇一六年秋天于基多召开的联合国住房与可持续城市发展大会上(又称“人居三”大会,Habitat III)力推《新城市章程》(The New Urban Agenda)(一份基于《基多宣言》编制而成的政策文本)。这个章程最终获得通过,成为接下来二十年指导全球城市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但是,看上去美妙的前景也许并不如这些文件所承诺的那么牢固。与其不加反思地盲从这种种宣言和章程,不如往后退一步,换一个新的角度去审视它们,去探寻它们雄心之下可能隐藏的困境与危险。这篇文章的目的就在于抛砖引玉,以批判性的态度重读《基多宣言》,从而将其可能内蕴的理论困境和认识论陷阱展现出来,以期推动学界对城市空间、城市形态、城市生活的思考和反思。

 

现代主义及其不满

《基多宣言》的理论起点是《雅典宪章》。一九三三年夏,国际现代建筑协会第四次会议在一艘从马赛开往雅典的邮轮上召开。这次会议标志着以勒·柯布西耶为首的一群建筑师开始理论化他们对“功能性城市”(the functional city)的构想,并最终定型于柯布西耶在一九四三年出版的《雅典宪章》(Athens Charter)中。在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雅典宪章》被奉为城市建设的圭臬而广为流传,并直接塑造了今日千篇一律的城市景观:高楼、广场、绿地、大马路,还有“小汽车主义”。

柯布西耶的立场有其时代背景。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早期,随着大工业的急速发展,城市空间也日益变得拥挤、杂乱,并严重影响到市民的生活质量。建筑师们所谓“功能性城市”的提法,其实关切的正是工业时代的城市形态问题。通过确认居住、工作、游憩和交通四大功能,他们也在事实上确认了城市形态的从属地位:形态本身需要加以改进,以便服务经济发展和相应的生活需求。

这一功能主义的思路从根本上限制了柯布西耶们的解决方案。为了解决脏乱差和拥挤问题,他们大力提倡新建高楼、开辟绿地、拓宽马路、功能分区。最终,他们面对的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被进一步放大。高楼和绿地并没有增进人们的生活质量,而是加剧了社会分隔,恶化了大都会的精神生活,甚至造就了诸如巴黎郊区“邮政编码种族主义”这样的严重后果。功能分区和快速路也同样没有对拥挤问题有丝毫帮助,对于这一点,每天早晚高峰时堵在北京东三环或者上海内环高架路上的人一定有切身感受。针对这些现代主义的观念,桑内特的评论堪称犀利:柯布西耶的宪章是一个乌托邦,“一个错误的乌托邦”。

简·雅各布斯是较早对柯布西耶说不的人。在现代主义的建筑和城市规划如日中天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她写作《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宣扬街道活力和多元,强调邻里和生活经验的重要,抵抗纽约的城市更新(urban renewal)和大拆大建,保卫她住的格林尼治村(Greenwich Village)。在这些努力之后,人们逐渐地认识到柯布西耶路径存在的问题,开始接受雅各布斯的批评。如此变化最终促成了八十年代以降“新城市主义”(the new urbanism)的兴起,以及美国城市规划设计界的范式转型。

在萨森看来,雅各布斯的城市观需要放到一个更大的框架里去理解,这个框架的核心是城市在整个经济中扮演的角色。这就需要提及雅氏的另外一本书,《城市经济》(The Economy of Cities)。书中观点可以作如下概括:正是城市的琐碎日常中所隐藏的多元和杂乱,才保证了城市内部劳动分工的演进,在种种不经意间促成新的经济活动的诞生。劳动分工和多样化带来新的商品和服务,从而使城市和经济保持着强大的发展动力。但是,在街道邻里消失的时刻,在日常生活痕迹被抹去的瞬间,这些动力便也会随之消失。

在这里,雅各布斯与柯布西耶彻底分道扬镳。如果说《死与生》更多地是在城市形态上与柯布西耶和现代主义进行对话,那么《城市经济》则将这一对话和反思推进到了城市属性和内容的层面。建筑师们始终只关心形式问题(urban form),强调通过改进了的设计手段将城市空间变成一个更好的容器,去承载整个经济与社会。但是雅各布斯变换了方法论,不再仅仅将城市视为容器,而是将焦点转移到城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拥有的能动性(agency)。

承认城市空间的能动性也是《基多宣言》的作者们共享的理论基础。桑内特发展了雅各布斯的观点,通过“共时的复杂性”强调城市中各种原本不相及的事情会同时出现并交错,“未完成性”关注开放的未来和无穷的可能性,“多孔性”则意在呼吁陌生人的相遇对城市活力至关重要,我们不能秉持某种封闭刻板的边界观,而是要把高墙(boundary)变成前沿(border)。与此类似,萨森也将城市定义为一个复杂且未完成的系统。在这样的空间里,普通市民可以营造他们的历史和文化,其间蕴含的动态和多元属性无法被任何掌权者完全控制——这便是城市的多样性所具有的政治意涵。

 

新自由主义的街道

雅各布斯常常因为这些关于空间能动性的观点而被贴上“城市无政府主义者”(urban anarchist)的标签。对此,桑内特正确地反思道:雅各布斯的“无政府主义”更接近于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的保守主义立场,而非埃玛·戈尔德曼(Emma Goldman)所宣扬的那种激进无政府主义。在雅各布斯那里,空间的能动性只可能立足于某种自发性之上:拥挤的人群以一种非正式的方式聚集在一起,共同生活,相互竞争与合作;由此产生的复杂性、多样性乃至不和谐终将遵循某种类似于自然界的规律重塑社会和空间形态。问题于是在这里冒了出来:城市空间和社会在多大程度上遵循着自然界的规律?

桑内特将上述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论调归结为雅各布斯对某种“进化论城市时间”(evolutionary urban time)的推崇。但是在我看来,这样的反思远远不够,我们必须从空间本身入手去推进批评。事实上,雅各布斯的空间观与海德格尔的地方观具有相当程度的亲和性,并因此而共享着某些严重的理论和政治困境。在《寰宇主义与自由地理》(Cosmopolitanism and the Geographies of Freedom)中,大卫·哈维对海德格尔的地方观作了精准概括:为了寻回已经失去的本真性(authenticity),海德格尔拒斥自由资本主义的物质力量,抨击商业寰宇主义精神,诉诸“栖居”概念,试图以现象学的方式揭露地方(place)中的人类存在真理,从而通过本地和真实的感官联结来抗拒全球进程。如果说这是一种内向的保守主义的话,雅各布斯所从事的事业则是一种外向的保守主义。与海德格尔一样,雅各布斯也将焦点转向地方。但是后者对街道的颂扬并不止步于街道本身,而是意图通过街道来吸纳甚至形塑全球力量。在雅各布斯看来,街道的自发性和城市经济紧密联结在一起,各种复杂、多样和不和谐的音符最终将谱写一曲劳动分工和经济发展的赞歌。换言之,街道活力和邻里生活是作为全球流动资本的地方化形态而存在并保有意义的。于是,在进化论的城市时间和雅各布斯的街道空间之间,新自由主义的阴影猝然拉长。

《死与生》写作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那个时候,自罗斯福新政以降一直占据统治地位的凯恩斯经济理论逐渐式微,一场鼓吹自由市场和小政府的政治经济思潮开始在芝加哥兴起。作为这一新风潮(所谓“芝加哥学派”)的领军人物,约翰·弗里德曼不仅生产经济学教科书,而且编织出了新自由主义的尺度想象(scalar imaginary)。他和妻子在合著的《自由选择》(Free to Choose)一书中,对微型尺度的政府治理推崇备至,认为尺度越小,人们才越可能规避匿名的城市官僚对自由的侵蚀,其中尤以美国大城市郊区(以及郊区社区新兴的业主自治)为正面典型。

如果说美国的郊区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形态层面)是新自由主义的发明,那么街道也是。在《死与生》里,通过对“街道眼”的细致分析,通过对街道安全和城市自由的赞许,通过对街道使用者自发演绎优美和谐的“街道芭蕾”的譬喻,雅各布斯也同样在街道和小政府之间建立起了经久不衰的关联。不仅如此,她的《城市经济》更进一步把街道的社会空间剖面安放到了自由市场里:拥挤的人群,非正式的竞合,自然律的筛选——多么典型的新自由主义表述。

但是更进一步的问题在于,雅各布斯所保卫的街道到底是谁的街道?在雅氏的设想里,街道和生活仿佛都不具有时间性和政治性,它们自然而然地发生,自然而然地演化,最终的结局一定是圆满的。但是这样的想象无法在现实生活里落地。因为街道的社会和空间形态来自权力和资本的持续形塑,“街道芭蕾”只可能发生在那些有资格进入、使用和拥有街道的人群。《死与生》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雅各布斯在其中花费大量笔墨去抨击当时美国城市盛行一时的城市更新工程,从纽约到费城,从波士顿到芝加哥,几乎所有城市的内城都面临着大规模的拆迁和重建。但是雅各布斯的局限在于,她把解决这些问题的希望寄托在了回归街道这样的策略上,全然不顾其背后资本和国家的逻辑。

在雅各布斯的街道里,进化论城市时间事实上取消了真实存在的时空,把生活简化成了观念,让观念决定生活的方向。这一立场立刻产生了两个后果。第一,这种非空间(aspatial)和去历史(ahistorical)的观念不再把社会和空间正义放置在议事日程上,而仅仅关注街道的某些特定的面向,比如安全和多元,从而给资本的城市化提供了通途。第二,抽象的街道不仅强化了地方和空间的二元对立,而且强化了新自由主义的全球野心,也即用某种模范的街道样态统摄和同一化全球尺度的城市空间。在某种意义上,雅各布斯的街道只是一场全球运动的起点——它承载了始于里根和撒切尔、挫折于二〇〇八年金融危机、但目前尚未终结的新自由主义浪潮。正是在这个时空节点上,《基多宣言》粉墨登场。

 

超越“二手空间”

《基多宣言》的作者们野心不可谓不大。他们常常将这份文件的意义与《雅典宪章》相提并论,宣称要为新的“城市时代”重写一个宪章。面对严峻的气候变化议题、方兴未艾的大数据和挑战与机遇并存的非正规城市空间(urban informality),他们决定彻底否定柯布西耶,全面拥抱和改进雅各布斯的观点,意图通过改良的设计手段重构城市空间,为城市居民赋权,推动他们去创造新的生活。联合国人居署(UN-Habitat)执行主任华安·克洛斯(Joan Clos)在《基多宣言》的发布会上坦诚,这个宣言就是他主导推动的联合国《新城市章程》的理论基础。《章程》是一个外交文本,是各方妥协的产物,因而并不具有伟大的理论原创性。而《宣言》的时空范围要宽广得多,通过回顾过去一个世纪城市规划理念的得与失,它成为《章程》的坚实基底。

全球野心背后站着的是前任巴塞罗那市长华安·克洛斯及其“杰出”的城市运营之道。在后来的一次访谈里,克洛斯市长坦诚一九九二年奥运会的申办目的就是为了获得西班牙中央政府和加泰罗尼亚大区政府的财政扶持:“那时候我们在思考把巴塞罗那转型成为一座后工业城市,[但是需要大量的资金],奥运会是一个去找中央政府和大区政府要钱的好借口。”奥运会之后,这座城市便义无反顾地走上了驱赶低端产业、驱逐市区贫民、通过绅士化(gentrification)和旅游业促进经济大发展的道路。在克洛斯看来,城市规划、立法实践和财政安排是决定了城市发展的三条大动脉,当这三条动脉被合理地汇聚起来的时候 (three-legged approach),运营一座城市便能成为国家的好生意。

定义了《基多宣言》和《新城市章程》的理念,并非是靠冠冕堂皇的“人人共享城市”,“有包容性、有韧性和可持续的城市”或者所谓“城市权”(the right to the city),而是克洛斯市长/主任上述一席肺腑之言。如果说雅各布斯的街道观尚存有一息理想主义的信念(而她本人也正因为这样的理想主义而时常和左翼团体站在一起保卫城市和街道,甚至因此被捕),那么克洛斯、桑内特和萨森等人的宣言就已经转化为连接资本和城市空间的话语工具。这个工具的内核是克洛斯的,镶嵌着他在巴塞罗那政商两界纵横捭阖的累累硕果——唯独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及其空间不在其考量之列。这个工具的外壳是经过桑内特和萨森加工了的雅各布斯;在他们的笔下,共时的复杂性、未完成性和多孔性成为彰显雅各布斯及其日常关怀的招牌。

当雄心勃勃的内核披上良善的外衣,最终的城市问题解决之道就变得简单而直接。在一场名为《开放城市》(The Open City)的演说里,桑内特引用卢曼“自我生产”(autopoiesis)的概念来论证其有关城市生活自组织的观点:“在一个开放的城市里,人们取得的诸如效率、安全和社会性这类成就,都是靠他们自己的能动性实现的。”为了实现和促进这个目标,他继续道,“空间形态和密度至关重要,因此我们需要更好的城市设计来鼓励人们去实现前述成就,比如模糊城市内部各分区的边界,建设未完成的建筑以便日后的进一步发展,以及采纳非线性的叙事方式从而容纳冲突和可能性。”在这里,对城市空间能动性的关切让位给了对个体能动性的拔高(和政府责任的退却),城市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则又回到了城市形态和设计上——而这正是柯布西耶失败的根源:如果设计真的能够解决社会问题,那么柯布西耶的乌托邦便不会是一个“错误的乌托邦”——桑内特的逻辑在这里自相矛盾了。

将城市空间视作推动经济发展的利器而忽视社会不公平的问题,以及将社会问题的解决寄托在城市设计和个体的能动性上,这是时下相当流行的两类城市观。但是在剑桥大学地理系主任阿希·阿敏教授看来,这两种城市观都是他定义的“望远镜城市主义”(telescopic urbanism)(Amin, Ash. “Telescopic urbanism and the poor.” City Vol.17 [2013], no.4: 476-492.)。论者站在远处举着望远镜观察城市的时候,焦点局限在他们事先预设的空间:商业顾问们只愿意遥望 CBD,而人口潜力派们则只顾着寻找贫民窟的人群发展自身潜力的蛛丝马迹。他们不顾及城市空间的整体性,不把视野从预设的焦点上移开哪怕半步,也不谈论社会和空间正义所需要的责任与伦理(除了浮夸的城市形态学)。在这种意义上,他们所观察到的城市也是非空间和去历史的,是一种观念性的构建而非生活性的存在——因而无法生产出指导城市实践的真知灼见。

就这样,《基多宣言》和它所支撑的《新城市章程》与它们宣称的目标渐行渐远。在望远镜城市主义的引导下,社会和空间正义让位给了新自由主义,政商两界的需求开始主宰和重塑人们对城市空间的想象,这便是宣言所隐含的理论/政治困境。如果说这个困境深深植根于宣言作者们的思考路径和政治诉求里因而很难克服的话,那么更严峻的挑战则出现在认识论层面。为了弄清楚这一点,我们需要重新思考空间问题。

在《二手时间》里,阿列克谢耶维奇用深情和悲伤的笔触写下了后苏联时代的日常生活和其间种种破碎的、悲剧性的情感。时间在这样的破碎里变得迷离起来,再也锚定不了生活。借用她的标题,我在这里想强调的是类似的可能性:深具野心的“二手空间”正在崛起和扩散,它背后隐藏着的政治经济诉求也同样觊觎着我们的生活和空间,如果我们不去审视、批判与之相关的理论、话语和实践,同时构思我们自己的空间观加以应对,那么便很可能会陷入到类似“二手时间”那样的境地。在我们身边的很多地方,这样的后果已然发生。

《基多宣言》里便同时存在着两个层次的“二手空间”。首先,雅各布斯的空间理论与立场再度出场,并且被继承者们按照资本和城市运营的新要求量体裁衣,成为一种新的模范街道样态。这种街道想象继承了雅各布斯的话语及其与新自由主义连结的潜力,然后立刻开始了对第二个层次的“二手空间”的建构,也即,把这个想象完全不加改变地应用到其他所有地方。这样的普世野心其实并不新鲜,已经有很多讨论述及启蒙和现代性背后隐藏的类似认识论陷阱。但是如《基多宣言》这样的城市文本具有更大的危险,因为在它们的普世宣称里,线性的时间被同质的空间所掩盖,从而可以更轻松地突破和消灭原本共存的时空异质性。

通过塑造一种全新的空间和尺度想象,资本及其权力便可经过“二手空间”的中介而实现全球范围的流动,最终改变(甚至摧毁)各个地方每条街道的日常生活。为了避免这样的状况及其恶化,我们应当首先反思类似《宣言》这样的二手空间观,然后从我们的身边和脚下出发去构想自己的空间观念。只有当我们认识到地方本质上就是种种全球/全局性过程的交错所在(a global sense of place),开始从本地出发去探索这些更广阔的、超越了本地尺度的空间属性,用比较的方法重新审视别人和自己,我们才可能真正把握空间和生活的密切关联,才可能发现和对抗萦绕四周的社会和空间不义,才可能重写多元且动态的城市宣言。

(刊于《读书》2017年第12期)

Advertisement

Space as method

22 Friday Sep 2017

Posted by Yimin in Academic, Publication

≈ Leave a comment

Tags

ethnography, Geography, Greenbelt, method, space

My first “academic” article, one that reflects upon my own field experience in Beijing’s green belts, has recently been published in the City journal.

This paper has plenty of meanings for me. It is the very first chapter that was finished all through my thesis. I can still remember the readings I did for this paper, and the drafts I wrote and then scratched – all happened at the moment when the deadline of my thesis was approaching yet I was still in the middle of nowhere. It was also a revised version of the paper that won the third place in the student paper competition of China Geography Specialty Group at this year’s (2017) AAG Annual Meeting.

But most importantly, it shows the reflections I had after doing two spells of fieldwork by myself. Its starting point is a puzzle I had when in the field and its concluding remarks are at best an invitation for further discussions and debates on how to do fieldwork on the urban frontier with our bodily space-time. These works should be further developed, and I hope this paper could contribute some empirical observations that have not been registered in the literature before.

Below is the abstract of this paper, and the full access can be found at http://www.tandfonline.com/doi/full/10.1080/13604813.2017.1353342. Please feel free to contact me at y.zhao25#lse.ac.uk (replace # by @); all comments and suggestions are warmly welcome.

 

Abstract

Great urban transformations are diffusing across the global South, removing the original landscape of urban margins to make of them a new urban frontier. These processes raise questions of both validity and legitimacy for ethnographic practice, requiring critical reflection on both spatiality and method in fieldwork at the urban margins. This paper draws on fieldwork experience in Beijing’s green belts, which could also be labelled the city’s urban margin or frontier, to reflect on the space-time of encounter in the field. I aim to demonstrate how space foregrounds not only our bodily experiences but also ethnographic investigations of the daily life, and hence becomes a method. Beijing’s green belts symbolise a historical–geographical conjuncture (a moment) emerging in its urban metamorphosis. Traditional endeavours (immanent in various spatial metaphors) to identify field sites as reified entities are invalidated over the course of the space-time encounter, requiring a relational spatial ontology to register such dynamics. The use in fieldwork of DiDi Hitch, a mobile app for taxi-hailing and hitchhiking, reveals the spatiotemporal construction of self–other relations needing recognition via the dialectics of the encounter. In this relational framework, an encounter is never a priori but a negotiation of a here and now between different trajectories and stories as individuals are thrown together in socially constructed space and time.

 

Keywords

urban ethnography, spatial ontology, spatial metaphors, the dialectics of the encounter, DiDi Hitch, Beijing

 

纽约跳车记

15 Saturday Apr 2017

Posted by Yimin in Events, Field, Travel

≈ Leave a comment

Tags

central-park, encounter, nyc, space

 

在纽约的 Penn Station 坐上火车的时候,我并不知道接下需要在 Jamaica 站跳下火车,才能赶上回伦敦的飞机。

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在103街的西安名吃 (Xi’an Famous Food) 门口,我跟两位从波士顿远道而来的朋友接上了头。他们盯着纽约的街道,目不转睛,连连称奇,说仿佛像是入了戏——跳进了以前看过的那许多电影里。我只好赶紧提醒这两位意大利和巴西友人:快吃吧,肉夹馍该凉了。

打包了一盒臊子面,一盒羊肉泡,一盒炒凉皮之后,我们浩浩荡荡地开向中央公园。在还没有到公园大门的时候他们就惊呆了(比两年前的我提前了二十米)。这自然是他们第一次到纽约来,于是第二次来的我便当仁不让地当起了导游,把当时的游记又添油加醋地讲解了一番。

很快大家就把彼此弄得疲惫不堪,唯有西安名吃可以解忧。

我们在草坪上的一片树荫里落了脚,酒足(划掉)饭饱之后开始四处张望远处的高楼以及近处的人群——晒太阳的年轻人,四处奔跑的孩子,脚步沉重的游客,步履不停的慢跑者。这些又一次勾起了我两年前的回忆,关于生活空间的思考,以及中央公园本身的可爱。

如果抛开当天是周一这个因素不谈的话,这一切是多么祥和自然。但是很不幸,那一天是周一。于是我们都开始纳闷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出现在公园里,在这样一个被资本主义侵蚀得无孔不入的城市。批判精神没有敌得过瞌睡虫。刚写几张明信片,我就加入了他们,昏昏睡去。

 

2017.04 NYC - Central Park

The Central Park at NYC

 

中午的小憩永远都是珍贵而值得回味的,因为没睡够。但是时钟已经走向了四点,离我的航班起飞还有三个多小时。这个安排真是太贴切了,我心里窃喜:无论是去机场还是过安检都不用太着急,这时间绰绰有余。

我们不疾不徐地走到公园外边队伍巨长(但并不好喝)的星巴克,想用咖啡让自己清醒一下。接着我去取了行李,跟两位友人告别,开启了前往 Penn Station 的煤矿工程车(aka. 纽约地铁1号线)之旅。

到此为止的旅途都很顺利。我走出地铁站,走进火车站,走向售票机。从这里出发去肯尼迪机场的最快路线是坐长岛小火车到 Jamaica 站,然后换乘机场轻轨。第二次走这条路线的我对这一切都已胸有成竹。熟练地选择了目的地之后,我用钱包里仅剩的10.25美元付了款,然后踌躇满志地走向了站台旁边的显示屏,看最近的一列车几点开。

时空的分叉是从这里开始的。有备而来的我早一天就已经查好前往 Jamaica 的各路火车及其名称和颜色,用 Google Maps 截好图存在了手机里。掏出手机一对照,最近的这列车好像一分钟之后就要开,我于是奋不顾身地抓起箱子跑向相对应的站台,然后在关门之前的那一刹那跳上了车。

安置好行李之后,气喘吁吁的我开心地拿起手机跟两位朋友汇报进度,然后遥祝他们晚上找到好吃的餐馆。我把车票和收据从钱包里取出,放进了衬衫的口袋里,这样就不会太耽误列车员检票的功夫了。然后我抬头看了看车厢的显示屏。报站换了又换,但我并不担心:肯定是系统出了故障,跟我没关系。做好了这一切工作,我才终于有功夫去观察车厢里的人。

他们大多数都是上班族,垂头顿首的疲态完全不似我刚刚在中央公园遇见的那群人。点亮屏幕,戴上耳机,他们终于能钻回自己的那个跟职场无关的小世界里去。偶尔有几个人也在四处张望的话,可能会和我的眼神交错——我便能发现他们看见我的行李时流露出的好奇的表情。但我没去细想。事后来看,细想也没用。

这时候火车已经钻出了地面。太阳的位置还相当高,完全没有让位给沉沉暮霭的意思。火车的报站声也响了起来,下一站将会是一个叫做 Syosset 的地方。管它呢,我心想,只要赶紧到 Jamaica 就好,这样的小站快点过去吧。在这分叉了的时空里,我完全没有意识到将要发生的那场相遇。

列车员马上就要来到我所在的车厢检票了。我摸一摸衬衫的口袋,把那几张纸按顺序给叠起来,就等着递出去的动作了。在这一流畅的动作完成的那一刹那,列车员的表情还没有出现异样。但是情况很快就发生了变化。

她推了推眼镜,正色跟我说:“我们不停 Jamaica,下一站到 Syosset.”

我有点着急了,但还没有失去理智:“那这两个地方远吗?我是说从 Syosset 回到 Jamaica。”

“很远,很远。”

“大概有多远?”

“三十英里吧。你恐怕得先坐过去,然后再坐这列车回来了。因为这是今天唯一一列从 Syosset 开回纽约的车,我们七点半从那边出发。”

七点半也是飞机起飞的时间。我的大脑飞速旋转,却又一片空白。是不是可以在 Syosset 下车之后 Uber 回机场?但是晚高峰时间真不比火车快多少。

那么改签呢?我拿出手机,打开 British Airways 的 APP,开始查询改签的选项。页面加载了好几次才蹦到航班选择页,而其中最便宜的那班也得再花384镑。真是被自己坑得猝不及防啊——这个往返航班总共也才420镑而已。

这并不是我第一次坐错火车。上一次是在伦敦,为了去 Greenwich 的朋友家喝酒,我一不小心坐去了海边。

当时我们准时来到站台上等车,但一向以准时著称的英国铁路系统出现了晚点。站台显示屏上打出了该站台将要出发的两列车的信息,其中第二列是会到 Greenwich 的郊区小火车,而且出发时间就是我们抬头看显示屏的时间——但是因为晚点,此时在站台上停靠的其实是第一列车。

为了赶上这趟车,时间已经不允许大脑的进一步运转了。于是我们跳了上去,惊讶于它的速度,然后当窗外风光越来越田园的时候,我们才意识到,糟了,坐错了车。景色真的很不错。那是我第一次发现英国的原野也可以色彩斑斓,而非绿草茵茵。事后回想起来,很多次我都遗憾当时没记下来那片地方的名字,以至于没办法再去回访。

看了一个多小时的 Kent 郡田园风光之后,又经过一座相当壮阔的大桥,火车才终于停靠在伦敦之后的第一个车站。没有办法,只好走向对面的站台,等待下一班回伦敦的火车。而且很不幸,很快开来的这班车是列站站都停的慢车。

最后,当我们终于到达伦敦东南郊不远的 Greenwich 时,时间已经快到晚上十点,而 Kent 郡的土地倒是横穿了两遍。

在我的脑海里浮现这些伦敦记忆的时候,手机上改签机票的进度也丝毫没有落后。这时候我已经填写好了所有的付款信息,勾选了 Terms and conditions,就等着最后按下那个确认键了。

这时候列车已经接近 Jamaica 站。要是能在这儿停该多好啊,我心想。这样我就可以从容地换乘机场轻轨,然后托运行李,安检,登机。说不定还能有时间在候机的时候发几封邮件呢。但这一切都只是可是。从驾驶室朝我走来的列车员似乎也同意的结论。

但就在这时,我感觉到列车在减速。列车员朝我招招手,说你赶紧收拾好行李,一会儿跳车吧。

我一时间怔住了。跳车?怎么个跳法?难道车真的会停?那车门会打开吗?

说时迟,那时快。列车员大姐从工具包里摸出来一把车迷们都很熟悉的三角钥匙。在列车停稳在站台之后,她迅速把我喊到身边,然后用三角钥匙打开我们所在的这个车门,冲我喊:

“Jump! Jump! Otherwise, you cannot catch up with your flight.”

我拎着箱子,快步走到刚打开的车门,踉踉跄跄地跳了出去。车门随即锁上了,列车也立刻重新启动,继续开往 Syosset。

分叉的时空在这里又汇合了。我依然还记得怎么去换乘,怎么过闸机,在哪个站台等待前往 Terminal 7 的轻轨,如此种种。但是跳车之后那长长的瞬间,我的脑海里只盘旋着一句话:好人一生平安。

这次在波士顿开会的时候,有一位观众在我的 presentation 结尾问了这么一个问题:你谈了这么多关于田野、关于相遇 (encounter) 的故事,那你觉得 encounter 会给你们双方带去什么改变的可能吗?这次跳车的故事其实能丰富对这个提问的回应,因为这也是一个关于相遇的故事。

我不知道这次相遇改变了列车员什么,也没有机会再去问。大概对她来说,只是又遇见一个智商感人的乘客吧,或许还能增进一些她对自己工作的荣誉感——毕竟帮助了一个即将误了飞机的人。但是从我自己的角度去观察,这次相遇着实改变了我很多。

我不会再去把纽约的上班族跟资本主义螺丝钉画上等号,他们也都有着自己的情感和生活轨迹,也在各种各样的关系里生产自己的生活空间。我也不会把美国与排外画上等号,不会把被殴打的华裔乘客给上升到“美国人”对外国人的全方位歧视。甚至我不会再把列车员这个职业和面无表情、按章办事画上等号,在需要的时候,我相信他们也会考虑人的需求。

我甚至改变了自己对纽约的印象。两年前的游记里,我倾向于把中央公园和纽约做工整的切割。当我讨论中央公园与关系性时空、日常生活的联结时,其实已经预设了大纽约别的地方甚至不存在这样关联的可能。但是并不是这样,在皇后区,在 Jamaica,在列车这种流动着的空间里,关系性、人情味和日常生活的种种可能都无处不在。

这让我想到了列斐伏尔,想到了他对城市的重新定义。在他看来,urban 这个存在本身充其量只是一种纯形式 (pure form)。形式所包含的内容并不来自 form 自身,而是来自人与人之间的相遇,来自相遇所造就的种种关系。社会关系构成社会空间,社会空间征用了城市的样子(形态),所以城市这种形态从来不是固定和真实的,而是相对、流动甚或偶然的,是在不停走向真实 (becoming real) 的。

会场上的那位观众大概不会遇到这篇豆瓣日志吧。就让我把跳车的故事留在这里,以备日后相遇的时候作为又一则相遇的案例:

“The swerve has created a new world urban order, the plane of immanence for new encounters, for a newer aleatory materialism of bodies encountering other bodies in public. Things here encounter each other within and through urban space…” (Merrifield, 2013. The politics of the encounter. Page 57-58)

AAG 2017: China as Methods

25 Friday Nov 2016

Posted by Yimin in Academic, Events

≈ Leave a comment

Tags

conference, Geography, space

Paper sessions in 2017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Geographers (Boston, MA, 5-9 April 2017)

 

Organisers

Yimin Zhao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Yueming Zhang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Yang Yang (University of Colorado – Boulder)

Sponsorship

Asian Geography Specialty Group, China Specialty Group, Cultural Geography Specialty Group, Urban Geography Specialty Group

Session introduction

In 1989, Mizoguchi Yuzo published China as Method and called for reversing Eurocentric theory and epistemological framework (Mizoguchi 2011 [1989]). For Mizoguchi, the end of conceiving China “should be the ‘study of China’ that transcends China” (cf. Chen 2010, 252). In other words, China is a method when understanding the world is the purpose – and in this multiplied “world”, as Chen Kuan-Hsing reminds us (ibid., 253), both China and Europe are elements. It is here that we can see some affinities between Mizoguchi’s position and recently rising comparative urbanism to study the world of cities (Robinson, 2006).

Mizoguchi’s proposition has methodological significances for it helps replace the vertical principle of history (which is teleological and dominated by Eurocentric theories) by a horizontal view of space-time where different elements are juxtaposed. Seeing in this way, claims of universalisation should be questioned, and investigations on the dynamic space-time are urgently needed. Some endeavours can be witnessed in the literature, such as Wang Hui’s (2011) discussion on “trans-systemic society” and “trans-societal system,” yet more efforts are required to rethink how and to what extent China can be a method to understand the world. This critical reflection on seeing China as a methodology approach can be potentially productive in geographical inquiries on/in/related to China.

In this session, we aim at continuing the proposition put forward by Mizoguchi almost three decades ago and focus on how the “study of China” may yield methodological and/or epistemological implications for not only studying China but also geographical inquiries in general. “China” is more than a field site, especially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where “the spectre of global China” (Lee, 2014) can be seen everywhere. Hence, we invit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contributions that concern methodological and epistemological implications of the “study of China,” with “China” being broadly defined a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hopefully transcended at the end.

Potential topics include, but are not limited to:

  • What do China and the study of China mean in nowadays geographical research?
  • How can China be studied more than a subject, but as an entity, relation, process, nexus…?
  • What and how are theories used in and/or built from the study of China? What are the theoretical potentials and challenges in the study of China?
  • What kind of implications can be drawn from studies in/on China for broader concerns in fieldwork methods?
  • Where and how to locate China in comparative studies?

 

Paper Session I

Chair: Yueming Zhang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UK)

Discussant: Jennifer Robinson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UK)

(Extra)ordinary Beijing: On urban ontologies and artistic practice

  • Julie Ren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UK)
  • Murray Mckenzie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UK)

Space as a method: Field sites and encounters in Beijing’s green belts

  • Yimin Zhao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UK)

Provincialising the West, de-parochialising China: Some reflections from China’s urban centres and ethnic peripheries

  • Junxi Qia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K)

China in the African imaginary and the problems of solidarity

  • Xiaoran Hu (Queen Mary University of London, UK)

Paper Session II

Chair: Yimin Zhao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UK)

Discussant: Max D. Woodworth (Ohio State University, US)

From Xinjiang to Addis Ababa: Encountering China at its “periphery” and “frontier”

  • Ding Fei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US)

Displaying connections between Chinese and global Muslim communities through fashions in transnational urban space in the Hui Quarter in Xi’an

  • Yang Yang (University of Colorado – Boulder, US)

Of “other” people: The exotic landscape of Chinese diasporas (and its rejection) in Boston

  • Jing Luo (Tsinghua University, China)

Not “China as Methods” but “Chinese dialectics” as a methodology: The tongbian approach

  • Wing-shing Tang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HK)

 

References

Chen, K.-H., 2010. Asia as Method: Toward Deimperialization.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Lee, C. K., 2014. The spectre of global China. New Left Review (89):29-65.

Mizoguchi, Y., 2011 [1989]. China as Method [Zuowei fangfade zhongguo].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Robinson, J., 2006. Ordinary cities: Between modernity and development. Routledge.

Wang, H., 2011. Trans-systemic Society and Regional Perspective in Chinese Studies. boundary 2, 38(1):165-201.

世界城市里的异乡人

27 Thursday Oct 2016

Posted by Yimin in Field, London

≈ Leave a comment

Tags

identity, migration, politics, space

 

在伦敦住了这么久,每次我想吃烤肉的时候,都会去东边的 Aldgate(印巴人聚居区,拥有英国最大的清真寺)。那儿有两家店,烤肉做得都很不错,但风格迥异。

其中一家是个叫“老地方”的中国餐馆,主打东北菜,小鸡炖蘑菇曾经做得很地道。每次去,我都会不由自主地点上几个羊肉串儿,再叫一瓶青岛,仿佛还能重温一点当年在北京“撸串”的幸福时光。有一阵子他们突然停止了烤串生意,理由很搞笑,说是在英国找不到合适的木炭了。

这家餐馆的英文名是 My Old Place。 翻译很巧妙,每次我都会用这个名字引诱办公室的各国同学去吃加了很多辣椒的东北菜。我会着重跟他们强调:咱去 My old place 吃点中国菜吧!然后他们就莫名其妙地看着我点上诸如麻辣鸭舌的菜,再把一整盘菜和辣椒全部狼吞虎咽掉。

另外一家把我迷得神魂颠倒的吃肉的地儿,叫拉合尔烤肉坊 (Lahore Kebab House)。拉合尔就是著名电影《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里的那个地方,巴基斯坦第二大城市,玄奘曾在7世纪初到访过。

一开始,我并不知道这家店,也并不想知道 Aldgate 地区其他任何餐馆。我初来乍到,本能地保持着对陌生人和陌生空间的提防,同时,中国留学生之中还流行着种种传言,如印巴餐馆卫生状况糟糕。诸如此类的话语,都退却了我的好奇心。

当我那关系很好又在土耳其呆过很久的意大利哥们提议,去这家店考察一下巴基斯坦烤肉的时候,我内心是拒绝的。但在他们连拉带拽之下,我终于还是硬着头皮走了进去,看着满屋子嘈杂的人群,恐慌。我坐定之后发现,屋子里坐的一多半都是白人,不过老板和服务员确实还是南亚人的面孔。打开菜单,照例是看不懂的,于是就照猫画虎,跟那个意大利哥们点了个一样的菜。

我记得那是一道咖喱烤羊肉,放在一个直径比饭盒稍大的铁锅里,服务员上菜就是把一个个这样的铁锅端到我们面前,然后提醒我们小心别烫着。里面肉很多,浸在咖喱汁里,差不多占满了整半锅,而且毫不含糊,见不到中餐里常见的那些伎俩:没有土豆、没有胡萝卜、没有豆芽,真的全都是肉。肉食动物如我见到这样的场景立刻就按捺不住,更不用提锅里飘出来的香气有多诱人,于是就着旁边的馕(编按:中西亚地区常见的面饼),狼吞虎咽起来。

经此一役,我便时不时地喊上同学们去“拉合尔”饕餮一番。巴基斯坦人多信仰伊斯兰教,所以餐馆不卖酒——但不禁止喝酒。于是每次我们过去的时候,都会先在旁边的小店里买上些 cider,买上些 ale,口味重的同学就买 guinness,然后浩浩荡荡拎进去,实现酒和肉的完美融合。一番酒足饭饱之后,如果恰好遇到英超联赛,我们就围坐在电视机边,听德国、巴西和意大利人调侃英国同学——和他支持的球队。

 

Kebab 打开的社会历史视野

久而久之,我想吃肉的时候反而有些举棋不定了:到底是老地方的烤串呢,还是拉合尔的 kebab?本来,在我还只迷恋前者的时候,总觉得那里才是自己的主场。因为语言熟悉、菜单熟悉,我不仅重新找回了空间上的归属感,还能在饭桌上决断一群人的口腹之欲如何得以实现。

但我对拉合尔的好感也随着去的次数而直线上升:那儿的肉不仅好吃,而且便宜——那半锅才只卖七八块钱。更关键的是——去得越来越多,我对菜单也越来越熟悉,以至于到后来,我真的说不清老地方和拉合尔到底哪个才是我的“老地方”。

Aldgate 在我心中的定义也因此改变了。在我还只愿意吃中餐的时候,时常会对满街的南亚移民心生恐慌:我不知道(也不愿意知道)他们为什么来伦敦,在这里做什么,又如何维持生计。

但是跟拉合尔熟悉起来之后,我慢慢明白他们落脚英国的殖民起源:在两次世界大战前后,先是大量南亚次大陆的专业人士(比如医生、教师等)开始移入,然后是更多的普通人随着解殖浪潮涌向伦敦。战后的英国劳动力严重匮乏,正是这些南亚移民在各个领域填补了社会的需求。

我也明白了,他们可以在这里扎根,可以把自己的过去和未来、故土和当下齐整地拼接。据不完全统计,现在在英国有超过150万南亚移民,其中约三分之一生活在伦敦。这些移民不仅能过好自己的生活,还能继续做出好吃的烤肉,也许比在他们自己家乡的更好吃。

比如 Chicken Tikka Masala,一道被英国人奉为经典的印度菜(有人甚至宣称这才应被称为英国国菜),据说就起源于格拉斯哥的南亚移民社区,而非来自印度本土。

 

南亚移民比较危险?

只是很可惜,在伦敦的很多中国人,却依然无视或蔑视这样的地方、这样的人群,而不以为耻。就像当初的我一样,很多人只看到街上四五个南亚孩子跟着妈妈慢慢行走,只看见伦敦人选出了一个巴基斯坦穆斯林做市长,便立刻武断地下判决:什么白左圣母,什么伦敦斯坦,什么绿教蔓延……

如果真跟他们辩论,很多新的说辞又会冒出来。如这次国航事件一样,很多人会拿犯罪率的地理分布说事,说越是移民聚居区犯罪率越高。但他们却对事实不管不顾。殊不知,根据数据,伦敦犯罪率最高的地方,恰恰是定居移民最少的市中心地带:西敏市(City of Westminster)。

即便是面对数据地图,还有人会继续辩称,犯罪主体的身份并不明确,也会辩称在郊区(移民聚居区)同样有几个街区犯罪率较高。

但他们不能不面对的事实是:东部高犯罪率的地方,同时也是公共开支最匮乏的地方,是社会福利缺失最严重的地方,而不只是移民人口最密集的地方。相关性和因果性的界限,真的模糊到可以如此轻易地跨越吗?更进一步追问:犯罪的社会和政治经济根源,为何就这么轻易地被种族话语掩盖?

种族歧视的路径还可以延伸下去。除了攻击移民的犯罪问题,还有人会把他们的宗教信仰也囊括进来,在宗教信仰和恐怖袭击之间,嫁接上一劳永逸的关联。在他们看来,上个月在大英博物馆旁边发生的持刀伤人案还不够严重,没法支撑他们的观点,于是2005年7月7日那一系列爆炸案又被提起。

 

作为“世界城市”的伦敦

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这些国人都忽视了时任伦敦市长 Ken Livingstone 在袭击发生后的一席话:

(This attack) was aimed at ordinary, working-class Londoners, black and white, Muslim and Christian, Hindu and Jew, young and old. It was an indiscriminate attempt to slaughter, irrespective of any considerations for age, for class, for religion, or whatever…

Even after your (the terrorists’) cowardly attack, you will see that people from the rest of Britain, people from around the world will arrive in London to become Londoners and to fulfil their dreams and achieve their potential…

They choose to come to London, as so many have come before because they come to be free, they come to live the life they choose, they come to be able to be themselves… Whatever you do, however many you kill, you will fail.

这篇演说展现的,不是政治正确,也不是老政客的口吐莲花,而是一个有判断力的人理应认同的观察:恐怖分子的袭击,可以指向任何一个个体,这也正是他们被称为恐怖分子的原因。如果因此去煽动任何种族或宗教的仇恨,那么结果必然是掉进恐怖分子们期待的陷阱。

我们每一个人,都只是想过好自己的生活。因此我们离别故土,飘洋过海,在种种艰辛里尝试着探索。在各自的旅程里,无论是南亚人、黑人、中国人,还是意大利人、德国人、南美人,大家纷纷来到伦敦。我们愿意选择伦敦落脚,自然是伦敦的幸运,因为这充分地展现出它的吸引力和包容度。但更关键的是不同人群之间的互动——是我们的互动,在塑造着今日的伦敦。

当地理学家 Doreen Massey 说伦敦是一座“世界城市”的时候,她所指的不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伦敦;相反,她真正想强调的正是这种日常的相遇:四面八方、不同种族、不同宗教的人相聚于此,逐渐信任彼此,共同改变伦敦的时空。这样的伦敦不再只是一座局限于本地的城市,它成了全球网络、关系、感情的联结点,并因此为更加开放和乐观的未来奠定了时空和社会基础。

 

司空见惯的“地图炮”

种族歧视的目光和心理,给这样的相遇可能性投下了浓重的阴影。前几日,在中国国际航空飞往伦敦的班机上,随机附赠的旅行指南指名道姓地提道:“到伦敦旅行很安全,但有些印巴聚集区和黑人聚集区相对较乱。夜晚最好不要单独出行,女士应该尽量结伴而行。”

如果你在伦敦的华人圈子里稍微呆过,大概会立刻点评道:这样的认知在国人心里很普遍,国航傻就傻在说话太直白,要是再委婉点多好。

但是,让我们扪心自问:这真的就只是委婉不委婉的问题吗?在英华人常常不以为意的这些歧视,只有在他者的质疑里才能暴露出真面目。

有人会说我们已经受够了政治正确。但事实上,我们的政治正确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地图炮”式的地域歧视,大家早已司空见惯了吧?当一群又一群人攻击河南人、新疆人、东北人、外地人的时候,各位有没有加进去添把火?空间化了的族群歧视太深入骨髓,反倒已经被很多人视作稀松平常。不要谈什么反思,哪怕是正视自己和他人的目光,都根本不存在。

在这些语言里,无论是攻击方还是被攻击方都没有想过:这样基于籍贯和出生地的身份标签,何以就能概括那些地方和其间所有人的特质呢?当我们每个人都在极力向他人宣称自己的独特性时,为何就能对别人同样具有的独特性视而不见?

 

族群歧视问题

来到伦敦的很多中国人,自然而然延续了这种传统,开始把世界各地的人群简单归类,然后再把这些人分成三六九等。他们会挤破头去接近和模仿被贴上“先进”和“高等”标签的人群,然后尽全力避免跟“低等”人群有任何接触。

在日常行为里,中国人深藏于潜意识里的这些歧视,早已屡见不鲜。我们常常会对住在东区的朋友说:“晚上早点回家,那里印巴人太多”。我们会努力把自己的活动范围局限于泰晤士河北岸,因为南岸 “黑人太多”。我们中的很多人,大概早已忘记自己也曾属于“黄祸”,也曾是种族主义的直接受害者。

当年的种族主义者开始承认错误并承担责任(许多“政治正确”正是源于此),为何受害者却摇身一变成了施害者?真是一种吊诡的境遇。

当我们企图用标签简化他人的时候,不妨再多想想,既然人生活在社会中,那么与他人接近和交流,就是人之为人的重要条件。我自己无法确认“我”的外部边界,“你”也一样,“我”和“你”的身份认同是在交往的过程中相互认定的。在我们彼此接近之前,彼此的身份都不存在,存在的只是种种虚幻,或者说虚妄的话语。在接近的过程里,我们意识到并承认彼此的差异,探索可能的相似或连结点,逐渐确认彼此在对方生活里的位置。这样的定位过程,才应该是“identity”一词真正的内涵。

拉合尔烤肉界定了我和 Aldgate 之间的关系,界定了那些拉合尔人在我生活里的位置。因此我不再惧怕那个地方和那个人群,我敬佩他们安家落户站稳脚跟的能力,我欣赏他们做出来的,美味的旁遮普风味羊肉,我相信他们和我一样在追求自己的美好生活。我会常常跟来伦敦旅游的朋友推荐 Aldgate,推荐去尝尝拉合尔烤肉——我的老地方。

如果你也在伦敦,不如撕掉标签,放下成见,去尝尝他们那里的美味吧。

(本文最初以“老地方和拉合尔”为标题发表于豆瓣,修改后转载于端传媒)

← Older posts
Newer posts →

Time

February 2023
M T W T F S S
 12345
6789101112
13141516171819
20212223242526
2728  
« Jul    

Space

  • July 2022 (1)
  • March 2022 (1)
  • December 2021 (1)
  • February 2021 (1)
  • December 2020 (1)
  • May 2020 (1)
  • April 2020 (1)
  • March 2020 (2)
  • December 2019 (1)
  • April 2019 (1)
  • December 2018 (1)
  • March 2018 (1)
  • January 2018 (1)
  • December 2017 (1)
  • September 2017 (1)
  • April 2017 (1)
  • March 2017 (1)
  • November 2016 (1)
  • October 2016 (1)
  • August 2016 (1)
  • July 2016 (1)
  • June 2016 (1)
  • March 2016 (2)
  • February 2016 (1)
  • July 2015 (1)
  • May 2015 (1)
  • April 2015 (1)
  • February 2015 (2)
  • March 2014 (1)
  • October 2013 (3)

Spacetime

  • Academic (24)
  • Beijing (1)
  • Events (15)
  • Field (7)
  • London (4)
  • Publication (2)
  • Reading (12)
  • Teaching (3)
  • Travel (1)

Moments

  • About
  • Events
  • Publication
  • Urban Poetry Society

Articulation

  • Register
  • Log in
  • Entries feed
  • Comments feed
  • WordPress.com

The right to the city

  • 23,005 rights

Keywords

Beijing central-park conference critical displacement encounter ethnography event Geography Greenbelt identity infrastructure jiehebu land lecture Lefebvre London LSE materiality method metropolitan migration modernism modernity neoliberalism notes nyc PKU political economy politics property Quito-papers research rights Sociology space state summer syllabus Teaching theory urban urbanisation waste

Seminars

Professor Hyun Bang… on About
Enid on 大卫·哈维的黄金时代
Yimin on Urban Poetry Society
Follow Read Cities on WordPress.com

Join!

RSS Feed RSS - Posts

Encounters

No upcoming events

Blog at WordPress.com.

Privacy & Cookies: This site uses cookies. By continuing to use this website, you agree to their use.
To find out more, including how to control cookies, see here: Cookie Policy
  • Follow Following
    • Read Cities
    • Join 27 other followers
    • Already have a WordPress.com account? Log in now.
    • Read Cities
    • Customize
    • Follow Following
    • Sign up
    • Log in
    • Report this content
    • View site in Reader
    • Manage subscriptions
    • Collapse this bar
 

Loading Com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