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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脚城市(arrival city)的发展是城市化进程中的关键一环,得之则诸事顺遂,反之则矛盾频发。这便是桑德斯在《Arrival City: The Final Migration and Our Next World》一书中所要表达的中心思想。

什么是落脚城市?落脚城市是由乡村移民在城市中构建的飞地。它位于城市空间的边缘,却是社会变迁的核心地带。落脚城市有自己的野心。它从未自视为贫民窟而不思进取。恰恰相反,它给新落脚的移民提供了工作之海,提供了自雇劳动的机会,提供了四方街邻的关系网络,同时还维系了乡村与都市之间的平衡——它是转换器,而非贫民窟。

的确,这一地带的贫困率从未下降到人们期望的水平。但是落脚城市的贫困恰恰是它们的成功之所在。作为转换器,它们本身并不必然走向中产和绅士化,它们的最大功效是给人提供条件,帮助其中的居民在社会等级的攀登之路上加快步伐。每当前一批居民因经济和社会状况的改善而搬进更高档的社区,填空增补而来的必然是新一批贫穷的新人——贫困率依旧,甚至有所上升,但是谁能否认此arrival city再也不是之前的那个?

1、移民

落脚城市之所以成为令人瞩目的现象或者(按照正统的观点来看的)“问题”,与居住其中的人密不可分。所谓落脚,指的就是新移民进入城市后的登陆之所。毫无疑问,城市的新移民一定来自乡村。所以落脚城市本质上还是一个空间容器,这个容器中发生了一种身份的转变——村民变为市民。这是一个多维的过程,涵盖着经济、政治以及社会关系等方方面面。但是归根结底,我们要关注的焦点是人。

作为记者的桑德斯凭借非常细腻的观察,探讨了人口迁移的重要环节。他发现,归乡的路在很多国家事实上构成了人口向城市迁移的一个重要环节。归途成为外出漂泊的旅程的一段,这听上去有点不可思议。之所以如此,可以用Charles Tilly曾经提出的“连锁式移民”策略来加以分析。

背井离乡的村民们在决定进入城市时,需要放弃的不仅仅是曾经一成不变的物候与作息,更包括一整套已经习惯了的社会习俗和关系网络。他们不敢彻底摆脱农村,不敢在建立起稳固的城市社会安全网之前放弃原有的网络。因此他们需要以落脚城市为基地,推动社会网络的整体迁徙和再造。为了维系旧有的社会网络,他们必须保证最基本的与故乡的关联,而这便是通过每年一度或者数度的归乡路完成的。

事实上,“连锁式移民”的显著性不仅仅表现在这里。前不久曾经有人在调查中发现,P大大多数打印店的老板都来自湖南省娄底市的同一个县。这些人的就业和生活选择,恰恰是连锁的:给定一个娄底人初始情况下的偶然选择,他发现在北大开打印店不仅能糊口还能小有积蓄。这样的信息在和故乡社会关系网的互动中不断放大,必然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前来投奔。而他们在落脚处形成的血缘和地缘勾连起来的非正式网络,又会给后来者以支持和帮助。在这个案例里,P大也成了一个“落脚城市”,只是是以工作而非居住的形态表现了出来。

因为移民与故乡的关联,落脚城市从来都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们和乡村无时无刻不在相互作用,并且因限定条件的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互动方式。大体上看,落脚城市与乡村的互动:可以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二者相互支持对方最薄弱的地方,在农村留下空心村,在城市形成城中村——中国;
第二,农村居民彻底迁出,土地整合成为大农庄——乌克兰;
第三,落脚城市居民的资本流回农村,促进农村的现代化和非农业化——孟加拉;
第四,落脚城市居民的消费性财货流回农村,攀比心理导致依赖性的馈赠经济的形成——孟加拉。

不论是哪一种方式,城市和乡村的互动都在发生和持续,每一个人都在这个过程中,根据自己所受的主观或客观约束,形塑着他们未来的崭新的世界(The next world)。而这样的互动必然意味着碰撞和挤压,意味着棱角的打磨和外来的强制。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都在这样的过程中感受着自己的力量,又承受着自己的苦难,但是却从未放弃对未来的希望。

2、土地

落脚城市中除了人口之外最重要的话题就属土地问题了。他们为什么选择这里而不是别处?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帮助新移民攫取了这块土地?根据桑德斯的观察,落脚城市的土地基本都是国有的荒地和废地,私自侵吞国有土地以供给居住是一个国际现象。不过这一现象在近年来越来越少,原因之一是产权的划分越来越明晰,另一则是可用的城市空闲土地也越来越少。

中国的落脚城市却没有这么明显的攫取行为。我们一直在责骂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应当被视为这一现象的本因。因为所有者的在场阻碍了外来人口对土地的侵吞,农村集体所有制有效避免了大规模低收入人群集聚区的出现。这种集聚区经常在报道中被不加分别的概括成“贫民窟”,却从未有人仔细地把落脚城市这类特殊地段给抽离出来。

不管怎样,中国的城市在面临移民进入时并不像其他发展中国家(比如印度、巴西、墨西哥)那样措手不及。我们在城市边缘有着相当丰富的村庄在等待城市化的降临,而外来移民的涌入正是空间变革的第一步。每一个村庄都收容着相当数量的移民,他们愿意忍受匮乏的基础设施(当然,与故乡相比设施水平已经相当高),愿意拥挤在狭小的房子里生活,并不是因为他们热爱这样的生活方式,而是因为未来的前景实在美妙,足够打动他们忍受当下的苦痛。

可中国城市化与其他国家的区别也就此扩大了。在几乎每一个国有土地被私人攫取的国家,事情发展到最后都以将土地授予占有者告终。因为城市政府最终会意识到:所有权的保障是关系到落脚城市发展前途的一个核心议题,缺乏保障的处所也就相应地缺乏改善基础设施和社会结构的动机。这样的授予也就意味着新移民成为有产者,被裹挟进入经济体系之中,并且拥有了自主创业的种子资金。可是我们的城中村里,移民们所拥有的微乎其微。他们不可能占有自己居住的房屋和土地,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凑足够的钱、给自己提供足够坚实的生活保障,因而和农村的纽带在很长的时间里都将是僵硬而无法打破的。

当然,也并不是所有城市都选择授予土地所有权给居民,强势的市政府会主动出击,推行各种看上去很美的所谓“贫民窟改建计划”。这些计划以空间更新为己任,却把空间的社会内涵掩盖得毫无踪影。在改造完成之后的街区,最常看见的风景便是点缀在广场和大街之中的低密度中产阶级住宅。可是居民们呢?原住民是否还有机会迁入这一地段,他们是否还有足够充足的交往空间,他们还能维系曾经紧密的社会关系网吗?只注重建筑环境,却忽视了社会关系的意义,这样的改造是在摧毁而非提升落脚城市的活力。

3、历史

我们耳熟能详法国大革命的种种历程,但是却极少注意到被革命宏大叙事所遮蔽的落脚城市的影子。作者桑德斯甚至直接宣称:巴黎大革命本质上就是落脚城市居民的革命。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批评小农缺乏阶级意识,认为其不如城市工人懂政治,所以导致了革命的失败。其实马克思也被遮蔽了。他忽视了对革命主体的审慎观察,没有注意到落脚城市的居民在革命过程中占了绝对多数,也没有关注这些居民进行革命的诉求。

太阳底下从来没有新鲜事。1970年代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在本质上也是一样,以落脚城市居民为先锋和主力,成功推翻了一个王朝,建立起另一个极端主义政权。这些革命之所以爆发,根源在于利益的危机。无论是“近代化”(近代性)还是“现代化”(现代性),社会和经济的进步常常是以碾压弱势群体的利益为代价的,而落脚城市居民往往首当其冲。当伊朗的巴列维国王推行白色革命,力图以经济增长抵抗赤化危险时,他一定没有想到最终打败自己的并不是什么左翼分子,而只是一群居住在城市边缘的新移民。

白色革命确实成效显著,包括德黑兰在内的伊朗城市面貌焕然一新,并进而吸引了大量农村人口涌入。但是这些移民很快陷入失望。他们发现城市的美好其实与他们无关。没有优良的公寓,没有高薪的工作,他们面对的只是一片叫尔撒圣殿的荒地。当他们勉为其难地落脚其中后,皇帝开始慌了,他害怕移民,担心社会不稳定,于是落脚城市被铲平,移民们终于无处可去。左翼最擅长做的事情是什么?煽动绝望的人民。一个叫做霍梅尼的教士终于在历史中留下了浓厚的一笔。

湿润的海洋性气候也许造就了伦敦人相对温和的脾气。这里的落脚城市安稳地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革命的年代,并且日益焕发出落脚城市应有的生机。社会学家Andrew Miles的研究表明,19世纪中叶以后,伦敦的社会壁垒变得越来越容易跨越,由此引起了落脚城市的转型。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社会福利和保障体系的建立,大大提高了市民尤其是落脚城市的移民们获得教育和医疗服务的可及性。
历史上的落脚城市不停地发展和演变。面对这样的存在,对落脚城市的评价出现了巨大的分歧:有人认为落脚城市是万恶的渊薮,但是也有人相信这一场所才是城市生机的根源。事实上他们都没有错,因为我们需要在给定立场之后才能抬头观察方向。如果考察预期,落脚城市的存在是流动人口向上爬升的必要条件,所以它的意义巨大,这也是本书作者一直坚持的论点;但是从现实状况来看,落脚城市的基础设施和生活环境堪忧,所以它必须得到清理,我们的伟大革命导师就坚信这一点。

4、现实

——盖奇康都的故事

土耳其的落脚城市被本地人称呼为“盖奇康都”,意为夜晚定居之处。伊斯坦布尔最大的盖奇康都的土地曾经归属于末代王朝的亲王,虽在革命后被国有化,但终究抵挡不住私人侵占的步伐。在这样的区域,权力架构不再是正式的,而是由军事化策略和黑社会人脉占据主导地位。这样的权力结构不断演变,同时受左翼思潮影响,最终竟然形成了一股全新的政治势力,并引发了一场规模巨大的暴动。

暴乱并没有成功,但也并非徒劳。在暴乱结束后,城市政权开始正视盖奇康都的存在及其问题,并赋予居民房屋和土地的所有权,从而将其纳入到经济体系之中,形成了利益共同体;这笔财富也能构成移民们的种子资金,为其自主创业等经济行为提供原始资本;城市政府还开始重视落脚城市的基础设施问题,并为此投入了大量资源。当然,私人土地虽然带来了繁荣,却也带来了自私的心态——规划的失败就在于没有应对个人主义的风行,导致社区公共空间消失,严重影响了社会关系网络的健康。这给中国城市边缘区域的规划提供了一个警醒和教训。

土耳其的盖奇康都并没有就此平庸地发展下去。他们的政治兴趣依然浓烈,一个个左翼政党在这里生根发芽。当世俗政权再也无力掌控经济和社会发展局面时,这些在野党迅猛地冒了尖。其中有一个叫做美德党的小党派,日后分裂出一个叫做正义与发展党的组织。再后来,该组织的首脑埃尔多安,一个在盖奇康都出生并长大的移民后代,当选了土耳其总理,并连任至今。

——巴黎骚乱中的年轻人

一般的共识已经达成,巴黎在2005年发生的骚乱,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市郊文化”阻碍了移民的融入。华康德认为,巴黎市郊的这些聚居地本质上是反种族的,因而缺乏文化上的团结性。不仅如此,这一移民社会的流动能力也相当薄弱,社会关系网迟迟无法建立,经济和社会关系的漂泊成为移民们无法摆脱的命运。换句话说,落脚城市本应具有的正面意义在这里消失殆尽。

究其根源,在于“邮政编码种族歧视”的存在,以及由这一歧视导致的认同感和公平机会的缺失,移民们难以寻找与法国社会相连接的社会网络,而与此同时也丧失了与故乡的关联。参与骚乱的少年们曾说过这么一句话:“我们不是非洲人,也不是欧洲人。”

落脚城市同样是空间概念,所以在空间规划方面也存在推波助澜的因素。在勒柯布西耶的幽灵的影响下,北部郊区的这些“落脚城市”都是笛卡尔式的社区,建筑密度很低,公共空间沦为犯罪地带,居民因而难以建立交流和互助的社区共同体。原有的社会网络已然消失,而新的社会网络迟迟无法构建,漂泊也就成为移民生活中横亘的核心。

如果吉登斯的理论可以借鉴,那么落脚城市的最重要意义也许可以用“安全感”来表达。为了追求安全感,新移民们遵循惯例,借助实践意识来寻找默认的共识。在这个过程中,时空等客体性因素的区域化限制又促成了人们的共同在场,并且给行为者搭建起了舞台。如果所有推进安全感生成和稳固的要素都在舞台中缺失,那么这个舞台的意义也就不再重要。甚至,这个舞台会成为转化反社会的温床,就如同巴黎北郊的移民社区那样。

在书中,桑德斯还展现了孟买湿婆神军党的崛起,考察了柏林的土耳其移民为什么过着和盖奇康都迥异的悲惨生活,分析了西班牙落脚城市走向成功和繁荣的逻辑。每一段故事都对应着千万甚至亿万人的生活,这其中有幸运儿,却也有更多的受苦者。Social suffering成为一个全球性的议题,却依然阻挡不了人们向城市迁移的步伐。这大概才是城市化的威力所在。

5、结语

落脚城市从来不是终点。在乡下移民精心筹划的社会流动旅程当中,进入落脚城市只是第一步。“他们投注了自己的一生,牺牲一整个世代的收入与平静生活,绝不只是为了从一种形态的贫穷转换到另一种形态的贫穷。落脚城市的居民不认为自己是‘穷人’,而是成功的都市人,只是必须先经历这个贫穷的阶段,时间也许长达一个世代。”(P278)

“落脚城市希望融入正常社会,希望获得接纳。只要拥有适当的资源,落脚城市就会繁荣兴盛;如果没有,则可能爆发我们不乐见的后果。落脚城市绝非静态僵固,而是充满活力,沿着发展进程积极前进。至于这样的发展进程究竟会通往哪里,就要看我们作出什么样的决定。”(P70)

落脚城市的发展到底需要什么样的资源?作者提出了四个要点:土地所有权、商业机会、自主经济和互助的社会网络。其实这些要素可以做进一步的概括:自由市场、产权保障、政府服务。这些要素,无论怎么归纳,最重要的目标都是给新移民提供“门路”——也就是成为真正的公民所需的工具和机会(Amartya Sen)。

这是一个左右不讨好的结论,新自由主义者不会喜欢政府的干预,而左派们则会对自由市场心存疑虑。同时,这个结论也并没有经过严密的分析和推敲,只是桑德斯根据历史和现实的若干案例,借助自己的观察力所做的初步总结。

但是,这样的结论已经足够成为探索的起点。记者的敏锐视角和资料的丰富也必将给进一步的学术研究提供良多的教益。同时,无论是从哪个角度探讨城市问题,尤其是落脚城市的问题,我们都需要把派克(R.E. Park)的话语铭记在心:空间关系与社会关系具有密不可分的相互关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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