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学界有本杂志，名字叫Antipodes (对跖点). 很多人搞不明白，一本以批判为导向的左翼地理学杂志为什么要起这个名字，包括我在内。但是业内人士都知道一点，如果写的文章很——也就是在主流观点里“过于”——激进，那么这本杂志大概是最合适的发表渠道。

纽约，“全球城市” (Global City)，“世界资本之都” (Capital of world capital)。它最让人难忘的地景是什么？除掉那些摩天大楼以外，恐怕就是中央公园了吧。可是为什么一个处在全球城市体系最顶端的城市（让我们假设这个体系真的存在，而这很可能不是——不应该是——事实），反倒是以”乡土”景观而让人记住的？

坐在中央公园喝啤酒的那个下午，我看着摩天大楼倒影里的公园，突然就理解了Antipodes这个名字里的潜台词。故事有点绕，让我试着看能不能给说圆了吧。

曾经，大家常以为一个标签/符号/名称就意味着一个整体，被归置在此一名词之下的一群人或物自然有着事实上的同质性，无须其他说明。后来，这个看法变了，“边缘”逐渐被放置在讨论的更核心位置上：如果当我们需要给自己的身份做一个界定的话，最应该构建的就是这个身份的边缘形态。换句话说，要想解释一个对象是什么，其实等价于解释什么不是这个对象——也就是界定那个“边缘”（比如王明珂所著《华夏边缘》）。

但是边缘又是什么呢？在这里我们先把文化或历史的讨论放在一边，专注于空间。毕竟，“边缘” 在（地理专业学生的）直觉上首先是一个空间概念。直观来看，中央公园的四围就是城市绿地的边缘，它框起来的绿色景观（边缘之内）与环绕其外的高楼大厦（边缘之外）构成了发人深省的对比。那么问题来了：一个以高楼大厦林立所表征的“现代性”为自己精神内涵的城市，哪门子神经搭错了要把这么一大片土地划出去建公园？那可是白花花的银子呐。

我喝完酒在公园里继续蹓跶，不期然地走到一个类似小型水库闸门的地方，看见了一块石碑。作为一个（伪）历史爱好者，我认认真真地把碑文读了一遍，然后发现了中央公园的一个奥秘：它原来是被当作水库修建起来的！

事情是这样的，十九世纪上半叶，纽约市的人口翻了好几番。为了避开噪音和其他很多不便，很多人从布鲁克林北上，逃到曼哈顿这个小岛上，即便周围大多都是坟地。可以想见，在迁移潮流开始之前制定的1811年纽约市规划是不会考虑在曼哈顿这个人烟荒芜的地方建设公园的。建设这个公园至少需要有两个前提：第一，有公共绿地及其他市政设施之需求；第二，地方偏远，机会成本不能太高。到了十九世纪中叶，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口迁移到岛上，就近取水所需的天然湖泊逐渐不堪重负；同时大多数人口都分布在曼哈顿南端，岛屿北部依然荒草丛生，前述两个条件都迅即得到了满足。

这一切的发生现在只欠东风了，而东风来自欧洲。那个时期具有影响力的文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们纷纷摇旗呐喊，说我们需要像伦敦海德公园 (Hyde Park) 以及巴黎布洛涅森林 (Bois de Boulogne) 那样的开敞绿地，以供市民休憩；更何况，我们现在真的需要一个新的水源地。现在看起来“异质”的中央公园，在开建的年代竟然是如此顺理成章。那时候的中央公园四周大多也是原生态绿地的模样，今日让人讶异的中央公园的边界，也就根本没有什么让十九世纪纽约人觉得惊奇的点了。

但是中央公园并非一直如此深得纽约居民的喜爱。事实上，就在它建成之后不久，因为管理机构的撤销，园务近乎瘫痪；再加上当时高涨的犯罪率，以及逐渐兴起的汽车为中心的生活方式……公园的吸引力逐渐下降，名声也慢慢变差。直到1930年代，著名的莫斯市长 (Robert Moses，简.雅各布斯那本名著的主要抨击对象) 开始了对公园的大规模翻新和改造，构筑众多休闲健身场所，修建大马路，在公园内部创造了众多与“公共绿地”这个意象截然不同的东西，并重新吸引了大众的兴趣。

而这，才是我真正想描述的那个“边缘”，以及某种超脱了 “边缘” 的东西。为了说明这一点，需要借用“异托邦” (或者叫异质空间，heterotopia) 这个略显晦涩的概念。

福柯在1967年曾经对一群建筑师发表过一场以 “论另类空间” (Of Other Spaces) 为题的讲演，但是文本迟至1984年才正式发表。这篇演说的核心思路，按照大卫.哈维的解释，就是借助 “异托邦” 这个概念的 “在地性” (placefulness) 来摆脱乌托邦的 “非地方” (no-place) 特征，从而在后现代语境中重新思考乌托邦问题。通过墓地、殖民地、妓院、监狱等例证，福柯试图表明历史流传给我们的 “异托邦” 无法被纳入规整的空间系统和主流社会秩序之中，而异托邦的最直观特征，就是其内容（与该空间之外的事物）完全不同。

今日中央公园给人们留下的最直观感受——大概也是最震撼人心的感受——就是彻彻底底的与周遭不同：在沉沉暮霭中，漫步在垂柳依依里，看水面的波纹一圈圈荡开去，摩挲着池塘对面芦苇的摇曳；旁边的小径上，三三两两的人群不疾不徐地走过，小跑者有之，骑行者亦有之，纷纷在花香中穿行。这样的景象，恐怕距离江南的园林春色更近，而离南边不远的帝国大厦或洛克菲勒中心更远。

是不是因此可以说，即便在“资本之都”，超脱于“日常生活”之外的乌托邦依然有存在的可能，只要能够它赋予充分的 “在地性”？这样的概括有点过于迅速了。的确，上面描述的公园景象与周围的建筑环境之间着实迥异，但是边缘真得如同我们所见的那样确凿吗？事实上，这个“边缘”是充满了孔隙的：波纹荡漾的池塘和湖泊，在公园存在的大部分时段（1993年以前），都主要因其作为供水基地而具有存在的意义；行人漫步的道路，有很大一部分至今可以（在规定时间内）行车；依依垂柳的下面，有若干条城市主干道下穿公园而过，在曼哈顿中部和北部构成了汽车东西向交通的关键环节；更不用提散布其间的美术馆，运动场，小餐馆……

在二十世纪以降日益高耸的曼哈顿为何能够容忍看起来如此异质的中央公园继续存在？这不是因为（或者说主要不是因为）它的“与众不同”，而恰恰是因为公园能够被纳入“规整的空间系统和主流社会秩序之中”。中央公园，表面上隐喻着“异托邦”的空间，事实上并不具有与帝国大厦们截然对立的边缘和界限：在物理上，输水管道和汽车道路连接着这两点；在表征上，规模宏大的公共绿地与体量巨大的建筑物之间相得益彰（傍晚慢跑的人们，有多少不是刚从这些建筑物中走出？），绿地所占用的土地之价值亦可以通过周围这些建筑物迅速上升的地租加以弥补。

于是问题来了：如果边缘是有孔隙的，那么我们如何还能清晰地界定一个对象？在中央公园这个案例里，如果空间内含的绝对性遭受质疑，我们该怎样定义空间？

在这个问题的烛照之下，列斐伏尔与福柯的分歧被迅速放大。在1967年那篇演讲最后，福柯提到了 “小船”。作为异托邦言说的最后一个意象，福柯意欲指称的是如何能够借助这样的途径来寻求对主流秩序的超越；然而在大卫.哈维看来，福柯所追求的不过是丢盔弃甲式的“逃跑” (escape) 而已，因为他把 “空间” 这个概念狭窄（而且错误）地绝对化了。

据哈维的考证，福柯的演说很快就影响到了列斐伏尔。在后者于1968年出版的《城市革命》(La révolution urbaine) 里，“异托邦” 亦成为一个关键词汇。但是，列斐伏尔笔下的异托邦不是一个内蕴着逃离的地方，而是失范 (anomie) 及潜在转型的空间，它不仅与同位性 (isotopy，也即理性化的资本主义的与国家的空间秩序) 保持着张力，而且与作为表现性欲望的 “乌托邦” 概念保持着张力。

同样的一个词汇，为何在两个人的理论里显现出如此迥异的面目？究其根源，在于两个人对 “空间” 有着不同的认识。在福柯那里，就如同他后来跟Hérodote这本地理学杂志的编辑对谈时承认的那样，空间只是从其表面加以理解的一个浅显术语：它是日常生活和权力关系的容器，具有绝对化的特征，偶尔才会参与生活与权力关系中去——但也只是作为一种桥梁和中介而已。换句话说，福柯意义上的空间，就是物理空间；处于这种论域之中的 “异托邦”，自然也就被取消了在保持在地性的同时超越主流社会秩序/空间秩序的可能。

列斐伏尔意义上的 “空间” 则具有关系性的潜力，或者说，对空间的最贴切理解只可能通过其蕴含的关系来完成——这里的空间所指称的是我们非物质但客观的“生活之道”，也是社会与权力关系的时空性的适当再现。如果用他后来发表的更具体系化的说法（《空间的生产》），可以说空间的概念需要同时从三个层次加以把握：物质空间 (physical space) －日常生活的物质境遇；空间的表征 (representation of space)－借助抽象表征来呈现我们的感知的空间（比如梦境和绘画）；和表征的空间 (space of representation)－亦可用段义孚的说法称为 “生活的空间” (lived space)，意指在我们所遭遇的空间中生活，并在此同时经由空间在物质和情感上重塑我们的生活。

当空间本身成为关系性的，边缘的多孔隙亦是意料之中。这里的孔隙不再是主流社会秩序和空间系统用以收编中央公园所使用的那些物质实体（道路，运动场，输水管道，等等），而是我们自身在日常生活中对空间和时间的各自不同的感知和体验。空间被我们表征和概念化的方式，也许会影响我们物质感知这个空间的方式，以及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方式。这些日常实践将进一步引导我们为自己建立特定的“生活空间”，一方面承载、另一方面形塑着我们的生活。

你是曼哈顿岛上的一个上班族。在一天的工作结束之后，你换上运动服，跑进了中央公园。沿着大大小小的湖泊池塘慢跑时，你目光所及尽是沉沉暮霭和依依垂柳，新鲜的空气把一天的劳累一扫而尽。迎面走来的遛狗老人微笑着提醒你系紧鞋带。在池塘边踯躅的游人们让你更觉这座城市所拥有的无穷魅力。中央公园，在这个时刻，在你的生活里，不是理性化的资本主义的与国家的空间秩序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只是让自己的纽约成为纽约的那个关键元素。

我是一个流浪汉。在一天的漫游之后，带着菲薄的收入，我走进了中央公园。尽管这座城市充满了冷漠，但是傍晚的夕阳和中央公园的景色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我静静地坐在长椅上，看着远处运动场上被父母引领着玩耍的儿童，还有旁边小径上纷纷飘过的慢跑的人群。没有人抛来白眼，没有人驱逐出境。慢慢变冷了，我裹一裹身上的破棉絮，蜷缩在长椅角落，目送最后一缕夕阳落下。这个时刻的中央公园，让我的漫无目的的飘荡有了短暂的归属。

生活和空间的界限，在关系性的视角下，变得模糊。在某些时刻 (moments)，空间甚至就成了生活本身。如果在这个时候，著名的莫斯市长重回岗位，决定把不再具有供水功能的湖泊夷为平地，甚至修建摩天大楼，那么不论是你，还是我，肯定都会立刻采取行动来保卫空间/生活。在绝对化了的时空里，中央公园不是“异托邦”，但是在关系性的视角之下，中央公园绝对拥有成为真正的异托邦的潜力——异托邦这个概念所体现出来的差异性，并非是针对区分或隔离而言的，而是针对其与其他空间之间潜在的转型关系而言的。

回到Antipodes。

对跖点，是指通过地心与某地呈轴心对称的点（比如近似意义上的上海之于乌拉圭萨尔托，或者青岛之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因此对跖点也是在地球上距离该地最远的点。这个概念首先是在空间的表征层面借由地球仪完成的一个思维过程的结果表达。但是它更重要的意味，是在充满想象的过程背后所隐藏着的改变当下——彻底地改变当下——的渴望：当我此时此刻所在的地点/空间/生活不如人意，我便会渴望对空间性做一彻底的改变。对于文艺青年而言，也许就是去看看远方（这个世界的另一面）；对于左翼地理学家而言，则是去寻找和构建与理性化的资本主义的与国家的空间秩序完全不同的别样空间 (other spaces)。

对跖点就是字面意义上的异托邦。能否成功，端赖相应的主体如何看待空间本身。文艺青年们的看世界大多都会无疾而终，甚至因为纷纷的效仿而成为被嘲笑的“刻奇”，因为他们眼里的远方真的就只是开车/坐车/骑车上路越走越远的那个地方。地理学家们呢？也许，他们在意识到空间的关系性之后，能够在某个“时刻” (moment) 穿越那本就是虚构的、充满了孔隙的边缘与界限，让乌托邦真正具有在地性，让空间转型成为可能。

这大概就是那本叫做“对跖点”的地理学杂志想要传达的态度。

（当然，这样的实践不可能如想象地那般轻松。就比如说，格林尼治的对跖点在新西兰，名字就叫 Antipodes Islands. 已经日落——在夏天的伦敦这可真不容易——的大英帝国和它曾经的殖民地之间的权力关系，在这个命名里就昭然若揭。那么对跖点作为另类空间、异质空间的可能性，到底能有几何呢？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自己去这本杂志里探索一下，看看是否有蛛丝马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