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纽约的 Penn Station 坐上火车的时候，我并不知道接下需要在 Jamaica 站跳下火车，才能赶上回伦敦的飞机。 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在103街的西安名吃 (Xi’an Famous Food) 门口，我跟两位从波士顿远道而来的朋友接上了头。他们盯着纽约的街道，目不转睛，连连称奇，说仿佛像是入了戏——跳进了以前看过的那许多电影里。我只好赶紧提醒这两位意大利和巴西友人：快吃吧，肉夹馍该凉了。 打包了一盒臊子面，一盒羊肉泡，一盒炒凉皮之后，我们浩浩荡荡地开向中央公园。在还没有到公园大门的时候他们就惊呆了（比两年前的我提前了二十米）。这自然是他们第一次到纽约来，于是第二次来的我便当仁不让地当起了导游，把当时的游记又添油加醋地讲解了一番。 很快大家就把彼此弄得疲惫不堪，唯有西安名吃可以解忧。 我们在草坪上的一片树荫里落了脚，酒足（划掉）饭饱之后开始四处张望远处的高楼以及近处的人群——晒太阳的年轻人，四处奔跑的孩子，脚步沉重的游客，步履不停的慢跑者。这些又一次勾起了我两年前的回忆，关于生活空间的思考，以及中央公园本身的可爱。 如果抛开当天是周一这个因素不谈的话，这一切是多么祥和自然。但是很不幸，那一天是周一。于是我们都开始纳闷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出现在公园里，在这样一个被资本主义侵蚀得无孔不入的城市。批判精神没有敌得过瞌睡虫。刚写几张明信片，我就加入了他们，昏昏睡去。     中午的小憩永远都是珍贵而值得回味的，因为没睡够。但是时钟已经走向了四点，离我的航班起飞还有三个多小时。这个安排真是太贴切了，我心里窃喜：无论是去机场还是过安检都不用太着急，这时间绰绰有余。 我们不疾不徐地走到公园外边队伍巨长（但并不好喝）的星巴克，想用咖啡让自己清醒一下。接着我去取了行李，跟两位友人告别，开启了前往 Penn Station 的煤矿工程车（aka. 纽约地铁1号线）之旅。 到此为止的旅途都很顺利。我走出地铁站，走进火车站，走向售票机。从这里出发去肯尼迪机场的最快路线是坐长岛小火车到 Jamaica 站，然后换乘机场轻轨。第二次走这条路线的我对这一切都已胸有成竹。熟练地选择了目的地之后，我用钱包里仅剩的10.25美元付了款，然后踌躇满志地走向了站台旁边的显示屏，看最近的一列车几点开。 时空的分叉是从这里开始的。有备而来的我早一天就已经查好前往 Jamaica 的各路火车及其名称和颜色，用 Google Maps 截好图存在了手机里。掏出手机一对照，最近的这列车好像一分钟之后就要开，我于是奋不顾身地抓起箱子跑向相对应的站台，然后在关门之前的那一刹那跳上了车。 安置好行李之后，气喘吁吁的我开心地拿起手机跟两位朋友汇报进度，然后遥祝他们晚上找到好吃的餐馆。我把车票和收据从钱包里取出，放进了衬衫的口袋里，这样就不会太耽误列车员检票的功夫了。然后我抬头看了看车厢的显示屏。报站换了又换，但我并不担心：肯定是系统出了故障，跟我没关系。做好了这一切工作，我才终于有功夫去观察车厢里的人。 他们大多数都是上班族，垂头顿首的疲态完全不似我刚刚在中央公园遇见的那群人。点亮屏幕，戴上耳机，他们终于能钻回自己的那个跟职场无关的小世界里去。偶尔有几个人也在四处张望的话，可能会和我的眼神交错——我便能发现他们看见我的行李时流露出的好奇的表情。但我没去细想。事后来看，细想也没用。 这时候火车已经钻出了地面。太阳的位置还相当高，完全没有让位给沉沉暮霭的意思。火车的报站声也响了起来，下一站将会是一个叫做 Syosset 的地方。管它呢，我心想，只要赶紧到 Jamaica 就好，这样的小站快点过去吧。在这分叉了的时空里，我完全没有意识到将要发生的那场相遇。 列车员马上就要来到我所在的车厢检票了。我摸一摸衬衫的口袋，把那几张纸按顺序给叠起来，就等着递出去的动作了。在这一流畅的动作完成的那一刹那，列车员的表情还没有出现异样。但是情况很快就发生了变化。 她推了推眼镜，正色跟我说：“我们不停 Jamaica，下一站到 Syosset.” 我有点着急了，但还没有失去理智：“那这两个地方远吗？我是说从 Syosset 回到 Jamaica。” “很远，很远。” “大概有多远？” “三十英里吧。你恐怕得先坐过去，然后再坐这列车回来了。因为这是今天唯一一列从 Syosset 开回纽约的车，我们七点半从那边出发。” 七点半也是飞机起飞的时间。我的大脑飞速旋转，却又一片空白。是不是可以在 Syoss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