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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hinking the urban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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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th: December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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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Secondhand Space – Unthinking the Quito Papers.” Published by Dushu Journal (读书杂志), Issue 12 (December), 2017 (in Chinese) 理查德·桑内特(Richard Sennett)和萨斯基亚·萨森(Saskia Sassen)对于国内学界来说都不是陌生的名字。无论是前者的《公共人的衰落》和《肉体与石头》,还是后者的《全球城市》都在城市研究者的必读书单上。最近他们又一次在国内的知识界尤其是城市研究和城市规划的圈子里流行起来。以《基多宣言》(The Quito Papers)为标题,他们的新剧目在安第斯山上的厄瓜多尔首都基多首演之后不久便来到了北京,并开启了新一轮对城市空间和城市生活的讨论。 这是一场相当及时的讨论。不用提日益增长、早已超过50%的城市化率,也不用提数亿涌向城市的流动人口,我们只需要在日常的每个角落里稍加留心,便可以意识到城市议题早已主宰了我们的生活。我们有一二三四线城市,也便有了“逃离北上广”。我们有日益富丽堂皇的世界城市、国际一流宜居之都,也有不断扩张、不断吸引媒体注意力的“城乡结合部”。我们有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也有越来越多“假装在生活”的人。产业升级和城市环境整治的浪潮亦使我们越来越难见到街头小店,越来越难买到早餐。 在整个社会的城市转型之中,我们的确有必要思考、反思乃至否思以往的城市理论,去观察和分析它们与当下城市状况之间的沟壑,从而提出新的问题,研究新的答案。在这一层意义上,桑内特、萨森和他们的《基多宣言》是值得关注的。他们以柯布西耶及其现代主义规划理念为反思对象,继承和发展城市理论批评者简·雅各布斯以降的种种新城市主义思路,力图唤起大家对城市之共时的复杂性(complex in a synchronous way)、未完成性(incomplete)和多孔性(porous)的认识,重新构想一种新的体验和塑造城市的方式,倡导从封闭的城市走向开放的城市(the open city)。 这些想法看上去都很美妙,似乎真的能帮助我们从高楼林立的城市森林里解脱出来,重新发现干净、安全、有效又多元的城市生活。桑内特、萨森和他们的联合国人居署的合作者们也对此充满信心,于是才会在二〇一六年秋天于基多召开的联合国住房与可持续城市发展大会上(又称“人居三”大会,Habitat III)力推《新城市章程》(The New Urban Agenda)(一份基于《基多宣言》编制而成的政策文本)。这个章程最终获得通过,成为接下来二十年指导全球城市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但是,看上去美妙的前景也许并不如这些文件所承诺的那么牢固。与其不加反思地盲从这种种宣言和章程,不如往后退一步,换一个新的角度去审视它们,去探寻它们雄心之下可能隐藏的困境与危险。这篇文章的目的就在于抛砖引玉,以批判性的态度重读《基多宣言》,从而将其可能内蕴的理论困境和认识论陷阱展现出来,以期推动学界对城市空间、城市形态、城市生活的思考和反思。 现代主义及其不满 《基多宣言》的理论起点是《雅典宪章》。一九三三年夏,国际现代建筑协会第四次会议在一艘从马赛开往雅典的邮轮上召开。这次会议标志着以勒·柯布西耶为首的一群建筑师开始理论化他们对“功能性城市”(the functional city)的构想,并最终定型于柯布西耶在一九四三年出版的《雅典宪章》(Athens Charter)中。在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雅典宪章》被奉为城市建设的圭臬而广为流传,并直接塑造了今日千篇一律的城市景观:高楼、广场、绿地、大马路,还有“小汽车主义”。 柯布西耶的立场有其时代背景。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早期,随着大工业的急速发展,城市空间也日益变得拥挤、杂乱,并严重影响到市民的生活质量。建筑师们所谓“功能性城市”的提法,其实关切的正是工业时代的城市形态问题。通过确认居住、工作、游憩和交通四大功能,他们也在事实上确认了城市形态的从属地位:形态本身需要加以改进,以便服务经济发展和相应的生活需求。 这一功能主义的思路从根本上限制了柯布西耶们的解决方案。为了解决脏乱差和拥挤问题,他们大力提倡新建高楼、开辟绿地、拓宽马路、功能分区。最终,他们面对的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被进一步放大。高楼和绿地并没有增进人们的生活质量,而是加剧了社会分隔,恶化了大都会的精神生活,甚至造就了诸如巴黎郊区“邮政编码种族主义”这样的严重后果。功能分区和快速路也同样没有对拥挤问题有丝毫帮助,对于这一点,每天早晚高峰时堵在北京东三环或者上海内环高架路上的人一定有切身感受。针对这些现代主义的观念,桑内特的评论堪称犀利:柯布西耶的宪章是一个乌托邦,“一个错误的乌托邦”。 简·雅各布斯是较早对柯布西耶说不的人。在现代主义的建筑和城市规划如日中天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她写作《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宣扬街道活力和多元,强调邻里和生活经验的重要,抵抗纽约的城市更新(urb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