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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egory: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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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这是「城识|关键词」栏目的第一篇推送。 近半个世纪前,雷蒙·威廉斯出版了影响深远的《关键词》一书,用一系列彼此关联的词条和例句来阐释变迁中的文化与社会。借助这一系列关键词,威廉斯得以剖析词汇背后的意义历程,描绘社会实践和思想图景的变迁,并厘清他所处时代的情感结构(the structure of feeling)。 “情感结构”与意识形态不同,它意在捕捉人们在面对文化与社会变迁时内在的情感反应——这些情感暗流往往以细致而微的方式塑造着社会、艺术、文学和日常生活动态。「城识」公众号力图在方法论上借鉴威廉斯的做法,努力捕捉我们时代的“关键词”和城市变迁过程中的“情感结构”。 我们将遵循威廉斯在书中选择词语的两个标准:一是在特定的活动及其阐释中具有意义和约束力,二是在特定的思想形式中具有意义和指示性。由此出发,我们希望能够深入城市词汇和语言的内部,剖析它们所关联着的城市状况、城市经验和城市进程,更细致地描绘社会变迁的时空图景,从而更好地理解和把握这个正在展开但又充满矛盾的“城市时代”。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从“为什么没有中国版的城市政治学”这个问题出发,进一步聚焦“城市”、“空间”与“政治”三个关键词。这一讨论立足于列斐伏尔、大卫·哈维和多琳·马西(Doreen Massey)等人提供的思想资源,力图展示这些关键词“在特定的思想形式中具有的意义和指示性”,同时也充分关注中国的城市(政治)状况,希望能够为读者朋友们提供一个别样的分析视角,帮助大家更进一步反思周遭的城市变迁。 一、如何谈论城市政治? 2015年时,有一位城市规划出身的青年学者写了一篇文章,其中有一个小节的标题叫《为何没有一门城市政治学课》。文章的核心观点是,城市政治学是对城市权力的追问——无论是向权力讲述真理,还是参与决策权力,这都是规划的一个基本关切。以往的规划师往往只埋头画图纸,他们并不十分关心城市规划从编制到实施的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错综复杂的权力关系。但是这种忽视很可能导致他们的蓝图只能是一张“蓝图”而已。 这是上面那位作者想要表达的观点,而为了论证这个观点,她引用了一本经典教科书——《城市政治学理论》。如果遵循传统的城市政治学的框架,那么我们的讨论就必须围绕这几个议题: (1)政治权力的结构:具体来说就是精英政治和多元论的纷争,城市权力是掌握在少数的精英手里,还是广泛分布在不同的人中间,是他们的互动造就了一种多元的权力格局? (2)政府组织的结构:民选官员与所谓的官僚制——那些政府官员——之间的关系,何种构架和安排最为合理有效? (3)政治行为的结构:不同的行为主体之间如何联盟,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来主导一个城市的政治决策,改变决策者的政治行为? (4)空间关系的政治:它立足于古希腊的城邦概念之间的连接去思考,在一个在现代的城市语境里边,有什么样特定的政治、经济和空间结构和政治行为、政治结构、政治组织的编排。 但是,这些“正统”的、“经典”的城市政治学理论,并不能帮我们解答此时此地的城市困惑。《城市政治学理论》——这本书和以它为代表的这个学科——太多地受制于美国的语境。哪怕是在上世纪后半叶逐渐获得统治地位的增长机器理论[1]和城市政体理论[2],也与纽黑文或者亚特兰大这样的地方政治状况紧密相关。但是问题是,来自这些地方的城市政治经验为何适用于中国?我们又为什么一定要削足适履地开展这种“应用”? 也许,我们可以不再谈论“urban politics”,而是把目光转向“politics of the urban”。表述上的微调,可以提醒我们努力把城市政治学从美国语境里摆脱出来,从而去重新思考中国的城市经验——这也正是“把中国作为方法”的题中之义。 在日本汉学家沟口雄三看来,“以中国作为方法,就是以世界作为目的”[3]。换言之,我们要立足于中国的城市经验(和教训),来与其他国家的观察者和研究者做更进一步的对话,从而更好地在全球的尺度上理解我们的城市变迁和城市变迁背后的权力关系,这才是城市政治研究(politics of the urban)真正应该关切的问题。 而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三个关键词——城市、空间和政治。 二、关键思想家 在我们的讨论里,有三位思想家扮演关键角色: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和多琳·马西(Doreen Massey)。 列斐伏尔1901年出生,1991年去世,见证的正好是一个革命的世纪。他在早年是法共(法国共产党)的笔杆子,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很多写作是法共的经典文本,但是在上世纪50年代因为反对斯大林主义被法共开除出党。在那之后,他的关注重心逐渐从农村问题转移到城市问题。到了1968年,他提出了著名的“城市权”(the right to the city)概念,在 1970年出版了重要著作《城市革命》,1974年出版了代表性作品《空间的生产》。 大卫·哈维在中文世界也许更有名一些。他出生于1938年,在生涯早期主要做定量的地理学研究,并在1969年前后出版过一本关于地理学定量方法的教科书(《地理学中的解释》)。但是,在前往美国的Johns Hopkins大学任教之后,他发现巴尔的摩有很多无家可归的非洲裔美国人,这些社会不正义的问题引导他逐渐转向对马克思的阅读。在与《资本论》对话的基础上,哈维在1973年出版了他的经典著作,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这本书也标志着人文地理和城市研究的一个批判转向。[4] 多琳·马西生于1940年代,在2016年去世。她在1970和1980年代是新马克思主义阵营的重要成员,提出了著名的“劳动的空间分工”(the spatial division of labor)理论。面对诸如英格兰东北部“锈带”(Rust Belt)这样的地方,马西提出“空间不仅是经济活动的背景,而是组织和体验这些经济活动的核心环节”,权力关系、全球联结、地方与身份认同以及空间本身的多层次和多维度,这些不同的动态彼此相互交织,共同塑造了全球化时代的本地苦难。 到了1990年代之后,她开始尝试着把新马克思主义立场与女性主义的分析视角结合在一起,同时也十分关注与后殖民分析框架的对话。所以当我们阅读她的晚期写作的时候,会发现她的笔触变得更加温柔一些,更关心个体,关心人的处境,关心人的情感,关心偶然性,关心差异。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借助这三位思想家的理论资源,来逐个探讨我们的三个关键词:城市、空间与政治。 三、什么是城市? 什么是城市?如果你依然坚信城市是一个有界空间的话,可能首先需要思考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划定一个城市的边界。 大卫·哈维对这个问题的回应非常直接:城市应该被视作一个过程,任何一个城市都是城市化进程的产物。不管我们去观察城市还是别的什么产物,我们所观察的此时此刻只是演进过程的一个横截面、一个恒存、一个瞬间,而这个过程是永无止息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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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19年开学典礼上的发言 文 / 赵益民 尊敬的各位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上午好。 经过了漫长的寒窗苦读和一个转瞬即逝的夏天,大家终于来到了人大的校园,来到了公共管理学院。欢迎大家! 可能在座的有一些同学已经十分了解这个校园,了解我们学院,但是我想大多数同学还是初来乍到。你们带着自己的光荣与梦想来到这里,正在用自己的触角去感知这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瞬间。在这样崭新的生活里,相信你们会忍不住好奇:大学究竟是什么?自己的大学生活,又将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展开? 关于大学的性质,教育家梅贻琦有一句很好的评论:“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也许这句话能多少安抚在座各位的情绪,尤其是,当你们面对没有独立卫生间和上床下桌的宿舍时,不妨试试默念几遍这句话,说不定会有奇效。 梅贻琦的话自然说得十分深刻,但是它能如何跟我们的生命历程关联起来呢?我想,在座的本科新生们大概会很想知道,大学和中学到底有什么区别?而研究生们经历了已经逝去的本科岁月,也许会进一步质询:为什么我们在大学里看见了越来越多的精致利己,和越来越少的讨论沉思?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才能不辜负接下来若干年的公管时光? 这样的问题也在学生时代困扰了我很长一段时间,直到后来,我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发现了解答这些问题的线索。在《形而上学》这本书中,亚里士多德区分了两种形式的“实践”(praxis)。在他看来,我们生活里最常见的一种实践往往是“不完整的”,因为它们的最终目标外在于实践本身。比如说,我们坐火车,往往不是为了享受那种“在路上”的感觉,而只是为了到达目的地。再比如,我们参加高考,并不是因为享受这个考试,而是为了获得一个好的分数,从而有资格进入一所好的大学。 推而广之,这样不完整的实践在大学里也越来越常见。有同学在选课的时候会更关注老师打分是否“厚道”,而不去思考这门课的深度和广度对自己是否有所助益。还有同学会十分关注保研时的评价标准,然后按照那样的标准去形塑自己四年的生活,只是为了毕业的时候能够顺利保研。这样的思维方式再进一步发展下去,就会让我们的实践变得单一和线性。我们终日奔波苦,只求完成人生列表中的一项又一项目标,却不再享受这个过程里的细微瞬间。如果这些目标只指向自己个人的成功,那么我们的生活离“精致利己”还远吗? 好在,我们还有别的选择。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实践”还有另外一种形式,他称之为“完整实践”。什么意思呢?在完整的实践里,手段和目的不再脱节,二者是相融共生的。比如说,我们去故宫里漫步,去博物馆看展,去图书馆沉浸在图书的海洋;我们并不是为了把故宫的一万多间房屋走一遍,也不是为了仔细看明白博物馆的每一个展品,更不是为了读完图书馆所有的书。事实上,在漫步、看展和读书思考的过程中,我们已经完全实现了实践的目的。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说就是,“在同一时间,一个人正在观看并且看到了,正在理解并且理解了,正在思考并且已有所思。” “完整实践”没有目标,因为它自身就是目标。在我看来,这里就隐藏着大学的全部秘密。跟高中不同,大学教育中很少出现“标准答案”——我们更加关注的是启迪、熏陶和引导;是告诉你世界有多大,你能如何去看它;是分享理性和自由的意义;是培养你们的思维能力,让你们能够用自己的思考取代别人的灌输,不盲从、不轻信。这些关切会贯穿始终,它们既是我们的教育实践,也是我们教育的目标。在这里,你不再需要去背诵很多课本,但是要学会提问、思考和理解,要培养自己智识上的创造力,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去探索和扩展知识的边界。 现在,你也许会问,这些美好的前景确实很诱人,但是自己到底该怎么做呢?借今天这个机会,我想给大家提三条建议。这些建议并不是万能灵药,但是也许能帮助你们来反思自己的生活,从而更好地构建自己的“完整实践”。 首先,要自主。大家以前的人生轨迹或多或少都是被事先规定好的,能够自己做决定的场合少之又少。从现在开始,你们要逐渐学会当自己的主人了。为此,大家就要慢慢学会认识自己,尝试着跟自己对话,梳理自己的兴趣、梦想和憧憬,探索丰富而复杂的自我,从而更好地了解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在此基础上,要逐渐形成批判性思维的能力。在纷繁复杂的真实世界中,我们面对的问题往往没有标准答案,因此,我们要有勇气质疑别人给出的答案,然后根据证据和逻辑发展自己新的解答。知识是通过不断“证伪”来推陈出新的,这个过程里往往没有“权威”的立足之地。 其次,要自律。在大学里,不会再有人每天站在你身边唠叨。看着父母远去的背影,你也许窃喜,感觉自己可以在这里放飞自我了。但是我恳请大家记住,放飞要有一定限度。因为,你的大学生活的模样,将完全取决于你的实践如何塑造它。这意味着极大的自由,却也意味着极大的责任。我们见过一些因为沉迷游戏而不得不黯然退场的同学,我们真的不希望在座的任何一位最后落得如此下场。在大学里还流传着不少段子,比如“必修课必逃,选修课选逃”。大家千万不要听信了这样的说法。这么做,将不仅会辜负辛苦备课的老师们,也会让你们自己失去很多思考和理解问题的养分。 第三,要时刻保持好奇心和想象力。在存在“标准答案”的时代,我们的好奇心和想象力都被压抑到了很小的角落里。现在,大家是时候把它们释放出来了。这首先是实现自主的前提条件,只有重新拾回好奇心,我们才能更好地认识我们自己,明晰自己的梦想和憧憬,找到自己接下来要行走的路。不仅如此,好奇心对于我们的“完整实践”也大有裨益。在读书、思考和理解的过程中,我们时刻都需要由好奇心引领,保持开放包容的心态,规避种种预设的学科边界,顺着自己最初和最热烈的情感触动,探索我们的周遭世界和日常生活。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学会从不同的角度去切入,运用自己的想象力来让这些角度碰撞和综合,从而生发出新的视角,与别样的答案。 公共管理的最终关切是实现公共利益、创造公共价值、建设公民美好生活。我衷心希望大家能够通过在公共管理学院的学习,逐渐领悟并践行这一关切。为此,在发言的最后,我想和大家分享我读书时一位老师在课堂上引述过的话,我们一起共勉: “即使在最残酷暗淡的时刻,也决不放弃改善我们自身和周围生活的希望和勇气,并耐心地等待人们身上所表现的善意温暖的光芒。犀利而不粗暴,宽容又不盲目,坚持理性,面对现实,同时又不失理想和激情,这是知识分子以及所有社会成员的伟大美德。” 祝大家的公管时光愉快、幸福、成果丰硕!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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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长的三月终于要结束了。这一整个月我几乎没有时间做任何别的事情,所有精力都用在了一门新课的备课和授课上。这门课本身不是新开的课,但是之前讲的话题已经重复了几遍,讲起来已经没有太多兴趣和激情,于是我今年(突发奇想地)完全改变了授课的结构和话题,开始聚焦一些我自己新近开始感兴趣的方向——虽然有趣,但也造就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忙碌。 这门课的名字叫 Urban governance: Global and comparative reflections. 从这个标题大概可以看出两个要点:首先,课程内容需要和城市治理问题挂钩(这一点不是我自己的决定……);其次,我想让这门讨论城市治理问题的课更多一些全球的视角、比较的方法和批判的内涵(在这一点上我大概还有一些发言权)。 遵循这两个要点,我在今年的授课中将视角转向了基础设施的政治这一问题,尝试着从这个角度出发,与有关政治物质性(political materiality)、事物的治理(the government of things)等方面的文献进行对话,并在此基础上回到城市政治讨论的终极关切——社会与空间正义问题上。 课上具体讨论的问题包括(但不限于):我们如何通过重构城市研究的“理论地理”,并由此在认识论层面重新理解“城市治理”一词的内涵?我们如何能在讨论中部署比较城市主义的分析框架,并在面向中国/来自中国的讨论和反思中为此框架做出进一步的贡献?我们如何能与城市研究文献中有关事物的治理和(不)正义的城市化的论述脉络展开新的对话?尤其是,基础设施能如何为我们关于城市政治和城市治理的讨论提供新的视角?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将本课程分为两个部分:在第一讲介绍讨论主题和分析框架之后,第 2至 4 讲着重阐述和评估“事物的治理”问题,重点关注城市基础设施、物质性的政治和城市生态的政治学等议题。在此基础上,第5至6讲将重点转移到了“(不)正义的城市化”,通过与城市权利、政治街道、“人作为基础设施”以及社区治理术等文献进行对话,将有关“事物的治理”的讨论重新放回到城市政治与正义的脉络之中。课程还包括了和期末研讨两个环节,以期促进更进一步的讨论和分享。 下面附上各讲的主题和阅读文献列表,供大家参考,同时也非常欢迎提出建议帮助我进一步修改和完善! Lecture 1: Introduction – Dislocating urban governance Key readings: Lindell, I. (2008). The multiple sites of urban governance: insights from an African city. Urban Studies, 45(9), 1879-1901. McCann, E. (2017). Governing urbanism: Urban governance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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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量方法与质性方法之间的论争早已经连篇累牍,但是最终似乎两个阵营的人都没有办法说服对方——甚至撇开说服不谈,连(同情之)理解都是困难的。这样的争论依然在持续,尤其在中国社会科学界,对特定类型“科学”的追寻和对质性研究的误解并肩出现,虽引起了一波又一波方法之争的波浪,却并没有真的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什么是真实、什么是经验研究、什么是合理的方法。在我看来,这样的争论之所以陷入到一种“内卷化”的境地,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论争双方都只是就方法论方法,没能从方法的泥淖里抽离出来,也不能很好地反思不同方法背后的认识论张力。在这一讲中,我想后退一步,借着对认识论层面的反思来重新梳理两种方法之争,同时也想借此拂去一些贴在质性方法上的污名——如果有人想继续辩称只有定量方法才科学,那不妨先思考一下,到底什么是“科学”。 知识的性质是什么?什么知识是真实有效的?这样的问题构成了认识论的起点。在柏拉图那里,知识的定义是“被证实的真实的信念”。但是,什么样的知识可以宣称自己是被证实的真实的信念?关于这个问题,西方哲学有长时间的争论,这造就的一个重要区分发生在理念论和经验论之间。简单来说,理念论者认为知识本质上是先验 (a priori) 的,也就是通过逻辑推理便可以判定何种知识、信息、概念为真,不需要基于经验性的观察和分析。比如在现实世界中,并不存在标准的圆,那是人们在脑中构想出来的一个概念,而类似这样的几何知识便先验地出现了。经验论者对此持反对态度:他们坚信所有知识都是后验 (a posteriori) 的,也就是说,所有的知识都必须经过人们的经验观察来加以验证,如果不能在经验观察中进行验证,那么这样的知识就一定不是真的。 从根本上来说,所有的社会科学研究都应当是经验的 (empirical),但却未必是经验主义/经验论的 (empiricist)。针对这个区分,我们可以借助逻辑实证主义的案例进行更详细的说明。逻辑实证主义 (logical positivism) 是经验主义的一个极端状态,他们的一个著名论断是,任何不可验证的陈述都既非真、也非假,而是没有实在意义,只有能够验证的陈述才是有意义的。进而,逻辑实证主义者希望运用数理逻辑的形式化方法,建立一个严格的科学语言,以准确地表现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逻辑构造。维也纳学派是逻辑实证主义的摇篮,他们的大规模集体活动从1924年开始,其实在1930年代后期就停止了。虽然如此,这一流派的认识论观点在二战之后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应用,并在整个社会科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费格尔是维也纳学派的一位活跃人物,他在1969年的一篇回顾性文字里曾经这么总结道:在“可证实性原则”中,“作为事实上有意义论断的区别性标志的不是可证实性,而是原则上可检验性。我们使用这个标准来摒斥任何超验的-形而上学命题。我们以此来继续和加强已经成为经验主义传统特征的对绝对的东西(诸如实体、空间、时间、生命力、灵魂、神等)的批判。” (费格尔:《维也纳学派在美国》) 这里其实透露出两条重要信息,能够让我们更好地理解逻辑实证主义在二战之后的重大影响力。第一,逻辑实证主义所坚持的 “可检验性” 事实上是康德呼唤人们敢于动用自己的理智的一个当代回声,这在所谓晚期现代性(high modernism)的时代给予了人们进一步的鼓励:在充分相信人的理智的基础上,社会科学的每个门类都开始追逐他们各自的普世的规律,希冀用一种定律去解释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现象。第二,逻辑实证主义的检验过程回绝了任何形而上的要素,因而特别符合冷战时代的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要求,在这种意义上,“实证科学”成为一种“去政治性”的存在,所以受到了特别的鼓励。 因为这样的背景,逻辑实证主义所提倡的认识论逐渐渗透到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很多学科的“计量革命”都发生在上世纪50到70年代也就变得容易理解了。这一认识论对社会科学的具体实践提出了三个宰制性的要求:第一,认为自然科学及其实验逻辑是社会科学必须效仿的对象,如果没有遵从这个逻辑,那么就不够科学;第二,认为社会科学的最终目的是寻找普世的规律;第三,认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是客观、标准化和可重复的经验观察。在方法上,因为可检验性原则拒斥了超验的和形而上命题,所以主要关心是否能够检验(证实或者证伪)特定对象——假设是什么,自变量、因变量怎么构建,等等——而在事实上放弃了“理论”追求,这是逻辑实证主义的认识论带给我们的一些直接结果。 在实证主义如日中天的时候,人类学家的不满与日俱增,因为他们是首当其冲被上述认识论影响的人。那个时代的人类学家还在专心研究“原始部落”,在“村庄认识论” (village epistemology) 的引导下待上很长一段时间;他们的研究对象不可量化、不可重复、不可复制,因此就在实证主义的话语中变得“不科学”。为了应对这个危机,不少人类学家开始另辟蹊径,尝试着从19世纪的生物学理论寻找科学资源。与20世纪早期的物理学进展不同(后者是逻辑实证主义的一个科学资源),这些生物学理论强调人类行为与这些行为所处的社会和文化语境息息相关——我们的动机、信念、规则、话语直接影响我们的行动,这是生物学家的研究给人类学家带来的启发。 根据Hammersley和Atkinson (2007) 的综述,在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人类学家援引了更多的理论资源来重构自己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主要来自解释主义的理论脉络)。第一个资源是现象学——简单来说,它研究的不是现象本身,而是现象在人意识中的投射,人们在脑海中怎么再现现象、产生什么样的意识结构;在某种意义上,现象即本质,在其背后没有更加本质化的存在,这是现象学人类学的基本观点。第二个资源是诠释学——它关注的是文本,通过文本揣测和思考在这个文本背后的作者意图,然后把文本和作者意图放在生产它的语境中去进一步考察。第三个资源是符号互动论,它所针对的是实验科学中惯常坚持的刺激-反射模式。后者认为,针对实验对象给予刺激会产生对应的反应特征,所有实验对象会共享同一的刺激反应结构,所以做实验的时候不需要关注每个对象的个体差异。但是符号互动论不同意这一观点,他们认为人们发生互动的环境和过程会影响互动产生的结果,这些结果是多样化和有差异的,而不是遵循着同一的结构。 这三种解释主义的脉络能够很好地帮助我们反思逻辑实证主义带来的思维误区。其中最为严重、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个误区,是认为人类社会遵循着类似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我们不妨退一步来反思,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真的具有同一性吗?人之为人,我们所拥有的类属性 (species being),跟昆虫、鸟或者火星上的石头是不一样的,这中间的差距不应该被断然地忽视。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性,有我们的(“主观”的)思考能力,我们的欲望和梦想,施加在我们之上的价值和规范,这些东西都会影响到我们的行动,我们因此不像自然界的动物或者行星、陨石那样遵循一定的“客观”规律。基于这样的反思,我们可以说社会科学应当正视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差异,去关注无法精确量化的社会现实,并且把主观因素纳入研究范畴之中,要尊重特殊性,而不是花费大气力去揭示所谓普世或一般规律。 但是人类学家们在那个时候遵从的“自然主义”进路也有着自己的问题。初看起来,他们的研究方法确实尊重社会世界的内在特征。他们将研究融入其“自然状态”,忠实再现发生的事情、事情发生的情境,再现研究对象的观点尤其是他们对自己和他人行为的评判。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尝试打造的 “人类学意义上的陌生人” (anthropological strangers) 确实有可能更好地帮助理解“他者”。但是这些预设路径背后存在一些未被言明的误区,并招致了来自哲学诠释学和后结构主义的批评。在哲学诠释学看来,当我们尝试着去理解的时候,这个“理解”的过程不可避免地反映了研究者的预设和偏见,这进一步反映了他们的身份、社会地位和价值观,而我们不能否认它们的存在。之前的自然主义假装研究者不在场,但研究者事实上一直在场。 后结构主义的介入为进一步反思人类学“自然主义”提供了更加深刻的理论资源。比如,当我们借助德里达的解构论反思“自然主义”预设时,很容易便会发现,人类学家事实上无法从观察中获知他们所关切的那种“意义”,因为意义并非稳固和一成不变的。意义一直在变,并且“意义”是通过人类学家之手写出来的,那么便可以操纵,当人类学家写下来这些意义的时候,它就已经跟现实开始脱节了。借助福柯,我们可以更进一步去批判这些人类学家生产出来的知识本身。他的那对最著名的词语——知识/权力——深刻地揭示了学术话语(知识)的构建是如何同步造就特定的权力体系的,针对疯癫的知识带来了精神病学权威,那么针对原始部落人群的知识呢?在这样的揭示之中,“自然主义”的基本论断就不再成立了。事实上,包括人类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知识常常会进一步导致特定的“真理体制” (regimes of truth) 却并不自知。在规划城市蓝图的时候,在设计(统一的)街道招牌的时候,在审视城市天际线的时候,知识都在发生着权力化的变异:被构造出来的特定知识被宣称为“真理”,因此是唯一正确的,所有不符合这一设定的思路和实存就是要被消灭的“残存”。 从实证主义到自然主义,似乎社会科学研究呈现出了两幅截然不同的场景。但事实上,不管是自然主义还是实证主义,它们共享的认识论基础其实是相似的:社会现象成为外在于研究者存在的“客体”,因此开展研究需要关照某种“客观性”。在这样的设定里,研究者在研究演进的过程中似乎并不在场,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影响也要尽可能消除殆尽。在实证主义方法中,被强调的是数据要标准化,研究者被视为一个处理数据标准化的“机器”,他/她的情感和价值观都不能在场或显白呈现;在自然主义的取向里面,研究者则是文化体验的容器,他/她在动用自己的身体经验来感知“他者”的“文化”,然后把这个所谓的“文化”忠实地、精确地再现出来,通过一本民族志来告诉那些没有亲身经历的人这个社会的模样。不管是哪种设定,事实上都存在着严重的“主客二分”的认识论局限。当然,1970年代以来的人类学讨论早已超越了“自然主义”的思维方式。在经历了“写文化”等范式转移之后,现在的人类学研究不仅充分认识到了“主客二分”的局限,而且在承认研究者主体性的同时,探索出了多样的方法在研究者和“他者”的世界间建立关联。 在前面的讨论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梳理出三个有助于更好地开展社会科学研究的认识论建议。首先,研究者是这个社会世界的一部分,所以也就是我们自己研究过程的一部分。换句话说,我们不可能自外于我们的研究,或者在这个过程中尝试着去模糊自己与他者之间的界限。我们的身体经验往往是构造研究场所、研究对象的重要(有时候甚至是唯一)方式,很多种相遇都是研究者和研究对象共同创造的,是在偶然性的场域发生的,因而无法预先设定。其次,研究者的立场受限于我们自身的社会状况,包括我们所习得的社会价值和研究预设,这些立场和预设都需要大胆承认、仔细反思,如此方才能更好地理解自己的研究脉络和展开过程,以及可能的挑战及其应对。第三,研究者进行观察、生产知识的过程会造成相应的社会后果,我们不能假装后果不存在,不能假装自己的研究是价值中立地发生在真空之中的,因而不会对任何人造成影响。 有了这些认识论反思,我们便可以回头重新思考种种方法论争论了。也许最为重要的一个体察就是:如果真的关注普通人及其日常生活,那么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其实很难做到客观、标准化,我们的研究地点和研究对象也从来不存在自己的“自然状态”。在很多次访谈和观察之后,我慢慢意识到,只有在特定的情境里面,受访者才有可能跟我讲述那个特定的故事。这样的情境是只有通过我和对方的特定的相遇方式才构建出来的,而相遇一定是偶然的。就如同我们自己一样,我们的“研究对象”也拥有多重身份,有自己的思想、感觉、记忆、梦想、生活方式。如果真的想了解他们的故事,想通过他们的故事来呈现社会过程的一个切面,进而跟已有的文献进行学理上的对话,那我们就要努力追求一种“主体间的真理”。也就是说,我们的研究(访谈和观察)只有在两个主体之间偶然发生互动时才可能发生,我们从对方那里听到的故事和信息虽然是有选择性的,但同时也是自洽的,这些话语有自己的语境和逻辑,而我们的任务则是去进一步探索形塑话语的社会、文化、经济、政治过程和关系。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更需要承认的是知识永远都是片面的,有着自己的发生语境。 秉持实证主义观念的定量方法使用者常常会质疑:质性研究不可重复,不可验证,也不“客观”,你们凭什么说自己是科学的?知识的有效性问题是认识论的中心问题,因此也是质性研究方法一直关切的问题。只是,不同的认识论路径中存在着不同的有效性判别方法。当我们承认知识必然内蕴的片面性和语境化时,便不应该再按照实证主义的要求(比如研究者的不在场、可重复性、样本代表性等)来主导我们对知识的探寻和验证。相反,质性研究方法强调从理论和经验两个层面另辟蹊径来验证知识的有效性。首先,质性研究应当是从理论出发的,我们去研究什么地方、什么对象,这种“取样”的过程取决于我们研究的理论预设,我们不仅不应尝试掩盖这样的预设,反而应当让其站到最前台;在此基础上,我们在整个研究过程中要十分关注“理论饱和”(theoretical saturation)的状态,时刻观察获取的信息是否充盈到可以和理论对话的水平。其次,如同所有好的经验研究一样,质性方法同样讲究多重信源的交叉验证(triangulation),而不是偏听偏信任何一方的一家之言,并将之作为事情的全貌。如此,我们方才可以说自己在尝试着以一种更加客观——同时也更加片面——的方式与这个混沌的世界相遇,并努力地去理解和解释它。 在此基础上,我建议把焦点从方法论争中抽离出来,站在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整合框架来重新思考我们进入社会世界的路径。本体论解决的是这个世界的本原和基础的问题,认识论讨论我们应该如何认识这个世界、关于世界的何种知识是有效的,而方法论主要关注我们应当采用何种方式来研究这个世界。定量和质性方法的争论同时关涉到这三个层次。在本体论层面,定量研究相信社会世界外在于研究者,而质性研究强调我们研究者也是社会的组成部分,并且这个社会是不断演化的,是通过我们的行动和关系得以构建的。在认识论层面,定量论者认为验证知识的核心法则是保持距离和客观性,而质性研究方法中不断发展的自反性、主体性等问题的讨论,则为我们呈现了另一幅完全不同的图景——知识在本质上是不可能如同定量论者希求的那样“客观”的,因为我们内在于研究之中,我们的主体性影响着我们研究对象所反馈给我们的信息。定量和质性方法在本体论和认识论层面的巨大差异在各种方法论纷争中很少被人提起,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围绕研究方法和技术细节的大量成效不彰的“口水战”,最终造就的也只是再三反复的定量与质性之间已然“内卷化”了的争论。 阅读材料: Hammersley, M., & Atkinson,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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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大家开始反思中文信息检索的封闭性问题,我对此也深有体会。于是决心积极响应号召,以后要经常把值得讨论的想法放上来,放在有 URL 的地方,以便更好地进行交流讨论和信息检索。 今天我想分享的是秋季学期开设的《城市政治学》的授课提纲。其实刚接到这个教学任务时我是有一些抗拒的,因为在以往的训练中我深知城市政治学那些主流理论是多么地狭隘和美国中心主义,比如增长机器以及城市政体。但是转念一想,我又觉得这也许是一个契机,也许通过这门课程可以把我关心和感兴趣的问题聚拢在一起,带着学生们一起加深对城市、空间和政治的认识——于是我就带着这样一种关切开始设计课程中要讲授的主题。 在进一步构思的过程中,我越发觉得对城市动态的理解离不开对历史和地理语境的理解,因为政治从来都不是(不应该是)抽象名词的聚合,而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历、感受、表演、聚合的对象和产物。正是因为这种在地性,政治动态无法被聚拢在概念或理论之下,更好的讨论办法应该是把活历的政治和它的时空性结合在一起考察。 既然时间和空间都是关键词,那么也许不妨就按照两个关键词来聚合课程打算涵盖的话题。最后的结果就是,这门课被分为两个部分,其一聚焦城市政治的谱系,其二关心(当代)城市政治的核心议题。更详细的编排如下所示,还请大方之家多多批评指正。 一、教学目标 本课程聚焦城市发展的政治动态及其时空演变脉络。通过仔细梳理古今中外城市空间与政治的联结及其多样性,力图使学生初步掌握城市研究的政治学视角,并夯实政治学讨论的城市知识基础。通过课程讲授,同时辅之以文献阅读、经验观察和论文写作等方面的任务,课程预期实现的核心目标是提高学生在面对城市问题时的批判性思考和分析能力。 二、课程简介 随着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进程的迅速推进,全球城市人口占比已经超过50%,并因此进入“城市时代”。在这一过程中,城市空间与社会关系和政治机制交错演进,构成了一幅错综复杂又充满异质性的城市政治图景。为了更好地把握全球城市进程、理解城市发展的核心问题,我们需要聚焦于空间与政治的交错地带,探索城市空间变迁的政治与政治经济机制,从而更好地诊断问题,提出新的思路,帮助构建更加健康和公平的城市社会。 本课程不拘泥于狭义的城市政治学学科范畴,而是将焦点放置在城市政治动态的重大议题,并充分关照这些议题在历史-地理维度的多元性。具体来说,课程将由两个板块构成:第一,课程前半段聚焦于城市政治演化的谱系学,以中西比较的视角仔细梳理从古代城邦到现代性城市这一历史脉络中的城市空间与政治,帮助学生提起对城市政治动态之时间性的注意;第二,课程后半段将借助当前城市研究主流文献讨论城市政治动态的若干关键词,包括比较城市主义、非正规性、投机性城市化、城市空间生产、“城市权”、士绅化、城市美学等内容,其目的在于提醒学生城市政治动态在空间上的异质性和多元格局,以及这些异质性交错和联结的核心机制。 三、课程安排 第1周:导论——城市、空间与政治 第一部分:城市政治的谱系 第2周:城市政治与谱系学方法 第3周:城邦与国家 第4周:国庆放假 第5周:中世纪的城市与政治 第6周:现代性与城市(上)——巴黎 第7周:现代性与城市(下)——上海与北京 第8周:全球化的城市政治 第二部分:城市政治关键词 第9周:城市政治学及其后殖民批判 第10周:正规与非正规:“寻常城市”的政治学 第11周:城市空间的生产与政治 第12周:投机性城市化的政治经济 第13周:“士绅化”及其不满 第14周:流动、住房与“城市权” 第15周:城市规划的政治学 第16周:城市文化:美学与政治 第17周:期末复习 四、考核方式 本课程的考核包括平时考核(50%)和期末考试(50%)两个部分。其中,平时成绩由课堂表现(10%)、读书报告(20%)和期中论文(20%)组成;期末闭卷考试为论述题,要求从十个问题中选择两道作答,答案需要严格遵循学术规范,并按照学术论文的格式组织结构、引用文献。 · 课堂表现:10% · 读书报告:20% · 期中论文:20% · 期末考试:50% 五、核心阅读材料 本课程不指定教材,各讲会布置相应的阅读材料。下面所列文献为贯穿整个课程的核心阅读材料,供同学们了解课程的整体思路和主要学习领域: 亨利皮雷纳,《中世纪城市》,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