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连续数月跟踪疫情之后，David Harvey 终于写出了自己题为《疫情时期的反资本主义政治》的评论。这篇评论视野开阔，见解深刻，善用修辞，文法优雅，是哈维一贯的写作风格。从内容上看，评论融合了《正义、自然与差异的地理学》和《新自由主义简史》的核心观点，帮读者很好地厘清了疫情产生的社会-自然语境以及正在导致的政治和经济后果。

文章开篇从两个模型谈起。第一个是政治经济讨论中耳熟能详的资本主义经济运作模型（资本循环、积累和矛盾），第二个则是在波兰尼框架下的引申：资本的运作事实上嵌入在更为广阔的社会构造（social formations）之中，并与诸如文化、知识、宗教和自然等议题广泛联结。在他自己看来，这第二个模型才能够恰如其分地揭示全球资本主义是如何一步步把自己改造成为一种新的社会构造的。

哈维宣称，这一社会构造形成过程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是新自由主义。首先，无论自然还是社会都被卷入到新自由主义的崛起进程之中。环境状况虽然有自己的演进轨迹，但是其演变方向和外部作用力受制于资本的力量，并因此导致包括全球气候变化在内的大量非预期后果——在这个意义上，并不存在真正的“自然灾害”，所有的灾害都或多或少属于上述由资本扩张引致的“非预期后果”。

这一论断甚至包括了我们正在面对的COVID-19病毒：它的全球蔓延建立在过去数十年的快速全球化进程基础上，而其受影响最大的区域和人口也早就被霸权性的经济模型所预先决定。具体来说，工作在抗击疫情前线的人们（护理人员、物流配送、快递外卖等等）都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别和种族特征，他们常常是没有选择：要么到一线增加感染概率（但是保住基本收入），要么辞职不干收入归零。对于这些人来说，“在家工作”更像是一种奢望和特权。

其次，这个具有宰制性的政治经济模态导致包括医疗系统在内的公共资源严重不足，因而无法面对这一波全球大流行的疫情。国家和地方政府无法迅速调集充足的资源加以应对，而包括制药巨头在内的资本家们更为关注的是利润而不是预防，所以他严辞批评道：“the sicker we are, the more they earn.” 哈维在这里以一个拟人化的手法宣称：“COVID-19是大自然的复仇。它所报复的是过去四十年间不受管制的新自由主义对大自然的粗暴虐待和剥削”。

在这一社会构造越来越依赖虚拟资本（货币和债务扩张）和消费主义的时刻，疫情爆发了。哈维说，接下来的关键是要观察疫情将会持续多久，因为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商品贬值往往不是因为无法售卖，而是无法及时售卖。但不管怎样，我们已经开始观察到疫情带来的严重经济后果。首当其冲的是需求，因为全球生产链条和价值链条的中断，接下来企业可能会越来越多地转向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非劳动力密集型作业方式，这将造成大规模失业和终端产品需求的骤降，最终引发一场经济衰退。

不仅如此，过去数十年间支撑着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消费主义——受到了更为严重的冲击。当消费者的信心不足时，在哈维看来，唯一能够拯救经济的就是把整个美国经济“社会主义化”（socializing）。正是在此语境下，前一个月还创下历史新高的美股在三月中旬时已经跌去了近1/3。

在危机时刻，哈维建议我们每个人都重新反思自己的处境。过去数十年的政治经济结构已经把大多数劳动力培养成了优秀的“新自由主义主体”——面对艰难境地时会指责自己或者上帝，但决不敢把矛头指向资本主义。事实上，全球资本主义这一社会构造已经走向了最终也是最大的讽刺：川普很可能将不得不在“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旗号下推行比桑德斯所设想的更为激进的社会主义政策，以摆脱当下的僵局。而面对这一局面，哈维最后反讽道：

All those Republicans who so viscerally opposed the 2008 bailout will have to eat crow or defy Donald Trump. The latter, if he is wise, will cancel the elections on an emergency basis and declare the origin of an imperial presidency to save capital and the world from “riot and revolution.”

如开头所说，这篇评论行文流畅、逻辑鲜明，不仅把他立足于阅读《资本论》的唯物主义立场表达得淋漓尽致，而且十分注意以辩证的眼光分析问题（比如自然与社会之间的关联）。尤其是对新自由主义重塑我们这个世界的深度、广度和后果，这篇评论更是明白晓畅地揭示了出来，不仅有深刻的体察、深切的关怀，而且也有恰到好处的反讽。

但是这样的话语本身是否有自己的问题呢？在批判新自由主义的社会构造的同时，哈维不无赞许地评价了中国、韩国、新加坡等国家——这些“最不新自由主义的国家”（the least neoliberal countries）——在应对疫情时的经验。虽然有诸如“严苛”、“侵犯性”和“威权”这样的字眼，他还是惊叹于中国能够做到把疫情控制在湖北尤其是武汉。

身在此地的我们深切地知道这些措施（雷霆手段）对于很多人来说意味着什么。但是哈维论述中更严重的问题在于，这些东亚国家和地区应对疫情的方式是更多地受制于文化结构、政权属性和合法性来源呢，还是因为它们“最不新自由主义”呢（这个论断本身当然也值得打上一个问号）？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质疑：这样的雷霆手段是否真的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全球性的和蔓延中的疫情？如果不能的话，我们还能承受多久或者多少次这样的手段？

在哈维的辩证法中，全球与地方一直是一对关键性的概念，否则他也不会一度十分执着于所谓 Militant Particularism 的意义及其限度问题。但是在分析疫情的过程中，他好像暂时地把这样一对辩证概念放在了一边，转而被两个片面的视角所取代：一方面，他宣称“新自由主义”是一种新的全球社会构造的核心机制，因而无远弗届；另一方面，他又试图抛开这样的设定来寻找一些“最不新自由主义”的国家及其经验，作为自己反思和批判的旁证与立足点，并为此忽略很多关键性的“本地知识”。

疫情是一面镜子，照出来很多我们平常会忽略或者习以为常的问题。在这样的反思的基础上，我们确实需要思考未来应该向何处去。但是这样的思考进程不能简化成为若干个buzzword。新自由主义很好用，但是它没有办法解释全球资本主义这一社会构造的所有方面和全部机制（这一点可以参考 Chakrabarty 的 History 1 and 2）；同样，我们在思考未来出路和其他选项的时候，也不能假装大象并不存在于某些特定房间里。

近日读到 James Ferguson 新作 “Proletarian Politics Today: On the Perils and Possibilities of Historical Analogy.”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2019; 61(1):4–22. 有一些感想，在这里聊记几笔以备忘。

Ferguson在文章里的核心观点是，我们的讨论难逃形形色色的历史类比（historical analogy），但是使用这些类比和比喻需要谨慎，尤其要小心探索类比的界限。界限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我们常常无视概念生成的具体历史语境，把抽象概念的内涵限定得过死，同时又把类比的外延扩得过大，最终迷失在语言的泥淖之中。

这篇文章所要反思的对象，就是19世纪以来占据政治语汇中心的 proletariat/proletarian 概念，用以反思的资源则分列历史两端：古罗马的无产者群体和当代南非正在兴起的无产者。用 Ferguson 自己的话来说，他正是要借助一种时代错乱（anachronism）的策略来把 proletariat 概念从马克思的构建里解放出来，从而助其在新时代获得新生，并获得更加宽广的类比可能性。

Proletariat 一词之所以在19世纪暴得大名，主要得益于马克思所做的概念纯化和创新。依据当时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为 proletariat 一词赋予了新的、具有内在一致性的内涵，用来指称道德正直的雇佣工人反抗者群体，同时把工人群体中存在的异质和不雅的特征摘了出来，附加在“流氓无产者”一词之上——后者也常常在马恩的笔下与“社会渣滓/寄生虫”一类的说法互换，但却与作为革*命先锋队的工人阶级无涉。

这个概念纯化的操作在过去一个多世纪深刻影响了左翼政治想象和议程，但是 Ferguson 对此表达了异议：因为概念的纯化，proletariat 严重脱离了当代全球南方城市人口的生存现状。这些人群常常通过具有“流氓无产者”属性的生存策略来维持自己非正规（informal）和毫无章法的（improvised）生活状态。这一当代图景与其说跟19世纪的伦敦或曼彻斯特相似，不如说更接近于古罗马无产者的生存模式，这便是 Ferguson 进一步论述（和理论实验）的起点。

Ferguson 在文中做的主要工作，就是为读者呈现古罗马无产者的真实生活，以及这种生活状态背后的政治经济基础及其当代相似性。与马克思纯化之后的概念不同，古罗马的无产者主要由两个要素加以界定：第一，缺乏财产（propertyless）；第二，拥有公民权（citizenship）。他们可以不是雇佣工人，也常常与道德正直无涉。事实上，他们在整个社会中扮演的角色相当清晰：追随统帅和制造恐慌（offer a following and instill fear）。这些占据总人口超过30%的群体本身构成了统治和殖民的基础，也是帝国军队的主要来源，但他们时刻处于大规模失业和朝不保夕的生存状态之中，哪怕受雇者们也多为自我雇佣，颇类似于当今南方国家的“非正规经济”。

国家在维持这些无产者生存方面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具体的举措包括大范围、有组织的粮食发放、谷物价格管制和家庭津贴（为有孩子的家庭直接发放现金）等。并且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福利措施并非针对穷人（the poor），而是面向全体人民（the people）——这正是哈特和奈格里在《帝国》一书提及的“帝国权利”（imperial right; 2000: 10），也是罗马皇帝向人民昭示自己“善举”（euergetism）的重要途径。

上述这些举措在现在的南非也有类似的表现。同样拥有30-40%的失业人口，同样是充满了短期的和朝不保夕的雇佣关系，同样是把政治经济建立在剥削另一种属的基础之上（在古罗马是奴隶，在当代社会是机器），同样是一个需要笼络追随者的政权向无产者直接发放社会补贴以换取支持、降低风险。这些安排离现代福利国家的形象很远，而与古罗马皇帝更近。用 Ferguson 的话总结来说：

… in both cases, relations of clientelism and dependence have been crucial to sustaining the livelihoods of the propertyless, in a social structure of extreme inequality. (2019: 14)

无论是古罗马还是当代南非，在政治图景中具有显著地位的并非十九世纪经马克思改造了的 proletariat 形象，而是一种特定类型的无产者及其所拥有的平民公民权（plebeian citizenship）。两个案例之中，城市的演进都不是因为工业化的推动，而更多地来源于附庸于政治权力的分配和再分配机制。在面对这样的历史类比之时，我们是否可能摆脱马克思的设定，甚至摆脱资本主义这个前置词语，真正直面当代社会境况中的非资本主义（也常常意味着更加残酷）生产模式和关系？

事实上，南方非正规经济和城市非正规群体中的大多数，是不属于真正的“雇佣劳动者”范畴的，我们何以通过十九世纪以降的概念体系来强行把他们放回到固化的阶级概念之中？面对日益严峻的“无工资生活”（wageless life），我们需要新的概念和思路来探寻无产者政治可能的演进方向，而不是回到历史的故纸堆中去。在这样的时刻，“被统治的政治”（politics of the governed）需要找到新的切入点进行质询和改造，而历史类比（比如来自古罗马的启示）也许可以发挥意想不到的作用——这一切，都需要我们发展历史的、理论的和类比的想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