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连续数月跟踪疫情之后，David Harvey 终于写出了自己题为《疫情时期的反资本主义政治》的评论。这篇评论视野开阔，见解深刻，善用修辞，文法优雅，是哈维一贯的写作风格。从内容上看，评论融合了《正义、自然与差异的地理学》和《新自由主义简史》的核心观点，帮读者很好地厘清了疫情产生的社会-自然语境以及正在导致的政治和经济后果。

文章开篇从两个模型谈起。第一个是政治经济讨论中耳熟能详的资本主义经济运作模型（资本循环、积累和矛盾），第二个则是在波兰尼框架下的引申：资本的运作事实上嵌入在更为广阔的社会构造（social formations）之中，并与诸如文化、知识、宗教和自然等议题广泛联结。在他自己看来，这第二个模型才能够恰如其分地揭示全球资本主义是如何一步步把自己改造成为一种新的社会构造的。

哈维宣称，这一社会构造形成过程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是新自由主义。首先，无论自然还是社会都被卷入到新自由主义的崛起进程之中。环境状况虽然有自己的演进轨迹，但是其演变方向和外部作用力受制于资本的力量，并因此导致包括全球气候变化在内的大量非预期后果——在这个意义上，并不存在真正的“自然灾害”，所有的灾害都或多或少属于上述由资本扩张引致的“非预期后果”。

这一论断甚至包括了我们正在面对的COVID-19病毒：它的全球蔓延建立在过去数十年的快速全球化进程基础上，而其受影响最大的区域和人口也早就被霸权性的经济模型所预先决定。具体来说，工作在抗击疫情前线的人们（护理人员、物流配送、快递外卖等等）都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别和种族特征，他们常常是没有选择：要么到一线增加感染概率（但是保住基本收入），要么辞职不干收入归零。对于这些人来说，“在家工作”更像是一种奢望和特权。

其次，这个具有宰制性的政治经济模态导致包括医疗系统在内的公共资源严重不足，因而无法面对这一波全球大流行的疫情。国家和地方政府无法迅速调集充足的资源加以应对，而包括制药巨头在内的资本家们更为关注的是利润而不是预防，所以他严辞批评道：“the sicker we are, the more they earn.” 哈维在这里以一个拟人化的手法宣称：“COVID-19是大自然的复仇。它所报复的是过去四十年间不受管制的新自由主义对大自然的粗暴虐待和剥削”。

在这一社会构造越来越依赖虚拟资本（货币和债务扩张）和消费主义的时刻，疫情爆发了。哈维说，接下来的关键是要观察疫情将会持续多久，因为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商品贬值往往不是因为无法售卖，而是无法及时售卖。但不管怎样，我们已经开始观察到疫情带来的严重经济后果。首当其冲的是需求，因为全球生产链条和价值链条的中断，接下来企业可能会越来越多地转向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非劳动力密集型作业方式，这将造成大规模失业和终端产品需求的骤降，最终引发一场经济衰退。

不仅如此，过去数十年间支撑着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消费主义——受到了更为严重的冲击。当消费者的信心不足时，在哈维看来，唯一能够拯救经济的就是把整个美国经济“社会主义化”（socializing）。正是在此语境下，前一个月还创下历史新高的美股在三月中旬时已经跌去了近1/3。

在危机时刻，哈维建议我们每个人都重新反思自己的处境。过去数十年的政治经济结构已经把大多数劳动力培养成了优秀的“新自由主义主体”——面对艰难境地时会指责自己或者上帝，但决不敢把矛头指向资本主义。事实上，全球资本主义这一社会构造已经走向了最终也是最大的讽刺：川普很可能将不得不在“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旗号下推行比桑德斯所设想的更为激进的社会主义政策，以摆脱当下的僵局。而面对这一局面，哈维最后反讽道：

All those Republicans who so viscerally opposed the 2008 bailout will have to eat crow or defy Donald Trump. The latter, if he is wise, will cancel the elections on an emergency basis and declare the origin of an imperial presidency to save capital and the world from “riot and revolution.”

如开头所说，这篇评论行文流畅、逻辑鲜明，不仅把他立足于阅读《资本论》的唯物主义立场表达得淋漓尽致，而且十分注意以辩证的眼光分析问题（比如自然与社会之间的关联）。尤其是对新自由主义重塑我们这个世界的深度、广度和后果，这篇评论更是明白晓畅地揭示了出来，不仅有深刻的体察、深切的关怀，而且也有恰到好处的反讽。

但是这样的话语本身是否有自己的问题呢？在批判新自由主义的社会构造的同时，哈维不无赞许地评价了中国、韩国、新加坡等国家——这些“最不新自由主义的国家”（the least neoliberal countries）——在应对疫情时的经验。虽然有诸如“严苛”、“侵犯性”和“威权”这样的字眼，他还是惊叹于中国能够做到把疫情控制在湖北尤其是武汉。

身在此地的我们深切地知道这些措施（雷霆手段）对于很多人来说意味着什么。但是哈维论述中更严重的问题在于，这些东亚国家和地区应对疫情的方式是更多地受制于文化结构、政权属性和合法性来源呢，还是因为它们“最不新自由主义”呢（这个论断本身当然也值得打上一个问号）？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质疑：这样的雷霆手段是否真的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全球性的和蔓延中的疫情？如果不能的话，我们还能承受多久或者多少次这样的手段？

在哈维的辩证法中，全球与地方一直是一对关键性的概念，否则他也不会一度十分执着于所谓 Militant Particularism 的意义及其限度问题。但是在分析疫情的过程中，他好像暂时地把这样一对辩证概念放在了一边，转而被两个片面的视角所取代：一方面，他宣称“新自由主义”是一种新的全球社会构造的核心机制，因而无远弗届；另一方面，他又试图抛开这样的设定来寻找一些“最不新自由主义”的国家及其经验，作为自己反思和批判的旁证与立足点，并为此忽略很多关键性的“本地知识”。

疫情是一面镜子，照出来很多我们平常会忽略或者习以为常的问题。在这样的反思的基础上，我们确实需要思考未来应该向何处去。但是这样的思考进程不能简化成为若干个buzzword。新自由主义很好用，但是它没有办法解释全球资本主义这一社会构造的所有方面和全部机制（这一点可以参考 Chakrabarty 的 History 1 and 2）；同样，我们在思考未来出路和其他选项的时候，也不能假装大象并不存在于某些特定房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