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读到 James Ferguson 新作 “Proletarian Politics Today: On the Perils and Possibilities of Historical Analogy.”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2019; 61(1):4–22. 有一些感想，在这里聊记几笔以备忘。

Ferguson在文章里的核心观点是，我们的讨论难逃形形色色的历史类比（historical analogy），但是使用这些类比和比喻需要谨慎，尤其要小心探索类比的界限。界限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我们常常无视概念生成的具体历史语境，把抽象概念的内涵限定得过死，同时又把类比的外延扩得过大，最终迷失在语言的泥淖之中。

这篇文章所要反思的对象，就是19世纪以来占据政治语汇中心的 proletariat/proletarian 概念，用以反思的资源则分列历史两端：古罗马的无产者群体和当代南非正在兴起的无产者。用 Ferguson 自己的话来说，他正是要借助一种时代错乱（anachronism）的策略来把 proletariat 概念从马克思的构建里解放出来，从而助其在新时代获得新生，并获得更加宽广的类比可能性。

Proletariat 一词之所以在19世纪暴得大名，主要得益于马克思所做的概念纯化和创新。依据当时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为 proletariat 一词赋予了新的、具有内在一致性的内涵，用来指称道德正直的雇佣工人反抗者群体，同时把工人群体中存在的异质和不雅的特征摘了出来，附加在“流氓无产者”一词之上——后者也常常在马恩的笔下与“社会渣滓/寄生虫”一类的说法互换，但却与作为革*命先锋队的工人阶级无涉。

这个概念纯化的操作在过去一个多世纪深刻影响了左翼政治想象和议程，但是 Ferguson 对此表达了异议：因为概念的纯化，proletariat 严重脱离了当代全球南方城市人口的生存现状。这些人群常常通过具有“流氓无产者”属性的生存策略来维持自己非正规（informal）和毫无章法的（improvised）生活状态。这一当代图景与其说跟19世纪的伦敦或曼彻斯特相似，不如说更接近于古罗马无产者的生存模式，这便是 Ferguson 进一步论述（和理论实验）的起点。

Ferguson 在文中做的主要工作，就是为读者呈现古罗马无产者的真实生活，以及这种生活状态背后的政治经济基础及其当代相似性。与马克思纯化之后的概念不同，古罗马的无产者主要由两个要素加以界定：第一，缺乏财产（propertyless）；第二，拥有公民权（citizenship）。他们可以不是雇佣工人，也常常与道德正直无涉。事实上，他们在整个社会中扮演的角色相当清晰：追随统帅和制造恐慌（offer a following and instill fear）。这些占据总人口超过30%的群体本身构成了统治和殖民的基础，也是帝国军队的主要来源，但他们时刻处于大规模失业和朝不保夕的生存状态之中，哪怕受雇者们也多为自我雇佣，颇类似于当今南方国家的“非正规经济”。

国家在维持这些无产者生存方面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具体的举措包括大范围、有组织的粮食发放、谷物价格管制和家庭津贴（为有孩子的家庭直接发放现金）等。并且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福利措施并非针对穷人（the poor），而是面向全体人民（the people）——这正是哈特和奈格里在《帝国》一书提及的“帝国权利”（imperial right; 2000: 10），也是罗马皇帝向人民昭示自己“善举”（euergetism）的重要途径。

上述这些举措在现在的南非也有类似的表现。同样拥有30-40%的失业人口，同样是充满了短期的和朝不保夕的雇佣关系，同样是把政治经济建立在剥削另一种属的基础之上（在古罗马是奴隶，在当代社会是机器），同样是一个需要笼络追随者的政权向无产者直接发放社会补贴以换取支持、降低风险。这些安排离现代福利国家的形象很远，而与古罗马皇帝更近。用 Ferguson 的话总结来说：

… in both cases, relations of clientelism and dependence have been crucial to sustaining the livelihoods of the propertyless, in a social structure of extreme inequality. (2019: 14)

无论是古罗马还是当代南非，在政治图景中具有显著地位的并非十九世纪经马克思改造了的 proletariat 形象，而是一种特定类型的无产者及其所拥有的平民公民权（plebeian citizenship）。两个案例之中，城市的演进都不是因为工业化的推动，而更多地来源于附庸于政治权力的分配和再分配机制。在面对这样的历史类比之时，我们是否可能摆脱马克思的设定，甚至摆脱资本主义这个前置词语，真正直面当代社会境况中的非资本主义（也常常意味着更加残酷）生产模式和关系？

事实上，南方非正规经济和城市非正规群体中的大多数，是不属于真正的“雇佣劳动者”范畴的，我们何以通过十九世纪以降的概念体系来强行把他们放回到固化的阶级概念之中？面对日益严峻的“无工资生活”（wageless life），我们需要新的概念和思路来探寻无产者政治可能的演进方向，而不是回到历史的故纸堆中去。在这样的时刻，“被统治的政治”（politics of the governed）需要找到新的切入点进行质询和改造，而历史类比（比如来自古罗马的启示）也许可以发挥意想不到的作用——这一切，都需要我们发展历史的、理论的和类比的想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