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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海边的曼彻斯特

19 Sunday Mar 2017

Posted by Yimin in Academic, Field,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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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奥斯卡典礼像电影一样精彩纷呈,最吸引眼球的片子最后并非大赢家——这倒让我松了一口气。并非所有电影都是热闹喧嚣的,而有时这种并不热闹喧嚣的制作,反而更能让人眼前一亮,比如斩获了最佳男主角和最佳原创剧本的电影 Manchester by the Sea(《海边的曼彻斯特》)。

初看起来,曼彻斯特这个地名,在电影语言里显得并不那么重要。小城里那些痛苦的回忆、柔软的人心、微妙的关系,才是真正打动人心的内容。这种痛苦、苍凉和不复往昔的情绪,并不只限于那个时间和那个地点,并不只限于 Lee 的遭遇。在电影的结尾,重新张起的船帆成为显示乐观情绪的重要意象,仿佛是在为必将过去、即将过去、已经过去的风暴鼓与呼。但是在别处,在痛苦和苍凉的情绪聚集着的很多别的地方,这种乐观情绪却了无踪影。

有的风暴从未过去,或者并未以我们以为的那种方式过去。

就让我们暂时转移视线,去看一看大西洋对面的那座曼彻斯特吧,一座已经在(后工业化的)时间的长河里被冲刷得完全不像曾经的样子的城市。在某种意义上,这座曼彻斯特也是一座悲凉之城,这里的不复往昔,比起海边的曼彻斯特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如果更深入地去探索历史的尘埃,我们能看到的故事远远不止这些……

 

恩格斯的曼彻斯特

就在电影开始在英国上映的档口,不少勤劳勇敢的曼彻斯特人民跟着自己的好奇心开始搜索:海边的曼彻斯特在哪里?答案让他们大吃一惊(不妨从英式幽默的视角看待这一反应):原来还有别的曼彻斯特!他们竟然还拿了奥斯卡!天理何在!

英国的这座曼彻斯特并不靠海,却曾经是世界远洋运输的中心。在十九世纪蒸蒸日上的工业时代,曼彻斯特通过世界上第一条铁路和不远处海边的利物浦连为一体,共同构筑起了英国工业大发展的地理基石。

Figure 1

1830年代的曼彻斯特火车站(现为科学与工业博物馆)

 

日不落帝国的海外扩张和工业发展,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不同形态。通过远洋运输,殖民地的原材料(比如印度的棉花)被运输回英国本土,然后在工业中心加工成最终产品,再输送到世界市场——19到20世纪中国市场上充斥的各种「洋」字开头产品,就是这么突然冒出来的。就棉纺织业而言,利物浦、曼彻斯特和其所处的兰开夏郡,在当时已经成为全球生产链的核心环节。

从1842年秋到1844年夏,被父亲派去曼彻斯特做生意的恩格斯,对这座城市和它的人民做了二十一个月的田野调查。他的方法,类似当下一些在华南工厂做田野的人类学家。而他当时也和一个「厂妹」走到了一起,这个爱尔兰姑娘对他深入观察爱尔兰苦工群体帮助颇多。

当恩格斯从德国抵达不列颠的时候,首先吸引他的注意力的就是城市,是城市空间的漫无边际的扩张,和到处杂乱地安插着的「贫民窟」。这种场景在在曼彻斯特尤为典型:雄伟壮丽的河景街景和肮脏拥挤的工人阶级蜗居处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这立刻促使恩格斯得出了他关于「社会战争」的论断:「社会战争,一切人反对一切人(All against all)的战争已经在这里公开宣告开始……每一个人都把别人仅仅看做可以利用的东西;每一个人都在剥削别人,结果强者把弱者踏在脚下,一小撮强者即资本家握有一切,而大批弱者即穷人却只能勉强活命」(《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大城市》)。

在每一个大城市里,都有一个或者几个挤满了工人的贫民窟——「英国一切城市中的这些贫民窟大体上都是一样的;这是城市中最糟糕的地区的最糟糕的房屋,最常见的是一排排的两层或一层的砖房,几乎总是排列得乱七八糟,有许多还有住人的地下室」

为什么会这样?恩格斯立刻把矛头指向了工业时代:

「要知道,一切最使我们厌恶和愤怒的东西在这里都是最近的产物,工业时代的产物……只是工业才在这些老房子之间的每一小片空地上盖起房子,来安置它从农业区和爱尔兰吸引来的大批的人……才可能把他赶进对其他任何人都是太坏的住所,而这种住所工人得花自己的血汗钱来享用,直到它最后完全倒塌为止;所有这些都只是工业造成的,而如果没有这些工人,没有工人的贫困和被奴役,工业是不可能存在的。」

 

19世纪的反城市乌托邦

在1872年,当恩格斯又一次动笔讨论城市,写下《论住宅问题》的时候,先前的结论得到进一步推进。

不同于当时流行的蒲鲁东主义者要求废除住宅租赁制度,把承租人变成分期付款的房主的论调,恩格斯强调:大城市的房屋短缺问题并非最主要的社会矛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是核心。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工业生产,大量工人才被引诱到城市里,城市空间才会过度膨胀,住房才会短缺,城乡矛盾才会被推向极致。在他看来,通过社会革命改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是最根本的问题,而住房短缺一类的次生问题,最终只能通过改变生产方式才能实现。

早先在曼彻斯特观察到的城市贫民及其生存环境,给了恩格斯极大震撼,以至于他在城市空间和资本主义的罪恶之间画上了等号,并且把城市与乡村的对立视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运转的基础之一。它可以,也必须被社会革命消灭。

正是在这里,恩格斯的思路最终与空想社会主义者(比如傅立叶)合流。他宣称要「使人口尽可能地平均分布于全国」,「使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发生密切的内部联系,并使交通工具随着由此产生的需要扩充起来」。长期观察伦敦和曼彻斯特等大城市,尤其是观察其中的贫民窟,最终把恩格斯变成了一个反城市主义者(anti-urbanist)。

陷入了乌托邦思路不能自拔的恩格斯,在之后不久的《反杜林论》中,进一步把这一观念「发扬光大」:消灭资本主义劳动分工,就是要消灭城乡分工这一前提,而消灭城乡分工,必须通过人口在全国尺度上的均匀分布来实现——城市将会消失,城市必须消失……这一宣言,将很快回响在20世纪的欧亚大陆:经由恩格斯的乌托邦,19世纪的曼彻斯特在历史中投下了远比它自身厚重的阴影。

这道阴影,顺着20世纪社会主义的线索来到北京。

 

反城市乌托邦的北京实践

我们把目光转向1950年代的北京。苏联、东欧、中国等国一直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视作自己的核心政纲。于是,恩格斯对城乡对立的乌托邦式思考,也随着这一「主义」进入官方意识形态,并且很快变成了政策与实践。在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年代,尤其是1957年之后,消灭三大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被提上了议事日程,随着「大跃进」的种种政策一起遍地开花。就是在此时,对「城乡差别」的认识和处理给北京带去了影响深远的空间效果,并一直持续到今天。

 

Figure 2

1958年北京市总体规划

 

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之后,北京市立刻响应毛泽东 的号召,修改了三个月前刚刚由苏联专家绘制的城市总体规划。在当年9月递交中央的报告里,北京市委如此表达自己的决心:「城市的发展究竟是要有利于巩固工农之间、城乡之间、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还是要有利于逐步消灭工农之间、城乡之间、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这是规划工作者走资本主义的城市建设道路,还是走共产主义城市道路的尖鋭问题……」(北京市档案馆,卷宗1-5-253)。

为了促进工农结合和城乡结合,并顺应当时正蓬勃发展的「人民公社」,北京市委向中央保证:今后的工业将主要安排在远郊区的人民公社里;这些人民公社将和新划定的四十多个卫星城(包括南口、昌平、顺义、门头沟、长辛店、房山、良乡、通州等)紧密联系,共同形成新的环绕市区的子母城体系。与此同时,市区将被分割成一个个的小「集团」,集团之间由成片的绿地分割;在市区六百多平方公里的地面上,还要大量安排小面积丰产农田,从而使市区也成为城市和农村的结合体。在这样的基础上,「分散组团式」的布局形态最终被确定下来,并被视为消灭三大差别、迈向共产主义的一个重要条件。

 

乌托邦北京的当代幽灵

你亲眼目睹了北京这座城市摊了几十年「大饼」,沿着一圈圈环路扩展,也许会问:这个分散组团式布局,现在早该不存在了吧? 。

然而,这一布局形态不仅没有被取消(它依然是2004年北京市总体规划的指导思路),而且构成了现在北京市兴建通州副中心和疏解人口的合法性来源——「北京城里这么拥挤,为什么不疏散一点人口出去?说好的卫星城呢?」生气的上峰如此责问市里的有司。接下来的故事,我们都已经很清楚了:通州这个曾经画在纸上(但一直没怎么好好建设)的卫星城,一夜之间变成了北京城市副中心,甚而成为京津冀一体化的前沿。

上述政策链条里存在很多问题。比如说,「分散组团式」布局本身是否曾合理过?现在是否依然合理?规划图纸本身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社会问题?又比如,北京到底有多「拥挤」? 「合理的城市规模」这样的思维本身是否有问题?所谓的疏解人口、控制规模,与现在高涨的房价是否有关系?恩格斯的乌托邦投下的阴影为什么竟会在房价高涨的时代产生更大的影响力?再比如,北京市为什么会吸引越来越多的人挤破头涌入?是因为大家喜欢这里,还是因为这里充满了别的什么东西,一些因为政治经济原因只存在于北京而在别处无法获取的东西?

即便城市真的有「承载力」限制(这是存疑的),即便北京真的有了所谓「过载」(这也是存疑的),我们是否没有别的方案,而只能以现在这种种非人的手段去「疏解人口」? ——吃不了早餐买不了菜的人不计其数,孩子上不了学的人更是数不胜数,而在最近的新闻里,高房价也被有司说成是控制人口和产业升级的利器。这会不会导致(或者说,它本身是否已经成为)一种新的形式的「社会战争」,就像我们最近已经在五环外的[皮村][1]看到的那样?为了理解今日的北京,我们需要回到曼彻斯特,回到1840年代的那座世界工业中心。因为在那里,此时此刻在北京的空间故事早已上演:阶级的空间隔离,政府的清理掩盖,投机的地主(「种房子」的京郊农民),日渐高企的房价房租……

但无论是悲剧还是闹剧,做决策的人永远不需要承担他们所做决策的后果。市长的交椅换了又换,曾经的军令状已没人再提。在上峰一次又一次的视察之后,真正的空间问题(和解决方案)已经没有人会去严肃讨论和反思。仿佛只要顺从上意,我们现在在城市里看到的这些苦难自然会走向皆大欢喜的结局。最后,大家都成了活在历史的阴影里而不自知的人,甚至以为自己的行动必然会带来理想的结局——在这一点上,倒是达到了和恩格斯差不多水平的乌托邦状态。

对乌托邦的否定在当今的曼彻斯特体现得也相当明显,虽然是以一种完全未曾预料到的面貌呈现出来的。随着世界工业体系的转型和经济重心的转移,曼彻斯特的地位早已不复当年。在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座城市的人口甚至比不上一百年前的水平。如今走在通往城南的主干道Oxford Road上,人气的冷清甚至会让人怀疑这里是否曾繁华过。如果不是路边张贴的历史图片的话,根本没有别的迹象可以供人去凭吊过往。而当年恩格斯观察的很多贫民窟,现在也都已经被改建得面目全非了——大多都成了那种宁静清新、田园牧歌的样子。

 

Figure 3

Didsbury Village 的联排别墅

 

 

乌托邦之后,空间作为方法

即便如此,城市依然在那里,城市并没有被取消。城市空间的这些变化当然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型」和「升级」,也不意味着社会公正和天下大同的实现。但是这些变化和恩格斯的观察之间的距离值得我们深思。若当初那些让人走向反城市主义的因素已然消失或变形为别的样子,我们该如何去重新解读城市和城市空间?

尤其是在中国,当我们不幸正处在一个土地财政肆虐的时代——从1999至2016年,地方政府卖地收入累计收入超过[三十万亿][2]——当我们每个人都在为高涨的房价而焦虑,恐怕住房问题,早已超过城乡对立而成为主要矛盾了吧。更为吊诡的是,在这里,阶级隔离、清理掩盖、投资投机正是顺着恩格斯当年取消城乡差别的话语推进的。这是历史的狡计,却是我们的生活。

正因为此,我们亟需发现或建立新的认识城市的方式,一个不同于恩格斯的方式。城市空间也许容纳了很多不义与罪恶,但这并不意味着城市本身等于不义与罪恶。恰恰相反,任何意图成功的反抗努力,都必须首先认识到城市空间蕴含的政治势能,并且学会正确地引导和凝聚这些势能,而不是要一劳永逸地取消城市的存在。

在地理学家Doreen Massey看来,调动这种政治势能,正是使[空间成为方法][3]的题中之义。空间并不是空的,它不是一个客体或容器,它具有自己的关系性乃至能动性——这是恩格斯在他的「自然辩证法」里完全忽略了的东西。

当然,恩格斯并非没有可取之处:在他批判蒲鲁东主义者的时候,特地强调说,住宅问题引起这些人的注意,是因为这个问题不仅影响到了工人阶级,而且影响到了小资产阶级。那么今日的北京呢?当高房价让人怨声载道的时候,当皮村拆迁引得关注工人命运的人(这也是学界的一股新潮流)痛心不已的时候,当豆瓣书店和三里屯酒吧纷纷被砌到墙里面的时候,是谁在说话?又是谁被取消了发声的权利?大家可还记得七年前被拆迁的唐家岭?可还记得三年前被拆的147家早市(和里面被驱逐的数以万计的小摊贩)?可还记得两年前被拆的昌平北四村?事实上,住在北京五环和六环之间的那将近五百万外来人口永远也上不了头条——除非他们的故事和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兴趣挂上了钩。若要使空间成为方法,首先就要使这种挂钩成为常态,而不是变成展览「六环比五环多一环」那样的小清新趣味。

恩格斯看到了开头,却并没有猜对结尾。川流不息的日常生活,最终破灭了他的乌托邦迷思,留下的是他的反思意愿和批判精神——当然,后者在当下这个时代依然可贵,尤其可贵。

这便是那座不在海边的那座曼彻斯特城,给我们上的一堂历史课。

 

 

Figure 4

Didsbury Village 傍晚街景

 

(本文发表于端传媒-观点栏目)

对跖点与中央公园

13 Wednesday May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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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graphy,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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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学界有本杂志,名字叫Antipodes (对跖点). 很多人搞不明白,一本以批判为导向的左翼地理学杂志为什么要起这个名字,包括我在内。但是业内人士都知道一点,如果写的文章很——也就是在主流观点里“过于”——激进,那么这本杂志大概是最合适的发表渠道。

纽约,“全球城市” (Global City),“世界资本之都” (Capital of world capital)。它最让人难忘的地景是什么?除掉那些摩天大楼以外,恐怕就是中央公园了吧。可是为什么一个处在全球城市体系最顶端的城市(让我们假设这个体系真的存在,而这很可能不是——不应该是——事实),反倒是以”乡土”景观而让人记住的?

坐在中央公园喝啤酒的那个下午,我看着摩天大楼倒影里的公园,突然就理解了Antipodes这个名字里的潜台词。故事有点绕,让我试着看能不能给说圆了吧。

曾经,大家常以为一个标签/符号/名称就意味着一个整体,被归置在此一名词之下的一群人或物自然有着事实上的同质性,无须其他说明。后来,这个看法变了,“边缘”逐渐被放置在讨论的更核心位置上:如果当我们需要给自己的身份做一个界定的话,最应该构建的就是这个身份的边缘形态。换句话说,要想解释一个对象是什么,其实等价于解释什么不是这个对象——也就是界定那个“边缘”(比如王明珂所著《华夏边缘》)。

但是边缘又是什么呢?在这里我们先把文化或历史的讨论放在一边,专注于空间。毕竟,“边缘” 在(地理专业学生的)直觉上首先是一个空间概念。直观来看,中央公园的四围就是城市绿地的边缘,它框起来的绿色景观(边缘之内)与环绕其外的高楼大厦(边缘之外)构成了发人深省的对比。那么问题来了:一个以高楼大厦林立所表征的“现代性”为自己精神内涵的城市,哪门子神经搭错了要把这么一大片土地划出去建公园?那可是白花花的银子呐。

我喝完酒在公园里继续蹓跶,不期然地走到一个类似小型水库闸门的地方,看见了一块石碑。作为一个(伪)历史爱好者,我认认真真地把碑文读了一遍,然后发现了中央公园的一个奥秘:它原来是被当作水库修建起来的!

事情是这样的,十九世纪上半叶,纽约市的人口翻了好几番。为了避开噪音和其他很多不便,很多人从布鲁克林北上,逃到曼哈顿这个小岛上,即便周围大多都是坟地。可以想见,在迁移潮流开始之前制定的1811年纽约市规划是不会考虑在曼哈顿这个人烟荒芜的地方建设公园的。建设这个公园至少需要有两个前提:第一,有公共绿地及其他市政设施之需求;第二,地方偏远,机会成本不能太高。到了十九世纪中叶,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口迁移到岛上,就近取水所需的天然湖泊逐渐不堪重负;同时大多数人口都分布在曼哈顿南端,岛屿北部依然荒草丛生,前述两个条件都迅即得到了满足。

这一切的发生现在只欠东风了,而东风来自欧洲。那个时期具有影响力的文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们纷纷摇旗呐喊,说我们需要像伦敦海德公园 (Hyde Park) 以及巴黎布洛涅森林 (Bois de Boulogne) 那样的开敞绿地,以供市民休憩;更何况,我们现在真的需要一个新的水源地。现在看起来“异质”的中央公园,在开建的年代竟然是如此顺理成章。那时候的中央公园四周大多也是原生态绿地的模样,今日让人讶异的中央公园的边界,也就根本没有什么让十九世纪纽约人觉得惊奇的点了。

但是中央公园并非一直如此深得纽约居民的喜爱。事实上,就在它建成之后不久,因为管理机构的撤销,园务近乎瘫痪;再加上当时高涨的犯罪率,以及逐渐兴起的汽车为中心的生活方式……公园的吸引力逐渐下降,名声也慢慢变差。直到1930年代,著名的莫斯市长 (Robert Moses,简.雅各布斯那本名著的主要抨击对象) 开始了对公园的大规模翻新和改造,构筑众多休闲健身场所,修建大马路,在公园内部创造了众多与“公共绿地”这个意象截然不同的东西,并重新吸引了大众的兴趣。

而这,才是我真正想描述的那个“边缘”,以及某种超脱了 “边缘” 的东西。为了说明这一点,需要借用“异托邦” (或者叫异质空间,heterotopia) 这个略显晦涩的概念。

福柯在1967年曾经对一群建筑师发表过一场以 “论另类空间” (Of Other Spaces) 为题的讲演,但是文本迟至1984年才正式发表。这篇演说的核心思路,按照大卫.哈维的解释,就是借助 “异托邦” 这个概念的 “在地性” (placefulness) 来摆脱乌托邦的 “非地方” (no-place) 特征,从而在后现代语境中重新思考乌托邦问题。通过墓地、殖民地、妓院、监狱等例证,福柯试图表明历史流传给我们的 “异托邦” 无法被纳入规整的空间系统和主流社会秩序之中,而异托邦的最直观特征,就是其内容(与该空间之外的事物)完全不同。

今日中央公园给人们留下的最直观感受——大概也是最震撼人心的感受——就是彻彻底底的与周遭不同:在沉沉暮霭中,漫步在垂柳依依里,看水面的波纹一圈圈荡开去,摩挲着池塘对面芦苇的摇曳;旁边的小径上,三三两两的人群不疾不徐地走过,小跑者有之,骑行者亦有之,纷纷在花香中穿行。这样的景象,恐怕距离江南的园林春色更近,而离南边不远的帝国大厦或洛克菲勒中心更远。

是不是因此可以说,即便在“资本之都”,超脱于“日常生活”之外的乌托邦依然有存在的可能,只要能够它赋予充分的 “在地性”?这样的概括有点过于迅速了。的确,上面描述的公园景象与周围的建筑环境之间着实迥异,但是边缘真得如同我们所见的那样确凿吗?事实上,这个“边缘”是充满了孔隙的:波纹荡漾的池塘和湖泊,在公园存在的大部分时段(1993年以前),都主要因其作为供水基地而具有存在的意义;行人漫步的道路,有很大一部分至今可以(在规定时间内)行车;依依垂柳的下面,有若干条城市主干道下穿公园而过,在曼哈顿中部和北部构成了汽车东西向交通的关键环节;更不用提散布其间的美术馆,运动场,小餐馆……

在二十世纪以降日益高耸的曼哈顿为何能够容忍看起来如此异质的中央公园继续存在?这不是因为(或者说主要不是因为)它的“与众不同”,而恰恰是因为公园能够被纳入“规整的空间系统和主流社会秩序之中”。中央公园,表面上隐喻着“异托邦”的空间,事实上并不具有与帝国大厦们截然对立的边缘和界限:在物理上,输水管道和汽车道路连接着这两点;在表征上,规模宏大的公共绿地与体量巨大的建筑物之间相得益彰(傍晚慢跑的人们,有多少不是刚从这些建筑物中走出?),绿地所占用的土地之价值亦可以通过周围这些建筑物迅速上升的地租加以弥补。

于是问题来了:如果边缘是有孔隙的,那么我们如何还能清晰地界定一个对象?在中央公园这个案例里,如果空间内含的绝对性遭受质疑,我们该怎样定义空间?

在这个问题的烛照之下,列斐伏尔与福柯的分歧被迅速放大。在1967年那篇演讲最后,福柯提到了 “小船”。作为异托邦言说的最后一个意象,福柯意欲指称的是如何能够借助这样的途径来寻求对主流秩序的超越;然而在大卫.哈维看来,福柯所追求的不过是丢盔弃甲式的“逃跑” (escape) 而已,因为他把 “空间” 这个概念狭窄(而且错误)地绝对化了。

据哈维的考证,福柯的演说很快就影响到了列斐伏尔。在后者于1968年出版的《城市革命》(La révolution urbaine) 里,“异托邦” 亦成为一个关键词汇。但是,列斐伏尔笔下的异托邦不是一个内蕴着逃离的地方,而是失范 (anomie) 及潜在转型的空间,它不仅与同位性 (isotopy,也即理性化的资本主义的与国家的空间秩序) 保持着张力,而且与作为表现性欲望的 “乌托邦” 概念保持着张力。

同样的一个词汇,为何在两个人的理论里显现出如此迥异的面目?究其根源,在于两个人对 “空间” 有着不同的认识。在福柯那里,就如同他后来跟Hérodote这本地理学杂志的编辑对谈时承认的那样,空间只是从其表面加以理解的一个浅显术语:它是日常生活和权力关系的容器,具有绝对化的特征,偶尔才会参与生活与权力关系中去——但也只是作为一种桥梁和中介而已。换句话说,福柯意义上的空间,就是物理空间;处于这种论域之中的 “异托邦”,自然也就被取消了在保持在地性的同时超越主流社会秩序/空间秩序的可能。

列斐伏尔意义上的 “空间” 则具有关系性的潜力,或者说,对空间的最贴切理解只可能通过其蕴含的关系来完成——这里的空间所指称的是我们非物质但客观的“生活之道”,也是社会与权力关系的时空性的适当再现。如果用他后来发表的更具体系化的说法(《空间的生产》),可以说空间的概念需要同时从三个层次加以把握:物质空间 (physical space) -日常生活的物质境遇;空间的表征 (representation of space)-借助抽象表征来呈现我们的感知的空间(比如梦境和绘画);和表征的空间 (space of representation)-亦可用段义孚的说法称为 “生活的空间” (lived space),意指在我们所遭遇的空间中生活,并在此同时经由空间在物质和情感上重塑我们的生活。

当空间本身成为关系性的,边缘的多孔隙亦是意料之中。这里的孔隙不再是主流社会秩序和空间系统用以收编中央公园所使用的那些物质实体(道路,运动场,输水管道,等等),而是我们自身在日常生活中对空间和时间的各自不同的感知和体验。空间被我们表征和概念化的方式,也许会影响我们物质感知这个空间的方式,以及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方式。这些日常实践将进一步引导我们为自己建立特定的“生活空间”,一方面承载、另一方面形塑着我们的生活。

你是曼哈顿岛上的一个上班族。在一天的工作结束之后,你换上运动服,跑进了中央公园。沿着大大小小的湖泊池塘慢跑时,你目光所及尽是沉沉暮霭和依依垂柳,新鲜的空气把一天的劳累一扫而尽。迎面走来的遛狗老人微笑着提醒你系紧鞋带。在池塘边踯躅的游人们让你更觉这座城市所拥有的无穷魅力。中央公园,在这个时刻,在你的生活里,不是理性化的资本主义的与国家的空间秩序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只是让自己的纽约成为纽约的那个关键元素。

我是一个流浪汉。在一天的漫游之后,带着菲薄的收入,我走进了中央公园。尽管这座城市充满了冷漠,但是傍晚的夕阳和中央公园的景色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我静静地坐在长椅上,看着远处运动场上被父母引领着玩耍的儿童,还有旁边小径上纷纷飘过的慢跑的人群。没有人抛来白眼,没有人驱逐出境。慢慢变冷了,我裹一裹身上的破棉絮,蜷缩在长椅角落,目送最后一缕夕阳落下。这个时刻的中央公园,让我的漫无目的的飘荡有了短暂的归属。

生活和空间的界限,在关系性的视角下,变得模糊。在某些时刻 (moments),空间甚至就成了生活本身。如果在这个时候,著名的莫斯市长重回岗位,决定把不再具有供水功能的湖泊夷为平地,甚至修建摩天大楼,那么不论是你,还是我,肯定都会立刻采取行动来保卫空间/生活。在绝对化了的时空里,中央公园不是“异托邦”,但是在关系性的视角之下,中央公园绝对拥有成为真正的异托邦的潜力——异托邦这个概念所体现出来的差异性,并非是针对区分或隔离而言的,而是针对其与其他空间之间潜在的转型关系而言的。

回到Antipodes。

对跖点,是指通过地心与某地呈轴心对称的点(比如近似意义上的上海之于乌拉圭萨尔托,或者青岛之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因此对跖点也是在地球上距离该地最远的点。这个概念首先是在空间的表征层面借由地球仪完成的一个思维过程的结果表达。但是它更重要的意味,是在充满想象的过程背后所隐藏着的改变当下——彻底地改变当下——的渴望:当我此时此刻所在的地点/空间/生活不如人意,我便会渴望对空间性做一彻底的改变。对于文艺青年而言,也许就是去看看远方(这个世界的另一面);对于左翼地理学家而言,则是去寻找和构建与理性化的资本主义的与国家的空间秩序完全不同的别样空间 (other spaces)。

对跖点就是字面意义上的异托邦。能否成功,端赖相应的主体如何看待空间本身。文艺青年们的看世界大多都会无疾而终,甚至因为纷纷的效仿而成为被嘲笑的“刻奇”,因为他们眼里的远方真的就只是开车/坐车/骑车上路越走越远的那个地方。地理学家们呢?也许,他们在意识到空间的关系性之后,能够在某个“时刻” (moment) 穿越那本就是虚构的、充满了孔隙的边缘与界限,让乌托邦真正具有在地性,让空间转型成为可能。

这大概就是那本叫做“对跖点”的地理学杂志想要传达的态度。

(当然,这样的实践不可能如想象地那般轻松。就比如说,格林尼治的对跖点在新西兰,名字就叫 Antipodes Islands. 已经日落——在夏天的伦敦这可真不容易——的大英帝国和它曾经的殖民地之间的权力关系,在这个命名里就昭然若揭。那么对跖点作为另类空间、异质空间的可能性,到底能有几何呢?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自己去这本杂志里探索一下,看看是否有蛛丝马迹。)

Vested property interests and right claims

01 Tuesday Oct 2013

Posted by Yimin in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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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febvre, political economy, property, rights

It’s a long debat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vested property interests, or in other words, the confirmation of property rights, and rights claims. From many economists’ views, who mostly stand at the pro-market position, it’s the property right that matters in the protection of residents’ (both in rural and urban space) right of livelihood and ‘right to the city’. However, this point of view should be reconsidered more carefully. In my opinion, the willingness to make right claims and to confront state and/or other market actors’ behaviors (such as demolition and relocation) is dependent on the interests involved, rather than on the title of rights. It’s common that conflicts will emerge whenever the residents are discontent or (as seen by themselves) deprived, even though there is no legal title for him/her at all.

Actually, the legal title of rights, or in other words, the vested property interests, only could play a role in promoting the position of the residents in the conflicts, and in alleviating the tension between different subjects and softening the methods which will be used in the conflicts. It’s in this sense that Jinli Zhang in Meishijie chose to confront with the state by soft strategies and actions, such as banners and posters, rather than by more terrific methods, such as self-burning, which has already been observed in many other places in China (especially in the rural area where there is no legal title of the land for farmers).

Thus, in the context of China’s urban transition, it’s evident to claim that the willingness to make rights claims has little to do with the title of rights, rather, they are basically reactions of the residents against the actions implemented in the space by other subjects, which are observed as invasion and/or exploitation and make the residents discontent. Since the rights claims are mainly about the ‘interests’, that is, the compensation or other types of economic reparation, it’s hard for the residents to gather together for collective goods and rights. And this makes the construction of ‘rights to the city’ less possible, since the core issue within this term is the collective good, ‘the right to a totality’. This will be analyzed in details following.

Another problem here is about the validity of term ‘right’ in general and ‘property right’ in particular. As Elizabeth J. Perry has demonstrated, the context is crucial in identifying the content of ‘right(s)’. It means that we should consider both spatial and temporal background to clarify what the real meaning for one to use the word ‘right’. If this argument is true, then we cannot implant such a term directly from a Western context into China’s discursive system. And thus it becomes even more questionable to continually insist on the importance of vested property interests. Actually, institution is important, but we should move beyond institutionalism.

As to ‘right to the city’, it’s also an implicit expression, leaving us too much space to take use of it. If go back to its origin, we will find that it’s just a term used by Lefebvre to demonstrate the necessity of ‘autogestion’ – an ideal regime, focusing on the workers organization and on the grassroots democracy, which is a violent rebel of the existent regime and even the concept of the state itself. However, Lefebvre ‘spends little time elucidating what a right to the city might look like practically’ (Attoh, 674), and thus makes it difficult to put it into practice. Though other scholars have analyzed this term further, how can we achieve ‘the right to a totality’ or ‘a collective rights’ within the existent regime? How can we expect this regime will provide us vested weapons to fight against itself? Considering this, it’s better to transfer this term into other more practical and less revolutionary ones to make use of.

Last but not least, I think it’s unquestionable that there are spatial-temporal dimension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rights claims. And three types of claims could be identified: the claim of economic interest in the (re-)production of space (Meishijie Case); the claim of social interests and organizational participation in the (re-) production of public space (Guangzhou Case); and the claim of meaning and management of local public spaces (Tokyo Case). This point could be connected with Perry’s conclusion. That is to say, the spatial and social context is crucial to identify the meaning of ‘right’ and the types of ‘rights claims’. In all these cases, vested rights are important as tools for the residents to struggle, but they don’t improve the willingness for them to make rights claims automatically – here, it’s always the interests that matters, though in different forms.

我们在约束中创造了一个制约我们的世界

01 Tuesday Oct 2013

Posted by Yimin in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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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gration, space, urban

落脚城市(arrival city)的发展是城市化进程中的关键一环,得之则诸事顺遂,反之则矛盾频发。这便是桑德斯在《Arrival City: The Final Migration and Our Next World》一书中所要表达的中心思想。

什么是落脚城市?落脚城市是由乡村移民在城市中构建的飞地。它位于城市空间的边缘,却是社会变迁的核心地带。落脚城市有自己的野心。它从未自视为贫民窟而不思进取。恰恰相反,它给新落脚的移民提供了工作之海,提供了自雇劳动的机会,提供了四方街邻的关系网络,同时还维系了乡村与都市之间的平衡——它是转换器,而非贫民窟。

的确,这一地带的贫困率从未下降到人们期望的水平。但是落脚城市的贫困恰恰是它们的成功之所在。作为转换器,它们本身并不必然走向中产和绅士化,它们的最大功效是给人提供条件,帮助其中的居民在社会等级的攀登之路上加快步伐。每当前一批居民因经济和社会状况的改善而搬进更高档的社区,填空增补而来的必然是新一批贫穷的新人——贫困率依旧,甚至有所上升,但是谁能否认此arrival city再也不是之前的那个?

1、移民

落脚城市之所以成为令人瞩目的现象或者(按照正统的观点来看的)“问题”,与居住其中的人密不可分。所谓落脚,指的就是新移民进入城市后的登陆之所。毫无疑问,城市的新移民一定来自乡村。所以落脚城市本质上还是一个空间容器,这个容器中发生了一种身份的转变——村民变为市民。这是一个多维的过程,涵盖着经济、政治以及社会关系等方方面面。但是归根结底,我们要关注的焦点是人。

作为记者的桑德斯凭借非常细腻的观察,探讨了人口迁移的重要环节。他发现,归乡的路在很多国家事实上构成了人口向城市迁移的一个重要环节。归途成为外出漂泊的旅程的一段,这听上去有点不可思议。之所以如此,可以用Charles Tilly曾经提出的“连锁式移民”策略来加以分析。

背井离乡的村民们在决定进入城市时,需要放弃的不仅仅是曾经一成不变的物候与作息,更包括一整套已经习惯了的社会习俗和关系网络。他们不敢彻底摆脱农村,不敢在建立起稳固的城市社会安全网之前放弃原有的网络。因此他们需要以落脚城市为基地,推动社会网络的整体迁徙和再造。为了维系旧有的社会网络,他们必须保证最基本的与故乡的关联,而这便是通过每年一度或者数度的归乡路完成的。

事实上,“连锁式移民”的显著性不仅仅表现在这里。前不久曾经有人在调查中发现,P大大多数打印店的老板都来自湖南省娄底市的同一个县。这些人的就业和生活选择,恰恰是连锁的:给定一个娄底人初始情况下的偶然选择,他发现在北大开打印店不仅能糊口还能小有积蓄。这样的信息在和故乡社会关系网的互动中不断放大,必然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前来投奔。而他们在落脚处形成的血缘和地缘勾连起来的非正式网络,又会给后来者以支持和帮助。在这个案例里,P大也成了一个“落脚城市”,只是是以工作而非居住的形态表现了出来。

因为移民与故乡的关联,落脚城市从来都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们和乡村无时无刻不在相互作用,并且因限定条件的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互动方式。大体上看,落脚城市与乡村的互动:可以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二者相互支持对方最薄弱的地方,在农村留下空心村,在城市形成城中村——中国;
第二,农村居民彻底迁出,土地整合成为大农庄——乌克兰;
第三,落脚城市居民的资本流回农村,促进农村的现代化和非农业化——孟加拉;
第四,落脚城市居民的消费性财货流回农村,攀比心理导致依赖性的馈赠经济的形成——孟加拉。

不论是哪一种方式,城市和乡村的互动都在发生和持续,每一个人都在这个过程中,根据自己所受的主观或客观约束,形塑着他们未来的崭新的世界(The next world)。而这样的互动必然意味着碰撞和挤压,意味着棱角的打磨和外来的强制。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都在这样的过程中感受着自己的力量,又承受着自己的苦难,但是却从未放弃对未来的希望。

2、土地

落脚城市中除了人口之外最重要的话题就属土地问题了。他们为什么选择这里而不是别处?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帮助新移民攫取了这块土地?根据桑德斯的观察,落脚城市的土地基本都是国有的荒地和废地,私自侵吞国有土地以供给居住是一个国际现象。不过这一现象在近年来越来越少,原因之一是产权的划分越来越明晰,另一则是可用的城市空闲土地也越来越少。

中国的落脚城市却没有这么明显的攫取行为。我们一直在责骂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应当被视为这一现象的本因。因为所有者的在场阻碍了外来人口对土地的侵吞,农村集体所有制有效避免了大规模低收入人群集聚区的出现。这种集聚区经常在报道中被不加分别的概括成“贫民窟”,却从未有人仔细地把落脚城市这类特殊地段给抽离出来。

不管怎样,中国的城市在面临移民进入时并不像其他发展中国家(比如印度、巴西、墨西哥)那样措手不及。我们在城市边缘有着相当丰富的村庄在等待城市化的降临,而外来移民的涌入正是空间变革的第一步。每一个村庄都收容着相当数量的移民,他们愿意忍受匮乏的基础设施(当然,与故乡相比设施水平已经相当高),愿意拥挤在狭小的房子里生活,并不是因为他们热爱这样的生活方式,而是因为未来的前景实在美妙,足够打动他们忍受当下的苦痛。

可中国城市化与其他国家的区别也就此扩大了。在几乎每一个国有土地被私人攫取的国家,事情发展到最后都以将土地授予占有者告终。因为城市政府最终会意识到:所有权的保障是关系到落脚城市发展前途的一个核心议题,缺乏保障的处所也就相应地缺乏改善基础设施和社会结构的动机。这样的授予也就意味着新移民成为有产者,被裹挟进入经济体系之中,并且拥有了自主创业的种子资金。可是我们的城中村里,移民们所拥有的微乎其微。他们不可能占有自己居住的房屋和土地,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凑足够的钱、给自己提供足够坚实的生活保障,因而和农村的纽带在很长的时间里都将是僵硬而无法打破的。

当然,也并不是所有城市都选择授予土地所有权给居民,强势的市政府会主动出击,推行各种看上去很美的所谓“贫民窟改建计划”。这些计划以空间更新为己任,却把空间的社会内涵掩盖得毫无踪影。在改造完成之后的街区,最常看见的风景便是点缀在广场和大街之中的低密度中产阶级住宅。可是居民们呢?原住民是否还有机会迁入这一地段,他们是否还有足够充足的交往空间,他们还能维系曾经紧密的社会关系网吗?只注重建筑环境,却忽视了社会关系的意义,这样的改造是在摧毁而非提升落脚城市的活力。

3、历史

我们耳熟能详法国大革命的种种历程,但是却极少注意到被革命宏大叙事所遮蔽的落脚城市的影子。作者桑德斯甚至直接宣称:巴黎大革命本质上就是落脚城市居民的革命。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批评小农缺乏阶级意识,认为其不如城市工人懂政治,所以导致了革命的失败。其实马克思也被遮蔽了。他忽视了对革命主体的审慎观察,没有注意到落脚城市的居民在革命过程中占了绝对多数,也没有关注这些居民进行革命的诉求。

太阳底下从来没有新鲜事。1970年代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在本质上也是一样,以落脚城市居民为先锋和主力,成功推翻了一个王朝,建立起另一个极端主义政权。这些革命之所以爆发,根源在于利益的危机。无论是“近代化”(近代性)还是“现代化”(现代性),社会和经济的进步常常是以碾压弱势群体的利益为代价的,而落脚城市居民往往首当其冲。当伊朗的巴列维国王推行白色革命,力图以经济增长抵抗赤化危险时,他一定没有想到最终打败自己的并不是什么左翼分子,而只是一群居住在城市边缘的新移民。

白色革命确实成效显著,包括德黑兰在内的伊朗城市面貌焕然一新,并进而吸引了大量农村人口涌入。但是这些移民很快陷入失望。他们发现城市的美好其实与他们无关。没有优良的公寓,没有高薪的工作,他们面对的只是一片叫尔撒圣殿的荒地。当他们勉为其难地落脚其中后,皇帝开始慌了,他害怕移民,担心社会不稳定,于是落脚城市被铲平,移民们终于无处可去。左翼最擅长做的事情是什么?煽动绝望的人民。一个叫做霍梅尼的教士终于在历史中留下了浓厚的一笔。

湿润的海洋性气候也许造就了伦敦人相对温和的脾气。这里的落脚城市安稳地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革命的年代,并且日益焕发出落脚城市应有的生机。社会学家Andrew Miles的研究表明,19世纪中叶以后,伦敦的社会壁垒变得越来越容易跨越,由此引起了落脚城市的转型。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社会福利和保障体系的建立,大大提高了市民尤其是落脚城市的移民们获得教育和医疗服务的可及性。
历史上的落脚城市不停地发展和演变。面对这样的存在,对落脚城市的评价出现了巨大的分歧:有人认为落脚城市是万恶的渊薮,但是也有人相信这一场所才是城市生机的根源。事实上他们都没有错,因为我们需要在给定立场之后才能抬头观察方向。如果考察预期,落脚城市的存在是流动人口向上爬升的必要条件,所以它的意义巨大,这也是本书作者一直坚持的论点;但是从现实状况来看,落脚城市的基础设施和生活环境堪忧,所以它必须得到清理,我们的伟大革命导师就坚信这一点。

4、现实

——盖奇康都的故事

土耳其的落脚城市被本地人称呼为“盖奇康都”,意为夜晚定居之处。伊斯坦布尔最大的盖奇康都的土地曾经归属于末代王朝的亲王,虽在革命后被国有化,但终究抵挡不住私人侵占的步伐。在这样的区域,权力架构不再是正式的,而是由军事化策略和黑社会人脉占据主导地位。这样的权力结构不断演变,同时受左翼思潮影响,最终竟然形成了一股全新的政治势力,并引发了一场规模巨大的暴动。

暴乱并没有成功,但也并非徒劳。在暴乱结束后,城市政权开始正视盖奇康都的存在及其问题,并赋予居民房屋和土地的所有权,从而将其纳入到经济体系之中,形成了利益共同体;这笔财富也能构成移民们的种子资金,为其自主创业等经济行为提供原始资本;城市政府还开始重视落脚城市的基础设施问题,并为此投入了大量资源。当然,私人土地虽然带来了繁荣,却也带来了自私的心态——规划的失败就在于没有应对个人主义的风行,导致社区公共空间消失,严重影响了社会关系网络的健康。这给中国城市边缘区域的规划提供了一个警醒和教训。

土耳其的盖奇康都并没有就此平庸地发展下去。他们的政治兴趣依然浓烈,一个个左翼政党在这里生根发芽。当世俗政权再也无力掌控经济和社会发展局面时,这些在野党迅猛地冒了尖。其中有一个叫做美德党的小党派,日后分裂出一个叫做正义与发展党的组织。再后来,该组织的首脑埃尔多安,一个在盖奇康都出生并长大的移民后代,当选了土耳其总理,并连任至今。

——巴黎骚乱中的年轻人

一般的共识已经达成,巴黎在2005年发生的骚乱,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市郊文化”阻碍了移民的融入。华康德认为,巴黎市郊的这些聚居地本质上是反种族的,因而缺乏文化上的团结性。不仅如此,这一移民社会的流动能力也相当薄弱,社会关系网迟迟无法建立,经济和社会关系的漂泊成为移民们无法摆脱的命运。换句话说,落脚城市本应具有的正面意义在这里消失殆尽。

究其根源,在于“邮政编码种族歧视”的存在,以及由这一歧视导致的认同感和公平机会的缺失,移民们难以寻找与法国社会相连接的社会网络,而与此同时也丧失了与故乡的关联。参与骚乱的少年们曾说过这么一句话:“我们不是非洲人,也不是欧洲人。”

落脚城市同样是空间概念,所以在空间规划方面也存在推波助澜的因素。在勒柯布西耶的幽灵的影响下,北部郊区的这些“落脚城市”都是笛卡尔式的社区,建筑密度很低,公共空间沦为犯罪地带,居民因而难以建立交流和互助的社区共同体。原有的社会网络已然消失,而新的社会网络迟迟无法构建,漂泊也就成为移民生活中横亘的核心。

如果吉登斯的理论可以借鉴,那么落脚城市的最重要意义也许可以用“安全感”来表达。为了追求安全感,新移民们遵循惯例,借助实践意识来寻找默认的共识。在这个过程中,时空等客体性因素的区域化限制又促成了人们的共同在场,并且给行为者搭建起了舞台。如果所有推进安全感生成和稳固的要素都在舞台中缺失,那么这个舞台的意义也就不再重要。甚至,这个舞台会成为转化反社会的温床,就如同巴黎北郊的移民社区那样。

在书中,桑德斯还展现了孟买湿婆神军党的崛起,考察了柏林的土耳其移民为什么过着和盖奇康都迥异的悲惨生活,分析了西班牙落脚城市走向成功和繁荣的逻辑。每一段故事都对应着千万甚至亿万人的生活,这其中有幸运儿,却也有更多的受苦者。Social suffering成为一个全球性的议题,却依然阻挡不了人们向城市迁移的步伐。这大概才是城市化的威力所在。

5、结语

落脚城市从来不是终点。在乡下移民精心筹划的社会流动旅程当中,进入落脚城市只是第一步。“他们投注了自己的一生,牺牲一整个世代的收入与平静生活,绝不只是为了从一种形态的贫穷转换到另一种形态的贫穷。落脚城市的居民不认为自己是‘穷人’,而是成功的都市人,只是必须先经历这个贫穷的阶段,时间也许长达一个世代。”(P278)

“落脚城市希望融入正常社会,希望获得接纳。只要拥有适当的资源,落脚城市就会繁荣兴盛;如果没有,则可能爆发我们不乐见的后果。落脚城市绝非静态僵固,而是充满活力,沿着发展进程积极前进。至于这样的发展进程究竟会通往哪里,就要看我们作出什么样的决定。”(P70)

落脚城市的发展到底需要什么样的资源?作者提出了四个要点:土地所有权、商业机会、自主经济和互助的社会网络。其实这些要素可以做进一步的概括:自由市场、产权保障、政府服务。这些要素,无论怎么归纳,最重要的目标都是给新移民提供“门路”——也就是成为真正的公民所需的工具和机会(Amartya Sen)。

这是一个左右不讨好的结论,新自由主义者不会喜欢政府的干预,而左派们则会对自由市场心存疑虑。同时,这个结论也并没有经过严密的分析和推敲,只是桑德斯根据历史和现实的若干案例,借助自己的观察力所做的初步总结。

但是,这样的结论已经足够成为探索的起点。记者的敏锐视角和资料的丰富也必将给进一步的学术研究提供良多的教益。同时,无论是从哪个角度探讨城市问题,尤其是落脚城市的问题,我们都需要把派克(R.E. Park)的话语铭记在心:空间关系与社会关系具有密不可分的相互关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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