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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自由主义与时间性之间,进一步思考反资本主义政治

13 Monday Apr 2020

Posted by Yimin in Academic,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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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连续两个月跟踪疫情之后,大卫·哈维终于写出了自己题为《2019冠状病毒时期的反资本主义政治》的评论。这篇评论视野开阔,善用修辞,文法优雅,是哈维一贯的写作风格。文章不仅把他立足于阅读《资本论》的唯物主义立场表达得淋漓尽致,在内容上也凝练地融合了《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和《新自由主义简史》的核心观点,帮读者很好地厘清了疫情产生的社会-自然语境以及正在导致的政治和经济后果。尤其是,对新自由主义重塑我们这个世界的深度、广度和后果,这篇评论更是明白晓畅地揭示了出来,不仅有深刻的体察、深切的关怀,而且也有恰到好处的反讽。

但是,文中部分话语是否有值得推敲之处呢?

比如,在批判新自由主义的社会构造的同时,哈维不无赞许地评价了中国、韩国、新加坡等国家——这些他认为 “最不新自由主义的国家”(the least neoliberal countries)——在应对疫情时的经验。虽然有诸如 “严苛”、“侵犯性” 和 “威权” 这样的字眼,他还是惊叹于中国能够做到把疫情控制在湖北尤其是武汉。然而,身在此地的我们深切地知道这些措施(可以说是雷霆手段)对于很多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应当继续追问:东亚国家和地区应对疫情的方式是更多地受制于特定的文化结构、政权属性和合法性来源呢,还是因为它们 “最不新自由主义” 呢?更进一步看,这些 “最不新自由主义” 的国家在多大程度上是与 “新自由主义” 无涉的?这些问题的答案都不是自明的,仍然需要我们立足于现实观察做更加细致的讨论。

 

哈维的辩证法

哈维的文章开篇从两个模型谈起。第一个是政治经济讨论中耳熟能详的资本主义经济运作模型(资本循环、积累和矛盾);第二个则是在波兰尼框架下的引申:资本的运作事实上嵌入在更为广阔的社会构造(social formations)之中,并与诸如文化、知识、宗教和自然等议题广泛联结。在他自己看来,这第二个模型才能够恰如其分地揭示全球资本主义是如何一步步把自己改造成为一种新的社会构造的。

在哈维看来,这一社会构造形成过程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是新自由主义。首先,无论自然还是社会都被卷入到新自由主义的崛起进程之中。环境状况虽然有自己的演进轨迹,但是其演变方向和外部作用力受制于资本的力量,并因此导致包括全球气候变化在内的大量非预期后果——在这个意义上,并不存在真正的“自然灾害”,所有的灾害都或多或少属于上述由资本扩张引致的“非预期后果”,这一论断甚至包括了我们正在面对的2019冠状病毒。

其次,这个具有宰制性的政治经济模态导致包括医疗系统在内的公共资源严重不足,因而无法面对这一波全球大流行的疫情。国家和地方政府无法迅速调集充足的资源加以应对,而包括制药巨头在内的资本家们更为关注的是利润而不是预防,所以他严辞批评道:“我们病得越重,他们就越能挣钱。”哈维在这里以一个拟人化的手法宣称:“2019冠状病毒疫情是大自然的复仇。它所报复的是过去四十年间不受管制的新自由主义对大自然的粗暴虐待和剥削”。

在这一社会构造越来越依赖虚拟资本(货币和债务扩张)和消费主义的时刻,疫情爆发了。在危机时刻,哈维建议我们每个人都重新反思自己的处境。过去数十年的政治经济结构已经把大多数劳动力培养成了优秀的“新自由主义主体”——面对艰难境地时会指责自己或者上帝,但决不敢把矛头指向资本主义。而现实中,全球资本主义这一社会构造已经走向了最终也是最大的讽刺:为了摆脱当下的僵局,川普很可能将不得不在“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旗号下推行比桑德斯所设想的更为激进的社会主义政策。

在哈维久负盛名的辩证法框架中,全球(空间)与地方一直是一对关键性的概念。但是在分析疫情的过程中,他好像暂时地把这样一对辩证概念放在了一边,转而被两个片面的视角所取代:一方面他视 “新自由主义” 为一种新的全球社会构造的核心机制,因而无远弗届;另一方面他又暂时远离这样的设定,来寻找 “最不新自由主义” 的国家及其经验,作为自己反思和批判的旁证与立足点,并为此忽略很多关键性的 “本地知识”。

事实上,在 “本地知识” 与 “全球野心” 之间,哈维的辩证法被特定的时髦术语绑缚了手脚。这不仅无法帮助他在细节处厘清全球疫情大爆发正在和将要导致的政治和经济转型,而且也无助于我们探索整体性的反资本主义政治图景。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分别从 “新自由主义” 概念的斑驳形态和东亚国家的政权结构及其合法性来源两个方面做进一步阐释。

 

新自由主义的斑驳形态

新自由主义一词的当代内涵植根于1970年代末以降的政治经济结构转型,关于这一点,学界的讨论已经汗牛充栋,哈维自己所著《新自由主义简史》 (2005) 对此亦有十分细致的描述。在批判地理学和城市研究领域,作为分析性概念的 “新自由主义” 的流行大概可以追溯到学术刊物 Antipode 在2002年出版的一期特辑 (Volume 34, Issue 3),主题是 “新自由主义的空间”。

在这一期杂志中,研究者们提醒我们重点关注“真实存在的新自由主义” (the actually existing neoliberalism; Brenner and Theodore 2002),也就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工程所赖以发挥作用的具体语境 (contextual embeddedness), 并呼吁大家将焦点更多地投向新自由主义进程的历史和地理机制,从而在宏观的政治经济结构和网络之下,更好地探察植根于本地的 “local neoliberalisms” (Jamie and Tickell 2002)——后者往往在形态和具体作用机制上表现得更加多样 (variable),并因此被赋予了复数形态。

沿着这个脉络继续发展,后续的研究进一步揭示出如下事实:作为一种动态治理技术的新自由主义很少能独自发挥作用,它必须与其他相关的制度安排 “共栖” (cohabit)。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新自由主义可以被视作一种寄生性的政治实践形态,它在世界政治经济图景中的遍在性是复杂和异质的,而非一种固定模板的普遍复刻 (Peck 2010: 31)。

当然,对 “新自由主义” 的概念化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课题,不同的学者往往秉持着迥异的立场和观点,哪怕在左翼群体内部,针对这个概念的理解也存在着很多个方向。当Peck努力提醒我们关注新自由主义进程的复杂性和异质性时,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流派则把重心放在了这个进程的广度和深度上,认为作为霸权性的意识形态构造的新自由主义需要从整体上加以把握。用哈维 (2009) 的话来做注解的话,这一霸权性意识形态不仅指称我们耳熟能详的市场至上制度安排,而且也直接指向了特定的阶级关系形态、剥夺式积累、不平等的再分配方式和国家与资本权力的勾连。

正是从这样的视角出发,哈维的分析走向了前文所描述的两个片面后果:一方面宣称此一政治经济模态的全球性,另一方面试图在边缘地带探索其替代性方案。但是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如果新自由主义果真是一种寄生性的政治实践形态,如果它能够穿透种种宏大的结构和制度安排,在很多个平常的时刻成为细致而微的治理技术,那么我们是否还有可能以国家为单位区分 “最新自由主义” 和 “最不新自由主义” 的国度呢?

“作为例外的新自由主义”构成了我们讨论这一概念斑驳形态的另一个切入点。借助福柯、阿甘本、德勒兹等理论资源,王爱华 (Aihwa Ong) 建议我们把新自由主义视作一个小写的词语 (small n-),从而更好地从微观层面揭示它在重构治理与被治理、权力与知识、主权与领土性等关系时的具体路径和政治后果 (Ong 2006)。也正是在这样的框架中,哈维在前述评论中重点提及的亚洲国家及其发展模式被放置在了理论探索的前沿地带。

小写的新自由主义是通过一系列 “例外” 安排而在亚洲(尤其是东亚)国家获得举足轻重地位的。比如,借助特定的 “从属技术” (technologies of subjection),人口便可以按照给定的经济结构优化目标进行分类重组。在变迁的政府与公民关系中,不仅公民权的内涵和外延发生了改变,而且基于特定考量而吸引一些人口、排斥另一些人口的做法也获得了其制度基础。

再比如,新自由主义治理体系调用了新的 “区划” 技术,通过特定的区划设定(比如 “经济特区” )来部分改写国家层面的制度安排,松动了传统意义上主权-领土结构所具有的政治单维性 (political singularity),建构起王爱华所称的 “渐进主权” (graduated sovereignty, 也即国家在特定地方放松管制,以符合国际资本的需求,并赋予后者针对这些地方及其公民的宰制权力),从而为特定的资本领土化进程和劳工结构转型提供符合新自由主义理性计算的制度框架。

王爱华在论述过程中对诸多宏大理论持比较怀疑的态度,而哈维的新自由主义概念构成了一个直接的靶子。在她看来,哈维在写作《新自由主义简史》时之所以会遇见中国这个 “奇怪案例” (“the strange case of China”),主要原因正在于他不假思索地把国家视作一种具有政治单维性的实体,并沿着这个方向逐步走向了以 “新自由主义国家” (the neoliberal state) 为中心、但事实上问题重重的民族-国家类型学。

针对王爱华的反思,Peck一方面接受了前者对新自由主义所做的福柯式的定位(“一种动态的治理技术”),而在另一方面又强调了 “例外论” 可能会面临的理论乃至政治困境。在他看来,新自由主义与威权主义的联结并不是例外性的,从智利到新加坡的案例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在讨论新自由主义的全球进程时,一个更为有效的立场是对不同的形态一视同仁——无论它是 “具有中国特色” 还是 “具有美国特色” ——因为事实上并不存在一个规范的 (normal) 新自由主义形态,它在各地的具体表达也决不是某种规范形态的变种,这就是他所强调的概念的复杂性和异质性。

在上述讨论的基础上,我们也许可以得到一个初步的结论:讨论新自由主义时,为了保证这样的分析概念真正获取效力,我们应当聚焦于它发挥作用的微观机制而非宏观模态,更不应将之视为一个整体性的政治经济结构。换句话说,新自由主义理性与政权的属性之间并不存在固有的或规范性的联结。

不管是在民主还是威权体制之中,我们都能看见新自由主义的影子——它常常化身为细致而微的治理技术和政治实践形态,通过这样的方式寄居于更为宏大的政治经济架构之中,并不断形塑着我们的日常生活。最终,正是这样的日常和微观机制成为新自由主义全球性影响力的根基所在。

 

“发展型新自由主义”及其合法性

明了“新自由主义” 概念的斑驳形态之后,我们便可以着手讨论本文关切的第二个问题:东亚国家的政权结构及其合法性来源。

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有关东亚/东南亚发展型国家 (the developmental states) 和国家引导的发展主义 (the state-led developmentalism) 的讨论长期吸引着学者们的兴趣。从这些概念的名字就可以看出,主导所谓 “亚洲奇迹” 的核心主体是国家而非新自由主义模型中的市场力量。但是发展型国家及其发展轨迹并不是铁板一块,它也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维度展现出迥异的面貌,并由此构成了新自由主义治理技术所赖以寄居的政治经济基础和制度可能性。

如果仔细考察亚洲发展型政体自1990年代以来的政策议程,我们可以立刻认识到,它们在近二三十年日益关切全球竞争力 (global competitiveness)、城市企业化 (urban entrepreneurialism) 和私人金融策略 (private financial initiatives) 等议题,而不再如经济起飞时那样更关注集权性的决策体系和均衡的区域与城市发展政策。在这一变迁背后所隐藏的,正是新自由主义和发展主义这两种充满意识形态意味的政治工程的相遇 (Park et al. 2012)。

事实上,这两个貌似沿不同轨迹发展的政治工程 (plan-rational vs. market-rational) 拥有相当多的相似点:它们都强调经济表现、资本循环,偏好符合市场需求的国家干预,遵循一定的实用主义观念,而这些要素的叠加和融合迅速超越了设想中的意识形态分歧,促成了政策的选择性调用。此间发生的日本经济泡沫破裂、东亚地区民主化运动以及亚洲金融危机和其后由世界银行和IMF主导的结构调整方案等,则从外部施加了相应的推力,引致了亚洲发展型国家的转型,最终塑造了 “发展型新自由主义” (developmental neoliberalism) (Hill et al. 2012: 14-17)。

在韩国,发展型新自由主义在应对这次疫情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根据有关新闻报道,韩国从一月份就开始建设规模化的2019冠状病毒疫情检测系统,虽由政府牵头,但是具体执行则主要依靠大型私人医疗机构,以及由学术界衍生出来的诊断试剂制造企业。是这些非国家行动者为后来备受赞扬的广覆盖、高效率的疫情检测提供了坚实的支撑。面对医疗资源不足甚至开始发生挤兑的境况时,包括三星、LG在内的大型企业纷纷贡献自己的房产以备政府收治病人(类似于中国的 “方舱医院”),这进一步透露出韩国应对疫情的机制与逻辑。

有学者在评价亚洲发展型国家的时候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当发展成为国家合法性的最重要源泉时,发展工程本身也就拥有了自己的生命,在发展-合法性之间建立起来的联结则进一步保障了发展型政权及其行动者的安全境遇(Castells 1992)。上面提到的三星、LG等大型企业事实上就是韩国国家发展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过去数十年的政治经济转型中极大地受惠于发展型新自由主义政策。

在疫情爆发的困局中,不仅发展进程本身受制于疫情的严重威胁,而且政权的合法性来源也开始受制于政府控制疫情的能力和速度,所以它们立刻响应国家发展工程的重心迁移(从 “发展” 到控制疫情),通过一种顺应时势的方式继续维系着国家发展工程的生命,同时也保持着各个行动者在其中一直扮演的角色。在这样的新局面中,发展型国家的性质和新自由主义的治理技术都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只有发展的对象和目标暂时从资本积累转变为疫情防控而已。

 

发展型国家的时间性

与以往数十年的发展工程一样,速度和时间在这个进程里具有相当的政治显著性。在东亚/东南亚的时空视阈里,发展(经济腾飞)的标志是短时间内的经济快速增长,是用数十年乃至十数年走完西方国家上百年的经济增长历程。这样的时间性认知不仅构成了发展型国家的普遍国民心态,也随即成为政权合法性来源的内在组成部分。在疫情爆发的局面之下,当传统视角的发展过程受到重创,这一源于经济增长的时间性认知就会立刻转型成为快速控制和消灭疫情的时间性要求,以便为重启经济增长奠定社会的和公共卫生的基础。

在最近发表的一篇学术论文中,我与合作者借助 “预期的人类学” (an anthropology of anticipation) 分析视角,把类似这样的政治机制命名为 “时间式的治理形态” (the temporal mode of governance; 参见Shin, Zhao and Koh 2020)。我们的核心论点是,这种对速度的集体性追求往往无视(甚至碾压)生活于其间的个体命运,通过选择性的治理(和不治理)来实现既定的 “预期” 目标和被承诺的 “未来”——然而在这样的目标和 “未来” 被不断制造的时刻,个体层面的正义却常常付之阙如;也正是在这样的时刻,哈维在他的评论中述及的 “新自由主义的主体” 得以被大批量制造。

在这个时间性的进程里,我们对 “未来” 的预期某种程度上成为王爱华所指称的 “伦理体制” (the ethical regime) 的一部分:特定的伦理目标(比如对美好生活的特定预期)引导个体按照相应的价值观念去重塑自己的生活方式,而这一安排在集体的意义上则构成了 “想象的共同体” 的重要支撑 (Ong 2006: 22)。具体到东亚来看,不仅是韩国,中国也正经历着类似的时间治理形态。在疫情之前,时常让舆论哗然的 “996福报” (资本家宣称,能够每周六天从早九点工作到晚九点是一种福气而不是厄运)和外卖小哥伤亡事件(因为要分秒必争而不得不置安全于不顾)就是上述 “伦理体制” 和 “新自由主义主体” 的鲜明例子。

当疫情到来时,我们也看到一个特定的集体性的时间性 “预期” ——在给定的时间里控制疫情——被立刻转译为每个人的个体责任:在疫情爆发之时严禁外出(甚至一度要求轻症患者也呆在家中),同时在非疫情地区也进行了大规模隔离;而在疫情稍有缓解时就立刻鼓励复工复产并派员督查,出台的具体纾难解困对策却很少能够顾及规模以下的企业尤其是个体户。类似这样的举措除了经济上的考量之外,更多地受制于年初既定的经济增长目标和更加宏伟的意识形态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却没有充分考虑到正在全球蔓延的疫情所具有的不断增强的流动性。

在发展型的速度、新自由主义的主体和(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能动性的病毒之间,我们能清晰地看到哈维在他的评论里所没能抓住的东亚故事的另一面:一个全能、高效但却韧性不足的社会-政治集合体。

东亚国家能够有效控制疫情并非因为它们是 “最不新自由主义” 的国家,而是因为时间和速度在它们的发展型新自由主义政体中扮演重要角色。在思考反资本主义政治时,我们应该避免以民族-国家为单位进行特定的类型学建构;相反,真正值得做的是去辨识特定的治理技术在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里发挥作用的具体机制,以及全球性进程(乃至 “结构” )在不同地方所具有的多样、复杂和异质的面貌。

也只有在这些认识的基础上,我们才能真正界定清楚一个个 “无远弗届” 的机制与进程,并进而思考它们的可能的替代方案。在我看来,这些全球性的替代方案需要我们首先借助普遍-特殊之辩证的烛照来理解每一个地方,而不是去搜寻特定的 “例外”。

  

参考文献

Antipode. (2002). Special issue: From the “New Localism” to the Spaces of Neoliberalism. Antipode, 34(3), 341-624.

Brenner, N., & Theodore, N. (2002). Cities and the geographies of “actually existing neoliberalism”. Antipode, 34(3), 349-379.

Castells, M. (1992). Four Asian tigers with a dragon head: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state, economy, and society in the Asian Pacific Rim. In R. P. Appelbaum & J. Henderson (Eds.), States and development in the Asian Pacific Rim (Vol. 2, pp. 33-70). London: Sage.

Harvey, D. (2005).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arvey, D. (2009, 13 March). Is this really the end of neoliberalism? CounterpPunch, 2009. Retrieved from https://www.counterpunch.org/2009/03/13/is-this-really-the-end-of-neoliberalism/

Harvey, D. (2020, 20 March). Anti-Capitalist Politics in the Time of COVID-19. Jacobin, 2020(March). Retrieved from https://jacobinmag.com/2020/03/david-harvey-coronavirus-political-economy-disruptions

Hill, R. C., Park, B.-G., & Saito, A. (2012). Introduction: Locating Neoliberalism in East Asia. In B.-G. Park, R. C. Hill, & A. Saito (Eds.), Locating neoliberalism in East Asia: Neoliberalizing spaces in developmental states (pp. 1-26). Oxford: Wiley-Blackwell.

Ong, A. (2006). Neoliberalism as exception: Mutations in citizenship and sovereignty.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Park, B.-G., Hill, R. C., & Saito, A. (Eds.). (2012). Locating neoliberalism in East Asia: Neoliberalizing spaces in developmental states. Oxford: Wiley-Blackwell.

Peck, J. (2010). Constructions of neoliberal reas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eck, J., & Tickell, A. (2002). Neoliberalizing space. Antipode, 34(3), 380-404.

Shin, H. B., Zhao, Y., & Koh, S. Y. (2020). Whither progressive urban futures?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the politics of temporality in Asia. CITY: analysis of urban trends, culture, theory, policy, action. doi:10.1080/13604813.2020.1739925

 

(感谢端传媒的约稿,让我有机会在上一篇文章的基础上进一步与哈维的评论对话。本文首发于端,详情可参见: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00406-opinion-neo-liberalism-harvey-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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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维的反资本主义政治

24 Tuesday Mar 2020

Posted by Yimin in Academic,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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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连续数月跟踪疫情之后,David Harvey 终于写出了自己题为《疫情时期的反资本主义政治》的评论。这篇评论视野开阔,见解深刻,善用修辞,文法优雅,是哈维一贯的写作风格。从内容上看,评论融合了《正义、自然与差异的地理学》和《新自由主义简史》的核心观点,帮读者很好地厘清了疫情产生的社会-自然语境以及正在导致的政治和经济后果。

文章开篇从两个模型谈起。第一个是政治经济讨论中耳熟能详的资本主义经济运作模型(资本循环、积累和矛盾),第二个则是在波兰尼框架下的引申:资本的运作事实上嵌入在更为广阔的社会构造(social formations)之中,并与诸如文化、知识、宗教和自然等议题广泛联结。在他自己看来,这第二个模型才能够恰如其分地揭示全球资本主义是如何一步步把自己改造成为一种新的社会构造的。

哈维宣称,这一社会构造形成过程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是新自由主义。首先,无论自然还是社会都被卷入到新自由主义的崛起进程之中。环境状况虽然有自己的演进轨迹,但是其演变方向和外部作用力受制于资本的力量,并因此导致包括全球气候变化在内的大量非预期后果——在这个意义上,并不存在真正的“自然灾害”,所有的灾害都或多或少属于上述由资本扩张引致的“非预期后果”。

这一论断甚至包括了我们正在面对的COVID-19病毒:它的全球蔓延建立在过去数十年的快速全球化进程基础上,而其受影响最大的区域和人口也早就被霸权性的经济模型所预先决定。具体来说,工作在抗击疫情前线的人们(护理人员、物流配送、快递外卖等等)都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别和种族特征,他们常常是没有选择:要么到一线增加感染概率(但是保住基本收入),要么辞职不干收入归零。对于这些人来说,“在家工作”更像是一种奢望和特权。

其次,这个具有宰制性的政治经济模态导致包括医疗系统在内的公共资源严重不足,因而无法面对这一波全球大流行的疫情。国家和地方政府无法迅速调集充足的资源加以应对,而包括制药巨头在内的资本家们更为关注的是利润而不是预防,所以他严辞批评道:“the sicker we are, the more they earn.” 哈维在这里以一个拟人化的手法宣称:“COVID-19是大自然的复仇。它所报复的是过去四十年间不受管制的新自由主义对大自然的粗暴虐待和剥削”。

在这一社会构造越来越依赖虚拟资本(货币和债务扩张)和消费主义的时刻,疫情爆发了。哈维说,接下来的关键是要观察疫情将会持续多久,因为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商品贬值往往不是因为无法售卖,而是无法及时售卖。但不管怎样,我们已经开始观察到疫情带来的严重经济后果。首当其冲的是需求,因为全球生产链条和价值链条的中断,接下来企业可能会越来越多地转向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非劳动力密集型作业方式,这将造成大规模失业和终端产品需求的骤降,最终引发一场经济衰退。

不仅如此,过去数十年间支撑着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消费主义——受到了更为严重的冲击。当消费者的信心不足时,在哈维看来,唯一能够拯救经济的就是把整个美国经济“社会主义化”(socializing)。正是在此语境下,前一个月还创下历史新高的美股在三月中旬时已经跌去了近1/3。

在危机时刻,哈维建议我们每个人都重新反思自己的处境。过去数十年的政治经济结构已经把大多数劳动力培养成了优秀的“新自由主义主体”——面对艰难境地时会指责自己或者上帝,但决不敢把矛头指向资本主义。事实上,全球资本主义这一社会构造已经走向了最终也是最大的讽刺:川普很可能将不得不在“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旗号下推行比桑德斯所设想的更为激进的社会主义政策,以摆脱当下的僵局。而面对这一局面,哈维最后反讽道:

All those Republicans who so viscerally opposed the 2008 bailout will have to eat crow or defy Donald Trump. The latter, if he is wise, will cancel the elections on an emergency basis and declare the origin of an imperial presidency to save capital and the world from “riot and revolution.”

如开头所说,这篇评论行文流畅、逻辑鲜明,不仅把他立足于阅读《资本论》的唯物主义立场表达得淋漓尽致,而且十分注意以辩证的眼光分析问题(比如自然与社会之间的关联)。尤其是对新自由主义重塑我们这个世界的深度、广度和后果,这篇评论更是明白晓畅地揭示了出来,不仅有深刻的体察、深切的关怀,而且也有恰到好处的反讽。

但是这样的话语本身是否有自己的问题呢?在批判新自由主义的社会构造的同时,哈维不无赞许地评价了中国、韩国、新加坡等国家——这些“最不新自由主义的国家”(the least neoliberal countries)——在应对疫情时的经验。虽然有诸如“严苛”、“侵犯性”和“威权”这样的字眼,他还是惊叹于中国能够做到把疫情控制在湖北尤其是武汉。

身在此地的我们深切地知道这些措施(雷霆手段)对于很多人来说意味着什么。但是哈维论述中更严重的问题在于,这些东亚国家和地区应对疫情的方式是更多地受制于文化结构、政权属性和合法性来源呢,还是因为它们“最不新自由主义”呢(这个论断本身当然也值得打上一个问号)?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质疑:这样的雷霆手段是否真的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全球性的和蔓延中的疫情?如果不能的话,我们还能承受多久或者多少次这样的手段?

在哈维的辩证法中,全球与地方一直是一对关键性的概念,否则他也不会一度十分执着于所谓 Militant Particularism 的意义及其限度问题。但是在分析疫情的过程中,他好像暂时地把这样一对辩证概念放在了一边,转而被两个片面的视角所取代:一方面,他宣称“新自由主义”是一种新的全球社会构造的核心机制,因而无远弗届;另一方面,他又试图抛开这样的设定来寻找一些“最不新自由主义”的国家及其经验,作为自己反思和批判的旁证与立足点,并为此忽略很多关键性的“本地知识”。

疫情是一面镜子,照出来很多我们平常会忽略或者习以为常的问题。在这样的反思的基础上,我们确实需要思考未来应该向何处去。但是这样的思考进程不能简化成为若干个buzzword。新自由主义很好用,但是它没有办法解释全球资本主义这一社会构造的所有方面和全部机制(这一点可以参考 Chakrabarty 的 History 1 and 2);同样,我们在思考未来出路和其他选项的时候,也不能假装大象并不存在于某些特定房间里。

古罗马的无产者

24 Tuesday Mar 2020

Posted by Yimin in Academic,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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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读到 James Ferguson 新作 “Proletarian Politics Today: On the Perils and Possibilities of Historical Analogy.”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2019; 61(1):4–22. 有一些感想,在这里聊记几笔以备忘。

Ferguson在文章里的核心观点是,我们的讨论难逃形形色色的历史类比(historical analogy),但是使用这些类比和比喻需要谨慎,尤其要小心探索类比的界限。界限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我们常常无视概念生成的具体历史语境,把抽象概念的内涵限定得过死,同时又把类比的外延扩得过大,最终迷失在语言的泥淖之中。

这篇文章所要反思的对象,就是19世纪以来占据政治语汇中心的 proletariat/proletarian 概念,用以反思的资源则分列历史两端:古罗马的无产者群体和当代南非正在兴起的无产者。用 Ferguson 自己的话来说,他正是要借助一种时代错乱(anachronism)的策略来把 proletariat 概念从马克思的构建里解放出来,从而助其在新时代获得新生,并获得更加宽广的类比可能性。

Proletariat 一词之所以在19世纪暴得大名,主要得益于马克思所做的概念纯化和创新。依据当时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为 proletariat 一词赋予了新的、具有内在一致性的内涵,用来指称道德正直的雇佣工人反抗者群体,同时把工人群体中存在的异质和不雅的特征摘了出来,附加在“流氓无产者”一词之上——后者也常常在马恩的笔下与“社会渣滓/寄生虫”一类的说法互换,但却与作为革*命先锋队的工人阶级无涉。

这个概念纯化的操作在过去一个多世纪深刻影响了左翼政治想象和议程,但是 Ferguson 对此表达了异议:因为概念的纯化,proletariat 严重脱离了当代全球南方城市人口的生存现状。这些人群常常通过具有“流氓无产者”属性的生存策略来维持自己非正规(informal)和毫无章法的(improvised)生活状态。这一当代图景与其说跟19世纪的伦敦或曼彻斯特相似,不如说更接近于古罗马无产者的生存模式,这便是 Ferguson 进一步论述(和理论实验)的起点。

Ferguson 在文中做的主要工作,就是为读者呈现古罗马无产者的真实生活,以及这种生活状态背后的政治经济基础及其当代相似性。与马克思纯化之后的概念不同,古罗马的无产者主要由两个要素加以界定:第一,缺乏财产(propertyless);第二,拥有公民权(citizenship)。他们可以不是雇佣工人,也常常与道德正直无涉。事实上,他们在整个社会中扮演的角色相当清晰:追随统帅和制造恐慌(offer a following and instill fear)。这些占据总人口超过30%的群体本身构成了统治和殖民的基础,也是帝国军队的主要来源,但他们时刻处于大规模失业和朝不保夕的生存状态之中,哪怕受雇者们也多为自我雇佣,颇类似于当今南方国家的“非正规经济”。

国家在维持这些无产者生存方面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具体的举措包括大范围、有组织的粮食发放、谷物价格管制和家庭津贴(为有孩子的家庭直接发放现金)等。并且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福利措施并非针对穷人(the poor),而是面向全体人民(the people)——这正是哈特和奈格里在《帝国》一书提及的“帝国权利”(imperial right; 2000: 10),也是罗马皇帝向人民昭示自己“善举”(euergetism)的重要途径。

上述这些举措在现在的南非也有类似的表现。同样拥有30-40%的失业人口,同样是充满了短期的和朝不保夕的雇佣关系,同样是把政治经济建立在剥削另一种属的基础之上(在古罗马是奴隶,在当代社会是机器),同样是一个需要笼络追随者的政权向无产者直接发放社会补贴以换取支持、降低风险。这些安排离现代福利国家的形象很远,而与古罗马皇帝更近。用 Ferguson 的话总结来说:

… in both cases, relations of clientelism and dependence have been crucial to sustaining the livelihoods of the propertyless, in a social structure of extreme inequality. (2019: 14)

无论是古罗马还是当代南非,在政治图景中具有显著地位的并非十九世纪经马克思改造了的 proletariat 形象,而是一种特定类型的无产者及其所拥有的平民公民权(plebeian citizenship)。两个案例之中,城市的演进都不是因为工业化的推动,而更多地来源于附庸于政治权力的分配和再分配机制。在面对这样的历史类比之时,我们是否可能摆脱马克思的设定,甚至摆脱资本主义这个前置词语,真正直面当代社会境况中的非资本主义(也常常意味着更加残酷)生产模式和关系?

事实上,南方非正规经济和城市非正规群体中的大多数,是不属于真正的“雇佣劳动者”范畴的,我们何以通过十九世纪以降的概念体系来强行把他们放回到固化的阶级概念之中?面对日益严峻的“无工资生活”(wageless life),我们需要新的概念和思路来探寻无产者政治可能的演进方向,而不是回到历史的故纸堆中去。在这样的时刻,“被统治的政治”(politics of the governed)需要找到新的切入点进行质询和改造,而历史类比(比如来自古罗马的启示)也许可以发挥意想不到的作用——这一切,都需要我们发展历史的、理论的和类比的想象力。

二手空间:否思《基多宣言》

27 Wednesday Dec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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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rnism, neoliberalism, Quito-papers, space, urban

Title: “Secondhand Space – Unthinking the Quito Papers.” Published by Dushu Journal (读书杂志), Issue 12 (December), 2017 (in Chinese)

 

理查德·桑内特(Richard Sennett)和萨斯基亚·萨森(Saskia Sassen)对于国内学界来说都不是陌生的名字。无论是前者的《公共人的衰落》和《肉体与石头》,还是后者的《全球城市》都在城市研究者的必读书单上。最近他们又一次在国内的知识界尤其是城市研究和城市规划的圈子里流行起来。以《基多宣言》(The Quito Papers)为标题,他们的新剧目在安第斯山上的厄瓜多尔首都基多首演之后不久便来到了北京,并开启了新一轮对城市空间和城市生活的讨论。

这是一场相当及时的讨论。不用提日益增长、早已超过50%的城市化率,也不用提数亿涌向城市的流动人口,我们只需要在日常的每个角落里稍加留心,便可以意识到城市议题早已主宰了我们的生活。我们有一二三四线城市,也便有了“逃离北上广”。我们有日益富丽堂皇的世界城市、国际一流宜居之都,也有不断扩张、不断吸引媒体注意力的“城乡结合部”。我们有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也有越来越多“假装在生活”的人。产业升级和城市环境整治的浪潮亦使我们越来越难见到街头小店,越来越难买到早餐。

在整个社会的城市转型之中,我们的确有必要思考、反思乃至否思以往的城市理论,去观察和分析它们与当下城市状况之间的沟壑,从而提出新的问题,研究新的答案。在这一层意义上,桑内特、萨森和他们的《基多宣言》是值得关注的。他们以柯布西耶及其现代主义规划理念为反思对象,继承和发展城市理论批评者简·雅各布斯以降的种种新城市主义思路,力图唤起大家对城市之共时的复杂性(complex in a synchronous way)、未完成性(incomplete)和多孔性(porous)的认识,重新构想一种新的体验和塑造城市的方式,倡导从封闭的城市走向开放的城市(the open city)。

这些想法看上去都很美妙,似乎真的能帮助我们从高楼林立的城市森林里解脱出来,重新发现干净、安全、有效又多元的城市生活。桑内特、萨森和他们的联合国人居署的合作者们也对此充满信心,于是才会在二〇一六年秋天于基多召开的联合国住房与可持续城市发展大会上(又称“人居三”大会,Habitat III)力推《新城市章程》(The New Urban Agenda)(一份基于《基多宣言》编制而成的政策文本)。这个章程最终获得通过,成为接下来二十年指导全球城市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但是,看上去美妙的前景也许并不如这些文件所承诺的那么牢固。与其不加反思地盲从这种种宣言和章程,不如往后退一步,换一个新的角度去审视它们,去探寻它们雄心之下可能隐藏的困境与危险。这篇文章的目的就在于抛砖引玉,以批判性的态度重读《基多宣言》,从而将其可能内蕴的理论困境和认识论陷阱展现出来,以期推动学界对城市空间、城市形态、城市生活的思考和反思。

 

现代主义及其不满

《基多宣言》的理论起点是《雅典宪章》。一九三三年夏,国际现代建筑协会第四次会议在一艘从马赛开往雅典的邮轮上召开。这次会议标志着以勒·柯布西耶为首的一群建筑师开始理论化他们对“功能性城市”(the functional city)的构想,并最终定型于柯布西耶在一九四三年出版的《雅典宪章》(Athens Charter)中。在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雅典宪章》被奉为城市建设的圭臬而广为流传,并直接塑造了今日千篇一律的城市景观:高楼、广场、绿地、大马路,还有“小汽车主义”。

柯布西耶的立场有其时代背景。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早期,随着大工业的急速发展,城市空间也日益变得拥挤、杂乱,并严重影响到市民的生活质量。建筑师们所谓“功能性城市”的提法,其实关切的正是工业时代的城市形态问题。通过确认居住、工作、游憩和交通四大功能,他们也在事实上确认了城市形态的从属地位:形态本身需要加以改进,以便服务经济发展和相应的生活需求。

这一功能主义的思路从根本上限制了柯布西耶们的解决方案。为了解决脏乱差和拥挤问题,他们大力提倡新建高楼、开辟绿地、拓宽马路、功能分区。最终,他们面对的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被进一步放大。高楼和绿地并没有增进人们的生活质量,而是加剧了社会分隔,恶化了大都会的精神生活,甚至造就了诸如巴黎郊区“邮政编码种族主义”这样的严重后果。功能分区和快速路也同样没有对拥挤问题有丝毫帮助,对于这一点,每天早晚高峰时堵在北京东三环或者上海内环高架路上的人一定有切身感受。针对这些现代主义的观念,桑内特的评论堪称犀利:柯布西耶的宪章是一个乌托邦,“一个错误的乌托邦”。

简·雅各布斯是较早对柯布西耶说不的人。在现代主义的建筑和城市规划如日中天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她写作《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宣扬街道活力和多元,强调邻里和生活经验的重要,抵抗纽约的城市更新(urban renewal)和大拆大建,保卫她住的格林尼治村(Greenwich Village)。在这些努力之后,人们逐渐地认识到柯布西耶路径存在的问题,开始接受雅各布斯的批评。如此变化最终促成了八十年代以降“新城市主义”(the new urbanism)的兴起,以及美国城市规划设计界的范式转型。

在萨森看来,雅各布斯的城市观需要放到一个更大的框架里去理解,这个框架的核心是城市在整个经济中扮演的角色。这就需要提及雅氏的另外一本书,《城市经济》(The Economy of Cities)。书中观点可以作如下概括:正是城市的琐碎日常中所隐藏的多元和杂乱,才保证了城市内部劳动分工的演进,在种种不经意间促成新的经济活动的诞生。劳动分工和多样化带来新的商品和服务,从而使城市和经济保持着强大的发展动力。但是,在街道邻里消失的时刻,在日常生活痕迹被抹去的瞬间,这些动力便也会随之消失。

在这里,雅各布斯与柯布西耶彻底分道扬镳。如果说《死与生》更多地是在城市形态上与柯布西耶和现代主义进行对话,那么《城市经济》则将这一对话和反思推进到了城市属性和内容的层面。建筑师们始终只关心形式问题(urban form),强调通过改进了的设计手段将城市空间变成一个更好的容器,去承载整个经济与社会。但是雅各布斯变换了方法论,不再仅仅将城市视为容器,而是将焦点转移到城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拥有的能动性(agency)。

承认城市空间的能动性也是《基多宣言》的作者们共享的理论基础。桑内特发展了雅各布斯的观点,通过“共时的复杂性”强调城市中各种原本不相及的事情会同时出现并交错,“未完成性”关注开放的未来和无穷的可能性,“多孔性”则意在呼吁陌生人的相遇对城市活力至关重要,我们不能秉持某种封闭刻板的边界观,而是要把高墙(boundary)变成前沿(border)。与此类似,萨森也将城市定义为一个复杂且未完成的系统。在这样的空间里,普通市民可以营造他们的历史和文化,其间蕴含的动态和多元属性无法被任何掌权者完全控制——这便是城市的多样性所具有的政治意涵。

 

新自由主义的街道

雅各布斯常常因为这些关于空间能动性的观点而被贴上“城市无政府主义者”(urban anarchist)的标签。对此,桑内特正确地反思道:雅各布斯的“无政府主义”更接近于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的保守主义立场,而非埃玛·戈尔德曼(Emma Goldman)所宣扬的那种激进无政府主义。在雅各布斯那里,空间的能动性只可能立足于某种自发性之上:拥挤的人群以一种非正式的方式聚集在一起,共同生活,相互竞争与合作;由此产生的复杂性、多样性乃至不和谐终将遵循某种类似于自然界的规律重塑社会和空间形态。问题于是在这里冒了出来:城市空间和社会在多大程度上遵循着自然界的规律?

桑内特将上述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论调归结为雅各布斯对某种“进化论城市时间”(evolutionary urban time)的推崇。但是在我看来,这样的反思远远不够,我们必须从空间本身入手去推进批评。事实上,雅各布斯的空间观与海德格尔的地方观具有相当程度的亲和性,并因此而共享着某些严重的理论和政治困境。在《寰宇主义与自由地理》(Cosmopolitanism and the Geographies of Freedom)中,大卫·哈维对海德格尔的地方观作了精准概括:为了寻回已经失去的本真性(authenticity),海德格尔拒斥自由资本主义的物质力量,抨击商业寰宇主义精神,诉诸“栖居”概念,试图以现象学的方式揭露地方(place)中的人类存在真理,从而通过本地和真实的感官联结来抗拒全球进程。如果说这是一种内向的保守主义的话,雅各布斯所从事的事业则是一种外向的保守主义。与海德格尔一样,雅各布斯也将焦点转向地方。但是后者对街道的颂扬并不止步于街道本身,而是意图通过街道来吸纳甚至形塑全球力量。在雅各布斯看来,街道的自发性和城市经济紧密联结在一起,各种复杂、多样和不和谐的音符最终将谱写一曲劳动分工和经济发展的赞歌。换言之,街道活力和邻里生活是作为全球流动资本的地方化形态而存在并保有意义的。于是,在进化论的城市时间和雅各布斯的街道空间之间,新自由主义的阴影猝然拉长。

《死与生》写作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那个时候,自罗斯福新政以降一直占据统治地位的凯恩斯经济理论逐渐式微,一场鼓吹自由市场和小政府的政治经济思潮开始在芝加哥兴起。作为这一新风潮(所谓“芝加哥学派”)的领军人物,约翰·弗里德曼不仅生产经济学教科书,而且编织出了新自由主义的尺度想象(scalar imaginary)。他和妻子在合著的《自由选择》(Free to Choose)一书中,对微型尺度的政府治理推崇备至,认为尺度越小,人们才越可能规避匿名的城市官僚对自由的侵蚀,其中尤以美国大城市郊区(以及郊区社区新兴的业主自治)为正面典型。

如果说美国的郊区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形态层面)是新自由主义的发明,那么街道也是。在《死与生》里,通过对“街道眼”的细致分析,通过对街道安全和城市自由的赞许,通过对街道使用者自发演绎优美和谐的“街道芭蕾”的譬喻,雅各布斯也同样在街道和小政府之间建立起了经久不衰的关联。不仅如此,她的《城市经济》更进一步把街道的社会空间剖面安放到了自由市场里:拥挤的人群,非正式的竞合,自然律的筛选——多么典型的新自由主义表述。

但是更进一步的问题在于,雅各布斯所保卫的街道到底是谁的街道?在雅氏的设想里,街道和生活仿佛都不具有时间性和政治性,它们自然而然地发生,自然而然地演化,最终的结局一定是圆满的。但是这样的想象无法在现实生活里落地。因为街道的社会和空间形态来自权力和资本的持续形塑,“街道芭蕾”只可能发生在那些有资格进入、使用和拥有街道的人群。《死与生》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雅各布斯在其中花费大量笔墨去抨击当时美国城市盛行一时的城市更新工程,从纽约到费城,从波士顿到芝加哥,几乎所有城市的内城都面临着大规模的拆迁和重建。但是雅各布斯的局限在于,她把解决这些问题的希望寄托在了回归街道这样的策略上,全然不顾其背后资本和国家的逻辑。

在雅各布斯的街道里,进化论城市时间事实上取消了真实存在的时空,把生活简化成了观念,让观念决定生活的方向。这一立场立刻产生了两个后果。第一,这种非空间(aspatial)和去历史(ahistorical)的观念不再把社会和空间正义放置在议事日程上,而仅仅关注街道的某些特定的面向,比如安全和多元,从而给资本的城市化提供了通途。第二,抽象的街道不仅强化了地方和空间的二元对立,而且强化了新自由主义的全球野心,也即用某种模范的街道样态统摄和同一化全球尺度的城市空间。在某种意义上,雅各布斯的街道只是一场全球运动的起点——它承载了始于里根和撒切尔、挫折于二〇〇八年金融危机、但目前尚未终结的新自由主义浪潮。正是在这个时空节点上,《基多宣言》粉墨登场。

 

超越“二手空间”

《基多宣言》的作者们野心不可谓不大。他们常常将这份文件的意义与《雅典宪章》相提并论,宣称要为新的“城市时代”重写一个宪章。面对严峻的气候变化议题、方兴未艾的大数据和挑战与机遇并存的非正规城市空间(urban informality),他们决定彻底否定柯布西耶,全面拥抱和改进雅各布斯的观点,意图通过改良的设计手段重构城市空间,为城市居民赋权,推动他们去创造新的生活。联合国人居署(UN-Habitat)执行主任华安·克洛斯(Joan Clos)在《基多宣言》的发布会上坦诚,这个宣言就是他主导推动的联合国《新城市章程》的理论基础。《章程》是一个外交文本,是各方妥协的产物,因而并不具有伟大的理论原创性。而《宣言》的时空范围要宽广得多,通过回顾过去一个世纪城市规划理念的得与失,它成为《章程》的坚实基底。

全球野心背后站着的是前任巴塞罗那市长华安·克洛斯及其“杰出”的城市运营之道。在后来的一次访谈里,克洛斯市长坦诚一九九二年奥运会的申办目的就是为了获得西班牙中央政府和加泰罗尼亚大区政府的财政扶持:“那时候我们在思考把巴塞罗那转型成为一座后工业城市,[但是需要大量的资金],奥运会是一个去找中央政府和大区政府要钱的好借口。”奥运会之后,这座城市便义无反顾地走上了驱赶低端产业、驱逐市区贫民、通过绅士化(gentrification)和旅游业促进经济大发展的道路。在克洛斯看来,城市规划、立法实践和财政安排是决定了城市发展的三条大动脉,当这三条动脉被合理地汇聚起来的时候 (three-legged approach),运营一座城市便能成为国家的好生意。

定义了《基多宣言》和《新城市章程》的理念,并非是靠冠冕堂皇的“人人共享城市”,“有包容性、有韧性和可持续的城市”或者所谓“城市权”(the right to the city),而是克洛斯市长/主任上述一席肺腑之言。如果说雅各布斯的街道观尚存有一息理想主义的信念(而她本人也正因为这样的理想主义而时常和左翼团体站在一起保卫城市和街道,甚至因此被捕),那么克洛斯、桑内特和萨森等人的宣言就已经转化为连接资本和城市空间的话语工具。这个工具的内核是克洛斯的,镶嵌着他在巴塞罗那政商两界纵横捭阖的累累硕果——唯独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及其空间不在其考量之列。这个工具的外壳是经过桑内特和萨森加工了的雅各布斯;在他们的笔下,共时的复杂性、未完成性和多孔性成为彰显雅各布斯及其日常关怀的招牌。

当雄心勃勃的内核披上良善的外衣,最终的城市问题解决之道就变得简单而直接。在一场名为《开放城市》(The Open City)的演说里,桑内特引用卢曼“自我生产”(autopoiesis)的概念来论证其有关城市生活自组织的观点:“在一个开放的城市里,人们取得的诸如效率、安全和社会性这类成就,都是靠他们自己的能动性实现的。”为了实现和促进这个目标,他继续道,“空间形态和密度至关重要,因此我们需要更好的城市设计来鼓励人们去实现前述成就,比如模糊城市内部各分区的边界,建设未完成的建筑以便日后的进一步发展,以及采纳非线性的叙事方式从而容纳冲突和可能性。”在这里,对城市空间能动性的关切让位给了对个体能动性的拔高(和政府责任的退却),城市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则又回到了城市形态和设计上——而这正是柯布西耶失败的根源:如果设计真的能够解决社会问题,那么柯布西耶的乌托邦便不会是一个“错误的乌托邦”——桑内特的逻辑在这里自相矛盾了。

将城市空间视作推动经济发展的利器而忽视社会不公平的问题,以及将社会问题的解决寄托在城市设计和个体的能动性上,这是时下相当流行的两类城市观。但是在剑桥大学地理系主任阿希·阿敏教授看来,这两种城市观都是他定义的“望远镜城市主义”(telescopic urbanism)(Amin, Ash. “Telescopic urbanism and the poor.” City Vol.17 [2013], no.4: 476-492.)。论者站在远处举着望远镜观察城市的时候,焦点局限在他们事先预设的空间:商业顾问们只愿意遥望 CBD,而人口潜力派们则只顾着寻找贫民窟的人群发展自身潜力的蛛丝马迹。他们不顾及城市空间的整体性,不把视野从预设的焦点上移开哪怕半步,也不谈论社会和空间正义所需要的责任与伦理(除了浮夸的城市形态学)。在这种意义上,他们所观察到的城市也是非空间和去历史的,是一种观念性的构建而非生活性的存在——因而无法生产出指导城市实践的真知灼见。

就这样,《基多宣言》和它所支撑的《新城市章程》与它们宣称的目标渐行渐远。在望远镜城市主义的引导下,社会和空间正义让位给了新自由主义,政商两界的需求开始主宰和重塑人们对城市空间的想象,这便是宣言所隐含的理论/政治困境。如果说这个困境深深植根于宣言作者们的思考路径和政治诉求里因而很难克服的话,那么更严峻的挑战则出现在认识论层面。为了弄清楚这一点,我们需要重新思考空间问题。

在《二手时间》里,阿列克谢耶维奇用深情和悲伤的笔触写下了后苏联时代的日常生活和其间种种破碎的、悲剧性的情感。时间在这样的破碎里变得迷离起来,再也锚定不了生活。借用她的标题,我在这里想强调的是类似的可能性:深具野心的“二手空间”正在崛起和扩散,它背后隐藏着的政治经济诉求也同样觊觎着我们的生活和空间,如果我们不去审视、批判与之相关的理论、话语和实践,同时构思我们自己的空间观加以应对,那么便很可能会陷入到类似“二手时间”那样的境地。在我们身边的很多地方,这样的后果已然发生。

《基多宣言》里便同时存在着两个层次的“二手空间”。首先,雅各布斯的空间理论与立场再度出场,并且被继承者们按照资本和城市运营的新要求量体裁衣,成为一种新的模范街道样态。这种街道想象继承了雅各布斯的话语及其与新自由主义连结的潜力,然后立刻开始了对第二个层次的“二手空间”的建构,也即,把这个想象完全不加改变地应用到其他所有地方。这样的普世野心其实并不新鲜,已经有很多讨论述及启蒙和现代性背后隐藏的类似认识论陷阱。但是如《基多宣言》这样的城市文本具有更大的危险,因为在它们的普世宣称里,线性的时间被同质的空间所掩盖,从而可以更轻松地突破和消灭原本共存的时空异质性。

通过塑造一种全新的空间和尺度想象,资本及其权力便可经过“二手空间”的中介而实现全球范围的流动,最终改变(甚至摧毁)各个地方每条街道的日常生活。为了避免这样的状况及其恶化,我们应当首先反思类似《宣言》这样的二手空间观,然后从我们的身边和脚下出发去构想自己的空间观念。只有当我们认识到地方本质上就是种种全球/全局性过程的交错所在(a global sense of place),开始从本地出发去探索这些更广阔的、超越了本地尺度的空间属性,用比较的方法重新审视别人和自己,我们才可能真正把握空间和生活的密切关联,才可能发现和对抗萦绕四周的社会和空间不义,才可能重写多元且动态的城市宣言。

(刊于《读书》2017年第12期)

不在海边的曼彻斯特

19 Sunday Mar 2017

Posted by Yimin in Academic, Field,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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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奥斯卡典礼像电影一样精彩纷呈,最吸引眼球的片子最后并非大赢家——这倒让我松了一口气。并非所有电影都是热闹喧嚣的,而有时这种并不热闹喧嚣的制作,反而更能让人眼前一亮,比如斩获了最佳男主角和最佳原创剧本的电影 Manchester by the Sea(《海边的曼彻斯特》)。

初看起来,曼彻斯特这个地名,在电影语言里显得并不那么重要。小城里那些痛苦的回忆、柔软的人心、微妙的关系,才是真正打动人心的内容。这种痛苦、苍凉和不复往昔的情绪,并不只限于那个时间和那个地点,并不只限于 Lee 的遭遇。在电影的结尾,重新张起的船帆成为显示乐观情绪的重要意象,仿佛是在为必将过去、即将过去、已经过去的风暴鼓与呼。但是在别处,在痛苦和苍凉的情绪聚集着的很多别的地方,这种乐观情绪却了无踪影。

有的风暴从未过去,或者并未以我们以为的那种方式过去。

就让我们暂时转移视线,去看一看大西洋对面的那座曼彻斯特吧,一座已经在(后工业化的)时间的长河里被冲刷得完全不像曾经的样子的城市。在某种意义上,这座曼彻斯特也是一座悲凉之城,这里的不复往昔,比起海边的曼彻斯特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如果更深入地去探索历史的尘埃,我们能看到的故事远远不止这些……

 

恩格斯的曼彻斯特

就在电影开始在英国上映的档口,不少勤劳勇敢的曼彻斯特人民跟着自己的好奇心开始搜索:海边的曼彻斯特在哪里?答案让他们大吃一惊(不妨从英式幽默的视角看待这一反应):原来还有别的曼彻斯特!他们竟然还拿了奥斯卡!天理何在!

英国的这座曼彻斯特并不靠海,却曾经是世界远洋运输的中心。在十九世纪蒸蒸日上的工业时代,曼彻斯特通过世界上第一条铁路和不远处海边的利物浦连为一体,共同构筑起了英国工业大发展的地理基石。

Figure 1

1830年代的曼彻斯特火车站(现为科学与工业博物馆)

 

日不落帝国的海外扩张和工业发展,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不同形态。通过远洋运输,殖民地的原材料(比如印度的棉花)被运输回英国本土,然后在工业中心加工成最终产品,再输送到世界市场——19到20世纪中国市场上充斥的各种「洋」字开头产品,就是这么突然冒出来的。就棉纺织业而言,利物浦、曼彻斯特和其所处的兰开夏郡,在当时已经成为全球生产链的核心环节。

从1842年秋到1844年夏,被父亲派去曼彻斯特做生意的恩格斯,对这座城市和它的人民做了二十一个月的田野调查。他的方法,类似当下一些在华南工厂做田野的人类学家。而他当时也和一个「厂妹」走到了一起,这个爱尔兰姑娘对他深入观察爱尔兰苦工群体帮助颇多。

当恩格斯从德国抵达不列颠的时候,首先吸引他的注意力的就是城市,是城市空间的漫无边际的扩张,和到处杂乱地安插着的「贫民窟」。这种场景在在曼彻斯特尤为典型:雄伟壮丽的河景街景和肮脏拥挤的工人阶级蜗居处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这立刻促使恩格斯得出了他关于「社会战争」的论断:「社会战争,一切人反对一切人(All against all)的战争已经在这里公开宣告开始……每一个人都把别人仅仅看做可以利用的东西;每一个人都在剥削别人,结果强者把弱者踏在脚下,一小撮强者即资本家握有一切,而大批弱者即穷人却只能勉强活命」(《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大城市》)。

在每一个大城市里,都有一个或者几个挤满了工人的贫民窟——「英国一切城市中的这些贫民窟大体上都是一样的;这是城市中最糟糕的地区的最糟糕的房屋,最常见的是一排排的两层或一层的砖房,几乎总是排列得乱七八糟,有许多还有住人的地下室」

为什么会这样?恩格斯立刻把矛头指向了工业时代:

「要知道,一切最使我们厌恶和愤怒的东西在这里都是最近的产物,工业时代的产物……只是工业才在这些老房子之间的每一小片空地上盖起房子,来安置它从农业区和爱尔兰吸引来的大批的人……才可能把他赶进对其他任何人都是太坏的住所,而这种住所工人得花自己的血汗钱来享用,直到它最后完全倒塌为止;所有这些都只是工业造成的,而如果没有这些工人,没有工人的贫困和被奴役,工业是不可能存在的。」

 

19世纪的反城市乌托邦

在1872年,当恩格斯又一次动笔讨论城市,写下《论住宅问题》的时候,先前的结论得到进一步推进。

不同于当时流行的蒲鲁东主义者要求废除住宅租赁制度,把承租人变成分期付款的房主的论调,恩格斯强调:大城市的房屋短缺问题并非最主要的社会矛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是核心。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工业生产,大量工人才被引诱到城市里,城市空间才会过度膨胀,住房才会短缺,城乡矛盾才会被推向极致。在他看来,通过社会革命改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是最根本的问题,而住房短缺一类的次生问题,最终只能通过改变生产方式才能实现。

早先在曼彻斯特观察到的城市贫民及其生存环境,给了恩格斯极大震撼,以至于他在城市空间和资本主义的罪恶之间画上了等号,并且把城市与乡村的对立视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运转的基础之一。它可以,也必须被社会革命消灭。

正是在这里,恩格斯的思路最终与空想社会主义者(比如傅立叶)合流。他宣称要「使人口尽可能地平均分布于全国」,「使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发生密切的内部联系,并使交通工具随着由此产生的需要扩充起来」。长期观察伦敦和曼彻斯特等大城市,尤其是观察其中的贫民窟,最终把恩格斯变成了一个反城市主义者(anti-urbanist)。

陷入了乌托邦思路不能自拔的恩格斯,在之后不久的《反杜林论》中,进一步把这一观念「发扬光大」:消灭资本主义劳动分工,就是要消灭城乡分工这一前提,而消灭城乡分工,必须通过人口在全国尺度上的均匀分布来实现——城市将会消失,城市必须消失……这一宣言,将很快回响在20世纪的欧亚大陆:经由恩格斯的乌托邦,19世纪的曼彻斯特在历史中投下了远比它自身厚重的阴影。

这道阴影,顺着20世纪社会主义的线索来到北京。

 

反城市乌托邦的北京实践

我们把目光转向1950年代的北京。苏联、东欧、中国等国一直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视作自己的核心政纲。于是,恩格斯对城乡对立的乌托邦式思考,也随着这一「主义」进入官方意识形态,并且很快变成了政策与实践。在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年代,尤其是1957年之后,消灭三大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被提上了议事日程,随着「大跃进」的种种政策一起遍地开花。就是在此时,对「城乡差别」的认识和处理给北京带去了影响深远的空间效果,并一直持续到今天。

 

Figure 2

1958年北京市总体规划

 

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之后,北京市立刻响应毛泽东 的号召,修改了三个月前刚刚由苏联专家绘制的城市总体规划。在当年9月递交中央的报告里,北京市委如此表达自己的决心:「城市的发展究竟是要有利于巩固工农之间、城乡之间、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还是要有利于逐步消灭工农之间、城乡之间、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这是规划工作者走资本主义的城市建设道路,还是走共产主义城市道路的尖鋭问题……」(北京市档案馆,卷宗1-5-253)。

为了促进工农结合和城乡结合,并顺应当时正蓬勃发展的「人民公社」,北京市委向中央保证:今后的工业将主要安排在远郊区的人民公社里;这些人民公社将和新划定的四十多个卫星城(包括南口、昌平、顺义、门头沟、长辛店、房山、良乡、通州等)紧密联系,共同形成新的环绕市区的子母城体系。与此同时,市区将被分割成一个个的小「集团」,集团之间由成片的绿地分割;在市区六百多平方公里的地面上,还要大量安排小面积丰产农田,从而使市区也成为城市和农村的结合体。在这样的基础上,「分散组团式」的布局形态最终被确定下来,并被视为消灭三大差别、迈向共产主义的一个重要条件。

 

乌托邦北京的当代幽灵

你亲眼目睹了北京这座城市摊了几十年「大饼」,沿着一圈圈环路扩展,也许会问:这个分散组团式布局,现在早该不存在了吧? 。

然而,这一布局形态不仅没有被取消(它依然是2004年北京市总体规划的指导思路),而且构成了现在北京市兴建通州副中心和疏解人口的合法性来源——「北京城里这么拥挤,为什么不疏散一点人口出去?说好的卫星城呢?」生气的上峰如此责问市里的有司。接下来的故事,我们都已经很清楚了:通州这个曾经画在纸上(但一直没怎么好好建设)的卫星城,一夜之间变成了北京城市副中心,甚而成为京津冀一体化的前沿。

上述政策链条里存在很多问题。比如说,「分散组团式」布局本身是否曾合理过?现在是否依然合理?规划图纸本身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社会问题?又比如,北京到底有多「拥挤」? 「合理的城市规模」这样的思维本身是否有问题?所谓的疏解人口、控制规模,与现在高涨的房价是否有关系?恩格斯的乌托邦投下的阴影为什么竟会在房价高涨的时代产生更大的影响力?再比如,北京市为什么会吸引越来越多的人挤破头涌入?是因为大家喜欢这里,还是因为这里充满了别的什么东西,一些因为政治经济原因只存在于北京而在别处无法获取的东西?

即便城市真的有「承载力」限制(这是存疑的),即便北京真的有了所谓「过载」(这也是存疑的),我们是否没有别的方案,而只能以现在这种种非人的手段去「疏解人口」? ——吃不了早餐买不了菜的人不计其数,孩子上不了学的人更是数不胜数,而在最近的新闻里,高房价也被有司说成是控制人口和产业升级的利器。这会不会导致(或者说,它本身是否已经成为)一种新的形式的「社会战争」,就像我们最近已经在五环外的[皮村][1]看到的那样?为了理解今日的北京,我们需要回到曼彻斯特,回到1840年代的那座世界工业中心。因为在那里,此时此刻在北京的空间故事早已上演:阶级的空间隔离,政府的清理掩盖,投机的地主(「种房子」的京郊农民),日渐高企的房价房租……

但无论是悲剧还是闹剧,做决策的人永远不需要承担他们所做决策的后果。市长的交椅换了又换,曾经的军令状已没人再提。在上峰一次又一次的视察之后,真正的空间问题(和解决方案)已经没有人会去严肃讨论和反思。仿佛只要顺从上意,我们现在在城市里看到的这些苦难自然会走向皆大欢喜的结局。最后,大家都成了活在历史的阴影里而不自知的人,甚至以为自己的行动必然会带来理想的结局——在这一点上,倒是达到了和恩格斯差不多水平的乌托邦状态。

对乌托邦的否定在当今的曼彻斯特体现得也相当明显,虽然是以一种完全未曾预料到的面貌呈现出来的。随着世界工业体系的转型和经济重心的转移,曼彻斯特的地位早已不复当年。在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座城市的人口甚至比不上一百年前的水平。如今走在通往城南的主干道Oxford Road上,人气的冷清甚至会让人怀疑这里是否曾繁华过。如果不是路边张贴的历史图片的话,根本没有别的迹象可以供人去凭吊过往。而当年恩格斯观察的很多贫民窟,现在也都已经被改建得面目全非了——大多都成了那种宁静清新、田园牧歌的样子。

 

Figure 3

Didsbury Village 的联排别墅

 

 

乌托邦之后,空间作为方法

即便如此,城市依然在那里,城市并没有被取消。城市空间的这些变化当然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型」和「升级」,也不意味着社会公正和天下大同的实现。但是这些变化和恩格斯的观察之间的距离值得我们深思。若当初那些让人走向反城市主义的因素已然消失或变形为别的样子,我们该如何去重新解读城市和城市空间?

尤其是在中国,当我们不幸正处在一个土地财政肆虐的时代——从1999至2016年,地方政府卖地收入累计收入超过[三十万亿][2]——当我们每个人都在为高涨的房价而焦虑,恐怕住房问题,早已超过城乡对立而成为主要矛盾了吧。更为吊诡的是,在这里,阶级隔离、清理掩盖、投资投机正是顺着恩格斯当年取消城乡差别的话语推进的。这是历史的狡计,却是我们的生活。

正因为此,我们亟需发现或建立新的认识城市的方式,一个不同于恩格斯的方式。城市空间也许容纳了很多不义与罪恶,但这并不意味着城市本身等于不义与罪恶。恰恰相反,任何意图成功的反抗努力,都必须首先认识到城市空间蕴含的政治势能,并且学会正确地引导和凝聚这些势能,而不是要一劳永逸地取消城市的存在。

在地理学家Doreen Massey看来,调动这种政治势能,正是使[空间成为方法][3]的题中之义。空间并不是空的,它不是一个客体或容器,它具有自己的关系性乃至能动性——这是恩格斯在他的「自然辩证法」里完全忽略了的东西。

当然,恩格斯并非没有可取之处:在他批判蒲鲁东主义者的时候,特地强调说,住宅问题引起这些人的注意,是因为这个问题不仅影响到了工人阶级,而且影响到了小资产阶级。那么今日的北京呢?当高房价让人怨声载道的时候,当皮村拆迁引得关注工人命运的人(这也是学界的一股新潮流)痛心不已的时候,当豆瓣书店和三里屯酒吧纷纷被砌到墙里面的时候,是谁在说话?又是谁被取消了发声的权利?大家可还记得七年前被拆迁的唐家岭?可还记得三年前被拆的147家早市(和里面被驱逐的数以万计的小摊贩)?可还记得两年前被拆的昌平北四村?事实上,住在北京五环和六环之间的那将近五百万外来人口永远也上不了头条——除非他们的故事和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兴趣挂上了钩。若要使空间成为方法,首先就要使这种挂钩成为常态,而不是变成展览「六环比五环多一环」那样的小清新趣味。

恩格斯看到了开头,却并没有猜对结尾。川流不息的日常生活,最终破灭了他的乌托邦迷思,留下的是他的反思意愿和批判精神——当然,后者在当下这个时代依然可贵,尤其可贵。

这便是那座不在海边的那座曼彻斯特城,给我们上的一堂历史课。

 

 

Figure 4

Didsbury Village 傍晚街景

 

(本文发表于端传媒-观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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