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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正在思考并且已有所思——我们如何能够通过“完整实践”摆脱内卷？

    在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19年开学典礼上的发言

    文 / 赵益民

    尊敬的各位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上午好。

    经过了漫长的寒窗苦读和一个转瞬即逝的夏天，大家终于来到了人大的校园，来到了公共管理学院。欢迎大家！

    可能在座的有一些同学已经十分了解这个校园，了解我们学院，但是我想大多数同学还是初来乍到。你们带着自己的光荣与梦想来到这里，正在用自己的触角去感知这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瞬间。在这样崭新的生活里，相信你们会忍不住好奇：大学究竟是什么？自己的大学生活，又将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展开？

    关于大学的性质，教育家梅贻琦有一句很好的评论：“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也许这句话能多少安抚在座各位的情绪，尤其是，当你们面对没有独立卫生间和上床下桌的宿舍时，不妨试试默念几遍这句话，说不定会有奇效。

    梅贻琦的话自然说得十分深刻，但是它能如何跟我们的生命历程关联起来呢？我想，在座的本科新生们大概会很想知道，大学和中学到底有什么区别？而研究生们经历了已经逝去的本科岁月，也许会进一步质询：为什么我们在大学里看见了越来越多的精致利己，和越来越少的讨论沉思？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才能不辜负接下来若干年的公管时光？

    这样的问题也在学生时代困扰了我很长一段时间，直到后来，我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发现了解答这些问题的线索。在《形而上学》这本书中，亚里士多德区分了两种形式的“实践”（praxis）。在他看来，我们生活里最常见的一种实践往往是“不完整的”，因为它们的最终目标外在于实践本身。比如说，我们坐火车，往往不是为了享受那种“在路上”的感觉，而只是为了到达目的地。再比如，我们参加高考，并不是因为享受这个考试，而是为了获得一个好的分数，从而有资格进入一所好的大学。

    推而广之，这样不完整的实践在大学里也越来越常见。有同学在选课的时候会更关注老师打分是否“厚道”，而不去思考这门课的深度和广度对自己是否有所助益。还有同学会十分关注保研时的评价标准，然后按照那样的标准去形塑自己四年的生活，只是为了毕业的时候能够顺利保研。这样的思维方式再进一步发展下去，就会让我们的实践变得单一和线性。我们终日奔波苦，只求完成人生列表中的一项又一项目标，却不再享受这个过程里的细微瞬间。如果这些目标只指向自己个人的成功，那么我们的生活离“精致利己”还远吗？

    好在，我们还有别的选择。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实践”还有另外一种形式，他称之为“完整实践”。什么意思呢？在完整的实践里，手段和目的不再脱节，二者是相融共生的。比如说，我们去故宫里漫步，去博物馆看展，去图书馆沉浸在图书的海洋；我们并不是为了把故宫的一万多间房屋走一遍，也不是为了仔细看明白博物馆的每一个展品，更不是为了读完图书馆所有的书。事实上，在漫步、看展和读书思考的过程中，我们已经完全实现了实践的目的。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说就是，“在同一时间，一个人正在观看并且看到了，正在理解并且理解了，正在思考并且已有所思。”

    “完整实践”没有目标，因为它自身就是目标。在我看来，这里就隐藏着大学的全部秘密。跟高中不同，大学教育中很少出现“标准答案”——我们更加关注的是启迪、熏陶和引导；是告诉你世界有多大，你能如何去看它；是分享理性和自由的意义；是培养你们的思维能力，让你们能够用自己的思考取代别人的灌输，不盲从、不轻信。这些关切会贯穿始终，它们既是我们的教育实践，也是我们教育的目标。在这里，你不再需要去背诵很多课本，但是要学会提问、思考和理解，要培养自己智识上的创造力，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去探索和扩展知识的边界。

    现在，你也许会问，这些美好的前景确实很诱人，但是自己到底该怎么做呢？借今天这个机会，我想给大家提三条建议。这些建议并不是万能灵药，但是也许能帮助你们来反思自己的生活，从而更好地构建自己的“完整实践”。

    首先，要自主。大家以前的人生轨迹或多或少都是被事先规定好的，能够自己做决定的场合少之又少。从现在开始，你们要逐渐学会当自己的主人了。为此，大家就要慢慢学会认识自己，尝试着跟自己对话，梳理自己的兴趣、梦想和憧憬，探索丰富而复杂的自我，从而更好地了解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在此基础上，要逐渐形成批判性思维的能力。在纷繁复杂的真实世界中，我们面对的问题往往没有标准答案，因此，我们要有勇气质疑别人给出的答案，然后根据证据和逻辑发展自己新的解答。知识是通过不断“证伪”来推陈出新的，这个过程里往往没有“权威”的立足之地。

    其次，要自律。在大学里，不会再有人每天站在你身边唠叨。看着父母远去的背影，你也许窃喜，感觉自己可以在这里放飞自我了。但是我恳请大家记住，放飞要有一定限度。因为，你的大学生活的模样，将完全取决于你的实践如何塑造它。这意味着极大的自由，却也意味着极大的责任。我们见过一些因为沉迷游戏而不得不黯然退场的同学，我们真的不希望在座的任何一位最后落得如此下场。在大学里还流传着不少段子，比如“必修课必逃，选修课选逃”。大家千万不要听信了这样的说法。这么做，将不仅会辜负辛苦备课的老师们，也会让你们自己失去很多思考和理解问题的养分。

    第三，要时刻保持好奇心和想象力。在存在“标准答案”的时代，我们的好奇心和想象力都被压抑到了很小的角落里。现在，大家是时候把它们释放出来了。这首先是实现自主的前提条件，只有重新拾回好奇心，我们才能更好地认识我们自己，明晰自己的梦想和憧憬，找到自己接下来要行走的路。不仅如此，好奇心对于我们的“完整实践”也大有裨益。在读书、思考和理解的过程中，我们时刻都需要由好奇心引领，保持开放包容的心态，规避种种预设的学科边界，顺着自己最初和最热烈的情感触动，探索我们的周遭世界和日常生活。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学会从不同的角度去切入，运用自己的想象力来让这些角度碰撞和综合，从而生发出新的视角，与别样的答案。

    公共管理的最终关切是实现公共利益、创造公共价值、建设公民美好生活。我衷心希望大家能够通过在公共管理学院的学习，逐渐领悟并践行这一关切。为此，在发言的最后，我想和大家分享我读书时一位老师在课堂上引述过的话，我们一起共勉：

    “即使在最残酷暗淡的时刻，也决不放弃改善我们自身和周围生活的希望和勇气，并耐心地等待人们身上所表现的善意温暖的光芒。犀利而不粗暴，宽容又不盲目，坚持理性，面对现实，同时又不失理想和激情，这是知识分子以及所有社会成员的伟大美德。”

    祝大家的公管时光愉快、幸福、成果丰硕！

    谢谢大家。

  • 重新思考城市：“城市研究”的概念、方法与关切

    “城市主义是一种生活方式。” 1938年，路易斯·沃斯（Louis Wirth）在做出如此论断时大概不会想到，时隔近一个世纪之后，他的声音依然飘荡在很多城市的上空，不断告诉人们要通过城市规模、城市密度和城市的异质性来把握城市带来的崭新的生活体验和社会状态。当然，在不同的语境中，人们对待城市规模和城市密度的态度迥异：有些地方在礼赞这些城市要素，另一些地方则开始摆脱它们，力图以一种降低密度和控制规模的姿态打造别样的城市景象。

    但是，无论语境和姿态如何不同，城市始终镶嵌于经济全球化进程和民族-国家政治叙事的中心环节，不仅有力地主宰着特定的经济结构，也紧密关联着不同版本的现代性想象。在诸如“全球城市”和“一线城市”这样的话语层出不穷之际，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乃至人生际遇也越来越裹挟在针对城市的话语和政策体系之中。有的人因此“逃离北上广”，有的人成为纷至沓来的“抢人大战”的目标，还有一些则瞄准了作为潜力股的“新一线城市”，在成都、杭州或合肥这样的地方开启自己的事业与生活。当将近三分之二的中国人落脚于城市之中时，我们又猛然发现曾经的“乡愁”开始变得模糊，而“回不去的故乡”成了我们新的乡愁。

    面对这一巨变的城市图景和一系列与之关联的社会变迁进程，人们对城市议题的兴趣也与日俱增。除了建筑学与城市规划，还有诸多学科涉足其中，共同为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些城市现象贡献自己的力量。比如，城市地理学的研究为我们揭示了城市空间结构的变迁过程和机制，城市社会学则深入探讨了城市化的一系列关键时刻如何嵌入又再造了绵延的社会结构和互动关系，城市政治学开始思考这样的巨变在权力关系和治理机制等方面的投影，而城市经济学延续对集聚经济的关切，跨越时空呼应着沃斯有关城市规模和密度的讨论。

    所有这些学科都有力地增进了我们对变迁中的城市空间与社会的认识，但也面临着一系列共性的问题。首先，这些学科都有着自己各自的知识背景和学科传统，它们对待城市议题的方式首先需要服从于既定的学科范式。因此，这里生成的很多针对城市现象的讨论常有一种把城市视为背景、对象或容器——而非主体和主题——的倾向。同时，不同学科脉络的讨论常有不同的侧重点，它们也许偶有交错和对话，但并不总能共同推进对多维度城市现象的共时性探讨，这让我们难以从统合的视角去把握城市变迁的多重面向。不仅如此，这些学科的很多讨论还在本体论层面缺失了一个关键的反思环节：当我们谈论“城市”时，到底在关切什么？在不少现有探索中，论者常常不假思索地接受“城市”的行政区划设定，简单地把区划边界作为城市的边界，而忽视了跨越边界的城市过程和多样的城乡关联。

    有鉴于此，我们需要更加深入地把握其他可能有助于我们理解城市和城市生活的思想与理论资源。在社会科学众多细分领域中，城市研究（Urban Studies）是一个重要的门类，其与上述各专门学科都有着紧密的联系，并在博采众长的同时又对自身的问题意识和研究路径有着清晰的界定。面对不断演化的城市现象，城市研究者也在积极探索新的理论和认识论工具，以期真正将城市本身作为研究的主题，更加深入和批判性地探询城市过程自身内蕴的脉络、谱系与逻辑。本文立足于对近年来学科演化轨迹的梳理，从城市研究的本体论、认识论和理论脉络三个维度切入，邀请读者通过如下三个问题重新思考当下的城市经验：到底何谓“城市”？我们如何才能把握多重的城市经验？城市空间变迁背后的逻辑又当如何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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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谓“城市”？城市研究的本体论反思

    城市是一个动态的时空与社会过程，而非静态的有界空间。大卫·哈维对这个观点的论证主要立足于他发展了的辩证法框架（Harvey, 1996）。在他看来，现实中的过程比其产物更为重要。在我们的观察中，任何产物都只是演进过程中的一个横截面、恒存（permanence）或者瞬间，这个过程本身是永无止息的。如果把这个产物（比如某个特定节点的城市景象）当成一个静态的、一成不变的实体，那么就会忽略绵延和变迁的过程本身，并因此与真实的城市状况和城市进程失之交臂。对此，亨利·列斐伏尔也做了非常有洞见的论述。在《城市革命》（The Urban Revolution）一书中，他区分了 city 和 urban，用前者来表征诸多专门化的学科作为对象进行论述的固定和有边界的实体（“城市聚落”），而用后者来提醒我们当下正在全球尺度上演化的城市进程（“城市社会”）。换言之，列斐伏尔所界定的“城市”（urban）是无边、弥漫和全球性的过程，是充分承载了当下具有宰制性社会关系的时空景观，也是我们理解全球和全局性变迁的最重要的切入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城市是一个纯形式（pure form），一个促成了相遇、集合和共时性的地方。这个形式没有任何特定的内容，但却是吸引力和生活的中心。它是一个抽象物，但不是形而上意义的抽象，而是一个具体的抽象——它的样子是由与之关联的社会实践加以塑造的。（Lefebvre, 2003: 118-119）

    因应列斐伏尔的这一分析视角，城市研究者不断推进在城市本体论层面所做的探索，力图更好地把握城市这个“具体的抽象”。在对巴西圣保罗一处临时性的居所开展的分析中，柯林·麦克法兰（Colin McFarlane）注意到，我们要更加关注类似这样的城市元素是如何从“日常生活之海”中逐步构建起来的。（McFarlane, 2011a）在他看来，城市在本体论的意义上可以被视为一种不断进行的“聚集”（gathering）过程——正是在收集、合成、排列和再利用的微观实践中，我们方能切实把握城市空间内蕴的过程性、关系性和生成性（becoming）。这样的分析进而邀请我们去探索如何能够从德勒兹意义上的“组合”（assemblage）视角重新理解城市。在麦克法兰的论述中，组合视角既是一种思考的路径，也清晰地表征着城市进程的内在属性，因为它在时间性的维度关联着城市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它能有助于我们理解如下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多种零碎的事物为什么以及如何累积在一起，并使特定形式的城市主义成为现实？

    透过组合视角，我们不仅能充分把握差异、多元和不平等的城市主义得以生成的具体语境、过程和机制，而且可以进一步探索城市进程中社会要素与物质元素的相互作用机制，重塑城市研究中对能动性和批判的构想方式，并为更具寰宇性的别样的城市想象奠定基础。（McFarlane, 2011b）当然，在批判城市研究的视野之下，组合视角对物的能动性的关注需要与“更广泛的整体性”（尤其是政治经济结构等“语境之语境”）衔接起来，以更好地剖析城市空间变迁过程中嵌入的社会力量及其演进动态 。在这个意义上，虽然德勒兹在针对组合的论述中主要聚焦流动性、不可预测性和物质本身内蕴的活力，但是城市研究中对组合视角的调用更为关注这些纷繁的物质对象如何能够有助于界定我们思考城市问题的语境，从而推进对这些问题的理解与解决。

    在诸多亟需理解的城市语境中，来自边缘的声音日益占据中心位置。在当下常见的解读中，城市边缘（比如城乡结合部或“城中村”）常常被视为“尚未（足够）城市化”的地方，或被贴上“脏乱差”的标签——并因此成为被整顿和改造的对象——最终目的则是促成这样的地方实现所谓“全面城市化”。但从本体论的维度来看，城市边缘的意义远不止于城市空间外扩的前沿地带这么简单，它们在形态上也许是外在于常见的城市想象的“他者”，内里却蕴含着成为城市（the city yet to come）的过程本身。

    围绕着内与外交织的辩证法，我们得以在这种边缘化的城市性中更加鲜明地窥见形塑城市空间、城市社会与城市进程的诸多力量与机制。只是，对于城市边缘的学术探讨常常被一种霸权性的学术话语所笼罩：过往的一系列文献都倾向于用植根于英美城市经验的“郊区”（suburb）来命名全球各地彼此迥异的城市边缘，而无视这些不同的边缘在本地语言中的称谓所呈现出来的丰富的历史和地理语境。（Zhao, 2020）北京的城乡结合部、珠三角城市的城中村、印尼爪哇岛的desakota、巴西的favela，以及遍布全球南方国家的所谓slums ，这些不同的词汇表征着差异化的城市经验，也在提醒我们进一步探询语言中所蕴含的城市本体论议题，而这方面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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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认识论：如何把握多重城市经验？

    认识论的主要关切是如何确认特定的知识为“真”，因此对于各个学科来说都是构建自身知识体系的重要基础。过去20年间，城市研究在认识论方面的一个重要进展是比较城市主义（comparative urbanism）的兴起。在后殖民主义等相关理论资源的启发下，城市研究开始反思既有理论图景在地理维度的缺陷——欧美中心主义，并逐步把其他地方的经验观察纳入知识体系构建的过程之中，力图借助比较研究等方式更好地把握多重城市经验。这一文献脉络摆脱了用一小撮英美城市构建起来的大量所谓“城市理论”，把目光聚焦在传统理论无暇关照、甚至在地图上隐身的“寻常城市”（ordinary cities）身上。虽然这些寻常城市汇聚了全球南方的多数城市人口，但在传统的城市知识体系中却缺乏话语权，不得不削足适履地屈从于来自纽约、伦敦、芝加哥或洛杉矶发出的“理论”声音——比如文章开头提到的沃斯。

    在发表于2002年的一篇开创性论文中，詹妮弗·鲁宾逊（Jennifer Robinson）明确为这些寻常城市发声，呼吁那些沉溺于所谓“世界城市”（world cities）或“全球城市”话语的人们拓宽视野，去直面这个充满了（寻常）城市的世界（a world of cities）。随后，她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理论框架，并在2006年出版的《寻常城市》一书中系统总结了自己的核心关切：

    我将着重关注针对城市生活的比较研究可能为构造这些别样的城市研究策略带来何种新的潜力。在这一探索过程中，真正重要的是去探寻处理不同城市之差异的有效路径，而非简单地把一些城市贴上“现代性”的标签，而把其他城市留在所谓“传统”的境地。同理，我们也不应当直接把其中一些视为更加“发达”的城市，并将它们放置在城市序列的更高等级之中。与这些惯常的思路相反，后殖民城市研究的路径要求我们勉力探索从看似迥异的城市生活和城市经验中互相学习的潜力。（Robinson, 2006: 41）

    比较城市研究的路径摆脱了线性和目的论的时间观，深入反思了这类观点背后隐藏的殖民式和新帝国式的权力关系，超越了传统-现代二元论，采用一种更加寰宇主义的视角，把不同国家、地方和城市的迥异经验放置于研究图景之中。在具体的比较研究实践中，我们一方面可以通过溯源（genetic）的方式追踪特定的城市结果是如何涌现的，又关联着其他何种现象和过程；另一方面也可以采用生成（generative）的路径，把不同案例内蕴的奇异性（singularities）纳入对话之中，通过比较来识别关联，并获得构建新的理论的契机。（Robinson, 2022）但无论采用何种策略，都需要遵循差异性、关联性和可修订性的原则，拒绝简单套用任何宣称具有“普适性”的理论。

    面对比较城市主义的挑战，那些依然秉持欧美中心主义的城市“理论”的拥趸们也开始了他们的反击。以艾伦·斯科特（Allen Scott）和迈克尔·斯托珀尔（Michael Storper）为代表的一众学者声称，“这些浮在表面的经验性的差异，不过是普适理论在不同地方的变种而已，不能简单地通过差异来反驳理论本身的正当性”。（Scott & Storper, 2015）在他们看来，城市研究应当聚焦所有城市的共性、普遍规律和内在逻辑，否则讨论将既不清晰也不合法。更具体地看，他们认为古往今来的城市发展都受到两个定律的主宰：第一，经济集聚是城市化和城市发展最根本的黏合剂；第二，集聚的空间表征是特定的城市土地联结机制（urban land nexus），以尽量同时满足所有经济参与者对邻近性的偏好和对负外部性的区位的规避。这样的观点并非孤例，在其他城市经济学家的写作中也常常得到呼应和支持，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当属爱德华·格莱泽（Edward Glaeser）所著《城市的胜利》。

    安娜亚·罗伊（Ananya Roy）在回应文章中对此做了非常精准和犀利的反驳。（Roy, 2016）她回忆起自己曾经如何力图借助上述分析视角去重新理解家乡加尔各答，最终却发现既没有办法在那里的贫民窟里面找到“集聚经济”的痕迹，也没有办法在土地产权属性并不明晰的地方去识别一个加尔各答版本的城市土地联结机制。相反，加尔各答的城市生活和城市进程密集地镶嵌在各种类型的非正规经济、就业和聚落之中。如果说城市经济学家意图维护的理论是一种“世界文学”，那么我们面临的挑战就是如何去处理真实存在的社会、经济、空间特征与宣称具有普适性的“世界文学”之间的张力。而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剖析这种视角背后存在的认识论预设：倾向于把不同地方的历史差异矮化为经验变异，同时把全球性的现象等价于所谓“普适性”。在罗伊看来，隐身于这些预设背后的是一套理论的自负，它植根于欧洲中心主义、经济学帝国主义和空间原教旨主义，认为只有特定的城市经验才能生成理论，宣称城市发展必须仰仗城市经济的增长，同时用本质主义的视角简单化理解空间现象。

    比较城市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把历史和地理差异放置在前台，去认真地理解每一个城市与地方，关心它们本地的历史和地理状况，从而借助新的观察和比较去构造别样的理论可能性。当然，关注在地状况和时空差异并不代表着对理论的拒斥，这也是城市政治经济等领域的研究者对比较城市主义的常见误解。杰米·派克（Jamie Peck）就曾评述道，有一些比较城市研究变成了“仅仅在表面发现差异的研究”，虽然促成了对既定理论的反思，却无法进一步在理论层面提出替代性方案。（Peck, 2015）尤其是，当我们面对诸多超越了国家和城市边界的进程与力量时，如何把握这些流动又彼此关联的过程和图景？但事实上，比较城市主义并没有忽视这些过程和图景。相反，这一文献脉络十分关注把具有差异性的案例放置在关联的图景里面，从而通过对一个或若干案例的剖析去揭示上述流动和关联着的城市进程。在最近的一系列讨论中，越来越多的学者逐渐意识到，要从比较研究的视角实现城市理论的重构，需要我们超越和扩容既有的城市语汇，因为常用词语常常局限着理论的表述方式和分析视角，无法满足我们从迥异的城市经验中互相学习的要求。语言由此亦构成城市研究认识论的一个分析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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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转型的政治经济分析

    在城市研究领域，政治经济批判是最有影响力的理论分析路径之一。在20世纪60至70年代，哈维和列斐伏尔等批判城市学者开始关注城市空间与资本积累之间日益密切的关联。他们分别借助资本循环和空间生产等分析框架，力图把握这一关联的内在机制与逻辑。在他们看来，城市之所以会发生剧烈的空间转型，是因为资本积累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当资本在传统工业部门遇到过度积累时，它们便不再把重心放在对特定商品的生产上，而是移向对城市空间和建成环境的生产，这就是从初始循环（primary circuit）转向辅助循环（secondary circuit）的过程。

    与这一变化相伴而生的是另外一重政治经济结构的转型：新自由主义的兴起。随着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的爆发和随后漫长的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二战后西方国家广泛实施的福利制度难以为继，不得不开始探索替代性的制度方案。之后，撒切尔夫人和里根上台，英国和美国不约而同地把市场交换的伦理信念设定为一种新的常识，认为稳固的私有产权和自由市场才能增进人类的幸福，国家只需创造和维持与之相适应的制度框架，并通过大规模私有化、减税、削减福利开支和放松管制等方式加以实践。这一新的政治经济安排也彻底改写了城市的空间和社会面貌。随着相关实践的推进，尤其是哈维称之为“城市企业主义”（Harvey, 1989）的诸种策略被广泛推行，作为外部强制力的城市间竞争不断强化，城市空间的奇观化和城市政策的投机性也逐渐蔓延开来。在各种滨水空间开发、城市更新案例以及通过公私合营（PPP）推动的城市基础设施项目中，城市逐渐通过“士绅化”等机制被打造成上述辅助循环的有效场所，居于其间的普通人则不得不忍受高涨的房价、社会的极化、居住的分隔乃至强制迁移。（Lees, et al., 2016）

    新自由主义的思维和举措随着相关国际机构不断宣扬的“最佳实践”而流转到世界各地，成为具有深远影响力的城市制度框架。但是，这种全球性现象并不能直接等同于一种普适性的分析视角，因为作为动态治理技术的新自由主义必须与其他相关的制度安排 “共栖”，这受制于各地不同的历史和地理状况，所以其遍在性是复杂和异质的。（Ong, 2006）比如，在中国过去40余年的城市巨变中，城市空间转型的政治经济机制可以理解为一种国家主导的、基于土地的和城市导向的资本积累过程，国家始终在扮演关键性的角色，并保持着一种中心性的位置，这与上述英美城市经验截然不同。当然，这种总体性的差异并不妨碍特定的城市企业主义元素在我们周遭落地。在城市之间针对资源、资本的零和博弈中，在不断升级和奇观化的城市建成环境里，在走向临时化和碎片化的经济与产业结构中，我们都能识别出相应的政治经济安排的影子。

    城市政治经济分析并不总是宏大叙事，我们同样可以借助其透视城市变迁与转型的微观案例。比如，位于城市边缘地带的各种各样的村落在过去十数年间快速消失，让位于不断涌现的新的城市形态——高密度住宅区、商业综合体、轨道交通等基础设施等。如果我们深入这些村落内部，去了解正在发生的社会-空间巨变的细节，就会意识到这些村民不能被简单地贴上“拆二代”或“钉子户”的标签，也不能被简化为一夜暴富的城市化大赢家。他们自然有着自己的关切、诉求和地方感，但是在城市到来的时刻，他们也确实没有别的选择。如果我们把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与宏大的城市化进程对照起来看，会发现通过政府提出的安置方案融入城市生活方式是他们唯一的出路。在这个意义上，城市主义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且是他们唯一的生活方式，沃斯的话只对了一半。这样的局面镶嵌在了以上讨论的国家主导的、基于土地和城市导向的政治经济结构之中，因此可以构成我们进一步思考的起点：比起生活方式，“城市主义”是否更应当被视为一种特定类型的国家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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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语

    城市研究的本体论设定、认识论框架和理论路径都是多元和充满辩论的领域，但这些纷繁的声音在共同提醒着我们：城市议题自身总是充满了复杂性，不能简单地遵从同一个理论、同样的原理或同一种声音。当我们再度审视类似“何谓城市”这样的问题时，不妨尝试与列斐伏尔或麦克法兰的视角做进一步对话：如果我们把城市视作一种动态变迁过程中的“具体的抽象物”，如果我们采用了组合的分析路径，是否以及如何能够更好地界定和理解我们所关注的城市进程？在这样的尝试中，我们还需要牢记比较城市主义的提醒，把目光更多地投向本地和历史的境况，而非来自特定城市的特定理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握在迥异的城市生活和城市经验中互相学习的潜力，一方面发出“寻常城市”的声音，另一方面拓展城市研究的可能性。与此同时，我们的研究还必须密切关注城市变迁内蕴的不平衡的权力关系和利益格局，充分注视其中牵连着的普通人及其日常生活，思考对于他们来说更为合理和公平的城市进程会是什么样子，又能如何得到推进。对城市变迁之逻辑的理解，和对城市公平与正义的追寻，都应当是城市研究的题中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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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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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fP RGS-IBG 2023: Comparative moments in urban research: Building methodology from now and here

    Below is a call for papers for the RGS-IBG Annual Conference in London, August 29th – September 1st, 2023. We look forward to hearing from you if you’d be interested in engaging with discussions on this topic!

    Comparative moments in urban research: Building methodology from now and here

    Organisers: Julie Ren (University of Zurich) and Yimin Zhao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 University of Zurich)

    Ongoing debates on comparative urbanism have continued to grapple with the multiplicity of both experiences and conceptualisations (Robinson, 2022; Roy, 2016; cf. Rudolph and Storper, 2023). For the sake of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there is a necessity to move beyond “case-study singularity” (Peck, 2015) or reductive exceptionalism (Ren, 2021). Recognising the individual character of the urban while also embracing a dialogical theory-culture, requires better specifying the now and here when we are engaging with the project of “thinking cities through elsewhere.” Instead of seeing our field sites as spatial containers for social research, we explore the possibility of taking these sites as “moments” that are shaped by flows, processes, things and encounters at global, local and bodily levels (Appadurai, 1988; Gupta and Ferguson, 1997; Haraway, 1991; Massey, 2005; Smith and Katz, 1993; Zhao, 2017). To what extent can such moments reshape the way scholars approach comparative urban research?

    For instance, research conducted in languages different than the language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evoke questions about the nature of flows and encounters as it pertains to translation. The stability of language connected to place offers a vantage point from which to ask whether research is translatable to each other (Apter 2013; Jazeel 2019; Zhao 2020). Whether or not this is immediately the case, is it possible to pave the way for such translations, to encourage linguistic hospitalities or to learn from translation “failures” to better frame a now and here that would be open to dialogue? Indeed, more explicitly considering the significance of positionality, partial perspectives and situated knowledges may prove indispensable for analyses of both now and here and elsewhere, at the heart of a more global urban studies.

    Following Jenny Robinson’s (2022: 6) call for “building methodology from the spatiality of the urban,” we invite theoretical, methodological and empirical reflections on comparative moments in urban research. We seek papers that offer approaches researching different places, especially approaches that work with the translation of “theory built elsewhere” (Bhan, 2019: 641) and that participate in generative naming processes of “other” urban spatialities (Zhao 2020). How do researchers grapple with perennial issues of context, history and language anew? How shall we further interrogate the grounds for site selection as it pertains to both places and the revisability of concepts? How might these justifications in turn shed new light on the issue of translatability and commensurability?

    If you are interested to engage with these questions, please send abstracts (max. 250 words) with name, email, affiliation by 1 March 2023 to both Julie Ren (julie.ren@uzh.ch) and Yimin Zhao (yimin.zhao@geo.uzh.ch).

    References

    Appadurai, A. (1988). “Introduction: Place and Voice in Anthropological Theory.” Cultural Anthropology 3(1): 16–20.

    Apter, E. (2013). Against World Literature: On the Politics of Untranslatability.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Bhan, G. (2019). Notes on a Southern urban practice. Environment and Urbanization, 31(2), 639-654.

    Gupta, A., & Ferguson, J. (Eds.). (1997). Anthropological locations: Boundaries and grounds of a field scienc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Haraway, D. (1991). Situated Knowledges: 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 and the privilege of partial perspective. In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pp. 183-201). New York: Routledge.

    Jazeel, T. (2019). Singularity. A manifesto for incomparable geographies. Singapore Journal of Tropical Geography, 40(1), 5-21.

    Massey, D. (2005). For space. London: Sage.

    Peck, J. (2015). Cities beyond compare? Regional Studies, 49(1), 160-182.

    Randolph, G. F., & Storper, M. (2023). Is urbanisation in the Global South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Comparative global urban analysis for the 21st century. Urban Studies, 60(1), 3–25.

    Ren, J. (2021). Exceptionalism and theorizing spatial inequality: Segregation research on cities in China. Journal of Urban Affairs, 1-13.

    Robinson, J. (2022). Comparative urbanism: Tactics for global urban studies. Oxford: Wiley.

    Roy, A. (2016). Who’s afraid of postcolonial theo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40(1), 200-209.

    Smith, N., & Katz, C. (1993). Grounding metaphor: Towards a spatialized politics. In M. Keith & S. Pile (Eds.), Place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pp. 66-81).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Zhao, Y. (2017). Space as method: Field sites and encounters in Beijing’s green belts. City, 21(2), 190-206.

    Zhao, Y. (2020). Jiehebu or suburb? Towards a translational turn in urban studies. Cambridge Journal of Regions, Economy and Society, 13(3), 527-542.

  • 与公园相遇？我们如何在公共空间中体认差异

    与公园相遇？我们如何在公共空间中体认差异

    按：2022年4至5月，泰康空间举办了以“空间：具身性与公共性”为主题的三场论坛，围绕具身性的存在与公共性的渴望两条线索，邀请参与者从建筑、社会、艺术等角度来分享各自对房间、疾病和广场等空间形态的多维度思考。本文根据作者于第三场论坛上的发言记录整理而成。

    空间性：重思“公共空间”

    社会科学研究经常会把公共空间和公共领域做等价替换，以下几个词常常交替出现：比如 “public realm”、“public sphere”，以及 “public space”。阿伦特在《人的境况》里提醒道：当我们讨论广场（agora），以一种公共性的切入点去思考广场问题的时候，我们真正关切的并不是广场自身这种物质空间的表征，而是在它之上承载着的那些人类的集体行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的过程。换句话说，让广场得以成为广场的，是寄居于其间的那种政治的呈现。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去把广场的印象本身视作是公共空间，可能在逻辑上就会有一种断裂。

    哈贝马斯讨论公共领域常用的是“public sphere”。他关心的重点是我们如何能够让一群持有不同意见的人，通过理性的辩论达成共识。所以在这样的公共领域的论述之中，居于中心地位的，不是某个特定的场所或者空间的物质形态，而是这个交流和达成共识的过程。居于公共领域中心性的是交流，这是他最重要的一个提醒。所以在他关于这些交流的中心性、关于理性辩论的写作里边，咖啡馆就成了一个很重要的意象，因为咖啡馆表征着的就是持有不同观点的人们，在里边闲聊的地方——这就是能够观察到理性辩论的最直观的场所。

    Café in Paris. Source: http://www.gafei.com

    在地理学家Kurt Iveson看来，在这些常见的关于公共空间的讨论中，我们的进入路径是一种地形化的、地形学的（topographical）视角：当我们讨论到公共空间的时候，脑海中立刻冒出来的那些像街道、广场、公园这样的意象，它们像一个个静态的容器，我们通过去观察、剖析这样的容器，来考察在这个容器里面所发生的行动，以及通过这样的行动所生成、所塑造的各种行动者。

    但Iveson提醒我们，地形学的视角容易把公共空间之公共性的三个维度混淆在一起：即我们讨论的是行动得以可能空间的语境，还是行动本身，还是行动者自身的主体性？这是地形学的视角可能会有的一个短板，因此他建议我们尝试使用一个更加过程性的视角来把握公共空间的可能性。

    如果我们接续阿伦特的对公共领域的界定，把政治呈现视作是公共领域的公共性的本质，那我们就需要在一个过程性的分析框架里边去关注政治呈现空间的过程，关注在这样的政治呈现的过程背后，所凝结着的各种各样物质的结构，所纠缠着的各种各样的多重位置本身。比如说阿伦特自己在讨论希腊人出征海外的时候，她提了一句话叫：“Wherever you go, you will be a polis”（不管你去哪里，你们这群人就成了一个城邦）。这就是这种政治呈现的一个空间过程。他们的城邦不需要非得跟雅典的广场建立起物质、物理意义上的关系，它是一个过程性的存在。

    在更深入地探讨这样政治呈现的空间过程的时候，还有必要再增加一个差异化的维度。当我们去关注政治呈现背后的各种物质结构和多重的位置，当我们不断探索这种多重性和它们的交缠交织，归根结底是因为它们引申着、关联着各种各样的差异。当我们在公共空间进行观察、讨论，我们其实首先能够感知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不同的行动主体之间的差异。而公共空间的动态变迁，之所以让人觉得它很有活力，正在于它很多时候能够让不同主体之间的差异得到磋商和共存，能够让不同主体之间的差异在这里边形成对话的可能。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我们就需要在公共领域的空间性的讨论中，摆脱地形学的限制，更加关注过程、关注差异。法国哲学家让-吕克·南希曾经说过：“我们”这个概念，其实就是在不同的主体跟陌生人在公共空间里边相遇、与他们共存的时候才可能出现的一个概念。“我们”这个概念得以出现有两个前提，一个前提是发现了差异——别人跟我不一样，另外一个前提是体认这种差异是可以共存的，这样才会从“我”变成“我们”。

    所以在他的这种分析进路里边，“我们”这个词应该被视为一种发生学的概念（happening），这种发生学的本质是对他者的包容，是让各种各样的异质主体、异质元素聚拢在一起。所以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接受他的这个观点的话，可以说公共空间是让“我们”这个概念得以成立、让社会得以成立的前提。只有在公共空间里边，这些差异才能进行磋商，“我们”才能形成。

    与南希的这种对“我们”、对主体性的界定形成呼应的，是列斐伏尔对城市的界定。列斐伏尔在《城市革命》里面做了一个很著名的区分：“the city” 和 “the urban” 这两个词是不同的。“city” 是我们惯常理解的那种像空间容器一般存在的那种东西，它是有界的实体，是城市规划师、建筑师、城市设计者们每天工作的对象。但 “the urban” 不一样，它是一个不断变化着的过程。因为它的这种变动不居的特点，在列斐伏尔非常理论化和浪漫的笔触里边，他最终把城市 “the urban” 视作了一个纯的形式。

    这样的纯的形式里边，并不包含任何特定的内容，但却同时包含了所有内容。因为它促成了相遇，促成了集合，促成了共时性。在这样的相遇、集合和共时性的可能性不断得到放大时，它便构成了我们所有人日常生活中的新领域的中心，所以 “the urban” 是一个抽象（abstraction），但它又是一个具体的抽象（concrete abstraction），因为它的形式具体在每一个历史的瞬间以什么样的方式展现出来，取决于在那个历史瞬间生活着的人们彼此是如何互动的。他们的行为、他们的互动，造就了每一个历史瞬间城市的外在表现。

    日常性：北京的城乡结合部

    我们可以在北京找到很好的例子。最近这几年，北京给人一种特别不欢迎人的感觉，但在上一次奥运会前的那些年则与之相反。当北京的大街小巷都在唱遍那首《北京欢迎你》的时候，它所体现的就是一种会在促成相遇、集合和共时性方面发挥很重要效力的这种纯形式的形态。《北京欢迎你》这样的语调，当它变成一种共识的时候，它就真的会让北京变成一个具有包容性的、社会性的地方，能够吸引来自外国、来自外地的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异质性的主体在这里相遇，遵循着他们各自不同的日常生活的节律，同时又按照自己在新的空间、新的时间里面相遇的需求，去改变和调和他们彼此的差异。

    如果我们再进一步的去细化，对这种持有开放和包容心态的北京做分析的话，城乡结合部是一个比老城区更合适的切入点。因为那些聚拢在北京的异质的主体，他们大部分人落脚的地方往往在结合部，而不是在中心地带。

    北京的城乡结合部，其实是一个历史的产物。上世纪50年代，北京的规划师开始去构想自己现代意义上的第一版总体规划，这版规划当时深受苏联规划理念的影响。苏联的规划师带来了例如组团式的城市布局形态：我们的城市一方面要足够得大，但是又不能太大，在这种有限的空间格局里面，又需要去安排特定的用来承载工业企业生产的场所和位置。所以北京当时就划定了北到清河，南到大红门，东到定福庄，西到石景山这样一个城市空间的范畴。

    在城市中心地区之外，比如清河、酒仙桥、定福庄、南苑、丰台、石景山等地，是当时规划的工业组团。工业组团自然会产生污染，所以就会在市中心地区和工业组团之间规划一个绿化隔离带，也就是图上看到的绿色板块。在1950到1970年代这一时期，绿化隔离带基本上并没有变成真正的绿化隔离带应有的样子（比如伦敦，或者莫斯科郊外的那种场景）。我们的绿化隔离带只是画在了图纸上，现实之中依然是农民在种他们的庄稼，只是我们可能要求在这些绿化隔离带里面的农民尽可能多地去种蔬菜，从而供给城市的需求。这是绿化隔离带在计划经济时代真实的样子——图纸上是绿的，但现实之中是菜地。

    但是1980年代之后，随着各种各样的人口管控政策的放宽，大量的外来人口涌向了包括北京在内的各大城市。当这些人涌到北京的时候，他们很快就会发现，自己真正能够便利地、以很低的成本落脚的地方，往往就是在城市乡村之间的这个结合部地带，也就是那张地图中的绿化隔离带地区。因为那里原来的传统农村区域都没有被改变，农民们自己的房子和宅基地都还在，所以他们很容易地就能够从农民手里租到房子。并且绿化隔离带很多涉及到的村庄里其实曾经也安排了大大小小的国有企业，其中一些经营不善，逐渐也开始把厂房转租出去。

    所以在上世纪80到90年代，这些村子就出现了所谓的人口倒挂的现象——本地人与外来人口的比例达到了1：10，这是在北京的城乡结合部的村子里边经常看到的现象。在这个转化的空间形态里边，城乡结合部因为非常容易进入以及相对比较松散的管控的特征，变成了一个让各种各样的多元的异质的主体能够聚拢在一起的一个空间。可以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城乡结合部在80年代之后慢慢变成了一种特定性质的公共空间。

    因为大量的人口涌入以及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供给不足，很多城乡结合部的建成环境确实开始变得污浊不堪，于是我们耳熟能详的那种污名化的标签——“脏乱差”——就贴到了这么一个个村子上。它立刻给政府的介入提供了一种话语的前提和基础，于是各种各样的现代主义的城市规划的话语就会被调用，这些村子就会被拆迁，然后代之以各种各样的新的建成环境。不管是高密度的公寓楼房，还是低密度的别墅小区，曾经作为公共空间，屹立在这片土地上的那些聚落，那些城乡结合部的村落，消失了。

    正是在这样的空间的污名化的过程里面，在这样的政策的大规模的推进的过程之中，公共空间在城乡结合部变成了一种不可能的存在。项飙和张鹂都关注过的浙江村的拆迁，是一个非常著名的瞬间。张鹂在她的《城市里的陌生人》一开篇就跟大家勾勒了一个曾经承载了无限的繁荣的私有经济和生机勃勃的外地人社区，是如何一夜之间被推平、变成遍地狼藉的。再比如在2017、2018年的时候，在北京的疏解整治促提升的政策框架里面，我们同样看到了特定的人群，因为特定的机缘，一夜之间流离失所。

    城中村拆迁，来源：赵益民摄，2015年7月

    政治性：在公园中相遇？

    当我们面对拆迁的故事唏嘘不已的时候，最近这几年同步还会观察到别的一些故事在北京的城乡结合部里发生——各种各样的公园，像雨后春笋一般的崛起了。北京但凡被冠以郊野公园、森林公园或湿地公园的这些地方，基本上都是过去十年间建立起来，或者完善成为公园的形态，比如东小口森林公园、孙河郊野公园、黑桥公园、温榆河公园等。当大家在这样的公园里去跑步或野餐时，我想肯定会油然而生一种感情——一种对新兴的公园和绿色公共空间的欣喜之情，觉得北京这座城市的治理似乎越来越向好，能够给自己的日常生活增添更多亮丽的色彩。

    温榆河公园，来源：赵益民摄，2022年4月

    某种意义上，你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公共空间的形态，它让人们的相聚变得可能。但是我想追问的一点是，是什么样的人在这里的相聚变得可能？大概是像在座的、能够参与今天讲座的各位，或者是收入很稳定、每周有固定的双休、不用担心被裁员、不用担心朝不保夕——这样的人，这样的主体，才可能会有闲情逸致去这样的公园里享受生活。刚才在2017年的那些流离失所的主体，他们大概率不会出现在这里。

    而且更重要的是，在这些公园的背后，其实是一种叫“留白增绿”的政策指引。“增绿”我们都知道是什么意思，那什么是“留白”呢，就是刚刚拆迁的那个过程。“留白增绿”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当我们欣喜地发现越来越多的绿色空间出现的时候，其实意味着曾经作为公共空间，让不同的主体能够共存、能够相遇的那些城乡结合部的村落的消失。这种新的公共空间的可能性，是以那样的公共空间的不可能性为前提的。这就是公共空间的政治性。

    如果说公共空间作为一个概念，它的起点是要去不断地审视差异与相遇的可能性，那我的分享是想提醒大家去再多走一步，更好的去把握住公共空间背后，让它同时变得可能以及不可能的东西。公共空间的空间性到底是什么，它的日常性是如何体现在人们日常的交错、相遇和共时性之中，以及最终它的政治性如何在不断被塑造和重塑。这些问题都很重要，我们如果要更好、更全面地审视公共空间的话，就需要抓住类似这样的反思维度。

  • 城市政治的基础设施

    漫长的三月终于要结束了。这一整个月我几乎没有时间做任何别的事情，所有精力都用在了一门新课的备课和授课上。这门课本身不是新开的课，但是之前讲的话题已经重复了几遍，讲起来已经没有太多兴趣和激情，于是我今年（突发奇想地）完全改变了授课的结构和话题，开始聚焦一些我自己新近开始感兴趣的方向——虽然有趣，但也造就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忙碌。

    这门课的名字叫 Urban governance: Global and comparative reflections. 从这个标题大概可以看出两个要点：首先，课程内容需要和城市治理问题挂钩（这一点不是我自己的决定……）；其次，我想让这门讨论城市治理问题的课更多一些全球的视角、比较的方法和批判的内涵（在这一点上我大概还有一些发言权）。

    遵循这两个要点，我在今年的授课中将视角转向了基础设施的政治这一问题，尝试着从这个角度出发，与有关政治物质性（political materiality）、事物的治理（the government of things）等方面的文献进行对话，并在此基础上回到城市政治讨论的终极关切——社会与空间正义问题上。

    课上具体讨论的问题包括（但不限于）：我们如何通过重构城市研究的“理论地理”，并由此在认识论层面重新理解“城市治理”一词的内涵？我们如何能在讨论中部署比较城市主义的分析框架，并在面向中国/来自中国的讨论和反思中为此框架做出进一步的贡献？我们如何能与城市研究文献中有关事物的治理和（不）正义的城市化的论述脉络展开新的对话？尤其是，基础设施能如何为我们关于城市政治和城市治理的讨论提供新的视角？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将本课程分为两个部分：在第一讲介绍讨论主题和分析框架之后，第 2至 4 讲着重阐述和评估“事物的治理”问题，重点关注城市基础设施、物质性的政治和城市生态的政治学等议题。在此基础上，第5至6讲将重点转移到了“（不）正义的城市化”，通过与城市权利、政治街道、“人作为基础设施”以及社区治理术等文献进行对话，将有关“事物的治理”的讨论重新放回到城市政治与正义的脉络之中。课程还包括了和期末研讨两个环节，以期促进更进一步的讨论和分享。

    下面附上各讲的主题和阅读文献列表，供大家参考，同时也非常欢迎提出建议帮助我进一步修改和完善！

    Lecture 1: Introduction – Dislocating urban governance

    Key readings:

    Lindell, I. (2008). The multiple sites of urban governance: insights from an African city. Urban Studies, 45(9), 1879-1901.

    McCann, E. (2017). Governing urbanism: Urban governance studies 1.0, 2.0 and beyond. Urban Studies, 54(2), 312-326.

    Wu, F., & Zhang, F. (2022). Rethinking China’s urban governance: The role of the state in neighbourhoods, cities and regions.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DOI: 10.1177/03091325211062171.

    Recommended readings:

    Lake, R. W. (2017). Big Data, urban governance, and the ontological politics of hyperindividualism. Big Data & Society, 4(1), 2053951716682537.

    Lemke, T. (2012). Foucault, governmentality, and critique.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Jessop, B. (1995). The regulation approach, governance and post-Fordism: alternative perspectives on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Economy and Society, 24(3), 307-333.

    Robinson, J. (2016). Thinking cities through elsewhere: Comparative tactics for a more global urban studies.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40(1), 3-29.

    Swyngedouw, E. (2005). “Governance innovation and the citizen: the Janus face of governance-beyond-the-state.” Urban Studies, 42(11), 1991-2006.

    Lecture 2: The material politics of urban infrastructures

    Key readings:

    Larkin, B. (2013). The politics and poetics of infrastructure.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42, 327-343.

    Lieto, L. (2017). How material objects become urban things?. City, 21(5), 568-579.

    Recommended readings:

    Anand, N., Gupta, A., & Appel, H. (Eds.). (2018). The promise of infrastructure.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Read the Introduction and Chapters 1, 2, 6)

    Furlong, K. (2021). Geographies of infrastructure III: Infrastruc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DOI: 10.1177/03091325211033652.

    Lemke, T. (2021). The government of things: Foucault and the new materialisms. New York: NYU Press. (Read the Introduction)

    McFarlane, C., & Rutherford, J. (2008). Political infrastructures: Governing and experiencing the fabric of the c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32(2), 363-374.

    Silver, J. (2014). Incremental infrastructures: Material improvisation and social collaboration across post-colonial Accra. Urban Geography, 35(6), 788-804.

    Star, S. L. (1999). The ethnography of infrastructure.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43(3), 377-391.

    Lecture 3: Political materialities – Water, electricity, road and waste

    Key readings:

    Anand, N. (2015). Leaky states: Water audits, ignorance, and the politics of infrastructure. Public Culture, 27(2), 305-330.

    Chu, J. Y. (2014). When infrastructures attack: The workings of disrepair in China. American Ethnologist, 41(2), 351-367.

    Fredericks, R. (2014). Vital infrastructures of trash in Dakar. Comparative Studies of South Asia, Africa and the Middle East, 34(3), 532-548.

    Knox, H. (2017). Affective infrastructures and the political imagination. Public Culture, 29(2), 363-384.

    Pilo’, F. (2017). A socio‐technical perspective to the right to the city: Regularizing electricity access in Rio de Janeiro’s Favela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41(3), 396-413.

    Recommended readings:

    Amin, A. (2014). Lively infrastructure.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31(7-8), 137-161.

    Fredericks, R. (2018). Garbarge Citizenship: Vital Infrastructures of Labor in Dakar, Senegal.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Graham, S., & McFarlane, C. (Eds.). (2014). Infrastructural lives: Urban infrastructure in context.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Read the Introduction)

    Gupta, A. (2015). An anthropology of electricity from the global south. Cultural Anthropology, 30(4), 555-568.

    Harvey, P., & Knox, H. (2015). Roads: An anthropology of infrastructure and expertis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Knowles, C. (2017). Untangling translocal urban textures of trash: plastics and plasticity in Addis Ababa. Social Anthropology, 25(3), 288-300.

    McFarlane, C., Silver, J., & Truelove, Y. (2017). Cities within cities: intra-urban comparison of infrastructure in Mumbai, Delhi and Cape Town. Urban Geography, 38(9), 1393-1417.

    Truelove, Y., & Ruszczyk, H. A. (2022). Bodies as urban infrastructure: Gender, intimate infrastructures and slow infrastructural violence. Political geography, 92, 102492.

    Zhao, Y. (2020). Folding Beijing in Houchangcun Road, or, the topology of power density. Urban Geography, 41(10), 1247-1259.

    Lecture 4: Urban Political Ecology

    Key readings:

    Gandy, M. (2021). Urban political ecology: A critical reconfiguration.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DOI: 10.1177/03091325211040553.

    Heynen, N., Kaika, M., & Swyngedouw, E. (Eds.). (2006). In the nature of cities: Urban political ecology and the politics of urban metabolis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Read Chapters 1, 2 and 4)

    Swyngedouw, E. (2006). Circulations and metabolisms: (hybrid) natures and (cyborg) cities. Science as Culture, 15(2), 105-121.

    Recommended readings:

    Braun, B., & Castree, N. (1998). Remaking reality: Nature at the Milleniu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Read Chapters 1 and 2)

    Doshi, S. (2019). Greening displacements, displacing green: Environmental subjectivity, slum clearance, and the embodied political ecologies of dispossession in Mumbai.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43(1), 112-132.

    Escobar, A. (1999). After nature: Steps to an antiessentialist political ecology. Current Anthropology, 40(1), 1-30.

    Gibas, P., & Boumová, I. (2020). The urbanization of nature in a (post) socialist metropolis: An urban political ecology of allotment garden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44(1), 18-37.

    Nelson, S. H., & Bigger, P. (2021). Infrastructural nature.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DOI: 10.1177/0309132521993916.

    Tzaninis, Y., Mandler, T., Kaika, M., & Keil, R. (2021). Moving urban political ecology beyond the ‘urbanization of nature’.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45(2), 229-252.

    Lecture 5: Social justice and urban citizenship

    Key readings:

    Group 1: The right to the city

    Harvey, D. (2008). The right to the city. New Left Review(53), 23-40.

    Lefebvre, H. (1996). Writings on cities. Oxford: Blackwell. (Ch.14, pp.147-159)

    Marcuse, P. (2009). From critical urban theory to the right to the city. City, 13(2-3), 185-197.

    Group 2: The political street

    Bayat, A. (2012). Politics in the city-inside-out. City & Society, 24(2), 110-128.

    Holston, J. (2009). Insurgent citizenship in an era of global urban peripheries. City & Society, 21(2), 245-267.

    Simone, A. (2004). People as infrastructure: Intersecting fragments in Johannesburg. Public Culture, 16(3), 407-429.

    Recommended readings:

    Anjaria, J. S. (2009). Guardians of the Bourgeois City: Citizenship, Public Space, and Middle–Class Activism in Mumbai. City & Community, 8(4), 391-406.

    Appadurai, A., & Holston, J. (1996). Cities and citizenship. Public Culture, 8(2), 187-204.

    Butcher, S. (2021). Differentiated citizenship: The everyday politics of the urban poor in Kathmandu, Nepa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45(6), 948-963

    Chatterjee, P. (2004). The politics of the governed: Reflections on popular politics in most of the worl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Read Chapters 2 and 3)

    Fainstein, S. S. (2010). The just cit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Gillespie, J., & Nguyen, Q. H. (2019). Between authoritarian governance and urban citizenship: Tree-felling protests in Hanoi. Urban Studies, 56(5), 977-991.

    Holston, J. (2008). Insurgent citizenship: Disjunctions of Democracy and Modernity in Brazil.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Lemanski, C. (2020). Infrastructural citizenship: The everyday citizenships of adapting and/or destroying public infrastructure in Cape Town, South Africa.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45(3), 589-605.

    McElroy, E. (2020). Digital nomads in siliconising Cluj: Material and allegorical double dispossession. Urban Studies, 57(15), 3078-3094.

    Lecture 6: Urban neighbourhoods and governmentality

    Key readings:

    Foucault, M. (2000). “Governmentality.” In C. Gordon (Ed.), The Essential Works of Foucault 1954-1984 Vol III: Power (pp. 201-222). London: Penguin Books.

    Tomba, L. (2014). The government next door: Neighborhood Politics in Urban China.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Vanolo, A. (2014). Smartmentality: The smart city as disciplinary strategy. Urban Studies, 51(5), 883-898.

    Recommended readings:

    Evans, H. (2020). Beijing from Below: Stories of Marginal Lives in the Capital’s Center.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Huang, G., Xue, D., & Wang, Y. (2019). Governmentality and spatial strategies: Towards formalization of street vendors in Guangzhou,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43(3), 442-459.

    Leszczynski, A. (2016). Speculative futures: Cities, data, and governance beyond smart urbanism.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Economy and Space, 48(9), 1691-1708.

    Rose, N. (1999). Powers of freedom: Reframing political thou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ead Introduction & Chapters 1 and 5).

    Wan, X. (2015). Governmentalities in everyday practices: The dynamic of urban neighbourhood governance in China. Urban Studies, 53(11), 2330-2346.

    Lecture 7: Field trip

    Lecture 8: Concluding worksh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