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伦敦住了这么久，每次我想吃烤肉的时候，都会去东边的 Aldgate（印巴人聚居区，拥有英国最大的清真寺）。那儿有两家店，烤肉做得都很不错，但风格迥异。 其中一家是个叫“老地方”的中国餐馆，主打东北菜，小鸡炖蘑菇曾经做得很地道。每次去，我都会不由自主地点上几个羊肉串儿，再叫一瓶青岛，仿佛还能重温一点当年在北京“撸串”的幸福时光。有一阵子他们突然停止了烤串生意，理由很搞笑，说是在英国找不到合适的木炭了。 这家餐馆的英文名是 My Old Place。 翻译很巧妙，每次我都会用这个名字引诱办公室的各国同学去吃加了很多辣椒的东北菜。我会着重跟他们强调：咱去 My old place 吃点中国菜吧！然后他们就莫名其妙地看着我点上诸如麻辣鸭舌的菜，再把一整盘菜和辣椒全部狼吞虎咽掉。 另外一家把我迷得神魂颠倒的吃肉的地儿，叫拉合尔烤肉坊 （Lahore Kebab House）。拉合尔就是著名电影《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里的那个地方，巴基斯坦第二大城市，玄奘曾在7世纪初到访过。 一开始，我并不知道这家店，也并不想知道 Aldgate 地区其他任何餐馆。我初来乍到，本能地保持着对陌生人和陌生空间的提防，同时，中国留学生之中还流行着种种传言，如印巴餐馆卫生状况糟糕。诸如此类的话语，都退却了我的好奇心。 当我那关系很好又在土耳其呆过很久的意大利哥们提议，去这家店考察一下巴基斯坦烤肉的时候，我内心是拒绝的。但在他们连拉带拽之下，我终于还是硬着头皮走了进去，看着满屋子嘈杂的人群，恐慌。我坐定之后发现，屋子里坐的一多半都是白人，不过老板和服务员确实还是南亚人的面孔。打开菜单，照例是看不懂的，于是就照猫画虎，跟那个意大利哥们点了个一样的菜。 我记得那是一道咖喱烤羊肉，放在一个直径比饭盒稍大的铁锅里，服务员上菜就是把一个个这样的铁锅端到我们面前，然后提醒我们小心别烫着。里面肉很多，浸在咖喱汁里，差不多占满了整半锅，而且毫不含糊，见不到中餐里常见的那些伎俩：没有土豆、没有胡萝卜、没有豆芽，真的全都是肉。肉食动物如我见到这样的场景立刻就按捺不住，更不用提锅里飘出来的香气有多诱人，于是就着旁边的馕（编按：中西亚地区常见的面饼），狼吞虎咽起来。 经此一役，我便时不时地喊上同学们去“拉合尔”饕餮一番。巴基斯坦人多信仰伊斯兰教，所以餐馆不卖酒——但不禁止喝酒。于是每次我们过去的时候，都会先在旁边的小店里买上些 cider，买上些 ale，口味重的同学就买 guinness，然后浩浩荡荡拎进去，实现酒和肉的完美融合。一番酒足饭饱之后，如果恰好遇到英超联赛，我们就围坐在电视机边，听德国、巴西和意大利人调侃英国同学——和他支持的球队。   Kebab 打开的社会历史视野 久而久之，我想吃肉的时候反而有些举棋不定了：到底是老地方的烤串呢，还是拉合尔的 kebab？本来，在我还只迷恋前者的时候，总觉得那里才是自己的主场。因为语言熟悉、菜单熟悉，我不仅重新找回了空间上的归属感，还能在饭桌上决断一群人的口腹之欲如何得以实现。 但我对拉合尔的好感也随着去的次数而直线上升：那儿的肉不仅好吃，而且便宜——那半锅才只卖七八块钱。更关键的是——去得越来越多，我对菜单也越来越熟悉，以至于到后来，我真的说不清老地方和拉合尔到底哪个才是我的“老地方”。 Aldgate 在我心中的定义也因此改变了。在我还只愿意吃中餐的时候，时常会对满街的南亚移民心生恐慌：我不知道（也不愿意知道）他们为什么来伦敦，在这里做什么，又如何维持生计。 但是跟拉合尔熟悉起来之后，我慢慢明白他们落脚英国的殖民起源：在两次世界大战前后，先是大量南亚次大陆的专业人士（比如医生、教师等）开始移入，然后是更多的普通人随着解殖浪潮涌向伦敦。战后的英国劳动力严重匮乏，正是这些南亚移民在各个领域填补了社会的需求。 我也明白了，他们可以在这里扎根，可以把自己的过去和未来、故土和当下齐整地拼接。据不完全统计，现在在英国有超过150万南亚移民，其中约三分之一生活在伦敦。这些移民不仅能过好自己的生活，还能继续做出好吃的烤肉，也许比在他们自己家乡的更好吃。 比如 Chicken Tikka Masala，一道被英国人奉为经典的印度菜（有人甚至宣称这才应被称为英国国菜），据说就起源于格拉斯哥的南亚移民社区，而非来自印度本土。   南亚移民比较危险？ 只是很可惜，在伦敦的很多中国人，却依然无视或蔑视这样的地方、这样的人群，而不以为耻。就像当初的我一样，很多人只看到街上四五个南亚孩子跟着妈妈慢慢行走，只看见伦敦人选出了一个巴基斯坦穆斯林做市长，便立刻武断地下判决：什么白左圣母，什么伦敦斯坦，什么绿教蔓延…… 如果真跟他们辩论，很多新的说辞又会冒出来。如这次国航事件一样，很多人会拿犯罪率的地理分布说事，说越是移民聚居区犯罪率越高。但他们却对事实不管不顾。殊不知，根据数据，伦敦犯罪率最高的地方，恰恰是定居移民最少的市中心地带：西敏市（City of Westminster）。 即便是面对数据地图，还有人会继续辩称，犯罪主体的身份并不明确，也会辩称在郊区（移民聚居区）同样有几个街区犯罪率较高。 但他们不能不面对的事实是：东部高犯罪率的地方，同时也是公共开支最匮乏的地方，是社会福利缺失最严重的地方，而不只是移民人口最密集的地方。相关性和因果性的界限，真的模糊到可以如此轻易地跨越吗？更进一步追问：犯罪的社会和政治经济根源，为何就这么轻易地被种族话语掩盖？ 种族歧视的路径还可以延伸下去。除了攻击移民的犯罪问题，还有人会把他们的宗教信仰也囊括进来，在宗教信仰和恐怖袭击之间，嫁接上一劳永逸的关联。在他们看来，上个月在大英博物馆旁边发生的持刀伤人案还不够严重，没法支撑他们的观点，于是2005年7月7日那一系列爆炸案又被提起。   作为“世界城市”的伦敦 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这些国人都忽视了时任伦敦市长 Ken Livingstone 在袭击发生后的一席话：…